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信息技術的發展為跨國團隊工作提供了關鍵的平臺支持。人們通過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實現遠距離的合作。電子郵件取代了傳統的郵件，電視電話會議取代了面對面的商談，網絡傳輸取代了紙質文件的傳遞。由于跨國團隊的成員往往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使用信息技術支持團隊工作已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虛擬團隊的概念也應運而生。

對虛擬團隊的研究已成為信息科技與組織管理研究領域的重要方向。然而，相比面對面溝通，信息技術支持的溝通所能傳遞的信息量仍然有限，即使是可以傳遞豐富信息的網絡視頻會議也無法達到與面對面溝通一樣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比較成員在面對面溝通的團隊中和虛擬團隊中的行為，以更好地管理不同溝通模式的團隊。

在跨國團隊中，成員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較為明顯的文化差異。中國人強調合作以及社會生活中的相互依存關系，而歐美人則更加重視獨立性和自我。以往對跨國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人在跨國團隊中參與度較低，更容易受到團隊多數成員的影響。因此，研究文化背景如何影響成員在團隊中的行為，有助于更好地組織和管理跨國團隊。

目前國內外對跨國團隊的研究，較多采用實驗室研究的方式，多選取學生群體作為實驗樣本。學生群體的數據相比企業中實際團隊的數據更容易獲取。然而，由于學生群體在知識背景、技能、經驗等方面與企業或組織中的工作群體有所不同，所得結論不一定適用于企業中的團隊。此外，目前對跨國團隊成員行為的研究較多采用成員的國籍作為自變量，并使用Hofstede的文化維度對結果進行解釋，考察更深層次的文化差異\\(例如自我建構\\)對行為影響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選取中德跨國團隊，通過企業調研問卷的方式進行實證性研究。中國和德國作為工業和制造業的大國，有著長期與廣泛的合作，本文對中德團隊的研究有重大的實際意義。研究目標包括:研究溝通模式\\(面對面團隊、虛擬團隊\\)對團隊成員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文化背景\\(中國、德國\\)對團隊成員行為傾向的影響;探索成員的自我建構對成員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結果將為跨國團隊的管理提供指導意見。

1 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設

1.1 概念模型

Benne和Sheats指出，團隊要維持良好的績效表現，需要滿足任務需求和關系需求。對應這兩種需求，需要成員在團隊中扮演功能性的角色，即任務角色和關系角色。任務角色使團隊能夠清楚地定義任務，理清團隊的目標。關系角色有助于建立并維系團隊成員工作和長久合作所需的關系。在本研究中，將對成員在任務角色和關系角色上的行為傾向進行研究。此外，本研究也將考察在跨國團隊溝通中，成員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

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主要考察中德團隊中，團隊的溝通模式、成員的文化背景、自我建構以及其他因素對成員任務角色的傾向、關系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的影響。團隊的溝通模式包括面對面溝通的團隊和虛擬團隊兩種典型模式。成員的文化背景包括中國人和德國人。成員的自我建構包括獨立型自我與相互依存型自我兩種形式。此外，也將考察成員的其他人口學信息，如性別、年齡、教育背景、職位、跨國團隊工作年數對成員行為傾向的影響。

1.2 研究假設

假設1:相比面對面溝通的團隊，成員在虛擬團隊中有較高的任務角色傾向，較低的關系角色傾向，較低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較低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

以往研究顯示，信息技術影響團隊的溝通過程。使用信息技術的溝通可以減少團隊成員地位的影響，減少主導和支配，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團隊中多數對少數的影響。但是，相比于面對面團隊，虛擬團隊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轉換話語權，團隊成員間相互解釋較少，滿意度較低。此外，在虛擬團隊中，由于缺少非語言交流的信息，例如肢體語言，包括眼神接觸、手勢、姿勢、面部表情、空間距離等，使得成員間的溝通與理解變得困難，工作者在虛擬團隊中的心理工作負荷更高。Hall指出，在人與人的交際過程中，有60%是非語言的。虛擬團隊中“社會臨場感”的缺少，使得虛擬團隊的溝通相比面對面團隊更趨向于任務導向而不是社會關系導向。Driskell，Ｒadtke和Sakas在深入回顧了溝通模式對團隊影響的研究后指出，相比面對面溝通，信息技術對團隊凝聚力和團隊成員間人際聯系有負面的影響?；谏鲜鑫墨I結論，研究者提出成員在虛擬團隊和面對面團隊中的行為傾向會存在差別，在虛擬團隊中成員有較高的任務角色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較低，但關系角色傾向較低，且積極參與團隊溝通的傾向較低。

假設2:在中德團隊中，中國人相比德國人表現出較高的關系角色傾向，較低的任務角色傾向，較高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較低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

根據Hofstede的文化維度模型，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上存在較明顯的差異。

德國是典型的個人主義文化國家，而中國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國家。在個人主義文化中，人們的身份和特性取決于每個個體，人們以自我為導向，強調個人成就。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的身份和特性取決于所在的群體，人們以群體為導向，強調群體歸屬感。研究者認為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維度上的差異對他們在團隊中的行為傾向存在影響。中國人比德國人更多地表現出關系角色的傾向，更少地表現出任務角色的傾向，更多地受到多數成員的影響，溝通中更少地主動參與。

假設3:高度獨立型自我的個體，在團隊中表現出較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較低的關系角色的傾向，較低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較高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

Markus和Kitayama提出了不同文化的個體在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系上存在差異。他們提出了自我建構的概念，并提出了關于自我的兩層級理論模型:獨立型自我與相互依存型自我。獨立型自我\\(independentself－construal\\)的人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將“自我”定義為一個自主的、獨立的個人。

相反，相互依存型自我\\(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的人則認為他們與其他人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存型的個體重視整體與合作，會與他人相適應，采取適當行動支持他人的目標。自我與文化間有很強的關聯。Gudykunst等指出，自我概念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差異在個體水平的體現。獨立型自我的觀點清晰地體現在大部分個人主義文化背景下，比如美國和一些歐洲文化中;而相互依存型自我的觀點存在于大部分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比如亞洲文化中。Oetzel通過一系列對文化同質\\(culturallyhomogeneous\\)和文化異質\\(culturallyhet-erogeneous\\)團隊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小規模團隊中，自我建構比群體的文化構成更好地解釋了團隊的溝通過程以及成員的合作與參與。因此，在本研究中，將專門考察自我建構對成員行為傾向的影響。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高度獨立型自我的個體，越強調自我的獨立，在團隊中表現出較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較低的關系角色的傾向，較少受多數成員觀點的影響，溝通中有較高的主動參與的傾向。

2 實證研究

2.1 問卷設計

采用問卷調研的方式對提出的假設進行檢驗。

問卷包含4個部分。

第1部分收集參試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國籍、性別、年齡、職位、在跨國團隊中的工作年數。

第2部分收集參試者自我建構的信息，使用Singelis設計的量表分別測量了參試者獨立型自我和相互依存型自我。獨立型自我包含12個題項，例如“我經常感到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比我自己取得的成績更重要”。相互依存型自我包含12個題項，例如“獨立于他人的個性特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李克特的七點量表進行測量\\(1=強烈不同意，7=強烈同意\\)。

第3部分和第4部分收集參試者在中德面對面溝通的團隊中和虛擬團隊中的行為傾向。設定的情景分別為“請想象您在中德跨國團隊中工作，所有同事在同一間屋內，采用面對面的形式溝通”;“請想象您在中德跨國虛擬團隊中工作，您與其他同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信息技術支持的方式溝通，例如網絡視頻會議”。在每部分的最后，設計了操作檢查項，請參試者給出回答上述問題時是在面對面溝通的團隊中還是在虛擬團隊中。在對以往文獻回顧的基礎上設計了4個量表:任務角色、關系角色、多數的影響、參與，分別測量成員任務角色的傾向、關系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其中，任務角色\\(workrole\\)量表考察成員在團隊工作中表現出任務角色的傾向，包含4個題項，例如“我試圖明確團隊問題并對應采取的步驟提出建議”，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成員在團隊中任務角色的傾向越高。關系角色\\(ma-intenancerole\\)量表考察成員在團隊工作中表現出關系角色的傾向，包含6個題項，例如“我努力減少團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成員在團隊中表現出關系角色的傾向越高。任務角色和關系角色量表各題項的設計基于Cragan，Wright和Kasch對角色的具體描述。多數的影響\\(majorityinfluence\\)量表考察成員受團隊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包含5個題項，例如“我傾向于服從團隊中大多數成員的觀點”，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受團隊多數成員影響的傾向越高。參與\\(participation\\)量表考察成員在團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包含5個題項，例如“我傾向于在團隊溝通中比他人更多參與”，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主動參與團隊溝通的傾向越高。采用李克特的七點量表進行測量\\(1=強烈不同意，7=強烈同意\\)。詳細的量表內容參見附錄。

由于參試者是企業中的中國和德國員工，為保證模型的一致性，問卷的語言為英文。實驗者在問卷最后設置了專門的題目詢問參試者在填寫過程中是否存在對問卷內容理解不清楚的情況，參試者沒有報告存在理解上的困難。

2.2 抽樣設計

本研究關注中德跨國團隊，問卷的目標參試者是在中國的德國企業中工作的中國和德國員工。在德國大使館和中德貿易組織的幫助下，共獲得了700家在中國的德國企業的郵件聯系方式。通過郵件的形式，將網絡問卷的鏈接發給企業的聯系人，并請企業的聯系人幫助轉發給企業中的中國和德國員工。

在這700個聯系方式中，有大約230個因為無效的郵件地址、系統錯誤或不在辦公室\\(out－of－of-fice\\)等原因未能發送成功。最終收到了100份問卷，其中68份填寫完整且符合操作檢查。因此，總共獲得68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68%。

3 統計結果

3.1 參試者基本信息

共有42名德國人和26名中國人參與了研究。

參試者平均年齡為32.5歲\\(標準偏差=10.9\\)。

男性占64.7%，女性占35.3%。本科學歷占66.2%，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33.8%。實習生占29.4%，一般工作人員占30.9%，管理者占39.7%。參試者跨國團隊的平均工作年數為9.6年\\(標準偏差=6.3\\)。

3.2 量表內部一致性

在統計分析前，對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進行了檢查。使用Cronbach’salpha來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Alpha值在0.70以上時認為有較強的內部一致性。對于探索性的研究來說，內部一致性達到0.60即可接受。結果顯示，獨立型自我、相互依存型自我、任務角色、關系角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較好。

多數的影響和參與在刪除一個題項后內部一致性達到可接受的水平。表1給出了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檢驗結果。

3.3 對假設的檢驗

采用協方差分析\\(ANOCOVA\\)的方法對假設進行檢驗。自變量為溝通模式和文化背景，協變量為自我建構。自我建構取參試者獨立型自我與相互依存型自我得分的差值，分數越高，表示參試者越為獨立型自我?？紤]到性別、年齡、教育背景、職位以及跨國團隊工作年數對成員行為可能的影響，將這些變量也作為協變量帶入模型進行分析。在統計分析前，對協方差分析的前提條件進行了檢驗，數據的正態性和方差一致性滿足統計分析的要求。

3.3.1 對假設1的檢驗

假設1提出溝通模式對成員在團隊中任務角色的傾向、關系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有顯著影響。協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溝通模式顯著影響成員在團隊中表現出任務角色的傾向\\(F\\(1，125\\)=10.89，p＜0.001\\)。團隊成員在虛擬團隊中比面對面團隊中表現出更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溝通模式對團隊成員關系角色的傾向存在邊際顯著的影響\\(F\\(1，125\\)=3.19，p＜0.076\\)。團隊成員在面對面團隊中比虛擬團隊中表現出更高的關系角色的傾向。溝通模式對團隊成員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F\\(1，125\\)=2.38，p＜0.125\\)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F\\(1，125\\)=0.95，p＜0.331\\)影響不顯著。表2給出了詳細的統計分析結果。
3.3.2 對假設2的檢驗

假設2提出文化背景對成員在團隊中任務角色的傾向、關系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有顯著影響。協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文化背景顯著影響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團隊中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F\\(1，125\\)=17.44，p＜0.001\\)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F\\(1，125\\)=10.94，p＜0.001\\)。中國人比德國人在團隊中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更高，在團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更低。文化背景對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團隊中任務角色的傾向\\(F\\(1，125\\)=1.11，p＜0.294\\)和關系角色的傾向\\(F\\(1，125\\)=0.34，p＜0.559\\)影響不顯著。表3給出了詳細的統計分析結果。

3.3.3 對假設3的檢驗

假設3提出自我建構對成員在跨國團隊中表現出任務角色的傾向、關系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有顯著影響。對自我建構協變量的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建構顯著影響成員在團隊中表現出的任務角色的傾向\\(F\\(1，125\\)=6.34，p＜0.013\\)、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F\\(1，125\\)=28.07，p＜0.001\\)以及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F\\(1，125\\)=21.74，p＜0.001\\)。高度獨立型自我的成員，在團隊中表現出較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較低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較高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自我建構對成員在團隊中表現出的關系角色的傾向影響不顯著\\(F\\(1，125\\)=2.29，p＜0.132\\)。表4給出了詳細的統計分析結果。
3.3.4 對其他協變量的檢驗

此外，本研究也對其他協變量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性別顯著影響成員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F\\(1，125\\)=23.65，p＜0.001\\)，女性比男性成員表現出更高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年齡顯著影響成員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F\\(1，125\\)=5.98，p＜0.016\\)，年齡越高，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越高;職位顯著影響成員關系角色的傾向\\(F\\(1，125\\)=4.81，p＜0.030\\)，職位越高，表現出越高的關系角色的傾向;跨國團隊工作年數顯著影響任務角色的傾向\\(F\\(1，125\\)=4.94，p＜0.028\\)和關系角色的傾向\\(F\\(1，125\\)=8.95，p＜0.003\\)，跨國團隊工作年數越高，在任務角色和關系角色上表現出的傾向都越高。
4 討論

假設1在任務角色的傾向上得到了支持。團隊的溝通模式對成員任務角色的傾向有顯著影響。相比面對面溝通的團隊，成員在虛擬團隊表現出更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在關系角色的傾向上，雖然沒有顯著性差異，但是從均值上看，成員在面對面溝通的團隊中比虛擬團隊中表現出更高的關系角色的傾向。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往學者提出的虛擬團隊的溝通相比面對面團隊更趨向于任務導向而不是社會關系導向。

假設2在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上得到了支持。成員的文化背景顯著影響成員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由于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上的文化差異，中國人在團隊中表現出更以群體為導向，而德國人則表現出更以個人為導向和強調個人成就。因此，德國人比中國人更少受到多數成員觀點的影響，且表現出更高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假設3在任務角色的傾向、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上得到了支持。高度獨立型自我的個體，在團隊中表現出較高的任務角色的傾向，較低的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較高的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

上述結果說明自我建構作為深層次的文化因素對成員的行為傾向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結合上述研究結果，為跨國團隊的管理提供了如下建議:在虛擬團隊中，應更加注意關系需求的滿足，在面對面團隊中，應更加關注任務需求的滿足，以維持良好的團隊績效表現;在跨國團隊溝通中，更多地主動詢問中國成員的觀點，以減少其受多數成員觀點的影響，增加他們的參與程度;通過測量成員的自我建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成員的行為傾向進行預測，對于高度相互依存型自我的個體，在跨國團隊溝通中，應更加關注他們的想法和參與程度。

5 結論

通過分析中國人和德國人在面對面溝通和信息技術支持的中德團隊中的行為傾向，研究結果表明:

溝通模式對成員任務角色的傾向和關系角色的傾向有較大的影響;成員的文化背景對成員受多數成員觀點影響的傾向和溝通中主動參與的傾向有較大的影響;自我建構作為個體層面的文化差異，能夠很好地預測成員在團隊中的行為傾向。此外，團隊交互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成員的其他背景信息，例如性別、年齡、職位、跨國團隊工作年數也對成員的行為傾向存在著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