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較早就有法律教育.如唐宋時期最高學府國子監中設有律學,是當時政府專門設立的法律教育機構.明代也較為重視對官民的法律教育,政府制定的《大明律誥》等法令往往要做到家喻戶曉.但在封建社會后期,"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使傳統的法學和法律教育日趨衰微.在清代,法律教育在整個國家教育中的地位很低.負責地方司法事務的主要是刑名幕友,其法律知識的獲得,除日常的經驗積累之外,更多的是依靠前輩的言傳身教.
正如論者所言,"直到清末,為從事法律工作所需的專門訓練,或憑個人的自修歷練,或流散于官學體系之外的民間社會"[1]50.而鴉片戰爭后中西文化的沖突與交融,使傳統的法律教育也面臨著一場新的變革.洋務運動時期,出于對外交涉的需要,清政府在其各類教育機構中開始引入西方的國際公法.
1867 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京師同文館中講授美國學者惠頓的《萬國公法》,可以看做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法律教育的肇始.如果說學習國際公法還只是清政府被迫適應與列強打交道的一種方式,那么創辦高等學堂、開設法律專業則表現出其接受西方文化、改革傳統法律教育方式的積極態度.1895年,盛宣懷仿照美國大學模式創辦天津中西學堂,在其頭等學堂中設立了專門的"律例學",其課程包括大清律例、各國通商條約、萬國公法等.[2]26 -36之后設立的上海南洋公學、京師大學堂也開設了法律專業.
法律專業和課程的開設表明,傳統的法律教育方式已經開始向近代轉型.
一、清末法律教育改革的實施
清末的法律教育和歷代封建王朝的法律教育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從京師同文館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短短幾十年間,中國開始放下了天朝上國的架子,引進西方的法律文化.縱觀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是走出國門學習西方的法律文化,即法政留學; 二是廣泛傳播近代的法律文化,即國內的法政教育.
\\( 一\\) 法政留學
法政留學的興起是和清末的留學運動分不開的.在洋務運動時期,出于"師夷長技"的需要,清政府已開始考慮向外國派遣留學生.1872 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 30 名"聰穎幼童"赴美留學,開啟了近代中國官費留學教育之先聲.其后,清政府的官費留學計劃逐步推行.1877 年,福建船政學堂派員留學英法,當時,"隨員馬建忠、文案陳季同俱入政治學堂,專習交涉律例等事"[3]206 -207.其后,福建船政學堂又派出了幾批留學生赴歐求學,不少人在英法學習法律,均取得了較為優異的成績.甲午戰后,法政留學的目的地開始由歐美轉為日本.1896 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日學生 13 人東渡,在東京專門學校學習.其中的唐寶鍔等人還在早稻田大學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在戊戌變法之前,湖北、浙江等省也派遣了部分學生在日本的各類學校學習"公法、制造及武備諸科".[4]3119 世紀后期是清政府實施法政留學的前一階段.這一時期,清政府已向歐美及日本派赴法政留學生.但是,從其實施法政留學的目的來看,更多的是為了通過師夷"長技"---國際公法,以應對國際交涉的需要.不僅留學的規模小,學習法政的人數更少,其對社會的影響也是極為有限的.
20 世紀初的法政留學運動,代表著清末法政留學的高潮.一是法政留學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在 19 世紀后期,法政留學不僅人數極少,且所學多囿于外交及公法.嚴格說來,這并不是完整意義的法政留學,純粹是為了應付國際交涉的需要.
20 世紀初尤其是在"新政"實行后,清政府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政策上積極鼓勵和支持留學教育.
1901 年 9 月 17 日,清政府發布鼓勵游學的上諭.[5]4 7201903 年 8 月,制定了《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6]1841906 年,學 部擬定《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對于考試取得最優等、優等和中等者,"畢業生準給出身者并加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準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習法政者準稱法科進士、法科舉人".
在清政府的推動下,留學教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其中的法政留學,成為 20 世紀初國內留學的主流.二是法政留學的人數激增.19 世紀后期,在歐美及日本的官派及自費留學生人數很少.
庚子之變后,隨著人們對西方文化的深入認識以及清政府的積極倡導,出洋留學成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這大批留學生中間,除男子之外,也有步履維艱的纏足女子、老人和小孩子.……他們當中,父子、夫婦或兄妹同時留學者甚多.甚至有全家、全族同來留學的情形"[8]40.
從當時的法政留學運動來看,也有其自身的時代特點.首先,法政留學的國家主要在日本.相比19 世紀后期,20 世紀之初留學歐美的學生雖有明顯增加,但極為有限.而同一時期的日本,留學生的規模則大得多,在 1906 年留日學生達到了 12 000 人之多.① 王健認為,留學日本的公私立法政科畢業生加上在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的留學生,合計清末的法政畢業生約為 2 511 人,[1]106 -107實藤惠秀認為 1901-1911 年的中國留日畢業生為 2 831人②.根據他們的統計結果估算,則留日法政畢業生占留日畢業生總數的 88. 7%,由此可見法政留學生在其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其次,法政留學表現出極為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清政府在實行"新政"以后,國內的現狀無法滿足社會對法政人才的需求,出洋留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選擇.清政府也積極鼓勵和支持中央、地方的留學計劃,并制定了《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尤其是在1905 年科舉制被廢除以后,出國留學更成為知識分子獲取出身、晉身仕途的主要手段.正如柳詒徵所言,"利祿之途大開,人人以出洋為獵官之捷徑"[9]893.再次,法政留學的內容主要以速成教育為主.法政留學的功利性,使得法政留學生多是以獲得留學文憑為目的,而不是為了吸收近代法政知識服務于憲政改革.因此,留學法政速成科就成為多數國人的第一選擇.1904年,日本法政大學開辦了專門面向中國留學生的法政速成教育,其畢業生人數達到了 1 145 人,[10]62 -63幾乎占清末留日法政畢業生的一半.由于法政為專門之學,費時較長,因此,短短一年半時間培養的法政畢業生,其學識素養很難盡如人意.蔡元培先生在評論留日法政科學生時就曾指出: "那時到日本學法政的很多,大部分是入私立學?；蛉胨俪煽?并不認真求學,甚有決不到學校,也不讀書,在日本過了多少時候,就買一張文憑回國了."[11]460
\\( 二\\) 國內的法政教育
如果說 19 世紀末 20 世紀之初的法政留學運動是中國人走出國門、學習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過程,那么,清末國內的法政教育則是傳播近代西方法政知識、推動憲政改革的過程.筆者以為,20 世紀初國內的法政教育,實質上就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內的法政教育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學校教育,二是傳媒影響.
1. 學校教育
這里所指的學校教育,是指在課堂上以老師授課、學生聽講為主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教育模式.清末的各種大學法科、法政\\( 法律\\) 學堂、法政講習所等都屬此類.由于清政府直到1904 年才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對大學法科的入學資格、所學課程等做出規定,因此,各大學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解決生源問題.他們所遵循的《奏定學堂章程》,"還只能是一份停留在紙面上的計劃"[1]268.清政府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學務大臣孫家鼐在議復專設法律學堂一折時就指出: "現在預備甫設,?？粕形从腥?伍廷芳等所請專設法律學堂實為當務之急"[12]475.從清末的實際情況來看,真正在清末國內學校教育中起著主導作用的是當時的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以及司法\\( 審判\\) 研究所.
清末法政學堂的設立,與當時的新政運動密切相關.其設立之目的,主要是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由于科舉制的廢除,堵塞了原有的仕進之路.必須為眾多的舉貢生員提供一條新的出路,而求學法政學堂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二是隨著新政尤其是憲政運動的展開,導致裁判課稅人員的極度缺乏,對法政人才的迫切需求是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而開辦法政學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清政府人才不足的問題.1905 年,伍廷芳和沈家本奏請在京師設立法律學堂.[12]469 -4701906 年 10 月,京師法律學堂正式開學.① 此后,各省法律\\( 法政\\) 學堂逐漸開辦起來.在法政學堂創辦之初,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清政府曾禁止私立法政學堂的設立,"以防空談妄論之流弊"[13]540.但隨著憲政改革運動的發展,各省咨議局、各級審判廳以及地方自治機構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若專恃官立學堂為途未免稍狹"[12]490,因此,學部于 1910 年通行各省,準予在各省會及商埠地方設立私立法政學堂; "其各科課程,學生入學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學堂本科章程辦理,并暫準其附設別科"[13]763.私立法政學堂的開辦,進一步推動了法政教育的發展.
法政講習所是清政府繼法政學堂之后又一種重要的法政教育機構,其設立主要是為了彌補法政學堂教育存在的不足.由于"各省雖已設立法政學堂,惟限于學額,不能普及",因此,清政府飭令各省添設法政講習所,"以廣教育而培真才"[14].在清政府的倡導和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各地紛紛舉辦法政講習所.如成立于 1911 年的天津法政講習所,就是當時開辦得較為成功的一個法政講習所.該所開辦之初,在天津《大公報》上登載公啟及簡章指出,天津設立法政講習所,是由于"京師各省多有法政講習所之設,其教授科目以及組織之法,彼此不同,要其講習之效,皆有以補法政學堂所不及,誠善事也.
天津為官紳士商所萃居,而講習法政者止于一二學堂,識者憾焉".并擬定了《天津法政講習所簡章》十八條,對法政講習所的宗旨、課時、費用、人事、學習期限、課程等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該所在半年后還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學員也認為"受益良非淺鮮……如是而法政之智識可以普及,如是而人民之政治思想、權利思想日益發達,去私心而尚公義,由小己而結大群,皆今日講習所之發起為之嚆失也"[16].
司法\\( 審判\\) 研究所是清末在籌辦各級審判廳的過程中應對新式審判人才缺乏而設立的司法教育培訓機構.隨著地方各級審判廳的設立,審判人才的缺乏成為審判廳設立過程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如時論所指出的: "審判人才既不能儲之于平日,而轉欲求之于一時,其供給需要之間,必多所懸隔.迨一日需才孔亟之際,其將降格相求而任用之耶? 抑以他項人員拉雜補充之耶?"[17]
面對這種情況,設立司法\\( 審判\\) 研究所,招收在職人員入所學習,就成為清政府解決審判人才不足的權宜之計.
在 1909-1910 年之間,多數省份都相繼成立了司法\\( 審判\\) 研究所.從其實際情況來看,不少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制度以及規范的管理,在審判人才的培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陜甘審判研究所,就是當時的陜甘總督長庚鑒于甘肅省"足當審判之選者尚不多覯"的狀況,"于籌辦處附設審判研究所,擬定章程十九條,考選候補正佐中先習法政及文理明通者八十名,于上年十一月十九日\\( 1909 年 12月 31 日\\) 開學,限定一年畢業"[18].如果能夠遵循《陜甘審判研究所章程》,其培養出來的法政人才應當足以擔負各級審判廳的重任.
2. 傳媒影響
在清末的法律教育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鴉片戰爭之后,隨著鉛印技術的普及和機器印刷技術的運用,使得近代報刊、書籍的大規模出版印刷成為可能.這極大地降低了報刊書籍的成本,擴大了讀者的范圍,同時也為法律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大眾傳播媒介對清末法律教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書籍和報紙得以實現的.
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法律教育主要還是傳播近代西方的法學知識.因此,通過譯書引進國外的法律和法學著作,就成為當時實施法律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出于國際交涉的需要,最初的譯書多為公法類書籍,如《萬國公法》《歐洲東方交涉記》等.隨著譯書活動的深入,尤其是在 20 世紀初實行法律改革后,清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外國法律和法學著作的翻譯及引進活動.除官方出版機構外,民間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開明書店等也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國外法學類書籍,甚至連海外的留日學生也組織了譯書匯編社等出版機構專門翻譯國外的政治和法律類書籍.當時,許多法政學堂都以翻譯的法學書籍作為授課教材或參考書目.如京師法律學堂就曾"采置東西洋各國法律,節次運回",作為學堂的參考用書.
報紙刊登的譯書廣告也表明了這一點.1907 年,《申報》刊登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本法學博士末岡精一的《比較國法學》的譯書廣告,特意在其后注明,"學部奏設法政學堂,此課科目,在所必習,特譯出印行,以應要需"[20].
相比于法學譯書,近代報紙在清末法學教育中的作用更為突出.由于報紙所具有價格更低、發行地區更廣、受眾范圍更大等特點,使得其在清末法政知識普及的過程中體現出比其他大眾傳媒更為明顯的優勢.近代報紙對法律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報紙刊登的法律評論文章,極大地吸引了人們對修律問題的關注,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討論,從而間接提高了人們的法律素養.
自清政府實行法律改革以后,多次修訂舊律、頒布新律.這一改革舉措也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紛紛刊發社論,進行討論.1907 年底清政府擬定《刑律草案》,立即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關注.各大報紙除了刊發各地督撫及重臣的奏折外,還紛紛發表評論文章,針對《刑律草案》及各地督撫的奏折闡述不同的觀點.雖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反映了人們對修律問題的態度,但是,作為輿論的焦點,無疑會受到受眾的關注,在潛意識中增加了人們對《刑律草案》的了解.其二,報紙刊登的法律條文,成為人們接受近代法律知識的新途徑.雖然在新政時期,清政府提倡"庶政公諸輿論",但普通民眾對國家法律的認識更多的是依賴報紙等傳媒的報道.20 世紀之初的法律改革,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舉措,無疑是媒體關注的焦點.1904 年《欽定商律》出臺之時,《申報》以連載的形式,在半個月內分五次\\( 3 月 1 日、3 月 2日、3 月 11 日、3 月 12 日、3 月 15 日\\) 刊登出商律的詳細條文.從報紙刊載法律條文的主觀目的來說,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吸引受眾的需要,但其在清末法律普及中的實際作用,則是官方法律文件所無法比擬的.其三,報紙在傳播法律教育信息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清末主要傳媒的報紙登載了社會上的各類信息,有關法律教育方面的信息即是其中的一項主要內容,受眾在閱讀報紙的同時也就是法律教育信息傳播的過程.報紙登載的法律教育類信息主要包括法學類書籍的出版廣告以及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的招生廣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法政教育信息的迫切需求心理.
二、清末新式法律教育存在的問題
隨著各類法政教育機構的紛紛設立,新式法律教育的普及已成為清末朝野的共識,但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
首先,各類法政教育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因素,從而影響了法政教育的質量.清末的司法改革,必須建立起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近代司法體系,而各類法政教育機構的設立,無疑是為了滿足司法改革的這種需求.本來,新式法政教育機構的出現,固然有解決科舉停廢后舉貢生員的出路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為國家培養急需的法政人才以及普及法政教育.從上述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以及司法\\( 審判\\) 研究所的開辦情況來看都說明了這一點.在開辦之初,都制定了詳盡的辦學宗旨、學員資格、所學課程以及管理規則等,考察其章程,完全是從培養法政人才的目的出發.
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清末的法政教育存在著嚴重的功利性色彩---將接受法政教育視為晉身之階.在京師法律學堂的學員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當時的求學心態.在設立京師法律學堂之初,清政府已考慮到其畢業生的獎勵問題,主張"畢業后應請簡派大臣會同學務大臣詳加考驗,列定等第,分別年限,比照仕學館獎勵章程酌量辦理"[5]5 384.
1908 年 9 月,又擬定了三年法政別科的獎勵章程[21],但這一獎勵規定引起了學員的不滿,他們"以所定獎章太薄,大失所望,致起風潮,……退學者已有十余人"[22].而之后京師法律學堂乙班畢業學員的請獎風波,則將清末法政教育的功利性表現得淋漓盡致.1910 年 7 月,正值京師法律學堂學員畢業之際,學部奏請獎勵法政學員,"奏京師法律學堂甲班三年畢業學員,按照仕學館請獎,最優等、優等均保過班升階,加盡先遇缺即補字樣,中等照原官給予分省盡先補用字樣,一律獎副貢出身; 奏京師法律學堂乙班三年畢業辦法,無論最優等、優等、中等,一律給予副貢出身,不得照甲班請獎"[23].所學相同,只是遲幾個月畢業\\( 乙班學員 11 月畢業\\) 就遭遇如此不同的待遇,學部的奏折引發了法律學堂學員的強烈不滿.他們全體罷課,向學部呈遞說帖,在學員們的壓力下,法部被迫變通辦法,"于此項乙班學生畢業之時,由學部及臣部派員會同該學堂考試.凡考列中等以上給有副貢出身者,按照《法院編制法》第一百七條第二項,一律以經第一次考試合格論"[24].
雖然,這場風波是因法政學員畢業待遇的不公而引發的,用當時法政學員的話來說,"此次爭點,非為獎勵問題,乃人格問題"[25],但不可否認,在清政府做出變通辦法的決定后,請獎風波逐漸平息,已用事實說明了通過接受法政教育進入仕途,仍然是學子們的主要目的.
不僅是法政學員的求學目的具有功利色彩,連一些法政教育機構的成立也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
江蘇揚州府下轄的江都、甘泉兩縣書吏,"前因上憲札飭裁汰,人人自危,群謀抵制之策.其中有狡黠者,擬仿丹陽成案,組織學堂.以一年畢業,每人按月繳學費二元,后經進稟甘泉萬大令批準照辦"[26].如此情況下設立的法政學堂,其教育質量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各類法政教育機構在管理上存在著諸多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法政教育的發展.
清末的各類法政教育機構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其規模也有大有小,即使是同類同等規模的也往往是良莠不齊.從這些法政教育機構自身來看,主要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 一\\) 管理混亂,貪污成風.各類法政教育機構成立后,雖然頒布了較為完備的章程,規定了辦學宗旨、入學資格、所授課程、學習年限、學員規則等,但主要是針對學生而言.其內部的管理則毫無規范可言,貪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北洋法政學堂就是其中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該堂"開辦數年,雖未見有若何成效,而歷任監督頗多貪鄙營私者,以故數年來侵吞公款、任用私人之風層見疊出."[27]
該堂的腐敗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1909 年底,順直諮議局在其預備議案中就提出: "今之法政學堂并以官吏主之,更調頻仍,宗旨歧異,而一切官場之故習,必濡染學生于不覺之中,而其毒終不可拔.不獨造選民不成,即造官吏恐亦非新世界之官吏也.況學額既增,經費亦漲,官吏鋪張揚厲,于經濟問題亦有多少之困難.擬請此兩學堂\\( 天津法政學堂、保定法政學堂\\) 皆選深通法理、品學卓著之紳士以為監督."[28]
清政府對此也極為重視,針對"各省法政學堂近來辦理愈形松懈,流弊滋多"的現象,由學部派員分赴各省秘密調查,以便設法整頓.
\\( 二\\) 學員與教員的素質不盡合格.各類法政教育機構在開辦之初,雖然制定了嚴格的章程,對學員的入學資格作了詳盡的規定,但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使得學員在學習和管理中表現出種種的不如人意.1908 年湖北法政學堂招考新生,"聞各卷中能做前題者不過數十人而已"[30].
桂林法政學堂官班 106 人,"平日知閱新書報者僅十之一,故于新名詞不能諳悉"[31].不僅如此,教員的素質同樣令人擔憂.本來,按照《改訂法政學堂章程》,教員應由監督延聘三年以上專門畢業人員充任,但由于不少法政學堂都是倉促而設,其聘用的法政教員難以達到學部的要求,有些甚至是日本法政速成科的畢業生.
\\( 三\\) 內部沖突不斷.各類法政教育機構存在的管理混亂、貪污腐敗以及學員、教員自身的素質問題,其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內部的沖突和矛盾,這可以從屢屢見之報端的學堂風潮中看出來.如湖北法政學堂,各學員"聽講以來,每輕侮教員,各教員亦相約全用師長對待子弟手段以壓服各員,以致大起沖突,幾致罷課"[32].北洋法政學堂"催令該堂學生交納學膳費,其不交膳費者,即撤去膳座.……學生等遂全行罷餐,已于昨日開會集議,聞將以罷課要求免費"[33].此起彼伏的法政學堂風潮,不僅影響了法政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法政教育的聲譽.
三、對清末法律教育改革的評價
啟蒙于 19 世紀中后期的近代法律教育,經過20 世紀初的法律教育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國法律教育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尤其是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對中國的法律教育乃至司法的近代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一\\) 吸收了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封建法律極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傳統的中華法系逐步解體,西方法律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加.這種影響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清政府開始運用國際公法來處理外交事務.正如清末著名外交家曾紀澤所言: "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34]365與此相適應,出于外交上的這種需要,清政府法律教育的形式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1867 年,丁韙良在京師同文館開設了國際法的課程,這可以說是中國正式吸收西方法律文化的開端.至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清政府開設的高等學堂都把法律專業列為重要的學科,如北洋大學的律例學門、南洋公學的政治班等.
同時,過去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也開始放下唯我獨尊的架子,走出國門,"師夷長技",學習西方先進的法律文化,這是以往傳統法律教育從來沒有過的.從 19 世紀后期的少量官派留學,到 20 世紀初的官派、自費法政留學高潮,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實現了質的變化,學習的內容也從單純的國際公法轉為西方法學理論、法律制度的各個方面.通過法政留學,留學生們在法、英、美、日等國學習近代法律知識,接受西方法律文化的熏陶.他們的留學過程,也就是近代中國改革傳統的法律教育、吸收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過程.以 20 世紀初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的中國留學生為例,他們所學的課程包括法學通論、民法、商法、刑法、國際公法、憲法、行政法、監獄法、民刑訴訟法、政治學、財政學等等,授課教師多是日本法學界的知名人士,如講授民法的梅謙次郎,講授商法的志田鉀太郎,講授刑法的岡田朝太郎,講授憲法的美濃部達吉,講授監獄法的小河滋次郎等人.[10]61 -62雖然法政留學的目的各異,或為了救亡圖存,或為了晉身仕途.但是,以西方法學教育模式培養出的法政精英的出現,本身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一大成果.
\\( 二\\) 促進了近代法政知識的普及
如果說清末的法政留學是近代中國吸收西方法律文化的過程,那么,國內的法政教育則是將西方法律文化予以傳播、普及的過程.這一點,從國內各類法政教育機構的辦學宗旨中就可以看出來.如京師法律學堂在開辦之初的宗旨就是: "以造己仕人員,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識,足資應用."[35]江蘇教育總會附設法政講習所也是"專為養成議員及自治人才而設,以半年為畢業,意在普及而不在專門"[36].
從實際情況來看,各地法政教育機構在地方法政人才的培養方面確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根據學部1909 年的統計,各省法政學堂達 46 所,學生總數為11 688 人.
此外,各類私立法政學堂、法政講習所等法政教育機構培養的學生就更加難以計算了.即以江蘇教育總會附設法政講習所為例,從 1906 年至1908 年共舉辦了三屆,學員人數至少在 240 人以上.① 雖然人數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也可以從中看出當時學習法政的人數之多.
法政教育的內容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清末國人接受近代法政知識的情況.各省法政學堂在開辦之后都建立了較為合理的課程體系,所學內容不僅包括政治學、法學通論、憲法、民法、商法、財政學等國家規定的基本課程,還能夠因時制宜,將新修訂的憲法大綱、法院編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法規納入學習的內容.
即使是私立法政學堂,也訂立了較規范的制度.如私立宣南法政學堂在其章程中指出:"本堂以研究政法為宗旨,冀于預備立憲時代養成一般政法之常識"; "課程按照學部改定法政學堂新章辦理."[39]
作為法政學堂的補充,各地法政講習所在法政知識的普及方面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天津法政講習所為例,其所學年限只有 6 個月,但所學課程已經包括了法學通論、政治學、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理財學、財政學、國際法等,且各科均參照現行法令教授,足以達到"謀法政知識之普及"的目的.
\\( 三\\) 推動了近代的司法改革
從吸收西方法律文化到近代法政知識在國內的普及,近代法律教育的興起,有力地推動了近代的司法改革進程.一方面,為司法部門培養了大批具有近代法政知識的專門人才.隨著司法機構改革的展開,對新式法政人才的需求極為迫切.尤其是各級審判廳的設立,極為明顯地體現出了這一突出矛盾.
而各類法政教育機構的設立,無疑是暫時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正如陜甘總督長庚就審判廳問題所指出: "所亟宜籌辦者,厥有數端.一曰人才宜儲養也.……然求其足當審判之選者尚不多覯,既有乏才之嘆,當為蓄艾之謀."[18]同樣,法政學堂的設立,也帶有如此的"救急"色彩.江蘇法政學堂就將招考法政學員的原因歸結為: "現在編定新律,改良裁判,地方士紳,必使其深明律意,以備佐理新政之選."[41]
從地方各級審判廳的情況來看,其審判人員除了留學法政科畢業生外,還有大量的國內法政學堂畢業生.根據程燎原先生的統計,清末各省各級審判廳和檢察廳中,有據可考的就有京師法律學堂、直隸法律學堂、浙江法政學堂、山東法政學堂、山西法政學堂、廣東法政學堂等的畢業生,[42]242 -251這還不包括難以統計的曾受過法政教育培訓的其他法政從業人員.另一方面,促使傳統司法人員的觀念轉變.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除培養出大批新式法政人才外,對傳統司法人員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集中表現在曾從事具體司法工作的書吏身上.書吏的主要職責包括起草文書、協助地方官員處理刑名等.由于其掌握了部分國家權力,在晚清的吏治腐敗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盡管清政府多次對胥吏蠹役之害進行整頓,但都未見成效.清末的司法改革,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契機.由于新式司法機關的出現,使得過去作威作福的書吏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不論是出于保住自身飯碗的目的,還是適應新形勢變化的需要,都迫使他們必須接受近代法政知識的教育.1906 年 11 月,"蘇州撫藩臬府四署書吏以蘇撫陳中丞有裁撤書吏,改用學堂出身人員承辦公牘之舉,因議籌集私款,假都土地廟房屋,設立法政學堂"[43].清政府官方對此也極為支持,1909 年兩江總督在批復江蘇丹陽縣設立書吏法政講習所時指出: "書吏之弊,不外于舞文需索及疲玩費事兩種,可謂洞見癥結.今該令勸諭各科書吏設立法政講習所,令其入所肄業,怯向來之弊,化為有用之人,洵屬一舉而數善備焉"[44].從書吏自身的這種變化可以看出,清末的法律教育改革,已對傳統的司法體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促使了傳統司法觀念的近代轉型.
[參 考 文 獻]
[1]王健. 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2]盛宣懷. 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稟[M]∥皇朝經世文新編:第 6 冊\\( 學校: 上\\) . 上海: 上海書局,1901.
[3]吳贊成. 光緒四年二月十六日奏續選閩廠生徒隨恭塞格赴法國習藝法[M]∥洋務運動: 五.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李盛鐸請調主事夏偕復充管理學生總監督片[M]∥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北平: 故宮博物院,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