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０７年以來，貴州、江蘇等省份相繼創設環保法庭，擬設立一種長效機制應對日益涌現的環境糾紛。隨后，新 《民事訴訟法》第５５條頒布，填補了我國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立法空白，截至２０１３年４月，我國設立的各類環保法庭已達１３４家。﹝１﹞盡管２０１４年 《環境保護法》賦予了社會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的起訴資格，但是實踐中各地環保法庭卻不同程度地陷入了 “無案可審”、“無米下鍋”的窘境。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前我國大多數社會組織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而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環保組織不愿意或者不能夠提起公益訴訟。如何建立一種激勵機制以解決社會組織的資金問題，是建立完善我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而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不失為一項較為可行的激勵手段。
一、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的界定和實踐探索
“激勵，就是人們朝向某一特定目標行動的傾向，也即激發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產生內在動力，使其朝向所期望的目標前進。激勵基本上是一個心理活動的過程，也是行為科學的核心內容?！暴z２﹞從管理學角度看，激勵包括激勵主體、客體、方法、目標和環境條件。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主要通過精神激勵與物質激勵并行的激勵手段，以實現環境公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標，是一種對特定原告類型，在特定條件下，由特定資金來源經過特定程序給以勝訴原告獎勵的制度。這一制度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上產生，又獨立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過程的一種機制。擬通過物質和精神獎勵的手段，使相關組織采取公益訴訟的方式，對侵害環境公益的行為進行監督，是一種激勵政策和刺激手段，亦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激勵機制的典型樣態。
美國１９７０年 《清潔空氣法》中的環境公民訴訟條款和相關的告發人訴訟制度，都是國家鼓勵民事主體參與環境法執行的有效途徑?！皵≡V方負擔”規則就是從程序法角度創立的一種激勵機制。同時，原告提起公益訴訟后，勝訴原告除了獲得被告支付的律師費和部分訴訟費外，還能獲得相應的物質獎勵。通過建立這種利益驅動機制，提高原告的積極性，最為典型的就是 “公私共分罰款之訴”。美國 《反欺騙政府法》中的 “公私共分罰款之訴”，要求敗訴的被告將承擔一定數額的罰金，原告有權從此罰金中提?。保担ィ常埃プ鳛楠剟?。在加州有關致癌化學物質的管制法規定，公民提起訴訟，經證實指控真實的，有權獲取其中２５％的民事懲罰金。實際上，美國公民往往為了提起公民訴訟而臨時成立組織或社團，以組織的名義提起訴訟，而很少以公民個人名義提起。雖然美國環境法上的 “公民”與我國環境公益訴訟中的社會組織不能等同，但是在激勵手段和程序設置上，對我國建立相應制度應有所啟示。在我國立法中，《稅收征收法》第七條和 《統計法》第六條中已有類似獎勵的條款，這為我國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的后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適法性基礎。
二、原告主體的類型化分析
根據我國 《民事訴訟法》，自然人、法人和相關組織都可以成為民事訴訟法的原告，有權要求人民法院對他們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做出裁判。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實際上是由私主體履行了原屬于國家在環境監管方面的職責義務，是對現有環境監管體系的有效補充。而此處的 “私主體”的界定，原則上應作廣義理解，包括自然人、法人和相關組織。但是根據我國《環境保護法》第５８條和 《民事訴訟法》第５５條可見，我國僅承認了社會組織的原告資格，本文主要探討的也是社會組織作為原告主體的獎勵機制。目前對個人和法人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持保守態度，尚未得到立法的直接肯定，但是并不能夠否認公民或法人在提起普通環境民事訴訟時，客觀上對環境公益產生的積極作用。
理論界一般對 “公益”以 “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３〕、“私人利益的一般化”〔４〕等方式來表述。根據 《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Ｐｕｂｌｉｃ”意為 “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或者是 “公眾的、公用的、公共的 （尤其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５〕，是某一群體的公眾利益，既不同于社會成員的個體利益，又不同于個體私益的簡單相加。私益涉及公民微觀利益，公益保障的是群體的宏觀利益，兩者不能等同，也不能完全區別開來。在實踐中，由于社會利益結構的復雜性，兩者也很難進行嚴格區分，私益與公益交錯的訴訟成為實踐中地方法院面臨的司法難題。根據原告的訴訟動機，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他益性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他益性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即單純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標，是最為典型的公益訴訟類型。雖然公益與私益密不可分，但在這一類型的環境公益訴訟中，私益相對于過于廣泛而抽象的公益而言，基本上被法律所怠忽，其訴求或是針對具體的破壞公共環境的行為，或是針對未來的環境利益可能遭受的侵害，甚至是對后代人享有環境權利的捍衛。這類訴訟的主體多為社會環保團體。根據我國 《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和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環保ＮＧＯ是介于政府與公眾、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國際環境保護運動的實踐證明，環保團體在推動各國環境法制建設，監督環境法實施等方面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立法機關也已經看到了環保ＮＧＯ在環境治理方面的顯著優勢。由于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與西方較成熟的環保ＮＧＯ相比，我國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并不發達，在數量、規模、資金等方面都與西方環保ＮＧＯ相去甚遠。我國１３億人口，環保社團組織才２０００左右，除去政府扶持的官辦型，真正由民間自發組織成立的環保組織寥寥無幾，而且規模都不大，缺乏有效的統一管理，多處于自發、松散、各自為戰的狀態，最終往往因資金匱乏或是承受多重壓力而中途解散。
（二）私益性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玻丁抄h境民事公益訴訟這種公民式環境權利保護行動在中國因缺乏直接的立法依據，并未發揮其應有的實踐效果。即使在有直接立法依據的國外，訴權主體也多基于非訴利益而不愿意通過審判途徑解決沖突。理論上來說，作為國家行政權補充的私人力量介入到環境司法中是抑制環境公益受損的一劑良藥。公益訴訟的原告系無直接利害關系人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原告并不能直接從勝訴利益中獲得利益，這不同于傳統私益訴訟所固有的激勵機制。環境公益訴訟這種典型的“利他主義”理想和西方經濟學假定的 “理性人”形象相去甚遠，以致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缺乏堅實的人性基礎。在我國已有的法律實踐中，我們找不到一種統一的標準將環境私益民事訴訟與環境公益民事訴訟涇渭分明地隔絕開來，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公民的私人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他便與案件有了直接的利害關系，其訴求并非單純地為了個人利益，而有了維護公共利益的成分。例如，居住在排放有害氣體工廠附近的人，以工廠為被告提起的訴訟。這種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兼具私益和公益性質的訴訟與純粹他益性的訴訟相比，訴訟動力明顯增強，該類型的個人可以根據 《民事訴訟法》和 《侵權責任法》提起環境侵權之訴，這也在一定程度克服了環境公益訴訟中起訴資格的障礙。但是從訴訟過程和訴訟結果看，該類型的原告通常是得不償失的。一方面，與資金雄厚的企業被告相比，該類型原告通常勢單力薄，無力抗衡，在舉證責任能力和專業性方面更是天生劣勢。另一方面，法院對某一案件的既有判決結果，往往會對其他同類型的案件具有參考價值，在民事訴訟中主要體現在賠償金數額的大小，并且對企業將來的行為也具有引導價值，表面上看此類型的訴訟是對某一環境民事私益訴訟的判決，但實際上對整個環境公益的價值引導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該類型的原告在訴訟過程中除了考慮自身的權利救濟外，還需兼顧 “私益”訴訟的 “公益性”，一定程度上對環境公益產生了積極影響。盡管不能成為直接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原告，也可因其訴訟行為產生的客觀公益性影響，給予適當物質或者精神獎勵，但在程序和數額設置上應與社會組織有所區別。
三、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分析
我國 《民事訴訟法》第５５條〔７〕確立了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隨后，我國 《環境保護法》第５８條〔８〕對社會組織的原告資格做出了進一步的細化，并且規定 “提起訴訟的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牟取經濟利益?！蹦敲?，原告勝訴獎勵機制是否屬于“通過訴訟牟取經濟利益”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原告勝訴獎勵機制并不屬于 “訴訟”
訴訟的激勵機制與訴訟不是同一個概念，訴訟激勵機制側重于對訴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的影響，為訴訟提供一種內在動力，具有主觀性和選擇性。而訴訟是法院根據程序對當事人之間的糾紛進行裁判的活動，是一種外在的活動，法院一旦受理，就要依據既定的程序和規則辦理，具有規范性和程序結果的確定性，不得任意變更或撤銷。從兩者的關系來看，激勵機制與訴訟是兩個相互獨立并行的體系，激勵機制只是對訴訟的提起與否有關，而不涉及具體的訴訟行為。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盡管關乎 “勝訴”的界定，但也并不屬于具體的訴訟活動，只是間接受到客觀訴訟結果的影響而已。類似于勝訴后，社會組織因影響力提升，從而募集到更多的社會捐助，不能說這種情況下，也算是通過 “訴訟”牟取經濟利益。
（二）“牟取經濟利益”的界定
“牟取”在 《現代漢語詞典》里，意為以不正當的或非法的手段取得金錢，多指非法所得，含貶義。例如，非法牟取暴利。在我國相關立法里也作貶義理解，在 《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制止牟取暴利的暫行規定》中，牟取暴利是指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采取不正當價格手段，使“某一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水平、差價率、利潤率超過了市場平均價格的合理幅度”。也就是說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的，在合理幅度范圍內的差價率不屬于牟取暴利的范疇。再者， “牟取經濟利益”主要指手段的非法性和不正當性，而什么是 “非法性”和 “不正當性”？我國刑法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與民法 “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對此給出不同的定義，這里的 “非法性”應側重于指代刑法上所禁止的行為。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的設立目的在于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到環境公益訴訟中來，給以適當的物質獎勵是為了平衡原告參與訴訟活動的成本投入，實現公平正義，以解決民間環保組織資金難的問題。如果說環保組織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后，只是獲取了一元錢作為獎勵也算是 “牟取經濟利益”的話，未免對環保組織太過嚴苛。所以該物質獎勵的數額應以成本為限，不宜過高，有違環保組織設立的宗旨。因此，根據語義和法理，該條應當解釋為社會組織不得通過訴訟從被告或者其他訴訟當事人那里獲得賠償或者其他非法經濟利益，而不應當包括勝訴后間接獲得的經濟利益。
（三）原告勝訴獎勵機制存在的合理性
我國符合 《環保法》第５８條規定的環保組織現在大約有３００家，其中有技術和經濟條件起訴的不到一半，愿意從事公益訴訟的更少，只有中華環保聯合會從事過公益訴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除去社會捐助和政府扶持，環保組織沒有固定的資金來源，工作難以全面開展。不可否認，環保組織的設立的目的就在于維護環境公益，理所應當不計代價，為環境公益事業的發展鞠躬盡瘁，保持其公益性、非營利性，但是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連組織的正?；顒佣茧y以開展，如何推動環境公益的發展？一味強調環保組織的公益性而忽視經濟性，最終 《環保法》第５８條會因沒有組織愿意提起，或者因資金匱乏而不能夠提起，成為一紙空文。尋求新的資金籌集渠道，對環保組織的壯大發展、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是有益而無害的。與其說原告勝訴獎勵機制是一種獎勵機制，還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組織通過自身行為籌集資金的方式，以滿足自身的正常運轉，只是獎勵有 “度”。最后，鑒于環保組織的性質和設立的公益目的，相對于微薄的物質獎勵而言，應更側重對其精神上的肯定。
四、“勝訴”的界定標準
基于原告勝訴獎勵機制的設立目的，只有原告 “勝訴”，才能獲得相應的物質和精神獎勵。但 “勝訴”又該如何界定呢？本文從兩方面闡釋。
（一）法院完全或者部分支持原告主張
通說認為，勝訴與敗訴相對，從形式上看，是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得到法院的有利判決。如果法院完全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則原告勝訴，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部分訴訟請求，則為部分勝訴。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我國大部分尚不成熟的環保ＮＧＯ與資本實力雄厚的企業相博弈時，專業能力、證據搜集能力和訴訟能力等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劣勢，能夠取得法院的些許支持可能就耗盡了原告全部時間和精力。其實，原告提起訴訟，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捍衛了環境公益，不論法院判決是完全支持還是部分支持原告主張，都應成為原告獲得獎勵的前提。
（二）判決前被告自愿停止違法行為
在原告提起訴訟后，法院判決前，被告若自愿停止違法行為，從而客觀完成了公益訴訟的目的和請求，因訴由消失，此時法院可能會撤銷或者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這種司法外的勝利能否成為獲得獎勵的緣由呢？實際上，在１９７０年，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在審理 “帕漢姆訴西南貝爾電話公司案”中，就提出了 “催化劑”理論，認為正是因為原告訴的行為類似于化學理論中的 “催化劑”，使得違反法律的被告改變了違法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原告的起訴行為完成了有價值的公共服務?！肚鍧嵥ā芬矊?“勝訴”作了廣義理解，承認實質勝訴和部分勝訴均屬于勝訴，而不論勝訴是否通過司法判決完成。盡管該理論起源于民權領域，而后才適用于環境法，但它確實對維護環境公益起了有效的激勵作用。因此，在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中，對 “勝訴”也應作廣義理解。目前我國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納入民事訴訟法的調整范圍，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依然具有自己的獨立性。不論立法目的還是調整對象，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與民事訴訟還是存在著較大差別，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作為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相關激勵制度，理應順從于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理念，以實現環境公益的最大化為價值追求。雖然 “勝訴”不同與傳統民事訴訟理論對 “勝訴”的理解，但它依舊是與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意旨相符合的。
五、勝訴獎勵資金的來源
相比精神獎勵，物質獎勵面臨的難題更為突出，資金來源不落實，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也只是紙上談兵。因此，依據不同訴訟類型明確和完善相應的資金來源，這對整個機制的運作至關重要。
（一）財產性訴求的獎勵資金來源
懲罰性損害賠償，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的損害數額的賠償?！玻埂吃嬉蟊桓娉袚膿p害賠償責任，除包括實體損害賠償外，還應當包括無形損害的賠償。從賠償數額看，不應僅以受害人實際遭受的損害為限，還需特別考慮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程度、動機和賠償能力等因素。目前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條款在我國立法中還未廣泛適用，僅見于 《消費者權益保護護法》第４９條關于對經營者的懲罰性賠償，而該條在實踐中又面臨諸如適用范圍的確定，懲罰數額的公平性等問題。在環境侵權領域，由于環境立法的不健全和環境監管措施的不到位，違法成本明顯低于獲利數額，侵權人 （企業）趨利性動機使得環境違法行為屢禁不止。
根據法經濟學的逃避概率和威懾理論，當違法行為產生的收益小于或者等于損害賠償時，即違法行為外部社會成本內部化，違法者就沒有再次實行侵害行為的動機。懲罰性損害賠償金除了用于維護公益、賠償無形損害外，還可作為對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付出的勞動和時間的“報酬與懸賞”，由專門機關統一管理。國外相關立法實踐表明，將部分民事懲罰金作為對 “舉報者”的獎勵，既避免了將全部懲罰性賠償金歸原告所有的正當性的質疑，又提高了組織監督的積極性。鑒于目前我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不一，不適宜采取統一的具體數額或者標準加以限定，賦予法院一定范圍內 （例如２０％－３０％之間）的自由裁量權，則具有可操作性和公平性。
（二）非財產性訴求的獎勵資金來源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請求是為了保護環境公共利益，要求停止對環境的不法侵害，或排除環境危害，或請求修復、恢復環境原狀等等。從目前各地環保法庭的實踐看，環境民事案件的原告訴求以環境損害賠償為主，排除妨害、恢復原狀的救濟手段僅占１２．５％〔１０〕。雖然損害賠償會兼顧到停止侵害、排除妨礙的效果，但不論何種結果都局限于對當事人私權的救濟，保護環境公共利益的訴求并沒有直接體現。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意旨不應當將財產性利益優先考量，而更應注重生態環境本身的恢復，其價值遠遠超過了將環境公益經濟化所帶來的價值。
當原告以非財產性支付為訴訟請求時，被告以自身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或者當被告無力承擔懲罰性賠償金時，為確保勝訴獎勵機制的正常運行，其來源應當多元化。
１．政府設立專門的環境公益資金。公共信托理論起源于羅馬法，在美國判例法的基礎上日漸成熟。美國約瑟夫·薩克斯將信托保護客體從商業領域擴張到環境資源領域，法律對人與自然關系重新定位，對環境資源公共利益所體現的非經濟性價值重新審視，實現了從單純追求私人利益到環境公共利益、整體利益的轉化。這一理論認為，社會全體公民是環境資源的實質所有者，政府受公民委托，對環境資源進行管理，成為自然資源的形式所有者，負有為全體公民及其后代管理環境利益、保護環境資源的義務。這種來源于英美法系的雙重所有權的權屬制度能夠有效解決環境資源所有權主體缺位產生的矛盾。在我國，國家代表人民，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依法對侵害環境公共利益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環境行政執法本質是為了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行政罰金也應充分發揮這一功能。企業因違反環境法律法規而繳納的罰金，源于企業破壞環境公益的行為，那么就應當將此類罰金用于公共環境的恢復與治理。
“私人不應當承擔推動國家政策實行的訴訟成本，特別是當訴訟并不能導致金錢判決時?！薄玻保薄畴m然環保ＮＧＯ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 “私人”，它一定程度上兼具政府的公共性與企業的自利性，但也并不能與政府或企業等同看待。環境司法與環境行政處罰分屬兩個不同的體系，可不能因此否認行政罰金成為鼓勵原告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手段。從本質上說，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是履行了原屬于國家職能范圍的監管義務，兩者在目的上是相一致的。為消除環境行政罰金較為分散的弊端，在制度設計上，可在市級政府層面設立專門的環境公益資金管理部門，對環境行政罰金統一管理，在扣除恢復生態環境的必要支出后，可將剩余部分作為原告勝訴獎勵資金的來源。
２．環境公益訴訟救濟基金。政府撥款資助是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基金的主要構成，例如：海南省設立的環境公益訴訟基金、云南省針對環境公益訴訟設立的專項基金。在審判實踐中，２０１０年貴陽市首例環境公益訴訟原告向 “兩湖一庫”基金會提出資助申請，以解決訴訟中高昂的費用承擔問題?？梢?，環境公益訴訟基金會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然而，隨著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體制的完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將會日益增多，資金需求也必然隨之緊迫，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支出不能緩解公益訴訟對資金的迫切需求。除了政府的財政撥款外，豐富資金結構和多元化的投資渠道才能確?；鸬姆€定供給。社會募捐是最常見的資金籌集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因資金管理不透明而屢遭質疑，導致募集數額不多。再者，因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區域差異，各地募集的數額差別也較大，這可能導致經濟較落后的地區遭受更大程度的污染，從而引發新的不平等。我國公益事業尚處于起步階段，較西方國家而言，還很不成熟，暫時還不能擔當籌集基金的重擔。鑒于我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等博彩業的發展狀況，彩票業在我國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有學者提出以發行法律彩票的方式籌集救濟資金?！玻保病吵酥?，還可接受國際援助的方式籌集資金，盡可能擴大資金籌集的地域范圍?？傮w而言，環境公益訴訟基金的籌集方式只要是符合現有法律的規定，就應當予以鼓勵和倡導?；鸸芾砗瓦\作的透明化至關重要，筆者認為可由政府、組織、個人三方共同管理，并建立多層次的救濟基金，為跨區域的公益訴訟提供資金保障。同時，還需建立外部信息披露制度和內部控制報告制度、審計制度等，以此作為基金長效運行的制度保障。
３．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保險制度。環境保險是一種以政府、企業、保險公司為主的三方制衡機制，其特有的環境風險評價、環境風險監察和損害救濟等功能，在環境保護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在英美等發達國家，早有環境保險的立法與實踐?，F有的環境保險客體以企業環境污染行為為主。譬如１９８８年美國專門成立了環境保護保險公司，這是一種承擔環境風險的新的保險集團，承保被保險人漸發、突發、意外的污染事故和第三者責任及清除費用等責任；意大利為應對空氣污染，由７６家保險公司組成聯合承保集團，建立以環境污染責任為內容的環境險；１９７７年法國保險公司與國外保險公司聯合組成污染再保險聯營 （ＧＡＲＰＯＬ）等。我國自１９８０年恢復保險業以來，經過二十年迅速發展過后，以四大財產保險公司為主的保險業客觀上面臨增勢不足的難題，迫切需要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
我國也在實踐中積極探尋新的保險市場，并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呈現新的發展態勢。例如，“無錫市把三大類存在一定環境污染風險的企業全部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力爭用三到五年覆蓋約２０００家企業?！?，“用市場手段來加強環境風險管理，降低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幾率”?！玻保场抄h境保險作為環境風險的市場轉化方式，可以采用強制責任險和政府引導下的任意環境保險相結合的方式，對特定的污染風險高、后果嚴重的企業做出強制保險要求的同時，引用市場機制促使企業做出投保選擇。保險公司以強大的資金實力為企業潛在的環境侵害賠償提供 “雙向風險轉移”，保障環境公益的資金運轉，解決公益訴訟執行難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的趨利性本質，必然致力于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和制度的構建，客觀上實現了對企業的環境管理監督，提高了環境風險防范力度。
生態環境公益訴訟保險制度是以環境公益訴訟為標的的環境保險制度， “投保人通過購買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這種確定的險種，在被保險人與他人發生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時，由保險公司通過理賠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訴訟費用的保險制度?！薄玻保础忱碣r范圍除包含環境公益的恢復和私權救濟外，也可包含對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給予的相應獎勵，這種保險類別可規定為附加險，作為強制險和其他任意險的補充。嚴格的環境責任追究機制對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保險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將引導企業從資源消耗型向資源節約環保型轉變。作為一項新興的環保產業，環境保險必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六、結語
原告勝訴獎勵機制以獎勵主體特定化、資金來源多元化和獎勵程序規范化為原則導向。其主要功能在于 “激勵”，而與其相對應的 “制約”功能還需要其他相關制度予以輔助，如借鑒美國公民訴訟設置的起訴前６０天通報程序、原告申請初步禁令需事先提供擔保等前提條件，提高司法效率。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尚處起步階段，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體系的構建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