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作為企業精英代表的上市公司大量涌現，為經濟增長增添了活力。然而，上市公司數量眾多但是發展狀況令人堪憂，“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的現象有目共睹，企業生命周期短且難以做強做大。因此迫切需要運用相關的理論來解決這些問題。

文章將對企業自生能力的相關理論進行梳理，試圖在文獻述評的基礎上探索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提出及基礎研究

“自生能力”概念最初源于對植物自我生存與生長能力的一種描述。1999 年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企業“自生能力\\(Viability\\)”概念并對其做了后續研究，現將其提出背景及基礎研究綜述如下。

1. 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提出

林 毅 夫 教 授 于 1999 年 正 式 提 出 的 企 業 “ 自 生 能 力\\(Viability\\)” 概念表述如下：如果一個企業通過正常的經營管理預期能夠在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那么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這個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 （林毅夫，1999）。

理論是基于實踐的總結和升華，是與當時的制度環境、經濟發展狀況緊密相關的。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企業自生能力概念是與當時的國有企業狀況及其改革緊密相關的。當時政府試圖優先發展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企業按照政府指令，從事著并不具備資源稟賦優勢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企業從一個純粹的微觀經濟個體轉化為肩負經濟責任和政治責任雙重目標的“復合體”。當企業發生虧損時，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并不能很清晰地判斷該虧損屬于政策性虧損還是經營性虧損，不得不給予企業各種優惠政策以扶持企業繼續生存和發展。因此，林毅夫將當時的國有企業定性為“缺乏自生能力”，強調自生能力是企業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一種自我生存和發展能力，并據此提出了改革國有企業的總體思路—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綜上可見，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出與當時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息息相關，是制度環境下的一種理論創新。

2. 林毅夫對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基礎研究

林毅夫于 1999 年正式提出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后，結合當時社會經濟領域中突出的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基礎研究。這些研究大多以宏觀的視角對企業自生能力問題進行了探索，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結論?，F將重點文獻綜述如下：

第一，將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和經濟的比較優勢概念緊密聯系起來，從宏觀經濟層面研究企業微觀個體的經濟績效。林毅夫認為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的自生能力取決于其產業和技術選擇是否位于經濟的相對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最低成本線上 （林毅夫，2001）。

第二，進一步探討了當時我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認為改革之前的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因為政府推行了趕超的經濟戰略，企業的技術選擇與自身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不相符合，從事著不具有自身比較優勢的生產經營活動（林毅夫、劉培林，2001\\)。這樣，就從宏觀視角找到了微觀經濟個體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

第三，深入探討了企業自生能力和國有企業改革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途徑。在 《自生能力和國企改革》 （林毅夫、劉培林，2001） 中指出，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政企不分、激勵不足、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是表象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得出的重要結論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途徑在于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在 《國企改革下一步：剝離政策性負擔、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 （林毅夫、劉培林，2001） 中也明確了上述觀點，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剝離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不給企業索要各種補貼和扶持的借口，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

第四，認為傳統體制中最深層次的問題是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問題；并且強調股票市場的諸多問題也是根源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該觀點體現于 《自生能力與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林毅夫，2002） 中。

第五，在 《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林毅夫，2002） 中，林教授辯證地指出，現代經濟學應把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為分析轉型和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是分析假設的暗含前提。其提出的一個結論是，轉型經濟中的眾多企業是不具備自生能力的，原因如上所述。

第六，在 《發展戰略、自生能力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扭曲》 （李飛躍、林毅夫，2011） 中，作者構建了一個動態模型來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對其經濟制度的影響，研究發現經濟制度扭曲根源于發展戰略導致的產業結構扭曲。因此，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自生能力，必定會受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制度的影響。

通過文獻綜述可見，林毅夫提出并深入研究了企業自生能力問題，其研究意義在于：

第一，提出并深入論證了企業自生能力理論及當時的國有企業問題，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企業自生能力問題關乎著微觀經濟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從一個宏觀的視角進行研究，能更準確地把握其根本原因，為后續研究打開思路。林毅夫不但提出了企業自生能力概念，還進一步地探討了我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并且提出了提高我國國有企業自生能力的根本途徑：剝離政策性負擔，這樣就將企業回歸成一個純粹的經濟個體本性，在完全競爭的環境下能夠考核其真實的經濟績效。此研究也為之后的放權讓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二，受林毅夫的研究啟示，之后的學者在研究企業微觀個體的經濟問題時，必須注重對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制度環境以及相互的協調性進行深入地研究。企業自生能力問題的提出，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本質上是一種政府人為扭曲的制度安排。所以，提高企業的自生能力，重新進行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同時，在微觀層面上，剝離企業政策性負擔，回歸其經濟個體逐利的本質，也即企業不再肩負政治和經濟雙重目標，阻斷企業向政府索要各種優惠政策的籍口，從而能更精準地衡量其經濟業績。

林毅夫關于企業自生能力理論尚需深入研究的地方在于：

第一，林毅夫本人的企業自生能力理論，強調了企業發展所必需的兩大要素：技術和要素稟賦這兩大外生變量。這是從宏觀和外部的角度所進行的研究。但現代社會的迅猛發展，人力資本在其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技術和創新在企業生存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不可忽視的且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內生變量在林毅夫的研究中并未體現出來。第二，根據林毅夫的研究結論，企業的自生能力取決于其產業和技術選擇是否位于經濟的相對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最低成本線上。但是在實務中，這是難以量化的，不具有操作性。第三，企業自生能力，如前所述，本質上是在完全競爭的環境下企業自我生存和發展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衡量的標準，按照定義是“通過正常的經營管理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即會計賬面利潤。 隨著管理學的發展以及我國上市公司的不斷涌現，企業的業績評價標準得到了不斷的修正，國內外的上市公司也更加強調企業整體價值的提升；在此新形勢下，如何較為科學、準確地衡量企業自生能力，尚需深入探討和研究。

二、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拓展研究

繼林毅夫教授之后，眾多學者對企業自生能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后續研究更加注重當前主流經濟學中所關注的企業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競爭優勢、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技術創新等因素，豐富并發展了該理論。

后續學者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關企業自生能力決定性因素的研究 （廖國民、王永欽，2003；傅立文、何衛江，2005；蔡銳、楊猛，2011；吳金明、張磐、趙曾琪，2005；唐魁玉，2005）；第二部分，對企業自生能力概念的拓展研究 （周豐濱、劉文革、梁琦，2004；成學真、陳小林，2010；高正平、張興巍，2012）；第三部分，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其他研究 （劉明宇、趙守國，2004；易榮華，2004；皮建才，2005；葉陳剛，2009 等）。以下文章將分類對典型文獻進行綜述。

1. 企業自生能力決定因素研究綜述

在企業自生能力的決定性因素上，研究學者發現，技術優勢、競爭優勢、創新等因素，在自生能力提升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廖國民、王永欽\\(2003\\)的研究發現，技術優勢和競爭優勢等內生變量同樣對企業自生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認為，技術競爭、交易效率及企業的規模經濟三個因素都對企業自生能力起著決定性作用。傅立文、何衛江\\(2005\\)的研究突出了競爭這一因素在提升國有商業銀行自生能力中的作用，這與之前林毅夫的研究是一致的。該研究采用兩期動態模型分析了國有商業銀行考核機制中存在的棘輪效應及競爭環境下棘輪效應的改善，得出的結論是，創造競爭更為公平的金融市場環境對國有商業銀行自生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蔡銳、楊猛\\(2011\\)的研究更趨近于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觀點，認為內部因素—自主創新，而不一定是比較優勢，對企業自生能力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們認為企業自生能力是內生外部因素 （開放、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的弱干預政策） 和內部因素 （自主創新能力；企業家能力） 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競爭性國有企業通過自主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就可以獲得自生能力，而企業自主創新的途徑是提高企業家能力。

隨著產業經濟學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從中觀層面探討了自生能力的決定性因素。吳金明、張磐、趙曾琪\\(2005\\)在中觀產業層面上強調了比較優勢必須融入到全球產業鏈中對企業自生能力的重要性，并認為企業的自生能力與其所對接的標準和產業的配套半徑成正比。類似地，唐魁玉\\(2005\\)也進行了中觀信息產業的研究，認為信息產業的創新化過程與信息產業自生能力的提高有著緊密的關系。作者經過論證認為，若信息產業結構得不到創新或優化，則難以實現企業自生能力的提升。

綜上可見，對企業自生能力決定性因素的探討，更加注重現代經濟學領域中所強調的技術、創新等要素。此外，自生能力理論也從企業微觀層面拓展到了產業中觀層面，豐富了該理論研究。

2. 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拓展研究綜述

在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中觀產業層面上的自生能力概念并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周豐濱、劉文革、梁琦，2004；成學真、陳小林，2010；高正平、張興巍，2012；等），這是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研究的另一新領域。

周豐濱、劉文革、梁琦\\(2004\\) 將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相結合，提出了“產業自生能力”概念。

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包含產業內微觀企業的盈利能力、高級要素、產業集聚、市場影響力四個因素在內的產業自生能力指標體系，并對東北三省老工業基地進行了實證研究。成學真、陳小林\\(2010\\)根據企業自生能力定義的內涵，提出了“區域發展自生能力”概念，并構建了一個區域發展自生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試圖為實現西部經濟協調發展找到可行的理論基礎。高正平、張興巍\\(2012\\)則用包括區域企業創新力、創業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國際化能力五個維度所構建的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實證分析了區域企業自生能力指數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研究表明，基期的區域自生能力指數對該區域下一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解釋力。研究結果建議用區域自生能力指數考評區域經濟發展質量，可以克服 GDP 考評的一些不足。

這些研究的共同特點在于將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從企業微觀層面拓展到了區域經濟的中觀層面，并且試圖用構建的區域發展自生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來量化區域發展自生能力，豐富了自生能力理論。

3. 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其他研究綜述

除以上研究領域之外，一些學者還從微觀層面探討了我國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企業有自生能力的條件以及提升企業自生能力的途徑等。

劉明宇、趙守國\\(2004\\)借鑒林毅夫的文獻，提出了“盈利軟約束”概念，從微觀層面探討了我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作者通過構建模型分析了國有產權的外部性所必然帶來的國有企業盈利軟約束問題，論證了盈利軟約束是造成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和預算軟約束的根本原因，進而主張解決國有企業自生能力的關鍵是通過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來消除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的盈利軟約束。

易榮華\\(2004\\)的論文 《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來自滬深股市的經驗證據》 與之前的研究相比較而言，其突出之處在于：其一，首次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企業自生能力研究；其二，利用上市公司的公開數據進行了實證統計和分析。作者按照林毅夫的企業自生能力定義，將一年定期貸款利率作為社會可接受的預期利潤率最低標準，以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上市公司獲得的正常利潤, 實證統計和分析了 1998-2002 年的深滬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剖析了其自生能力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進一步增強上市公司自生能力的建議措施。該文章的不足之處在于，以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上市公司獲得正常利潤的衡量標準，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尚未經過科學的論證。

皮建才\\(2005\\)的文獻綜述 《企業理論的進展：交易成本與自生能力》，將經濟學中流行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入企業自生能力理論中，在交易成本和自生能力視角下評述了企業理論的最新進展，并探討了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條件，這是其研究的突出特點。研究認為，交易成本最小化是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一階條件，而生產成本最小化則是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二階條件。然而在實務中，交易成本及生產成本最小化，可操作性較差。如何增強其應用性，尚需深入研究。

葉陳剛\\(2009\\)緊扣社會熱點問題，將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備受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融于企業自生能力研究中，以國有大型商業企業為研究對象，認為改革的前提是解除國有大型商業企業的外生性、政策性負擔；實現國有產權退出的均衡條件；變革其生產及管理方式；統一于社會對改革后企業合法性的認同。該文章將企業自生能力、產權改革、業態創新三個模型統一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上，并設計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模式。該研究的意義在于，它強調了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自生能力的提高有賴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融入了研究領域中較為前沿的內容。研究尚待討論的地方在于，該研究針對的是企業中的一個特殊類別，研究結果不具有普遍意義。

三、研究述評與啟示

結合目前我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及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自生能力研究尚存在下列不足之處。

首先，企業自生能力研究的文獻在數量上整體偏少。這些文獻研究的時間大多集中在 2000-2005 年間并且大部分是由林毅夫教授本人研究的。其他學者雖然進行了后續研究并且做了有意義的探索，但是整體而言數量偏少。

其次，從研究內容來看，急需緊隨經濟發展狀況豐富并拓展我國上市公司自生能力理論。林毅夫提出企業自生能力概念時主要針對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這與我國之后的經濟發展狀況有所不同：經過十幾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企業已經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并在逐步完善該制度；企業生存發展所依賴的經濟制度環境及企業內部結構均已發生了變化；我國資本市場經過多年發展后，上市公司已經成為企業的普遍形態，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但是，上市公司的發展質量卻令人堪憂，“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的現象有目共睹，自生能力亟待提高。因此，理應在上市公司自生能力方面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最后，就轉軌經濟中的中國而言，如何科學、合理地衡量上市公司自生能力，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根據林毅夫的企業自生能力定義，衡量企業自生能力的標準是會計利潤。

但是會計利潤是權責發生制下的賬面利潤是以絕對值指標衡量企業自生能力的。其不足之處在于，不能消除規模因素的影響，較為注重企業短期業績的衡量，忽視企業長期價值的提升，這與企業自生能力的內涵本質上是相悖的。隨著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化及外部資本市場的發展，非財務指標在其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衡量標準當中引入非財務指標已經是人所共識，代表性的研究就是平衡積分卡。平衡積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簡稱 BSC） 是一種戰略管理工具，它的體系不但從財務角度進行分析，而且也包括了客戶、內部流程、學習與創新三類非財務指標。而企業自生能力從本質上說更重視長期的持續發展能力，更注重對未來期間的發展潛力及風險，平衡積分卡可以滿足這方面的業績評價需求?，F代的企業業績更加注重對企業整體價值提升的衡量，出現了經濟增加值\\(EVA\\)、剩余價值估值模型等新的研究結果。管理學領域中已有的研究表明，企業業績評價體系本身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全面的發展過程：從開始的單一財務指標衡量，發展到引入非財務指標綜合性地評價企業業績；從開始的只衡量會計賬面利潤，發展到基于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公司整體業績衡量，再到考慮未來獲利能力的前瞻性衡量。這個業績衡量變化史是一個不斷改進、使之更加科學合理的演進史。因此，應結合管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進一步比較探索上市公司自生能力衡量標準，研究所包含指標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因為迄今為止，鮮有文獻對這一方面進行研究。

回顧企業自生能力理論可見，中國制度環境的變遷及轉軌經濟的特征決定著豐富和發展企業自生能力理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之后的研究學者需要在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上市公司自生能力及其衡量問題，以更好地契合經濟發展的需求，切實解決經濟領域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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