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公司法修改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一大亮點便是對公司注冊資本繳納制度由原先的法定實繳資本制度改為認繳制度，這對現行的公司法制度與規則形成了一定的沖擊與震動，對公司法的理論與實務提出了一系列尖銳的問題。此次實繳變認繳的原因何在? 效果將會如何? 意義究竟幾許? 這些正是本文旨在回答的疑問。

一、“邏輯的必然”———此次注冊資本制修改的法歷史脈絡

“存在即合理”，我國自 1993 年公司法實施以來長期踐行法定實繳資本制，這一制度設計在新舊體制的交替階段是有著相當的時代合理性與必然性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彼時我國累年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實繳資本制有利于確保公司責任財產的充實性，保護債權人利益，這對于投資者和經營者法治與商事倫理觀念較為淡薄的我國公司制度建立初期的公司健康繁育意義重大; 另一方面則是該項制度與建國之初我國計劃經濟背景下法律觀念與文化中的計劃性、管制性傾向相符合，事實上，這種重視制度“前端控制”的法律設計模式幾乎見諸于彼時所有的立法建構中。

然而，隨著我國公司制度的演進成熟，實繳資本制的弊端逐漸顯露，具體體現為\\(1\\) 公司設立門檻過高與發起人、股東籌資能力相對較低之間的矛盾; \\(2\\) 公司成立和運作過程中資本供求之間的矛盾; \\(3\\)注冊資本作為一種靜態記錄與公司營運作為一種動態過程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導致法定實繳資本制度的實施已經基本背離了其立法之初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壓抑了公司資金籌集活動的靈活性與機動性，成為了投資興業的桎梏。遺憾的是，2005 年我國公司法修改時因為對我國市場化發展程度不足的擔憂以及對“前端控制”這一立法管制模式的迷信等因素，所以在究竟是固守法定實繳資本制，或者施行英美為代表的授權認繳資本制，還是學習歐洲法德為代表的折中資本制之間，立法者最終仍選擇了相對保守的制度立場，基本沿襲了法定實繳資本制的規定。

最終，在學界多年呼吁而人大常年未將公司法修訂列入其議事議程的背景下，2013 年 10 月 25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公司法修改五項具體內容的建議，促使全國人大完成了公司法的修法進程，同時國務院與工商總局完成了一批與公司法修改的配套措施的改革。不論過程波折與否，至少從公司法修改的歷史脈絡上，此次注冊資本制度的改革份屬大勢所趨，是對沿革了十多年業已不適應市場客觀環境的法律制度的一種合情合理的制度罔替，是符合我國公司制度發展現實規律的。

二、“制度的闌尾”———此次注冊資本制修改的法實踐效果

具體透析本次注冊資本制從實繳到認繳改革的法實踐積極作用，首先應肯定此次注冊資本制度的變局直接降低了投資者負擔，有利于中小投資者創業尤其是高科企業創業。隨著實繳資本制度改為認繳制度，我國公司法不再限制公司設立時股東的首次出資比例，取消了公司發起人、投資公司、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發起人一定年限或足額一次繳納出資的規定。取而代之的是由公司股東或發起人自主約定認繳出資額、出資方式、出資期限等，并記載于公司章程。這種“投資者導向”的路徑選擇值得肯定，如學者所言，這種資本認繳制如同“先上車，后買票”的“零首付”制度。確實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投資成本，尤其是公司創設的初始成本，積極作用毋庸置疑。同時，認繳制度也伴生著貨幣出資最低比例限制的解放，這意味著理論上 100%實物或知識產權出資的可能，對于高新技術行業與富有創業想法與夢想的年輕人來說，這次的制度改革提供了相當的行業機遇和創業契機。

其次，此次注冊資本制度的改革還節省了行政資源，提高了行政當局與相對人的各方效益，它放松了公司資本制度的行政管制因素，加強了公司自治的因子，從原先的“前端控制”的資本制度監管模式轉為了“后端控制”為主，推進了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按照 2005 年公司法的有關規定，有限責任公司驗資，至工商處提交驗資報告是必須履行的法定程序，而在公司注冊資本制度改革后的今天，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認繳出資額與公司實收資本不再作為公司登記的事項。公司登記時，不需要提交驗資報告，來回折返于驗資機構與工商機關的情景已成昨日風景。這一方面減少了投資者的創業時間與資金成本，另一方面公司設立手續的簡化也可以促進工商登記機構就公司設立部分行政資源的整合優化，提高了其行政辦事效率。加之新公司法年報制度的強化，使得行政機構對公司治理狀態的規制由原先的更為強調前端的公司市場準入控制，轉為了更為強調公司運行過程中的信息控制與公司具體行為評價的后端法律糾偏，行政資源的投入可以因此更有針對性，更富效率。

最后，此次注冊資本制度的轉向并不構成對股東出資義務的解除，注冊資本制度對于債權人權益的制度保護作用仍然存在。它將資產信用轉為了資本信用，更重視資產對債權人的保護作用，使得資本運營更加便利迅捷。筆者認為，無論資本的認繳還是實繳，都不會改變股東出資義務的存在。認繳并非不繳，股東仍需依章程規定按期足額繳納注冊資本，出資義務尤其是出資數額同樣確定，只不過履行出資義務的時間有所不同。認繳資本并非永遠無需兌現的空頭支票，認繳出資為貨幣資金的仍應足額存于公司賬戶，非貨幣資金應交付公司或完成過戶手續。股東未按照約定實際交付出資，仍要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構成刑事犯罪的也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此外，此次注冊資本制度的調整也為特殊情況進行了兜底，考慮到了特殊行業尤其是金融行業的高杠桿、高風險的特征，這點也值得肯定。

但是，從法實踐的角度來看，此次關于注冊資本制度的改革也非盡善盡美。

首先，是公司認繳制度可能并不會對當下我國企業發展的實踐困局起根本扭轉作用，此次公司法修改本是實現公司融資制度與注冊資本制度進行聯動性調整的上好機遇，可對諸如公司轉投資限制等涉及公司融資的制度進行改革放寬。但遺憾的是“高度指向化”的此次公司法修改僅關注了解決注冊資本登記門檻問題而再次忽略了融資制度改革這一阻礙我國公司發展的核心命題。事實上，現代企業的發展模式早已由通過自有資本積累實現擴大再生產的模式轉變為通過融資實現階梯式跳躍發展的模式。因此要從根本上扭轉我國創業者投資興業的窘境，則拓寬民間融資渠道的法律設計應當是制度主角，而公司注冊資本制度的改革只是起配合作用。

其次，注冊資本制度變革而導致的創業門檻的降低難以避免地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司債權人的權益保護。想做到既鼓勵投資興業，又保證債權人交易安全的“人間兩全事”就要一方面保證激勵既有良法的有效“實施”，做到窮盡現有制度，比如擔保制度，比如揭開公司面紗制度都是對具體債權人有效的前端風險防控與后端損失控制的有效途徑，而且這些法的“實施”方法都是“私人”的而非“公力實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的設計和運行成本。另一方面進行一些衡平、高效的輔助針對資本制度改革的制度設計，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制度嘗試，比如新公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當前新公司法明確將企業年度檢驗制度改為企業年度報告公示制度。今后，企業的年度報告、懲罰情況都將在市場主體信息公示系統中公示，誰都可以看到。這意味著在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同時，也將從傳統的“重審批輕監管”轉變為“寬準入嚴監管”。同時，國家工商總局已經開通了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方便相關人登錄查詢，這些類似的成本低，效果好的保護不特定公司交易相對方的制度辦法仍有待學界與實務界進一步探索。

總之，當下我國公司注冊認繳資本制度的確立在法制度實踐上的價值更像是水桶中高出的一塊邊沿而非實現制度完善的最后一塊拼圖。事實上，認繳制本身的積極作用在早些年已經被“市場異化后”的公司登記注冊中介機構沖淡，而認繳制本身又需要與融資制度修改相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否則難以針對性地解決我國公司融資難的窘境。因此，如何通過制度設計與改良避免此次公司認繳制度改革成為公司法修改的“制度闌尾”應是學界下一步研究的重點。

三、“過渡的尷尬”———此次注冊資本制修改的法哲學立場

在進行公司法修改的研究中，當下也許我們要適當地從公司法的“法條沉迷”走向公司法的“價值考量”、“原則考量”，以重新設定公司法修改的法哲學立場?！耙幻麅炐愕慕涷炛髁x者必須是一個批判的形而上學家?！币虼?，我們必須堅持一定的形而上立場反思過去，重新整理思路，以便知道注冊資本制修改前進的方向，知道我們正在以及將要如何引導中國公司法的未來。

這方面，域外的實證或可以為我國公司法修改的哲學立場重設提供一些經驗。英國 21 世紀末綿延至今的公司法的改革目標是發展一個簡單的、現代的、低成本高效能的、公平的透明的公司法構架，因此英國確認如“小公司優先”，“強化效率”等自由主義特質的指導性修法原則; 美國的“朝低競爭”，非常明確地體現了公司法修改中的自由主義導向性; 臺灣地區進行的“公司法制全盤修正計劃”研究基本都圍繞著公司制度自由化進行設計。簡而言之，世界各國與各地區的公司法修改進程中都體現統一的法哲學立場，即公司法改革中的自由主義特質。

而將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似乎也體現了此次我國與國際公司法修改協同一致的自由主義法哲學立場。但筆者認為，仍很難定義此次公司法修改的“自由主義”法哲學立場。一方面這種所謂自由主義的改革在縱向上是不深入的，比如認繳制度下股東未按約定期限足額交付出資，新公司法對此規定了欠繳股東的違約責任與行政責任，但以上規定實際只適宜解決一種欠繳股東的情況，即“不愿”按期繳納出資的情況。而當前這種適用無過錯違約責任來解決欠繳股東問題的制度設計思路?？赡軙尙F實中“不能”和“不許”的欠繳股東權益救濟無門，這種具有強制性的認繳制度縱向設計仍殘留著濃重管制主義的因素影響。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認繳登記制度的改革在橫向上是不聯動協調的，在融資制度沒有進行針對性的調整背景下，認繳制度的單獨改革很難實現自由主義公司法設計的市場化積極作用。

四、結論

總之，如果說將注冊資本制度由實繳改為認繳是本次公司法修改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體現，那么很遺憾由于橫向制度聯動修改的缺失以及縱向改革的不夠深入導致我們難以看到自由主義立場貫徹此次修法的始終; 而如果說本次公司法的修改只是旨在解決行政方面的實務困惑，那么顯然立法者又缺乏妥切衡量立法成本的實用主義考量。因此，個人認為，我們既不能用自由主義來刻畫此次實繳改認繳背后的公司法修法的氣質，也難以用實用主義來描繪它的基本立場，一種過渡性的，具有極大行政色彩主導的制度微調我認為是對此次認繳制度改革相對妥恰的宏觀定調，那種如哈耶克所說的“盡可能利用自發的社會力量”的全自由主義制度立場在我國公司法的修改進程中仍難以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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