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船舶留置權與船舶抵押權優先受償順序的一般規定

船舶留置權和船舶抵押權是我國《海商法》規定的兩大擔保物權制度。海商法領域的船舶留置權和抵押權有一定的特殊性，二者行使權利的客體都是針對船舶，較之于一般抵押權和留置權，客體進行了限縮，從而使其具有法律進行特殊規制的意義。船舶留置權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時，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證造船費用或者修船費用得以償還的權利。船舶抵押權是指抵押權人對于抵押人提供的作為債務擔保的船舶，在抵押人不履行債務時，可以依法拍賣，從賣得的價款中優先受償的權利。從船舶留置權定義中可以看出，船舶留置權的行使主體限于造船人和修船人，此種立法上的刻意限定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其目的是以此限制船舶留置權的司法適用，提升船舶抵押權人的受償機會，這是符合現代航運業的發展趨勢的。

我國《海商法》僅就船舶留置權和船舶抵押權的受償順序問題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即《海商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 “船舶優先權先于船舶留置權受償，船舶抵押權后于船舶留置權受償?！薄逗Ｉ谭ā返闹贫ㄊ桥c當時最新的國際立法潮流接軌的，但是隨著現代航運業的發展，海商領域的糾紛日益紛繁復雜，該條規定對于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具體操作意義不大。而隨著《物權法》的頒布與實施，擔保物權制度框架更趨于完善合理，這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協調并銜接《物權法》和《海商法》的關系，特別是擔保物權的具體制度設計。就兩法之間的關系而言，是貫徹新法優于舊法原則，還是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 筆者認為，《海商法》作為特別法而存在，其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具有特殊性，也可以說是民法就特別事項的特殊規定，因此原則上應該堅持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而至于特別法未規定的事項則可以參照新的一般法的規定?！段餀喾ā逢P于擔保物權的規定較之于《海商法》更為詳盡具體，提供了一套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但是就留置權與抵押權的優先受償順序問題，《物權法》也僅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即“同一動產上已經設立抵押權或者質權，該動產又被留置的，留置權人優先受償?！钡怯植煌耆心嘤诖?，民法學者做了諸多有價值的嘗試，就此問題的研究顯然比海商法學者走的更遠。因此，對于解決海商領域實踐中的具體問題而言，《物權法》有關擔保物權的規定以及學者的理論成果不失為一條相對合理的路徑。當然，《海商法》作為商事法，應該有其特殊的規則和特殊的價值追求，但是面對日益復雜的海上商事法律關系，僅僅關注自身的特殊屬性往往會自取滅亡，所標榜的特殊待遇也將因不合時宜而漸漸受到冷落。只有不斷地進行借鑒、更新才能跟得上海事實踐活動的步伐，也才能為我國的海事活動提供法律上的屏障。因此，無論從法律的相對滯后性還是從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角度來看，《海商法》都應該汲取《物權法》的精神，重視民法學者就擔保物權優先受償順序的研究，對比分析這兩部法律的同質性及差異性，從而使《海商法》

關于船舶留置權、船舶抵押權競合情況下的優先受償問題的解決更加契合司法實踐的運作，也使這兩部法律改變其以往的孤高自詡的姿態，進而在理論甚至立法層面上有更為廣泛的互動和交流。

二、船舶留置權與船舶抵押權優先受償順序的特殊問題

《海商法》關于船舶留置權與船舶抵押權的優先受償問題僅做了一般性的規定，針對的是先設定船舶抵押權后設定船舶留置權的情況，遵循的是法定擔保物權優于約定擔保物權的規則。但并未就在已成立船舶留置權的基礎上再設定船舶抵押權的受償順序作出明確的規定，海商法領域的學者們也并未給與很高的關注。相反一些民法學者的研究是更為深入的，應該值得我們予以重視。

筆者認為，船舶留置權基礎上再設定船舶抵押權根據設定主體的不同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1\\) 留置船舶的所有人將留置船舶抵押，即船舶所有人隱瞞船舶已然設定留置權的情況，將有“權利瑕疵”的船舶再行設定抵押以擔保債務的履行。此時無論后成立的船舶抵押權是否登記，也不問后成立的船舶抵押權人是否善意，均不具有對抗船舶留置權的效力。這一方面遵循了成立在先的權利具有優先性的規則，另一方面也是法定物權優于約定物權原則的貫徹。\\(2\\) 船舶留置權人將留置船舶抵押，這也需要區分情形: ①若屬船舶留置權人擅自處置的情形，則應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就是否適用善意取得抵押權的問題上，則應看所涉船舶抵押權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條件?！段餀喾ā返?106 條善意取得的第\\(三\\) 項條件規定了“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筆者認為，船舶作為特殊的動產，法律雖然未規定其為登記生效主義，而是采取了登記對抗主義，即未登記僅在船舶抵押人和抵押權人之間產生當然的拘束力，但卻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法律對特殊動產是有登記的強制性要求的，否則無法達到對具有較大價值的動產權利人進行保護的目的，也無法防止雙方惡意串通利用法律漏洞損害權利人利益的行為，也無法達到對特殊動產的交易市場進行有效規制的目的。因此，從此角度來看，筆者認為船舶抵押權經過登記才能發生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這一硬性要求對于船舶留置權人來說幾乎是無法達到的，他很難通過非法獲取留置船舶的有關證明文件從而產生其為船舶所有人之假象，也就無法具有使所謂的抵押權人信賴其為船舶所有權人的權利表征，從而達到惡意登記之效果。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船舶留置權人擅自設定抵押權的情形當然不具有法律效力。②若船舶留置權人經船舶所有人同意，以其船舶為船舶留置權人的債務設定船舶抵押權，這種船舶抵押權的設定應為合法有效的，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充分尊重意思自治，法律不應該進行干預，因為對于私法而言，法律未規定的即為自由。但是此時，應該推定船舶留置權人以其行為承認了船舶抵押權人所具有的優先效力，此種情形為法定擔保物權優于約定擔保物權的例外。

綜上所述，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物權法》的相關規定以及部分民法學者的研究成果，將海商法關于船舶留置權和抵押權的規定納入民法的視角進行審視，一方面要保留海商法下的船舶留置權和抵押權的特性，另一方面對于其未規定的部分應吸納《物權法》的相關規定及理論。就本文所論船舶留置權基礎上再設定抵押權問題而言應該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區分，而不應該一概而論。應該對船舶所有權人、留置權人以及抵押權人之間的利益進行平衡，盡可能的實現私法的精神實質—公平。從總體上來看，應該堅定地堅持法定擔保物權優先于約定擔保物權的規則，但是也應該允許例外的存在，否則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立法或者進行學理解釋，都未免過于僵化，不利于解決紛繁復雜的海事活動糾紛，也就無法實現法律定紛止爭的功能。本文所論問題尚未得到海商法領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期望他們能對此問題提出更為合理的進路，從而使此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得到更為合理的闡釋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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