一、知識產權糾紛訴的利益的緣由
“所有的法律，沒有不為著社會上某種利益而生，離開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觀念的產生。 ”
［1］法律之所以產生，除了維護國家秩序以外，還可以從國民“權利人本位”的角度出發，追求各種合法的利益。出于追求利益的目的催生了法律的誕生，而法律的適當運行亦為利益的追求奠定了正當的基礎。 在民事訴訟中，訴的利益與當事人適格一起，構成了訴訟要件中最核心的部分。 當事人適格和訴的利益作為訴訟要件中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分別從主觀和客觀的角度明確了案件的準入范圍和法院的裁量權， 因而訴的利益是民事訴訟正確進行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日益發展， 伴隨興起了不少現代型糾紛，如知識產權糾紛，電子商務糾紛，環境糾紛等。 由于工業化、城市化、文明化引起的現代型糾紛的出現，引發了新型訴訟的萌芽，知識產權訴訟即為其中之一。 由于知識產權訴訟涉及的對象為“智力性成果”，法院在確立當事人、認定案件證據、 查清案件事實等比傳統民事訴訟更加復雜，所以需要對知識產權訴訟更為嚴謹的立法。
知識產權訴訟作為民事訴訟的類型之一， 是基于國家的認可并由國家設立的救濟途徑規定由法院在強制性規范的引導下解決糾紛， 因此對強制性規范的理解認知尤為重要。強制性規范（即知識產權立法）除了賦予當事人訴權，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外，亦有維護公共資源的有限性，避免濫訟，滿足社會整體價值取向的功能。 訴的利益作為訴權要件之一，明確知識產權訴訟中的訴的利益，對當事人的利益的維護及司法解決糾紛功能的實現都有巨大幫助。
二、民事訴訟類型劃分下的知識產權訴訟
在民事案件審理的過程中， 法院從案件性質的角度將案件大致區分為侵權糾紛與合同糾紛。
在知識產權引起的糾紛中， 侵權訴訟和合同訴訟占據了極大的比例。 當知識產權權利人認為自身權利遭受了侵害， 與對方協商不成時， 可單方起訴，尋求權利的救濟，此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的典型表現。
有關知識產權合同糾紛在相關知識產權立法中體現不多，通常按照合同法的規定處理。在合同法中，如果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時，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主張合同無效、 撤銷合同或者請求違約責任等救濟自身權利。在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中，對于認定侵犯知識產權成立的當事人的懲罰措施，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也包括行政責任的施加以及刑事責任等。本文主要從民事責任的角度出發，探討知識產權糾紛的訴的利益， 因而本文并不討論涉及行政或刑事方面的知識產權訴訟。同樣，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與專利申請人之間的專利確認糾紛等行政確認訴訟本文也不涉及。
民事訴訟按照訴訟類型的角度可分為確認之訴、給付之訴及形成之訴。形成之訴并不像給付訴訟或者確認訴訟那樣， 是屬于獲得一般認可的訴之類型， 而是由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才對其予以認可。 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中并未明確規定侵權引起的形成之訴的種類，此處僅為介紹，不作深入討論。 從知識產權立法中有關知識產權侵權民事責任的規定來看，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都屬于原告向法院起訴被告侵權， 在訴訟請求中要求被告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訴， 屬于給付之訴承擔責任方式的范疇。近年來討論熱烈的“確認不侵犯知識產權訴訟”可劃歸于確認之訴，是消極確認之訴的典型表現。
在知識產權合同糾紛中， 當事人主張合同有效或無效時，可以將其劃歸至確認之訴的范疇，而要求對方當事人繼續履行合同、 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屬于給付之訴的范疇，基于重大誤解或者顯失公平訂立主張合同變更或撤銷的，是形成之訴。
三、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中訴的利益的判斷
1.從給付之訴的角度判斷訴的利益
原告廣東大圣公司是 《刀郎》 專輯的中國大陸總經銷商， 其設計了 《刀郎》 專輯的包裝封面文字、 圖案和歌詞本版式。 被告潘曉峰是廣東飛樂公司的簽約歌手， 廣東飛樂公司以 “刀郎” 為名發行的潘曉峰專輯使用了與 《刀郎》 專輯近似的包裝、 裝潢。 原告認為被告侵犯其著作權， 遂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權、 賠償損失等這一給付之訴。
［2］在該案中， 原告以 “被告使用原告公司 ‘刀郎' 專輯相似的包裝、 裝潢” 誤導了消費者為由， 認為自身對被告有給付請求權， 要求被告停止侵害、 賠禮道歉、 賠償損失。 法院在原告起訴后， 審查訴訟要件時， 除了應當關注原告的當事人資格， 還需關注原告是否具備訴的利益。 由案例所知， 本案屬于現在給付之訴的范疇，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不作為的訴。 被告實施了侵害原告著作權的行為， 且該侵害行為還在繼續或被告仍有繼續侵害的可能性時， 原告即具備訴的利益， 而僅僅以被告過去侵害行為而提起不作為之訴沒有訴的利益。 此案中， 被告專輯正在全國范圍內發售， 如果原告不提起訴訟， 刀郎的歌迷們可能會受到被告的誤導， 原告的權利可能受到更大范圍的損害， 被告可以通過他的不正當行為獲取利益， 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
2.從確認之訴的角度判斷訴的利益
在知識產權侵權糾紛中， 權利人很少僅提出確認相對方是否侵犯其知識產權的訴訟， 因為即便法院認可了權利人的請求， 該判決卻無任何執行力，對權利人的救濟并不全面。若權利人欲對法院確定的被告侵權的狀態要求被告為一定給付，此時原告不得不再提起一個給付之訴， 顯得完全沒有必要。 相反，作為知識產權人的相對方（以下稱可能侵權人），在從事一定行為時，可能并不完全知曉其行為是否侵犯了知識產權人的權利，因而法律賦予其可以率先起訴， 以原告的身份確認1是確認不侵犯知識產權訴訟。當然，為了避免可能侵權人濫用訴權， 造成對知識產權人不必要的損害及浪費司法資源， 在此有必要討論在該類案件中的訴的利益。
我國最早出現的確認不侵犯知識產權訴訟源于專利侵權， 由蘇州郎力福保健品公司向蘇州龍寶生物工程實業公司的經銷商發出警告函， 聲稱該經銷商侵犯了郎力福公司的專利權， 經銷商怕卷入紛爭于是停止銷售，龍寶公司經濟陷入困難，此時龍寶公司認為自身未侵權， 于是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其不侵犯郎力福公司的專利權。 法院予以受理。
［3］之后，該類訴訟在著作權、商標權領域擴展開來，愈演愈烈。 但迄今為止，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該類訴訟， 只有部分學者對此予以探討，但對該類訴訟中訴的利益有無關注較少。
其實，確認不侵犯知識產權訴訟具有“強制起訴的機能”，主要表現在可能侵權人擁有訴的利益的情形下若不起訴， 則很有可能遭受知識產權人以侵權為理由的給付之訴， 可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損失。
［4］前文提到當事人適格與訴的利益是同一問題的兩面，但在確認之訴中，通常情況下“當事人適格與確認利益具有表里一體之關系”。
［5］有的學者亦認為在確認之訴中當事人適格與訴的利益是同一的。
［6］在確認之訴中，只要具有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的人，即具備訴的利益。
在學界， 對該類訴訟的訴的利益的具體標準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四種：（1）“意識說”。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08 條有關起訴條件的規定，認為可能侵權人一旦認為自己與知識產權人“有直接利害關系”， 甚至在沒有知識產權人警告的情況下， 只要認為自己的行為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即可起訴。 該說將訴的利益標準無限降低，使得原告踏進訴訟的“門檻”較為容易，有利于保護其權利，但亦可無端增加法院與知識產權人的訟累，不值得推崇。 （2）接觸說。 該說認為僅僅依靠知識產權人向可能侵權人發出的警告函就認定可能侵權人具有訴的利益這一觀點并不充分，可能侵權人還應當積極采取行動，或與知識產權人協商無果，權利人拖延不起訴，或未能找到知識產權人， 可能會對可能侵權人造成重大損失時，可能侵權人才具備訴的利益。 該說保證了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也適當地對可能侵權人的訴權進行了限制。 但該說對重大損失的具體標準也未明確，難免有過于主觀之嫌。 （3）威脅說。 此說要求知識產權人必須主動向可能侵權人協商，將“接觸說”中的損失變成了“威脅”，降低了可能侵權人起訴的門檻。 看起來此說圓滿，實則忽視了原告自己判斷可能侵權的情形，有失全面。 （4）真實糾紛說。 該說認為訴的利益本身就在于糾紛解決的必要性和實效性，只有當原告的權利或者法律上的地位現實地處于不安狀態，且必須通過訴訟來消除這種不安狀態時，可能侵權人才能對這種“成熟的糾紛”起訴。 此說看似更加完整，但將訴的利益標準設置得太高，不利于糾紛的及時解決。
與侵權警告函中所指實質性爭議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可以成為不侵權確認之訴的原告， 具備訴的利益。 具體來說，應從如下兩方面判斷：
第一， 可能侵權人接受到知識產權人的侵權警告函,或者受到了明示或默示的訴訟威脅。 大很多學者都認為， 原告接受到被告的侵權警告函或者訴訟威脅是確認不侵權之訴的確認利益。
第二， 可能侵權人因知識產權人的行為而處于不安定的狀態， 而該狀態極可能危及可能侵權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可能侵權人所處的不安定狀態應當是現實的, 而這種不安定狀態來自知識產權人的警告。
四、知識產權合同糾紛下訴的利益的判斷
李某是一項’高強度低成本煤氣發生爐‘的專利權人， 并稱自己是國家某重點煤氣發生爐課題的研究人員。 2006 年 10 月北京 xx 有限公司與李某簽訂了一份專利實施許可協議， 約定李某允許北京 xx 有限公司使用該專利技術， 北京 xx 有限公司給付李某 10 萬元。李某應提供該專利技術全部的技術資料及圖紙， 并負責技術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指導及缺陷的改進。 該產品銷售所得雙方按比例分成。 該煤氣發生爐生產出樣品后根本就不能正常燃燒。 協商無果，北京 xx 有限公司遂將李某訴至法院要求：1. 請求解除原被告簽訂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2. 請求判令被告返還原告專利實施許可費 10 萬元；3.請求判令被告給付原告違約金 5 萬元。
［7］以上述案件為例， 法院在審查該案時， 應當首先斷定此案為合同糾紛。 其次， 審查原告是否具備訴的利益， 根據原告請求解除雙方之間合同這一訴訟請求， 是基于合同法第 94 條第四款的規定， 向法院提出的主張。 根據形成之訴的原理， 只有當法律明確規定當事人可以提起形成之訴時， 原告才具有訴的利益。 所以北京 xx 有限公司提出解除許可使用合同屬于合同法 94 條規定的范疇， 因而原告具備訴的利益。
再次， 原告第二、 三項訴訟請求要求被告返還專利實施許可費 10 萬元以及判令被告給付原告違約金 5 萬元， 都是要求被告為一定行為或給付， 屬于原告主張其已經處于可請求給付的地位， 但實際上未得到給付的訴訟。 如果原告不提起該給付之訴， 繼續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義務， 則可能對自身的權利造成更大的損害， 并且根據合同法 97 條的規定， 向法院提出對自己的救濟。 原告的這一請求是明確而正當的， 因而法院應當受理此案。 假定案例中李某與北京xx 公司的合同成立但尚未實際履行， 北京 xx 公司發現李某并不是國家某重點煤氣發生爐課題的研究人員， 且該專利證書系李某偽造， 北京xx 公司可以 向法院提出確認合同無效的確認之訴。 因為此時原告的權利處于不安定的狀態，在雙方對合同效力產生爭議的情形下， 可以通過法院裁判消除這種不安的狀態。
綜上， 本文對知識產權訴訟訴的利益的研究還局限在民事訴訟的領域內，而有關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涉及到知識產權糾紛時的訴的利益并未討論。訴的利益作為訴訟要件中重要的一環，對于案件進入民事訴訟的審理， 法院審判權的范圍的限定以及國民接受法律裁判的權利都有著重要的幫助。 在知識產權糾紛中，將合同、侵權糾紛訴的利益分開討論， 有利于當事人和法院清楚地了解起訴時機是否成熟及案件是否可以準入審理，促進訴訟公正的實現。
注釋：
[1][日]美濃部達吉：《法的本質》，林紀東譯，臺灣省商務印書館，1993 年，第 37 頁。
[2]陳堅：《正式開戰:刀郎訴西域刀郎侵權案法院受理》，[2014-5-13].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蘇州龍寶生物工程實業公司與蘇州朗力福保健品有限公司請求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 案 的 批 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