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危機決策的界定及特點
近幾年作為決策中最難以估算和評定的危機決策,因危機事故頻發,已漸漸被國內外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所關注,從而成為了決策科學領域新的研究方向與熱點。危機決策可視為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等條件下作出判斷和迅速行為的過程。從決策的不同分類角度來看,危機決策屬于不確定性決策、非例行性決策、非程序化決策。所以不能通過估算概率值得出各種可能會出現的結果,而且危機決策是一種沒有固定的解決方法、沒有固定的套路可以用來借鑒的決策,這就要求決策者在面對突發的緊急事件時只能隨著事態的發展程度,作出與之相對應的選擇??傊噍^于常規決策,危機決策者可利用的資源和時間均有限,很難在短時間內覺察到危機的來源,進而使個體很難作出理性的決策。
危機決策相較于風險決策的顯著特點為:
1.1 時間的緊迫性
危機事件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有所變化,需要個體在事發后在最短時間內迅速地作出相應的決策來避免更嚴重的負面結果產生。
1.2 潛在的消極性
不管是公共危機決策或是個體危機決策,其潛在的結果都存在一定的消極性,會對組織或個人產生較大的消極影響,造成重大損失。
1.3 資源的有限性
由于危機事件發生發展的突然性和急劇性,決策過程所能夠利用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這就導致了個體在時間壓力下進行決策時限制了對各種資源的獲得,因此所考慮到的信息往往都不完備。
1.4 高風險性
因危機事件結果的消極性,個體在對危機事件進行決策時所面臨的風險水平要更高,并且這一風險水平只能預估,不能完全避免。
1.5 高不確定性
危機事件的發生往往超出人的預想且發生的時間、地點也是不可預知的,而危機決策又無法按照已有的常規程序和規則來進行判斷,危機事件的發展和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沒有已有的知識經驗可以指導,所以危機決策后果的不確定性極高,很難判斷所作的決策是對還是錯。
危機決策的特點就是在危機關頭決策者需要在短時間內快速對危急情勢作出選擇,因此決策者沒有太多的時間對危機事件進行邏輯推理和考證,這時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在危機決策中居主導地位。由危機決策特點可知,危機事件的構成因素有三:第一,危機事件發生、發展的急劇性和突然性;第二,因人們能利用的資源非常有限,所以創造性地提出新觀點對危機決策有重大的意義;第三,危機事態的發展危及決策個體及組織的根本利益且其后果難以預知,所以決策者的決策效能將會直接影響其決策結果。
2 危機決策的影響因素
2.1 情緒對危機決策的影響
基于情緒對決策的影響作用,Mellers等人提出了主觀預期愉悅理論,認為在決策過程中人們傾向追求預期的愉悅情緒的最大化。Johnson和Tversky的情緒泛化假說證明了情緒在風險決策中的作用:當給被試呈現誘發負性情緒的信息時,增加了被試對不相關的,卻有著相同情緒效價的風險事件發生的感知率;而當給被試呈現誘發積極情緒的信息時,減少了被試對風險事件發生的感知率。Clore和Schwarz提出“情緒信息等價說”,他們認為決策者在作風險決策時并不是根據任務特征來決定的,而是根據對風險決策明顯的情緒反應來決定的。該模型認為,人們從情緒得來的信息是基于所遇到的認知問題而來的,這種從情緒得出的推斷是具有易變性和情境性的,使人們更了解當下的環境以及思維加工過程的本質,進而成為決策的基礎。Loewenstein等人提出的風險即情緒模型認為決策過程不僅受預期情緒影響,還受即時情緒的影響。即時情緒指的是對感受到風險后立刻產生的內臟反應 (如焦慮、害怕、恐懼等),也就是決策時所帶有的情緒。該模型正是用于解釋為何即時情緒會使得人們對風險的認知和評估有所偏離,以及情緒是如何決定決策行為的。
基于危機決策的顯著特點,在決策過程中情緒不僅對認知資源有一定的補充作用,同時還對信息加工有一定的調節作用。與情緒相關的神經科學研究同時發現,情緒不但在人類思維過程中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還能夠促使人們更好地進行決策和判斷。
Joanne等人對個體的危機決策過程研究表明:被試主要對已有非沖突解決方案進行連續的評估來作判斷,并且即時情緒對危機決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鄭建君對情緒和危機決策的研究表明,個體的危機決策質量與決策任務難度、性別、情緒都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
由上述研究綜述中可以看出,情緒成為危機決策過程中一種重要的成分已經得到大量的相關證明,且其研究正朝著更加深入的領域拓展,探究積極情緒對決策的具體作用機制。Bless等人探討了積極情緒的加工方式,認為積極情緒導致的自上而下的加工使得人們在認知一件事物的時候首先從頭腦中現存的認知結構或偏見出發,進而起到干擾認知過程的作用。而處于消極情緒狀態下的人更容易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途徑,會對細節問題給予較多的關注,較少依賴已有的知識結構。有學者提出,積極情緒會讓人們認為所處環境是安全的而不去激活大腦中太多的認知資源,也就導致了個體的低水平加工;消極情緒卻因其具有強烈的喚醒度和破壞作用,使得個體認真仔細地去想如何來應付問題。
Lee和Stemthal發現,積極情緒不僅不會占用個體的認知處理資源,還會提供額外的資源作為認知補償。Isen等人發現,大部分情況下積極情緒都能提高認知的靈活性,促進問題解決。如在研究決策的過程時發覺積極情緒狀態下,決策者較少受與決策材料無關屬性信息的影響,并將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任務上,進而傾向于對決策材料的整合,更有利于決策。
2.2 解釋責任對危機決策的影響
Tetlock認為解釋責任作為一個情境變量影響著人們的決策行為。解釋責任是指向他人證明自己決策正當、合理的責任,即解釋責任通過利用個體都希望他人認可自己所做的行為的心理來影響個體作決策。Curley,Yates和Abrams的研究指出,當個體發現自己決策時有旁觀者會增強決策者的模糊規避。當決策者的決策還要承擔他人的責任時,其決策行為會更容易偏向選擇規避風險的方式。當個體進行風險決策并需要在他人面前說明自己的合理選擇時會選擇最容易證明是正確的選項。Simonson和Nye的研究還發現了解釋責任能夠減少人們的決策偏見。
人們普遍承認,在不明確立場的人面前說明自己所作決策的合理性會誘發出更多的認知努力。Lerner等人通過在不同類型、不同故事情境、不同傷害程度三種維度下對解釋責任的作用進行了實驗研究。該實驗將被試分為有解釋責任組和無解釋責任組,通過視頻誘發出相應的憤怒情緒和中性情緒;而后請被試觀看一個虛構的傷害案例,并決定傷害人要受到多嚴厲的懲罰。結果表明,憤怒情緒條件下無解釋責任組的被試幾乎全部都簡化了認知加工的過程,減少了作決策所需要用到的信息數量,增加了對虛擬案例中傷害人的憤怒情緒,進而加重了對傷害人的懲罰。解釋責任組被試卻因為解釋責任增加了決策過程的復雜性,付出了更多的認知努力,反而降低了對傷害者的懲罰。
Wilson等人發現,當決策者可以綜合仔細地考慮決策的各個方面時,會減少情感的輸入,進而嚴重影響危機決策的質量。
總而言之,解釋責任對決策的作用己被大量研究者證明,即當個體需要向他人解釋其決策時,人們的選擇常常更為理性。張煒偉指出,相較于無解釋責任組,有解釋責任組個體的決策時間更長且在憤怒情緒下的危機決策更傾向于保守。
3 結語
由于近幾年災難頻發,危機決策漸漸被學者們所關注,成為決策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門方向。危機決策具有后果負面性、不可預知性,時間壓力大,信息資源可利用少等主要特征。
盡管近幾年對危機決策的研究已經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但對危機決策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固定的研究范式,多集中于對理論框架的研究,實證研究并不多,對危機決策的研究方法主要依賴于數學和運籌學。另外,對影響危機決策的因素研究還需在個體變量和心理因素上進一步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