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問題的現狀
（一）對證明標準與證明責任的理解
在證明標準與證明責任是否是同義概念問題上，各國法學家對于證明標準的具體概念存在爭議，英國證據法學家摩菲（Mur-phy）認為："證明標準是指證明責任被卸除所要達到的范圍和程度，它實際上是在事實裁判者的大腦中、證據所產生的確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標尺；也是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最終獲得勝訴或所證明的爭議事實獲得有利的事實裁判結果之前，必須通過證據使事實裁判者形成確信的標準。" 我國學者江偉也曾說到"證明標準指的是負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它像一只晴雨表，昭示著當事人的證明責任能否解除".
兩位大家從證明責任的角度來理解證明標準問題，既表明了二者并非同義概念的觀點，同時又明確地表達了二者的關系。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
針對我國民訴中的證明標準，大部分學者認可追求客觀真實的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認為民訴法中規定的"原判決認定的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改判"這一啟動二審的標準就是認定事實的錯誤，故認為追求案件事實清楚就是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就是，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特點各異，刑訴中，根據具體案件的性質會有相應的司法機關專門進行立案偵查，即第三方取證；民訴中，則是由當事人進行舉證，證明相應的案件事實，其同刑訴的區別就在于無法保證證據中立無傾向性。因此，法官根據這些證據查明的案件事實，同客觀真實之間是很難直接畫上等號的。旨在解決民事糾紛的民事訴訟，同刑事訴訟一樣去追求完全的客觀真實可行嗎？隨著新型民事案件的不斷增多，如下文要論述的性騷擾案件的出現，可以明確民事糾紛出現了多元化的特點，而證明標準仍舊是一元化的，不能夠完全適應我國民事審判實務的需要。
二、對我國性騷擾第一案敗訴的思考
（一）我國性騷擾第一案
2001 年 7 月，陜西省西安市一位國有企業女職員童某向西安市蓮湖區法院起訴，指證受到總經理的性騷擾。童某在起訴狀中稱，該總經理早在 7 年前就以調崗為由，不顧其抗拒在辦公室內做出騷擾行為，之后更是在不同場合對她進行騷擾，甚至提出去酒店開房間。由于她嚴詞拒絕，總經理便通過無故克扣福利獎金等手段進行報復。童某忍無可忍選擇了起訴。審理之后，該法院認為原告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性騷擾事實存在，遂駁回原告的起訴。
其同事提出曾經在總經理辦公室門外聽到里面的廝打聲以及原告抗拒的喊聲，但法院對此份證人證言的結論是由于證人沒有進門，不能認定總經理辦公室里的人就是被告。法院判決后，童某沒有上訴，這起鬧得沸沸揚揚性騷擾案就此劃上了句號。
（二）對我國性騷擾第一案敗訴的思考西安市蓮湖區法院追求客觀真實，要求原告的證據能夠證明性騷擾事實的客觀存在。在探討這一證明標準合理與否之前，先要明確幾個問題。
第一，性騷擾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對女性是心理和身體的雙重侵犯，很多情況下心理傷害比身體傷害更為嚴重，此前提下，法院要求原告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性騷擾事實的客觀存在，證明心理上承受的傷害和程度，真的合理嗎？
第二，性騷擾是一種突發性行為，很多都是在某種場合、環境下突然發生，在受到侵犯的緊急狀態下，受侵犯的女性是否有能力或者有精力、時間去思考如何收集證據呢？
第三，我國是一個傳統國家，我國的女性心理同歐美等國家的女性是不一樣的，面對性騷擾問題，很多女性難以啟齒，能忍則忍是一種普遍心理。這種國情和心理狀態是處理性騷擾案件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或者說是法官進行自由心證的前提。
原告方同事的證人證言被法院否認了，理由是證人沒有進入案發現場也就是總經理辦公室內，因此不能夠證明總經理辦公室的人就是被告，也就不能夠證明被告對原告實施了性騷擾行為這一事實的存在。作為一個公司的高層人員，總經理的辦公室并非普通職員隨意進出和逗留地方。如果當時法院考慮到了上述三個問題，可能結論會有所不同。
沒有人能夠再現案發時的場景，所有的證明只能實現法律上的真實，以力求達到客觀真實的最高目標。在性騷擾這種特殊侵權案件中，被性騷擾的女性往往急需法律予以保護，才能改變弱者地位，因此法官要追求實質上的公正。將追求客觀真實作為該類案件的證明標準，不僅不能夠真正通過司法手段來解決性騷擾糾紛，而且會犧牲追求公平正義的司法的公信力，給社會大眾的行為造成誤導，使公眾喪失對司法的信賴，損害司法者的形象。
三、性騷擾案件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探究
從英國證據法學家摩菲和我國學者江偉對證明標準概念的理解上可以明確，獲取證據的可能性和能力是其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而這兩個因素同時放到一般的民事侵權案件中和性騷擾案件中來看，被侵權人在后一種案件中的地位明顯要弱勢的多，這正是上文分析的幾點問題的展現。
（一）性騷擾案件與民事訴訟中一般侵權案件的比較
盡管無法對侵權行為提前預知是一般侵權案件和性騷擾案件的共同點，但是在證明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時，性騷擾案件的難度要普遍更大。舉個例子，在是否實施了侵權行為這一證明要件上，由于一般的侵權案件中的侵權行為通常是在公開場合下進行的，或者有目擊者或者有外傷等證據，而性騷擾案件中的侵權行為往往在私密、隱蔽環境下進行，而且是一個侵權者針對一個被侵權者，通常不會留有外傷等明顯證據，因此，性騷擾案件中的證明難度要更大。
盡管有此種特殊性和難度，但目前我國法律并未將性騷擾案件歸入特殊侵權案件中，其證明難度不亞于特殊侵權案件，卻不能適用特殊侵權案件中的證明方式進行證明。所以性騷擾案件中就進行舉證責任倒置就是無法律依據的，也不能依靠高科技設備來鑒定是否存在性騷擾行為。即使是測謊技術也是建立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的，而且不能夠因為侵權人拒絕測謊而作出對其不利的推定。
（二）降低性騷擾案件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的理由
通過將一般侵權案件和性騷擾案件進行對比，可以了解到在證據獲取的可能性上，性騷擾案件是較小的，在當事人獲取證據的能力上也是較低的。而且證據獲取的方式，甚至證據本身就是違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如侵犯他人的權利而獲得的唯一證據就要被排除等，這與性騷擾案件通常涉及當事人的隱私是有關的。因此，性騷擾案件的證明標準不應該同其他的民事訴訟的案件一樣，需要適當的降低。
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之采取較高的證明標準，是為了盡可能減小錯誤判決導致的不利益，刑事訴訟中采取較高的證明標準就基于此原因。刑事案件中，一個人的損失不會成為另一個的收益，刑罰大多是有其凈成本的，而非轉移，所以對施以刑罰應該更加謹慎。但是在民事訴訟中，懲罰本身沒有成本，它只是一種簡單的轉移。由于民事訴訟主要涉及的是財產權利義務的分配，即使出錯也可以獲得實質、完整的補救。所以，民事訴訟沒有必要采取和刑事訴訟一樣的證明標準，而性騷擾案件就更有必要降低證明標準。
在我國首例性騷擾案件中，當事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再堅持上訴，但是判決的影響卻是不會就此結束的。
（三）由案例總結出的降低性騷擾案件證明標準的具體方法
由于很多案例中的性騷擾行為都是出現在工作場所內，針對這一類性騷擾案件，可以規定一些緩解被侵害人證明困難的措施，如要求不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事實解明的義務 ,在我國臺灣地區，對于雇主責任承擔的證明方面，也明確規定雇主承擔其證明已經遵循《兩性工作平等法》所規定的各種防治性騷擾的規定，且對該事實的發生已經盡力防止仍然不能避免時，才能免除雇主責任。 我國首例性騷擾案件中，要求被告承擔案件事實的解明義務對被告而言是輕松的，即讓該總經理解明證人證言中提供的辦公室內的人是否是其本人，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原告的舉證困難且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
再者，發生在工作過程或場合里的性騷擾，沒有嚴重傷情的情況下，原告能夠提供的證據往往是證人證言，也就是同事們，這時就要考慮到證人如實作證問題。某些情況下，如被告是領導者或者其上司等關系到其切身利益的相關人等時，證人能否作證、能否如實作證、其證言的真實性就值得考慮。如果因為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問題而導致法院作出不公正的判決，很容易在社會中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在這類性騷擾案件中，法院要考慮到證明妨礙的情況的存在，通過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在從其它證據獲得的心證基礎上綜合考慮妨礙的方式、可歸責的程度以及被妨礙證據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據自由裁量來對事實作出認定，這種方式實際上也能夠降低性騷擾案件的證明標準。
降低性騷擾案件中的證明標準，并不會失了公正的天平，反而更能維持平衡。維護女性權益，也是和諧社會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