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清政府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控制的放松,由此逐漸誕生了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民族實業家.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最初出現,可以追溯至 1852 年粵人郭甘章在上海虹橋興辦的船塢.一直到 1956 年國家完成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正好走完了百年發展歷程.在這艱難曲折的一百年里,涌現出鄭觀應、張謇、周學熙、榮氏兄弟、陳嘉庚、穆藕初、范旭東、劉鴻生、吳蘊初、盧作孚等一大批優秀的民族實業家,他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通過回溯總結他們的管理思想,可以找到當今民營企業蓬勃發展的生命基因,為市場經濟大潮中的 "國退民進"提供有力證據.
正如財經作家吳曉波所言: "在國家政權不穩定的前提下,財富的持續性積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經濟成為一種被動性工具,企業家將從此 '隱身'為一個不再重要、缺乏話語能力的群體."[1]
由于外國侵略、清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腐敗、國內戰爭等特殊時代背景的局限,舊中國民族實業家管理思想的整個發展過程是遲緩的、停滯的,真正的較快發展實際上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它明顯地具有西方的管理理論、方法和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兩個來源,整體水平是比較低下的.
盡管存在諸多不足之處,但總體來看,民族實業家的管理思想具有一些優秀特點和借鑒之處.
一、充分開發和利用 "人和"的優勢
正如孟子所說: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在中國建立起殖民統治,民族企業在誕生之初就受到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雙重排擠和壓迫,是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面臨著 "天時"、"地利"方面的種種不平等,但是他們敢于對傳統的用人弊端大膽進行改革,不僅廣招人才、有效用人,而且不惜代價進行培養,這解決了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問題.中國勞工由于政治界的關注、輿論界的同情和社會風氣的開放,自我保護和團結意識得到了廣泛的覺醒,各種工會組織也得以建立.另外,民族實業家是"實業救國論"的堅決擁護者,他們充分利用國人對外國商品的抵制心理,在 "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中國人用中國貨"等旗幟和口號下進行產品的銷售.例如,著名愛國華僑張弼士為實現"實業興邦"創辦了中國最早的葡萄酒公司---張裕釀酒公司,拉開了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的大幕.吳蘊初也充分利用了 1925 年抵制日貨的高潮機會使得味精產銷迅速增長.最后,積極開展公益活動也是集聚 "人和"優勢的重要途徑.民族實業家從原來亦步亦趨貼著皇家報效或家族回饋的商人,開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為廣闊的民眾,施展自己的社會情懷和抱負,在普眾公益上進行了大量努力.
二、善用自身優勢,創造名牌產品,重視市場營銷
民族實業家深知外國商品之所以泛濫于中國市場,正是因為它們生產技術先進、產品質量優良,"凡百業如欲抵御外侮,而不力圖改進產品,實非競爭之根本辦法".因此,他們往往瞄準某種或某些外國暢銷商品,仔細研究其優點和弱點,摸清其生產技術的關鍵,采取搶占市場空白、改進產品特色等手段,精心設計、研制能夠趕上和超過這些外國商品的國產商品.同時,他們盡量利用自己了解本地市場、民族主義、勞動力成本低廉和企業易于轉向等方面的優勢,引進外國關鍵設備并在消化的基礎上同國內設備結合配套,更舍得為科技研究進行投資.在市場營銷方面,張裕公司宣傳葡萄酒能"補血益氣,強志耐饑,駐顏悅色,滋腸潤肺",還廣泛發放 《張裕葡萄酒補益之引證》的宣傳冊,最終取得成功,產品甚至銷往海外.又如,東亞毛紡廠為使 "抵羊牌"毛線能夠在洋貨比較暢銷的城市競銷,采用了 "廠商產銷合作合約"的方法.
具體做法是: 由商店預交一部分進貨押金給 "東亞",而 "東亞"按其押金數每月付息,并給商店以相應的產品; 在銷售時,產品價格視行情而變,若有虧損,一概由 "東亞"負責.這種經銷辦法,經銷商不擔風險,又能獲得較豐厚的利潤,鼓勵了他們與 "東亞"合作、與洋貨進行競爭的積極性,這就使東亞毛紡廠在全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商品推銷網 "抵羊網",加強了該廠在競爭中的實力.
三、注重西方科學管理思想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有機結合
民族實業家大多受過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因此他們不僅熟悉西方科學管理思想的精髓,而且懂得將其適用部分改造后運用到中國的企業管理之中.儒家文化加科學管理,不僅更能適應對傳統文化不合理之處的逐漸改革,而且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水平.
例如,1922 年成立的上?？翟乒迯S就秉承了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在 "廠訓"和 "訓練通則"中提出 "勤、儉、誠、勇、潔"的思想,要求職工 "不偷懶、說實話、有過改之、遵紀守法",并要求職工做工與讀書相結合,每天上文化技術課.這種做法在當時中國、至少在上海地區都是較為普遍的.
又如,被毛澤東認為 "不能忘記的四個人之一"的盧作孚,雖然只受過小學教育,但他依靠自學和實踐,不僅成了一名有很高經營管理能力的實業家,而且能對經營管理進行多方面的理論探討.在 1926 年 6 月剛剛創辦民生公司時,他就制定了公司的宗旨: "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為了完全實現上述宗旨,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企業文化建設: 倡導高尚的精神價值觀,宣傳 "個人的工作是超報酬的,事業的任務是超利益的"; 重視個人價值,培養職工對公司的忠誠感,宣傳 "職工困難、公司解決,公司困難、職工解決",但他本人卻過著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 倡導企業職工之間的相互了解; 重視職工培訓.盧作孚的做法使民生公司職工的技能、文化素質發生了顯著提高,從而使民生公司在社會上享有"社會大學"的美譽.
四、重視企業戰略管理
首先,在戰略分析階段,強調對戰略環境作系統、全面的分析,注重投資環境,"謀定而后動",重視權變.例如,"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在創辦企業之時,總是首先根據初步獲得的市場信息,大致提出一個經營目標,然后通過艱苦的調查研究,盡可能獲得充分的信息和情報資料,最后在研究分析各種資料、仔細考慮各方面條件和問題后作出投資決策."輕工業之父"張謇的重要經營戰略之一便是 "察世變,觀物情".大生集團內部各企業特別是幾座紗廠的創辦,都是把握時局、抓住機遇的結果.他認為,在現代市場競爭中 "商情變幻,瞬息萬易,營業之計劃,則尤在衡量時局、斟酌市情以權操縱".
其次,在戰略選擇及評價階段,積極開展中縱向聯合經營和橫向多元化經營,增強經營穩定性,降低經營風險.張裕公司在成立初期就自建葡萄園和玻璃廠,實現原材料和酒樽器皿的自給,以降低成本、確保酒品的質量.新新百貨公司自設有新大銀行 \\(資金供給\\)、新新實業公司 \\(專營房地產\\)、福安煙行 \\(香煙\\)、福安南貨公司 \\(南洋百貨\\)、奇美服裝廠 \\(服裝\\)、綠寶飲料公司 \\(飲料\\) 等數家附屬企業,獲利豐厚.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為確保原料供應,在煙草產地設立棧房、收煙廠,并負責指導農民改良種煙的方法,貸借肥料,預約收購.
公司還圍繞香煙生產、包裝產業鏈,成立了造紙公司、錫紙廠、制罐廠、印刷廠等.生產紡織機械的大隆機器廠在創辦初期就制定了多元化發展的經營策略,確立了 "以鐵業為本,以棉業為手段"的鐵棉聯營理念,還跨行業經營房地產,以房地產利潤反哺主業的發展.
這些做法在當今的新希望集團等公司中非常普遍和有效.
最后,在戰略實施及控制階段,注重戰略執行,實行層級管理、民主管理和成本計算制,堅持"全員訓練"和 "全面訓練",嚴格考核與獎懲,重視職工福利待遇,加強財務管理,完善財務制度.僅以成本管理為例,張謇認為 "各工廠制造之貨,非減輕成本,不足以敵外國進口之貨."指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其經營的企業施行了一系列成本管理的措施: \\(1\\) 成本計算制.規定每天要編制相應的成本計算表,分送給經理、銀行和主管人員,并在表上注明原料、產品的市價,經營的盈虧,工作的效率等,以便了解經營狀況,對成本及時監控; \\(2\\) 領用和消耗的計劃分析.各部門對當天要使用的人力、原材料、燃料事先作好計劃,按計劃領取,當天晚上統計實際消耗,從而大大降低了企業的成本; \\(3\\) 節約開支.從辦廠開始就力求節儉,這對于降低總成本具有積極作用;\\(4\\) 改進技術.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從而降低產品單位成本.
五、靈活的經營指導思想
"在一個國家政局比股票行情更加動蕩不定的年代,在一種全民追逐 '搞定'而不是契約的文化環境中,顯然無法奢望 '公司'成為一種 '力量'."[7]
在扭曲的社會背景下,民族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要緊抱 "洋"和 "官"的大腿,這種先天的羸弱注定了它們無法健康成長起來.在政治動蕩時期,民族資本企業的經營活動深受政治環境的影響,晚清督撫集團、民國軍閥和黨政要人等利益集團在行使公權力時往往對民族資本企業進行肆意勒索、掠奪、吞占.為了生存,部分民族資本企業并不考慮自己的內資與外資身份,經常以外資的身份獲取生存余地.外資企業能享受很多好處,除了內資企業普遍不得不承受的 "低國民待遇",最突出的就是 "免受來自公權力的勒索"或 "合法傷害權".在內資外資稅負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內資企業如果能掛上外資旗號,其在稅負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很多內資企業紛紛到列強使領館注冊,搖身一變而成為外資企業.有學者統計,在整個 19 世紀我國沿海的外資企業中,華商參股的至少有 62 家、資本總額在1 000萬兩白銀以上,而洋務運動中所創辦民用企業投資總額不過2 796. 6萬元,外資在華的投資總額也不過5 433. 5萬元,披著 "洋 皮" 的 華 資,分 別 占 到 了 35. 76% 和18. 40% .在長江航運業,幾十家打著外資旗號的輪船公司,只有英國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純粹的外資,怡 和 洋 行 旗 下 的 華 海 輪 船 公 司 華 商 占 股56. 67%,北清輪船公司華商占股 1/3,鴻安輪船公司華商占股 70%.隨著洋務運動的推進,這種打著外資旗號的中外合資更為火爆,從航運業擴展到紡紗、繅絲、煤氣、電燈等幾乎每個工業部門.
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已經成為這些外資企業的個人大股東或進入董事會.這種內資的 "出逃",其實就是當時政府腐敗環境造成的代價.
1937 年-1945 年抗戰期間為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 "經濟的崩潰時期",本來就發育不良的民族資本在戰爭中飽受摧殘,在此期間,永安百貨公司為了應付時局、維持經營,從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冊到抗戰開始后被迫轉向美國注冊,再到日軍 "軍管"時期為擺脫與美國的關系轉向汪偽政府注冊,盡管有投機之嫌,但也充分說明了近代民族實業家 "實業救國"思想實踐的艱辛歷程,同時反映了他們的發展受制于政治環境的無奈,不應成為被詬病之處.
六、結束語
"國不強,則商不立".在近代中國,民族企業發展所需要的一整套社會基礎設施,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通運輸體系以及民主政治體制等,都沒有建立起來.然而,民族實業家沒有對經營環境持 "三婦"心態①,而是采取積極的 "立商強國"思想.正是在上述管理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民族企業依靠靈活的機制和競爭能力,以弱敵強甚至以弱勝強,與外資企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成長為一股有顯著影響的力量.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作過高度評價: "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10]
但是,在評價民族實業家某些有效的經營管理思想與實踐時,必須注意到管理工作的 "二重性原理": 一些有效的管理措施會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甚至對中國的企業管理理論有所貢獻; 但也就是這些有效的管理措施必然會因社會的因素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體現出剝削的一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對民族實業家的管理思想不能評價過高.
張之洞曾如此評價民族實業家的缺點: "中國商人趨利,近則明、遠則暗,見小欲速,勢散力微."[12]
今天看來,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對那些追求短平快獲利的 民營企業家仍然適用.
參 考 文 獻:
〔1〕吳曉波. 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 1870 - 1977\\(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9.
〔2〕劉含若. 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M]. 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560 -561.
〔3〕〔4〕趙靖. 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486 -490,554 -557.
〔5〕〔11〕譚力文,包玉澤. 20 世紀的管理科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290 -294,296.
〔6〕歐紹華. 論近代中國民族企業戰略管理思想及其實踐[J]. 中國流通經濟,2013\\(4\\) :67 - 71.
〔7〕雪珥. 清朝的公司為何不舉[J]. 商界\\(評論\\),2010\\(11\\):38 - 41.
〔8〕雪珥. 人人反腐人人腐[N]. 中國經營報,2011 - 12 -19.
〔9〕崔海霞. 永安公司的"孤島"繁榮與圖存[J]. 管理學家\\(實踐版\\),2013\\(11\\):56 -62.
〔10〕吳曉波. 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 1870 -1977\\(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
〔12〕雪珥. 權力是資本之母[N]. 中國經營報,2011 - 12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