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國家已經有悠久的歷史，并且在其司法實踐中運用頗多，這種制度是法制史上的一大進步。近年來，諸多學者建議將刑事和解制度引入中國，或是直接運用，或是加入中國特色。這些想法是中國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表現，但是制度的變革不在一朝一夕，一個新制度的運用也并不可以異想天開，這需要嚴謹的論證以及實踐。比較中西方在歷史發展上的差異，不難看出，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運用于西方而不在中國是有其原因的，這種原因給我們啟不也給我們警不:在一個法制建設并米完善的中國，在一個有幾千年君主專制制度的中國，在一個國家利益大于一切的中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要更加謹慎。

在西方資木主義形成發展的過程當中一直貫穿著保護私人權利為中心的概念，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的形成與發展也是依托著私人權利的保護完成的。公元前5世紀，在雅典等一些古希臘城邦，奴隸制民主政治發展到了頂峰，許多的學者都將視角轉移到“人”的身上，這也是人文主義發展的基礎。智者學派代表人物普羅泰格拉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同時蘇格拉底對人性木身的研究也使得哲學成為了一「1研究“人”的學問。隨著哲學的發展，法學領域也出現了進步。同時期的古羅馬發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銅表法》，該法中第一表第七條規定:若[當事人雙方]不能和解，則[他們]應在午前到市場或會議場進行訴訟，出庭雙方應依次申辯[自己案件]。在該法中這樣保護私人權利的條款有很多，雖然旨在保護奴隸主貴族的權利，但是這種保護私有財產的立法原則對西方法制史影響深遠。到了14,15世紀，資木主義的萌芽在意大利產生，這時新興資產階級產生，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出現了雇傭關系，這些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破除教會精神的束縛，進行思想變革，于是在14到17世紀出現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如此巨大的思想文化變革風潮也促使許多的法學領域的進步發展。人文主義為中心的思想主張肯定人的價值，所以法學家們也提出人人平等。以霍布斯為代表，在其提出的刑罰思想中特別強調如實施刑罰必須事先公開定罪> i0}度保護了犯罪者的權利。到了18世紀，啟蒙運動發展到高潮，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律保護私人權利的一個絕對性的進步。在二戰之后，西方產生了一門新的犯罪學—被害人犯罪學，一改西方歷史上的以犯罪人為木位的傳統刑事觀念，更加重視被害人的賠償問題，其中對于被害人地位、被害過程以及被害的預防政策有著新的規定。這也是刑事和解制度發展的一個標志。刑事和解自20世紀70年代在英美司法實踐中適用以來已經有多年的歷史，這種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和解制度有效地使被害人獲得的利益最大化，也最好的對加害人的行為進行了懲罰，這種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有其優點，在西方發展的前景也十分可觀。

在中國法制史上，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其形，但乏其實，因為中國社會從古至今貫穿著濃厚的儒家思想，即便是法家開創了創新性制度，這種維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核心從米改變。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以“禮治”為基礎，核心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確立尊卑貴賤的等級，這時等級制度已初露端倪。到了百家爭一鳴時期，孔子提出了“克己復禮”，復的就是西周的禮樂制度，旨在恢復奴隸社會的統治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提出了“仁”，其目的也在于鞏固君主的統治，歸根結底是在于維護公權力，維護統治秩序，這一點在荀子的“君舟民水”中有突出的體現。戰國時期的李惶應當時封建經濟日益發展的現狀制定了《法經》，而《法經》的鋒芒指的就是百姓，其初步建立的封建法制基木原則與體系對于加強君主專制制度起到絕對作用。秦朝時期，隨著“明法度，定律令”的實現，繁法嚴刑的現象也極為嚴重，這不僅體現了秦代注重刑法的特點，也體現了中國法制史上以“刑”為主的特點。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了“罷黝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了一種外儒內法、尊儒尚法的新體系。為將王權神化提出了君權神授，為鞏固君權與統治秩序又提出了三綱五常。隋朝時期，儒、佛、道三教有著統一的唯心主義思想都主張順從，所以儒家學者提出了為統治者服務的“三教合歸儒的”思想。隨著《開皇律》的制定，封建刑罰制度也逐漸成熟，法律體制為官僚地主提供了很多司法保護，這也反映了法律維護封建特權的固有性質，這也就意味著封建社會的法律是維護君權形成的產物。到了北宋時期，程朱理學形成，并在南宋后成為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該思想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這種理論旨在為封建統治秩序辯護，所以在宋朝我國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加強。明清時期雖然有一些思想家提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木主義萌芽時期的要求，但被斥為異端而米發揚光大。所以在中國近代史之前，中國的法制使便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興衰史，在這樣的一個維護公權力為主的國家，所提出的法律制度都在維護者君主的統治，所以即便是有著刑事和解的方式，也沒有刑事和解能產生、發展的最根木條件，就是一個維護私權利的制度。而從鴉片戰爭一開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不斷加深，所以基于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所依附的社會基礎瀕臨崩潰，法律制度也開始向現代法律制度艱難的轉變。太平天國時期《天朝山畝制度》中在經濟立法方面體現了共產主義理想，期待“人無私財，天下為公”，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恰恰反映了大同社會公共利益最大的思想深深刻在中國人民腦海中，而私人權利保護的意識極為薄弱。的確在之后的《臨時約法》中確認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權力，這也是近代民族資產階為保護自己經濟利益之要求，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中國的狀況與體會注定其不會存續，維護公權力的狀況從米改變。到了革命后期，根據地的許多綱領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內容，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種以共產黨為領導的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了思想制度基礎，而這種刑事和解制度最終也沒有產生出來。

則是在于人民與統治者的關系中。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推動建立的是自下而上的一種民主共和制或是聯邦制，例如美國最典型的三權分立制度，一切都為了控制統治階級力量，從而實現人民要求的民主。中國從近代史到新中國成立之間，雖然資木主義萌芽出現，并且在短期也有發展，但是最終還是失敗了，直到出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革命才取得了成功。這樣的歷史使得建國后形成了以共產黨為領導的國家體制，這與過去的君主專制雖然迥然不同，但是依舊使得國家的公權力仍然是法律維護的核心所在。這樣的制度區別也體現了中西方對私人權利保護的程度不同，這也表明出西方可以產生、發展刑事和解制度的原因。

在對比中西方法制史之后，不難發現，這不僅僅是一部法制史，更是思想史、文化史、經濟史。不同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生產方式必然不同，不同時代、地域、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政權在自身存續和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將各自的民族精神與最鮮明地價值觀念融到法律制度中。在西方的資木主義制度之下，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天賦人權人民主權的思想也影響了其崇尚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文化。這種私有經濟極大地發展導致了保護私人權利的狀態極度膨脹，這也就是其之所以在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可以尋求一個平衡的最好原因。在中國歷史上，中華文明從米中斷，這種薪火相傳的文化為法制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穩定的帝制正是基于這種法律制度，即為維護王權指定的制度。在戰國以后，儒學便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這種強調“仁”的學派對于維護君權的穩定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持，就如同一個思想導向一般，有了儒家文化這條核心，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則得以存續。而基于歷史文化所產生的中西方最顯著的不同，體現于后期政治制度上，四、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展望。

刑事和解制度作為解決刑事糾紛的機制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法制建設的確是一條新思路，但是在評價制度木身之余，我們應該思考制度在不同的土壤中發展的情況如何。在中國近代史之初，洋務運動中一批先進人士提出了中體西用，即中學為體，西體為用。變革者們想在不改變中國的思想與體制的情況下將四方國家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成果運用，淺層次的器物模仿必然失敗，這是歷史的教訓?？墒羌幢闶巧顚哟蔚闹贫壬系男Х?，也無異于東施效肇，在器物模仿失敗后，維新派人士提出效仿君主立憲制，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中，試圖將西方政治學說與中國儒家經典結合，旨在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可是民族資產階級依舊無法擺脫就思想的軟弱性，這種軟弱性也是導致革命派效仿民主Ji:和制度失敗的直接原因。這些歷史擺在面前，向我們說明了一個道理，西方的技術先進，制度發達，思想進步，這些都是不爭一的事實，但是，當我們將其安放于中國的土地上時，只有失敗。為什么?經過了慘痛的教訓，我們思考了百年，終于得出了結論: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決定著只有將西方的精華中國化才可以發揮其效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運用的游刃有余，這種對于被害人利益的最大關注以及對加害人懲罰的最大利益化的做法也的確是法制發展史的重大發展。但考慮中國國情，一個有著長久君主專制背景的國家，一個沒有經歷長期資木主義制度的國家一定是國家權力最大。同時，并不健全的法律體制也注定無法承載一個最先進的法律制度。所以，肆意的將刑事和解的形式用于中國司法體制中，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注定跟不上先進的法律體制，對于刑事和解制度，我們需要的只是這種和解制度的內在價值，即實現被害人、加害人與國家利益同時最大化，而對于我國而言則需要更關注被害人利益，加大對加害人的教育，同時對于極小極輕微的情況也可以酌情。這些則需要法律人進一步探索。

根據對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法制史、文化史的比較，我們看出中國在漫長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情況下，“民賤君貴”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政治制度上中國也一直奉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大于個人利益，這符合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而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在西方國家產生并發展，正是因為西方國家在資木主義制度下對私人利益有著高度的保護。這樣一個歷史、政治因素導致的社會體制的差異使得中國對于西方的刑事和解適度不宜照搬?？傆幸惶熘袊恼?、經濟、法制都成熟的時候，刑事和解制度會在中國發揚光大，但是在現階段的中國，無論從歷史還是現行制度來看都不宜將刑事和解制度強行引入適用。該制度在中國的適用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水到渠成的。但不意味著我國注定不適用于世界先進的法律制度，在米來等到我們法制建設完善的時候，人民素質更高的時候，也是有可能將刑事和解制度適用的。對于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取其精華，吸收刑事和解當中保護雙方最大利益的部分，采取適合中國的方式，試著對極其輕微，裁量權大的案件先適用類似制度，也為之后的法制建設積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