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西漢獨尊儒術之后，儒家的德禮成為政教之本。刑法也是德主刑輔，體現儒家思想，這也使得中國古代刑法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法的烙印。到唐代，禮法結合在唐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宗法原則逐漸被法定化。同時，“尊尊”“親親”成為刑法重要的價值目標，并置于諸罪之首的“十惡”犯罪之中。本文就以《唐律疏議》之“十惡”為核心考察宗法原則在中國古代刑法中的體現?！短坡墒枳h》中“十惡”犯罪在侵犯家庭倫理方面的犯罪主要有：“惡逆”“不孝”“不睦”“內亂”以及部分“不義”中的內容。依據犯罪客體不同，可分為三類：侵犯親屬人身和財產權利的犯罪、違背同居相隱不為罪原則的犯罪以及居喪期間違背禮教的犯罪。
與前朝相比，宗法原則在唐律體現地更系統、更充分，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例如“十惡”犯罪的律文在禮教規范中均有對應之處，對侵犯家庭倫理之罪更是“準五服以制罪”.但唐律中的宗法原則不是對禮教規范的“照抄照搬”,與禮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名稱不同、提升或降低親等、旁系或同輩親屬分等級。宗法原則在中國古代刑法是依據社會現實對禮教規范的修正，使“治心”的道德規范更有可操作性、符合社會現實的需要。
二、侵犯親屬人身、財產權利之罪的加重處罰
“十惡”犯罪中，對侵犯親屬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加重處罰的立法目的主要體現在嚴懲卑幼犯尊長，主要涉及家庭關系內的親屬相犯和婚姻關系內的親屬相犯，共同點都是卑幼犯尊長者入“十惡”,重于同類犯罪。
1.家庭關系內的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短坡墒枳h》根據親等的不同、犯罪行為的輕重、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對家庭關系內的卑幼犯尊長的犯罪列入不同的“十惡”種類。
比如，謀殺祖父母、父母入“惡逆”,謀殺緦麻以上親入“不睦”;毆祖父母、父母入“惡逆”,罵祖父母、父母入“不睦”;若親屬間通奸入“內亂”,子孫供養有闕入“不孝”.雖上述內容分屬“十惡”的不同犯罪種類，但共同之處是在量刑上均重于同類犯罪。
（1）父祖與子孫相犯《唐律疏議·斗訟律》第 329、348 條規定父祖與子孫間相犯的不同處刑。子孫犯祖父母、父母在犯罪種類上列入“十惡”之“惡逆”,在刑罰上處刑更重、起刑點低。
（2）親屬間相奸親屬之間通奸是嚴重違背倫理道德的亂倫行為，歷代都是重罰的對象?！短坡墒枳h》中“十惡”之“內亂”是關于《唐律疏議·雜律》總第 412、413 條規定的親屬間相奸，它與《唐律疏議·雜律》規定的常人之間的通奸相比，處罰更重。與前代相比，唐律依據不同的親等對親屬間的通奸罪規定了不同的處罰，對犯罪人身份的區分更細，涉及的親屬范圍更廣。并且親屬間通奸罪不同與一般親屬間的犯罪。親屬間的通奸罪不論尊卑，只是論服制，服制越近，處罰越重，即不論卑幼犯尊長還是尊長犯卑幼均加重處罰。
（3）家庭關系內的財產犯罪《唐律疏議·戶婚律》總第 155 條規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并且列入“十惡”之“不孝”.《唐律疏議·戶婚律》總第 156 條規定：“居父母喪（二十七個月內），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p>
在唐代，統治者鼓勵同籍共居，反對分家析戶。這不僅可以維護儒家孝義、防止子孫有虧侍養外，還可以防止降低戶等、流失賦役。
2.婚姻關系內的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橐鲫P系內的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主要指妻犯夫而加重處罰?！短坡墒枳h·斗訟律》總第 325、326 條規定了對毆夫的處罰。與前代相比，《唐律疏議》增加了對犯罪行為的告訴權的規范，夫毆妻者，須妻告，然可立罪；妻毆夫者，須夫告，然可立罪。
這也表明若妻子毆打丈夫，雖入“十惡”之“不睦”,但由于丈夫沒有控告，妻子也可能不會受罰。妻、媵、妾毆夫屬“十惡”之“不睦”,量刑重于凡人相犯七等或八等刑；反之，若夫毆妻、媵、妾則輕于前者九等或十等刑。這主要源于雙方的法律地位不對等，三、違背同居相隱不為罪原則的加重處罰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違背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屬“十惡”之“不睦”.同居相隱不為罪原則是指在一定范圍內的親屬可以相互隱匿犯罪，若違反隱匿義務告發犯罪，告發者獲罪受罰。它涉及控告與舉證二方面，其思想根基可以追溯至西周時期的“親親”.在同居相隱不為罪的發展中，適用同居相隱不為罪原則的人群范圍在逐步擴大，這同時表明違背此原則應受處罰的人群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到唐代，這種擴大的趨勢仍在延續。
1?！短坡墒枳h》中違背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加重處罰?！短坡墒枳h·名例律》總第 46 條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迸c前代相比，《唐律疏議》進一步擴大同居相隱不為罪的適用范圍，從前代要求有服擴大到了無服，并且只要屬于大功以上親，無論是否同居共財，都應容隱犯罪。
對于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這類屬于小功以下親，相互隱匿犯罪，雖不免罪，也可比一般人隱匿犯罪減輕三等處罰。同時“部曲、奴婢，身系于主”,應為主隱罪。表面上，擴大為他人隱匿犯罪的人群范圍是放寬刑罰，實則不然。因為在擴大具有隱匿權利的人群范圍的同時，具有隱匿義務的人群范圍也擴大了，一旦應隱而不隱時，可處罰的范圍也隨之擴大。所以，擴大同居相隱不為罪的適用范圍實際上是擴大了承擔義務的人群范圍，加重了刑罰。
《唐律疏議》與前代律典一樣，在規定應隱匿犯罪的同時，還規定了很多應該揭發犯罪的例外情形。例如：
（1）子孫、部曲、奴婢告發謀反、大逆、謀叛以上罪，勿論。
（2）嫡、繼、慈母殺自己的父親，子孫告發之，勿論。
（3）養父母殺生父母，子孫告發之，勿論。
（4）繼母殺被父休棄的、自己的生母，子孫告發之，勿論。
（5）被父休棄的嫡、繼、慈、養母犯罪，子孫告發之，勿論。
（6）若因為自己犯罪，案發受審，隨答辨順帶供出父祖之罪，不屬告父祖之罪。
四、居喪期間違背禮教之罪的加重處罰
《唐律疏議》將禮教的“喪事主哀”的心理規范轉化為規范守喪者的外部行為，以實現和監督守喪者的“心哀”,維護了禮教。對居喪期間相同的、違背禮教的行為，《唐律疏議》根據侵害對象的不同親等處刑不等。如居父母喪，嫁娶、作樂、釋吉服（在禮制規范中，服飾包括平常所穿的“吉服”和居喪時生者為死者守喪所穿的“兇服”）、匿不舉哀者，與居夫喪期間犯此行為相比，二者處刑一致，但適用的“十惡”種類不同，前者是“不孝”,后者是“不義”.并且犯父母、夫者重于犯余親，尊卑、長幼、親等之差影響著刑罰的輕重，貫徹著輕罰尊長、重處卑幼；親等越近，處罰越重。這些違背禮教、本屬道德調整范圍的行為也歸為犯罪之列，擴大了刑法調整的范圍，是一種變相的加重刑罰。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律疏議》將不同的喪服等級（表明生者與死者之間的親屬關系和尊卑關系） 作為量刑標準，是《唐律疏議》作為法律規范與禮教規范的重合之處，是儒法結合的另一重要體現。但《唐律疏議》更側重于家庭，這與禮教規范側重于家族有所不同，并且二者在名稱、親等、旁系親屬和同輩親屬是否分等級等方面亦有不同。從中可見禮法結合既有重合又有分離，表現了唐代在將禮教法定化的過程中，又進行了有益的補充。
五、余論
宗法原則的本質在于其維護的等級性，實現等級的根本目標在于維護皇權專制統治。所以，體現宗法原則的侵犯家庭倫理之犯罪被列入“十惡”,除了維護人倫道德之外，更是維護君主專制主義的延伸，是關乎君主的社稷之道。在犯上與犯長之間，孔子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p>
所以，有血緣關系的“犯上”被列入“十惡”和無血緣關系的“犯上”也被列入“十惡”（如上文提到的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現受業師，或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者均入“十惡”之“不義”），其最終目的都是為維護以皇權為代表的專制統治。因此，歷代律典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時皆同時維護家庭內部的上下有序。正如陳顧遠先生所言“:中國向之視為罪大惡極者，不出兩類。
其一，關于叛逆之犯罪行為，此為維持家天下之地位，不得不嚴也；其二，關于反倫之犯罪行為，此為有助君綱之樹立，不得不重也?！?/p>
故唐律中的“十惡”犯罪從“國”與“家”兩個角度規定了十種嚴重的犯罪，可歸結為“尊尊”“親親”四個字，其本質是懲治危害君主專制統治秩序之犯罪，這種危害包括直接的侵害與擬制的侵害，擬制的侵害包括有血緣關系的犯上和無血緣關系的犯上。
[參 考 文 獻]
[1]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927.
[2]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236.334.
[3]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0:.1514.
[4]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1990.10.
[5]陳顧遠。中國法制史[M].北京：商務印務館，1934.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