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來，由于公司高層人員缺乏異質性特別是性別缺乏異質性對企業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的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為了增加性別多樣性，一些國家在立法的過程中強制性要求公司董事會的女性董事的比例，女性董事進入企業對企業績效、企業價值、投資和上市產生了廣泛影響［1］。
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對于國有上市企業而言，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面臨著成立時間短，信用和聲譽較低等發展瓶頸，銀行等融資機構與民營企業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民營企業面臨“信貸歧視”的窘境。會計穩健性作為會計信息的重要質量指標有助于降低民營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并維持公司的契約均衡\\( Watts，2003\\)［2］。女性董事的引入對民營企業的會計穩健性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相比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有的貢獻如下: 首先本文運用的數據樣本不同，本文主要以最具活力和最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企業群體———民營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女性董事對民營上市公司的影響。其次，本文所探討的角度不同，本文關注女性董事對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現有文獻已從多角度分析女性董事給企業帶來影響，但從會計穩健性的角度分析的文獻較為罕見。最后，與現有大部分文獻不同的是，現有文獻要么從女性特征提出研究假設，要么從企業環境對女性董事的影響提出假設，本文結合了二者的相互影響提出研究假設，更具有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 一\\) 文獻綜述
1. 女性高管對企業的影響
關于女性董事對企業的影響，目前國內外學界并沒有統一的研究結論。一種觀點認為女性董事對 企 業 沒 有 影 響 或 者 有 負 面 影 響: Kanter\\( 1977\\)［3］提出了象征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董事的任命只是為了滿足董事會多元化的需求，對于提升公司價值并無明顯的作用。Lee 和 James\\( 2007\\)［4］分析了美國1990—2000 年3072 個高級管理者的任命公告，發現投資者的對女性高級管理者的任命公告的反應明顯比男性高級管理者的任命公告的反應更加負面。Adams 和 Ferreira\\( 2009\\)［5］指出女性的過度監管和防御導致了強制性的性別配額會降低治理良好的公司的價值。
Kolev\\( 2012 \\)［6］得出的結論是女性 CEO 與男性CEO 相比所獲得的股東回報率每月大約要低0. 35% 。得出此類結論的原因主要在于: 女性董事存在花瓶董事的現象、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定位以及女性缺乏成為高管重要的特性，比如自信和魄力\\( Cook 和 Glass，2014\\)［7］。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女性董事對公司有積極的影響。Williams\\( 2003\\)［8］提出女性董事占較大比例公司比女性董事占較少比例的公司更多的進行慈善活動。Huse 和 Solberg\\( 2006\\)［9］指出，女性董事在參加董事會會議時比男性董事準備更為充分，因此女性董事能夠提高董事會效率。Kang 等\\( 2010\\)［10］應用金融事件研究方法發現投資者通常會積極回應新加坡公司女性董事的任命。Ad-ams 和 Ferreira\\( 2009\\)［5］指出女性董事可以為公司董事會提供新的知識，因此董事會性別的多元化 對 公 司 價 值 有 著 積 極 的 影 響。 Bear 等\\( 2010\\)［11］認為增加女性董事的數量可以改善CSＲ\\( 企業社會責任\\) 評級，從而給投資者發送公司聲譽和財務績效將會改善的潛在信號。女性高管能夠對公司產生積極的影響主要依賴以下三個路徑: 第一，女性董事能夠積極影響組織的價值創造。從資源依賴假說認為，董事的多元化能夠豐富現有的專業知識和擴大董事會的個人網絡。所以，組織通過增強與其他組織或其他重要利益相關者的聯系能夠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及獲取資源的能力。第二，由于董事間的差異性能產生不同的想法，性別多樣性可能提高董事會的創新行為。
女性能為董事會議帶來更開闊、更新穎、更與總不同的聲音。第三，由于女性更為謹慎和細心，女性董事往往能能夠提高增強董事會的監督效率。
2. 企業環境對女性董事的影響
有些研究指出女性董事對企業發揮的作用與企業的規模、治理結構、組織任務等因素有關。Kravitz\\( 2003\\)［12］認為當組織任務復雜且富于創造性時，性別多元化是有利的; 而當組織任務簡單結構化時，性別多元化反而會不利于組織績效的提升。Hillman 等\\( 2007\\)［13］以 1990—2003 年美國銷售收入排名前 1000 的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組織規模、行業類型、多元化戰略和網絡效應均會影 響 女 性 董 事 的 存 在。 Geiger 和 Marlin\\( 2012\\)［14］認為不應該僅僅考慮女性董事是否存在，而且從組織因素\\( 組織規模、外部董事比例、董事會規模、在多家公司董事會任職董事的數量、年齡較大的董事數量\\) 的影響考慮女性董事的比例。有些研究則認為女性董事對企業發揮的作用與企 業 中 董 事 性 別 比 例 對 比 有 很 大 關 系。
Fitzsimmons\\( 2012\\)［15］研究指出公司提倡多樣化來自于兩個原因: 性別平等和改善公司績效，公司只有創造了適當的環境才能使性別多樣化發揮它的優勢。Carter 等\\( 2003\\)［16］認為，如果女性董事比例很小，女性董事的觀點和看法易被排斥或架空，那么女性董事就不一定能夠提高董事會的監督效率。Gul 等\\( 2011\\)［17］提出如果引入女性董事只是為了“裝點門面”，那將會因為性別差異帶來更多的意見分歧，從而降低團體凝聚力。周澤將\\( 2014\\)［18］認為中國的現實環境中通常女性高管數目難以超過男性高管數目，企業的會計政策選擇往往為男性高管所控制，女性高管無法發揮實質作用。
從以上研究容易發現，考慮女性的特征對于公司的影響的確很有必要，但是企業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對女性董事作用的發揮的影響起到了調節性的影響。對于女性對企業的財務穩健性的研究也不能僅限于從女性的個體特征出發，而應結合社會環境和企業背景進行研究探討。
\\( 二\\) 假設的提出
首先，由于生理特點和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因素，我國女性往往呈現出懼怕風險和保守的特點，在很多關于女性董事的研究中都運用到了女性謹慎和保守的特點。但是與經濟文化更加發達的國家相比，“男主外，女主內”“女性無才便是德”父系社會的傳統觀念對女性影響更深，中國女性對男性呈現出明顯的順從道德約束，從“男尊女卑”“三從四德”這些習慣用語中可窺見一斑，順從的價值觀往往成為主宰女性行為的根本道德觀念。因此，一般情況下，女性首先表現出順從、無主見的特點; 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女性規避風險和謹慎的態度才會起作用。其次，女性董事近年來雖有所增加，但是相對于男性董事來說，人數和比例仍舊明顯偏低。經統計，2000—2009 年董事會中女性董事平均人數和比例僅為 1. 06 人和 10. 36%。女性董事人數和比例仍為少數，使得女性董事的辯護能力更低，即女性董事提出的意見很難得到支持，企業決策權仍掌握在男性董事手中。一般情況下，男性更為激進，偏好風險，傾向于選擇激進的財務政策。進一步而言，當女性董事數量和比例提高后，男性董事的數量和比例減少，男性董事內部達成一致的可能性上升\\( 周澤將，2014\\)［18］，而男性相對而言更加偏好經濟利 益 權 力 上 升 和 個 人 外 在 表 現 \\( Betz 等，1989\\)［19］，進而采取降低會計穩健性政策以牟取上述私利的可能性上升。最后，任颋和王崢\\( 2010\\)［20］研究發現民營上市公司中的許多女性董事都曾在一些主要國有壟斷企業中任高管，并且在加入民營企業之后仍然從事同一或相關行業，或者曾擔任政府官員職務，具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和政治關系。女性董事本身所帶來的社會資源和政治關系可以從負債\\( 尤其銀行貸款\\) 、稅收和訴訟 3 個層次降低會計信息對于民營企業的約束，從而減弱會計穩健性的需求。杜興強等\\( 2009\\)［21］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總體上民營上市公司的政治聯系降低了會計穩健性。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女性的順從無主見致使男性董事成為決策的中心，并且由于女性董事的加入不僅提高了男性董事團體為共同牟取私利降低會計穩健性的可能性，其具有的政治聯系也降低了企業對穩健性的需求，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 限定其他條件情況下，女性董事顯著降低了企業的會計穩健性。
正如 Hillman 等\\( 2007\\)［13］研究的那樣，女性董事的存在和作用的發揮會受組織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本文進一步檢驗在企業外部所處行業的不同競爭程度和企業內部的不同負債程度的情況下，女性董事對企業穩健性的影響。
在低競爭行業，女性董事仍然顯著降低企業的會計穩定性，但是隨著競爭程度的提高或已經處于高競爭行業的企業，除了面臨一般法律制度的約束外，還要面臨更為嚴格細致的行業規范以保持行業的良性競爭和共同發展，同時企業也會更加注重自律行為。這一方面提高企業經理人掩蓋壞消息的難度，男性董事集體牟利的行為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使得女性董事所具有的社會資源和政治關系更難以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企業往往采用更為穩健的策略，女性董事所提出的保守謹慎的政策意見更符合企業的策略導向，更容易獲得認同和肯定，因此女性董事的比例和人數會顯著提高企業的會計穩定性。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a: 限定其他條件情況下，低競爭行業中，女性董事顯著降低了會計穩健性; 高競爭行業中，女性董事顯著提高了會計穩健性。
企業負債的程度往往決定了企業接受關注和監督的程度。債務比重較低的企業，由于接受的監督程度更低，女性董事進入企業，反而提供男性董事易于團體牟利的可能性，男性董事通過采取降低會計穩健性政策以牟取上述私利的可能性上升; 并且在外部監督較弱的情況，具有社會關系和政治聯系的女性董事其社會關系和政治聯系更容易起作用，進而降低了企業采用會計穩健性政策的需求。而債務很高的企業，由于接受的監督程度很高，男性董事無法進行牟利行為，企業也很難利用女性董事可能具有的社會關系和政治聯系獲得進一步的貸款，因此，女性董事的進入并不會改變企業的穩健性。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b: 限定其他條件情況下，低競爭行業中，女性董事顯著降低了會計穩健性; 高競爭行業中，女性董事對會計穩健性不會產生顯著影響。
三、研究設計
\\(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 2004—2011 年的民營企業，共 5 307 個觀測值，并按照下列標準加以篩選: \\( 1\\) 剔除金融類公司 24 個觀測值，因為這類公司有比較特殊的行業特征; \\( 2\\) 剔除 ST 和* ST公司 644 個觀測值，因為這些公司已連續虧損兩年以上，面臨著退市危險，若將其納入研究樣本，可能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 3\\) 剔除樣本期間當年上市的公司 972 個觀測值; \\( 4\\)剔除因資產、權益等財務異常而無法計算相關變量的上市公司 686 個觀測值，經過篩選，最終得到2 981 個觀測值。本文的數據來自 CSMAＲ 數據庫并手工收集計算。
\\( 二\\) 變量解釋
1. 會計穩健性
Basu 模型運用比較廣泛，這種方法不但可以直接檢驗公司是否存在會計穩健性，而且可以通過添加自變量的方法來檢驗自變量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所以本文采取此種方法計量會計穩健性。Basu\\( 1997\\) 衡量會計穩健性的模型如下。
變量定義如表 1 所示。Basu\\( 1997\\) 模型是根據 β3來衡量會計穩健性的程度。如果 β3大于0，那么就驗證了會計穩健性的存在。
2. 女性董事
為了更加準確、全面的考察女性董事的影響，本文采用虛擬變量法、賦值法和比例法三種方式度量: \\( 1\\) 董事會中有無女性董事 DUM，有則為1，否則為 0; \\( 2 \\) 董事會中女性董事人數 NUM;\\( 3\\) 董事會中女性董事比例 ＲATIO。
3. 控制變量
在研究中為了排除其他因素造成的影響，我們采用相關文獻中常用的控制變量，包括: 公司規模、財務杠桿和市凈率這三個變量。同時為了控制年度特征和行業特征對公司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加入了行業啞變量 IND 和年度啞變量 YEAＲ。各變量定義如表 1 所示。
\\( 三\\) 建立模型
根據本文的研究思路，為了考察女性董事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本文在 Basu\\( 1997\\) 的基礎上，加入女性董事的變量，構建模型\\( 2\\) 來衡量女性董事對于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四、實證研究
\\( 一\\) 女性高管的描述性統計
Pearson 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人數和女性董事比例與企業各個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線性相關現象，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詳細披露結果。表 2 是本樣本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DUM、NUM、ＲATIO 分別描述了女性董事時候存在、女性董事數量以及女性董事比例的情況。在樣本中我們可以發現約有66. 69% 的民營企業里擁有女性董事，平均的女性董事女性人數為 1. 062 7 人，在 3/4 分位女性董事的平均人數是 2，即意味著只有 25% 的公司的女性董事人數超過 2 個人。女性董事平均比例為12. 08% ，在 3 /4 分位女性董事的比例為 0. 2，即75% 的公司女性董事只占到全部董事比例的20% 以下。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在我國民營企業，女性董事的數量偏少，并且只占了董事會中很小的一部分比例，男性董事還是占據了民營企業董事會的主導地位。
\\( 二\\) 女性董事與會計穩健性的實證結果
表 3 中列分別列示了報告了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數量和女性董事比例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其中 ＲET × DＲ 的系數為正，說明民營企業存在會計穩健性，即盈余對于“壞消息”的反應比對于“好消息”的反應要快。DUM × ＲET × DＲ項在 1% 水 平 上 顯 著 小 于 0 \\( 對 應 系 數 =－ 0. 016 1，T 值 = 0. 004 3\\) ，說明擁有女性董事民營企業的會計穩健性水平顯著小于沒有女性董事的民營企業。NUM × ＲET × DＲ 項和 ＲATIO ×ＲET × DＲ 項均在 5% \\( 對應系數 = － 0. 003 0，T值 =0. 001 3 和系數 = －0. 033 2，T 值 =0. 014 0\\)水平上顯著為負，反映女性董事數量和比例的增加均顯著降低了會計穩健性。女性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數量和比例都較低，此時女性董事很難按自己的意志影響董事會，女性董事對于會計政策的選擇表現出“用腳投票”的形式; 同時女性董事的增加使得男性董事人數相對減少，內部決策達成一致的可能性提高，進而由于男性傾向于采用激進策略而導致會計穩健性下降; 同時具有社會資源和政治關系女性董事的進入為企業帶來了有利條件，提高了企業在融資、稅收等方面的優勢，降低了企業對企業穩健性的要求。所以女性董事是否存在、女性董事數量和比例的增加降低了企業的會計穩健性。
\\( 三\\) 進一步檢驗
全部樣本按公司規模等分為 3 組，并刪除中間組的觀測值，并分別對規模最大組與最小組進行回歸。本文分別按市場集中度 HHI 和債務監督 LEV 將樣本公司的三分位數分成了 3 組，并刪除中間組的觀測值，并分別對最大組與最小組進行回歸\\( 見表 4\\) 。
如表 4 所示，在高競爭行業，NUM × ＲET ×DＲ 和 ＲATIO × ＲET × DＲ 的系數顯著為正，分別為 0. 010 2 和 0. 076 8，即女性董事的比例和人數會顯著提高企業的會計穩定性; 在低競爭行業，DUM × ＲET × DＲ、NUM × ＲET × DＲ 和 ＲATIO ×ＲET × DＲ 的系數顯著為負，系數分別為 － 0. 041 9、－ 0. 016 8 和 － 0. 153 8，即存在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數會顯著降低企業的會計穩定性。這和段旭輝等\\( 2013\\)［22］提出的市場競爭提高了企業經理人掩蓋壞消息的難度，從而行業競爭程度提高有助于改善企業的會計穩定性的研究結論相一致。
如表 5 所示，在高債務組，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數對企業的會計穩健性的影響不顯著; 在低債務組，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數的系數均顯著為負，系數分別為 －0.021、－0.006 3和 －0. 053 6，即女性董事、女性董事比例和人數會顯著降低企業的會計穩健性。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 一\\) 研究結論
引入女性董事、提高女性董事比例作為近年來世界范圍內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其是否能有效影響企業會計穩健性關系到企業會計信息質量乃至對相關利益主體的保護。本文采用2004—2011 年民營企業的數據，首先研究了女性董事的存在、女性董事人數和女性董事比例對企業會計穩健型的影響，又進一步從行業競爭程度和債務監督程度進行檢驗，揭示了女性董事對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本文研究表明: 女性董事對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存在影響，即女性董事會降低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從行業競爭程度來看，在高競爭行業女性董事會提高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而在低競爭行業，女性董事對民營企業的會計穩健性起到相反的作用; 從債務監督來看，在高債務企業，女性董事對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影響不顯著，在低債務企業，女性董事降低了民營企業會計穩健性。
\\( 二\\) 研究啟示
本文研究的政策意義在于: \\( 1\\) 中國女性董事所處的制度背景和市場環境與國外均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女性呈現出獨特的中國式女性的特性，即中國女性除了擁有一般女性謹慎的特點外，更具有順從的特點。因此在進行研究時，在借鑒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時要充分考慮中國國情，更應該基于我國資本市場數據進行本土化研究。\\( 2\\)應該重視對女性董事的長期培養，使其具備良好的商業意識和管理能力。如可以借鑒新加坡專門成立一個以鼓勵和培養女性董事為主旨的婦女自助會\\( Board Agender\\) 的做法，從而使女性獲得系統的教育，期待女性可以真正通過“不同的聲音”
在董事會發揮作用。\\( 3\\) 在不同競爭程度的行業和債務監督的背景下，女性董事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存在差異，意味著外部環境是影響女性董事發揮作用的前提，企業應注意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下應對女性董事的加盟。本文的實證分析不僅為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因素提供了增量的經驗證據，并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女性行為特征以及企業環境對女性董事的影響; 在實踐上對于進一步加強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完善企業董事會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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