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反腐敗工作力度的加大，審計部門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對腐敗預防和治理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通過審計發現和移送涉嫌經濟犯罪的案件，紀檢、檢察、公安查處了一批經濟犯罪大案要案，抓獲了一批經濟犯罪嫌疑人， 有效貫徹了中央嚴厲打擊腐敗、經濟犯罪的精神。 為進一步強化審計在發現大要案線索、查處腐敗、預防腐敗、權力監督中的作用，積極推動反腐敗工作，審計機關重視與紀檢、 司法機關的密切配合，并聯合出臺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審計署關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強工作協作配合制度的通知》，《審計署、公安部聯合發出通知加強協作配合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等工作機制，旨在發揮各機關的職能優勢，促進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 然而由于審計機關與司法機關性質的區別，在協作配合的過程中， 仍存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 本文主要針對審計機關移送案件的證明標準問題展開探討。
一、確立案件移送證明標準的現實意義
我國《審計法》第五十條規定“被審計單位的財政收支、財務收支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審計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九條規定 “對被審計單位違反國家規定的財務收支行為……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國家審計準則》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 “對依法應當由其他有關部門糾正、 處理處罰或者追究有關責任人員責任的事項” ……上述法律法規均對審計移送事項做了規定， 為審計案件移送提供了法律依據， 但這些依據過于籠統， 對于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沒有做詳細說明， 致使實踐中產生了種種分歧。 有觀點認為應該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準來設定審計移送的證明標準，即“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有觀點則認為審計案件移送證明標準應該是 “發現可能存在犯罪事實的線索”, 不一定要有確鑿的證據，有“可能存在犯罪事實存在” 的推測即可；也有觀點認為審計移送案件的證明標準應該是“能夠基本成案”,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存在即可。 認識的分歧導致審計人員實踐缺乏統一的標準， 如果移送證據標準過高， 不僅導致應該移送的審計案件不能移送， 同時也打擊了審計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不利于審計成果的轉化，更讓犯罪分子逃避了應有的懲罰；但如果移送證據標準過低， 則會導致移送案件質量不高，移送數量過多，辦案力量分散， 查處效率低下， 浪費大量司法資源，也不利于審計成果的轉化。 因此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審計案件移送證明標準，既可以有效轉化審計成果、提高審計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也可以幫助司法機關提高查處效率，做到有的放矢，嚴厲打擊腐敗犯罪。
二、證明標準的各種觀點
（一）第一種觀點提出審計移送案件的證明標準應該參照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其理由是 2001 年國務院頒布的《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使用的就是“案件”一詞，而不是“案件線索”. 既然是案件，說明法律法規對審計機關的要求是通過法定的審計權限和手段查出的涉嫌犯罪問題和事項， 不能僅僅與普通公民舉報刑事案件線索的水平相當，應該參照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按照刑事訴訟的證據要求來審理審計移送事項。 這一觀點看似符合法律規定，但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 因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比較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是 “事實清楚、 證據確鑿充分”,要達到這一標準需要各種類型證據的相互印證，環環相扣，不僅需要賬目等書證，更需要相關的證言予以佐證，但審計機關在取證方式、取證手段、調查深度上都有諸多限制，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標準，不太現實。 倘若真要參照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標準， 對審計機關的移送工作設置了很難逾越的障礙， 很多應該移送的審計成果都會因為達不到移送證明標準而夭折。 當然在審計移送案件中，也有確實達到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例如私刻公章的，導致嚴重后果，當事人予以承認的； 再如挪用公款， 超過三個月， 當事人予以承認或其辯解無法排除其行為違法性的， 但這種達到證明標準的案件非常之少。 如果達不到該標準就不予移送，則有放縱犯罪的嫌疑。 可見完全照搬刑事訴訟中嚴格的證明標準并不適合于審計案件的移送。
（二）第二種觀點認為對于案件移送的標準應該寬泛些， 只要是存在犯罪可能的，都移送給司法機關處理。 這種觀點弱化了審計機關審理、過濾的功能，將證明標準降低到推斷和猜測， 不需要嚴格的證據鏈條予以證明。 乍一看該標準似乎貫徹的是“零容忍”政策，提高了打擊腐敗的力度， 實際上這種推斷和猜測式的標準并不一定能提高打擊力度。 畢竟司法機關的辦案力量也是有限度的，移送門檻太低，移送案件過多，分散了查辦力量，反而降低了打擊力度。 案件移送更應該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 只有有相應證據印證的案件移送才能真正為司法機關打擊腐敗提供高效的支撐。
（三）第三種觀點對前兩種觀點進行了折中， 認為審計移送案件的證明標準應該略低于刑事訴訟的要求， 但不能完全沒有證據支撐僅靠推測和猜想來確定應該移送的案件， 而是要通過審計手段收集能夠“基本成案”的證據，在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的情況下， 再移送司法機關調查處理。 這一觀點比較務實，具有可操作性， 也符合我們審計工作的客觀規律。 審計移送的案件必須能夠基本成案， 要存在相關證據證明可能有犯罪事實存在，這樣移送的案件才能有成效，否則再多依靠猜想、 推測的案件移送也只能是空耗氣力，結果是石沉大海。 同時審計機關的取證不需要也不可能替代司法機關的取證工作， 完全做到 “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只需要做到基本成案， 剩下的事情應該交由在刑事訴訟領域更具有專業性的司法機關來做。 只有把握好審計機關與司法機關銜接的界限，發揮各機關的專業優勢，才能提高案件查處的效率。
三、證明標準的具體把握及注意事項
上文討論了審計移送案件證明標準的問題， 但這一標準是原則性、 指導性的， 具體要怎么做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嘗試。
（一）審計取證中要注意把握證據中的矛盾點
審計調查中常常遇到一些存在矛盾的證據， 導致審計人員無法做出判斷或繼續深入，審計人員在實踐中常常以“限于審計手段有限”為由，草草將案件以涉嫌貪污罪移送司法機關。 然而司法機關所依據的證據相對薄弱， 基本沒有相應的證據來支撐，僅僅依靠推測、懷疑進行有罪推斷。 如果按照這個證明標準來移送，懷疑推測的可移送事項將會猛增，審計成果的轉化效率將會低下， 移送案件的效果也會不佳。 相反，如果要求審計移送案件達到刑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僅以法律賦予審計機關的有限手段，也幾乎不可能。
筆者認為， 面對無法繼續深入的困境， 把握證據之間的矛盾恰恰就是對我們推測、懷疑的有力支撐。 在合理懷疑的基礎上，注意收集帳賬之間、帳言之間、言辭之間的矛盾， 通過把握矛盾推翻賬面的虛假和言辭上的辯解， 我們認為這樣就達到了基本成案的標準， 可以移送司法機關。
（二）審計取證中要注意把握違背常理的情況
除了把握證據的矛盾點外， 還應注意有無違反常理、常識的情況。 大多數情況下， 被審計單位在賬面上都做得天衣無縫， 也有在審計機關開始審計后進行補救、掩蓋，修改賬面記載，以期蒙混過關的情況。 這就需要審計人員不僅要有資金、業務等方面的知識，更要應用自身的財務經驗、社會經驗，從細節上抓住有悖常理的蛛絲馬跡，揭開不法真相。 例如審計人員在審計過程中， 雖然賬面上資金平衡，但資金支進出違背常理，不符合該被審計單位日常的資金進出規律時，應先聽取相關責任人員的辯解， 如果發現相關責任人員辯解仍然與常理不符，則足以支撐、佐證審計人員的推測，并通過收集有違常理的書證、證言，達到基本成案的標準。
（三）審計中要有效利用外部環境證據
在審計過程中， 一線審計人員對審計的情況最為了解， 不僅可以直接瀏覽財務資料， 還能從審計過程中察覺被審計單位相關人員的態度情況。 在發現、觸及違法犯罪線索的時候， 被審計單位的相關人員在體態、 言語上可能有很大變化、形成較大反差，心理素質差的甚至會出現發抖、大汗、結巴等情況，這都需要審計人員在審計過程中細心體會。 這些細節雖然不能作為證據， 但環境證據的把握可以增強審計人員的信心， 幫助審計人員抓住審計重點， 印證審計證據所指向的問題。
（四 ）注重違法證據的收集 ,不過分糾結于罪名
審計機關收集的主要是書證， 以財務資料為主， 而刑事案件定性中有很多因素需要證明， 而不同因素的差別都會導致適用刑法上的千差萬別， 比如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導致，是故意還是放任， 是濫用職權還是玩忽職守等都會導致不同的案件定性。 面對這些因素，限于審計手段有限，定性時往往就存在爭論， 這些爭論的起因還是事實沒有完全查清，還有許多細節需要調查。
筆者認為審計機關要牢牢把握住基本成案的證據標準，只要證據能夠證明有罪，對于罪名、 定性有一定根據就可以移送司法機關，而不要求定性絕對準確，或者過糾結于罪名的適用綜上所述， 筆者認為審計機關對于刑事案件移送應該以基本成案作為證據標準。 基本成案的證明標準厘清了審計機關與司法機關在案件證明標準上的區別， 使審計機關的案件移送證明標準更加合理科學， 減輕了審計機關的取證負擔， 同時更加注重對審計中證據之間矛盾點的把握， 提高了對審計人員取證技巧上的要求，提升審計移送案件的質量，為進一步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