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雖屬于社會公益組織，但學者對其概念的界定存有較大爭議。國外較為權威的定義來源于英國社會企業聯盟的界定：利用商業手段實現服務社會公益目的的社會組織，其財務盈余依法用于社會公益事業再投資，而非分配給股東或企業所有者。國內較早系統研究社會企業的學者舒博將其定義為：公民在社會責任感驅動下，依法自愿結社形成并采用市場化運行方式，以實現社會公益為使命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公益性與市場性有機結合，兼具公益與商業雙重特性成為學界界定社會企業的共識。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在２０世紀中后期的經濟危機中，英國經濟上漲舉步維艱?！皬膿u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政策體系難以為繼，為緩解經濟增長的壓力，防止金融危機引發社會危機，傳統福利國家中用于公共開支的費用被大量削減，靠政府與個人捐贈為主的公益慈善組織難以為繼。同一時期社會企業應以公益為目標，商業化運作機制，對公共財政依賴小等比較優勢，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根據《英國２０１１年度社會企業調查報告》和《英國２０１１年度中小型企業數據統計》抽樣調查：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有６２００００個中小型社會企業在英國建立，服務項目內容涉及臨終護理、兒童福利、膳宿服務、房地產、社區服務、教育等眾多領域，為英國帶來了２４０億英鎊的增加值（ｇｒｏｓｓ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大約占了英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的１％。
為什么在英國經濟急速下滑，其他公益類組織發展動力不足的情況下，社會企業卻能迎難而上，充滿活力？英國社會企業發展背后的動力機制是什么？圍繞此問題，學界提出了四種觀點進行解讀：英國政府部門主導下的政策戰略推動論、社會企業家的社會資本網絡推動論、可持續發展理念與道德消費人群數量及其需求增加推動論、社會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與民主決策方式推動論。
總體而言，社會企業正處于興起階段，相關理論還處于探索中。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還是以引入、介紹其相關發展經驗為主，較少涉及理論層面的分析。國外學者雖涉及社會企業理論研究，但研究多集中在微觀層面，鮮有對社會企業發展所依賴的外部環境進行系統分析，而隨著英國社會的變遷，社會公益性組織所面臨的資源相互依賴格局發生了相應變化，即由原來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捐贈為主向通過市場企業、政府部門等多元渠道發展。換句話說，組織的變革往往是組織自身適應外部環境變遷的需要，是組織在與其所在的環境以及環境之中的其他組織之間，以資源相互依賴關系的變動為紐帶而做出的調整。因此，組織環境作為重要變量不容忽視。
新制度主義學派代表邁耶認為組織存在的環境是理解組織現象，解讀組織行為的重要途徑，并將組織環境劃分為技術環境和制度環境，強調制度環境要求組織結構設置要符合“合法性”機制，技術環境要求組織行為符合“效率性”機制；合法性機制與效率性機制存在沖突、平行、互補三種關系。鑒于此，筆者擬從社會企業存在的制度環境與市場環境兩個維度入手，探討英國社會企業發展背后的動因，以期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理論反思。
二、外推力：社會企業合法性機制的構建及回應
組織合法性是社會中的組織以政治制度為主，輔以社會文化氛圍為參照依據，而表現出來的結構設置與行為標準。制度主義觀點認為，“任何一個組織必須取得合法性，適應制度環境才能得以生存”，合法性機制是組織回應制度環境行為邏輯的方式。換句話說，合法性是組織生存發展的基礎條件，而在合法性認同中，制度與法律承認是組織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制度本身的功能與作用在于破除因信息不確定因素而出現的秩序混亂局面，給人以未來保障性預期。倘若僅有制度出現而無社會主體的有效回應，組織內部治理結構與行為極易流于形式，組織自身可持續性將面臨巨大挑戰。當社會中的組織與所創設的制度環境有效回應時，回應中產生的社會支持網絡將為組織自身提供外部發展機遇。制度環境下合法性機制建構為英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外推力，使其可持續發展運行成為可能。
（一）多樣化的法律制度形式
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多樣，主要有民辦非企業、慈善組織、有限責任公司等。隨著２００４年英國政府部門公司法令的修訂，新增社區利益公司作為社會企業注冊和登記的專屬組織形式被法律定位確立下來。在實際運行中，雖然英國的社會企業仍然被允許以有限責任公司、社區利益公司、慈善組織以及合作社等組織形式存在，但社會企業若以有限責任公司注冊，無法享受到應有的免稅政策；若以慈善組織性質注冊，因原有慈善法律不允許其商業性質運作，這種模式下社會企業的盈利和資產必須限制使用在社會公益或轉移給另一個會受到資產鎖定的組織。換句話說，即使以慈善名義注冊的社會企業不享受慈善機構免稅的優惠政策，其全部盈利必須轉給自身基金賬戶或社區利益公司。
因此，雖然英國社會企業注冊的形式多種多樣，不過因以慈善組織性質與社區利益公司性質的登記和注冊有利于享受免稅等相關優惠政策，所以絕大部分社會企業為減少運行成本，在成立之初，多傾向于向英國慈善總工會和社區利益管理局申請注冊慈善組織或社區企業，而不是向英國行政管理局申請有限責任公司。法律形式的多樣化一方面賦予了社會企業充分的合法性空間，保障了其社會公益性質，使其相對容易得到英國社會各界的認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允許社會企業采用靈活的商業化運行形式獲取資源，增強了公益組織籌集資金的能力，拓寬了公益組織業務范圍。
（二）健全的組織機構保障體系
為規范社會企業的發展，英國政府在２００４年成立了社區公益公司管理局（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負責對社會企業申請的審批與注冊，截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向社區公益公司管理局注冊的社會公益公司共有１，０８９家。社區公益公司管理局職責包括：負責監管社會企業活動運行，確保該法人團體履行法律責任；接受投訴，依法處理相關糾紛，若該機構發現社會企業行為不符合某社區的利益或未遵守資產鎖定的規定，便會采取執法行動，或撤換組織董事或將該組織作清盤處理。
為提升社會企業發展能力，英國政府要求貿易及工業部負責專門制定業務支持和培訓計劃，統籌為社會企業提供技術支撐，職能包括：設置業務通網絡自助培訓平臺，為社會企業提供信息與智力支持；搭建社會企業參觀學習、現場觀摩的平臺，協助社會企業之間分享新理念、新技術，改善組織運行方式；為社會企業提供貸款，資助社會企業成長；鼓勵專業機構為社會企業提供業務支持和先進的技能培訓。
（三）創新的財政扶持與公共服務購買機制
為促進社會企業發展，英國中央政府創新財政扶持政策，完善社會企業財務融資渠道，地方政府也在社區發展領域中，積極提升財務機構運作水平，幫助社會企業拓展融資渠道。具體措施主要有：設立小型企業服務處，負責審核社區發展財務機構，監管社會企業融資；培育社區發展財務機構，引導其向作為支持社區發展型的商會轉變；鼓勵各類慈善基金會向社區發展財務機構提供資本支持和貸款擔保；推行社區投資稅務寬減計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ａｘＲｅｌｉｅｆＳｃｈｅｍｅｄ），為投資以“社區扶貧”為使命的社會組織，提供為期５年、減免 稅 額 多 達 可 投 資 額２５％的 稅 務 寬 減 服 務政策\ue583。
創新公共服務購買機制，政府服務采購適當向社會企業傾斜。為扶持社會企業發展，英國政府創新公共服務購買機制，在產品質量與服務標準不變的情況下，競標項目優先考慮社會企業。為提高社會企業購買公共服務項目的競爭力，英國政府采購部門搭建了多種平臺，以實現社會企業與政府、其他社會組織、商業組織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促進其他部門對社會企業產品與服務的了解，以擴大社會企業服務與產品的銷售額。有些地方當局為扶持本轄區社會企業的發展，甚至在公共采購制度中明確表示，在不違反公平、平等競爭的原則下，政府服務購買應優先考慮那些為本轄區居民提供培訓和創造就業的社會組織，以打消采購人員在競標過程中對社會企業歧視的念頭，增加社會企業取得競標合約的機會。
（四）多元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
多元的社會支持網絡有力地推動了社會企業的發展。除了政府提供優惠政策與財政幫扶外，市場中的企業、社會中的高校和志愿者、民眾給予社會企業大力支持。市場企業為樹立企業社會責任形象，通過技術支援、經費資助等形式，主動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如英國許多大型企業每年都會從盈利額中拿出１％作為公益基金，有的企業甚至在其內部組建社會企業等非營利組織，支持企業附近的社區建設，提高弱勢群體生活水平。眾多知名高校設有社會企業類課程，為社會企業家提供技能培訓等智力支撐，承擔社會企業的孵化和實現社會企業領域規范化、完善化的重任。
社會各類志愿者服務團隊積極為社會企業提供人力資源支持，減少社會企業因人力成本增加而導致的運行風險增大的困境。英國民眾也對非營利機構及其新出現的社會企業給予了足夠的關注：英國上下，從王子貴族到一般居民積極宣傳、推廣社會企業的公益性。社會企業開發的產品與服務如符合社會公共服務需求，即使價格比市場同類產品或服務稍高，民眾與社會組織團體一般也會基于“道德經濟”理念購買。
三、內拉力：市場環境與社會企業
效率機制的生成效率是指投入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場化環境中，效率機制是組織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變量。傳統公益性組織、志愿類組織因忽略成本計算，一味強調捐贈下的準公共產品無償供給，或是捐贈出來的錢“用來產生正面的公共形象，而不是用來改變世界”。因此，只求奉獻而不求回報的公益運行模式，在面對因經濟發展不景氣，公益組織籌資環境日益復雜化條件下，極易陷入疲軟窘境，尤其是隨著英國公共服務私營化改革的興起、公共服務項目購買合同形式（ＰＯＳＣ）的普遍推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逐步由直接提供者向服務購買者角色轉變，市場企業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渠道逐漸拓寬，導致社會組織間、社會組織與市場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劇。社會公益組織為應對日益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之道，“適當的市場運作被引入非營利領域，成為新時期非營利組織壯大規模和推廣其社會使命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社會企業通過市場競爭機制，積極承接政府服務項目外包、廣泛吸納個人或組織捐贈、努力爭取基金會的扶持、大力開發市場產品，在服務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上采取多元化發展策略，快速建立了組織效率機制，搶占了發展先機。社會企業的效率運行機制主要表現為資金來源市場化、市場收入穩定化等四個方面。
（一）資金來源市場化
相對于傳統公益組織運行經費來源的單一性，社會企業收入渠道多元，主要有市場交易、政府公共部門的購買服務項目交易、與私營企業的合作交易、第三部門組織機構合作交易（傳統非營利組織等）、公共部門的專項資金補助等，其中通過市場渠道、公共服務購買項目渠道獲得的收入占了其總收入相當大的比例。英國２０１１年度社會企業調查報告顯示（見圖１），６６％的社會企業通過市場渠道獲取的收入占了其組織年營業額的３７％；近一半的社會企業通過公共服務購買項目競爭渠道獲取的收入占了其組織年營業額的１８％；另有２１％的社會企業則通過個人或組織等捐助渠道獲得，這部分收入僅占了年營業額的１％?？傮w而言，無論是通過市場渠道還是政府服務項目購買渠道，都要遵循市場化競爭原則，效率機制成了社會企業應對市場化環境下的帕累托最優選擇。
（二）市場收入穩定化
從社會企業的收入構成比例來看，通過市場交易獲取的收入不僅超過了政府資助額，更是大大超過了各類捐贈額度，市場成為社會企業資源穩定發展的來源渠道，社會企業的公益目標商業化運作模式初顯成效。社會企業受其轄區內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而顯示其收入構成的迥異，呈現出隨著轄區貧困程度的不斷減輕，市場交易量逐漸增大，政府公共服務購買量趨少的特點。對于前者這可能是因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轄區內居民購買力，進而影響社會企業服務與產品的市場化交易量。對于后者可能是隨著居民購買力的降低，政府逐步加大了公共服務購買力度，社會企業獲取政府公共服務購買項目機會的增加。即便如此，在社會企業年營業額中，其獲取的市場交易份額仍大于從政府公共服務項目購買中獲取的份額（見圖２）。
（三）服務競爭激烈化
資源的有限性和社會公益組織數量的激增，使社會企業間、社會企業與營利企業之間的服務與產品競爭成為常態?！捌D苦的合同談判和商務交易已經與許多更為傳統的募款方式一起共同發揮作用了。慈善組織不僅面臨他們同公益組織之間共同競爭資源了，現在他們將與私營公司一起競爭他們的職責所要求的提供服務的權利”。當社會企業供給的產品或服務大于目標群體需求量時，競爭帶來的風險也在逐步加劇。
２０１１年，６８％的年營業額在１００萬英鎊以上的社會企業實現了財務結余，１８％實現 了 財 務 收 支 平 衡，虧 損 并 破 產 的 占 了１３％；而在年營業額１萬英鎊以下的社會企業中，財務結余的占了２０％，收支平衡和破產分別達到３６％和２７％（見圖３）。這意味著，如同市場中的企業，社會企業在追求公益目標中也會遵循市場化運行規則，當競爭處于劣勢時，會因外部資源競爭失敗而退出，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營利組織的公益服務質量，使公益社團處于持續更新中，保障了公益社團組織的健康發展。
（四）內部管理企業化
社會企業的效率機制不僅體現于其同質性服務產品供給中的競爭化，組織收入來源的市場化等，還體現在內部管理企業化。傳統公益觀點認為，社會公益組織的資金來源依賴于慈善無償捐贈和政府資助，與賺錢無關，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有價值的但往往是賒本的事業”。隨著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英國上下各界公益觀念開始由“無償捐助、無私奉獻”向“公益投資”理念轉變，要求發揮公益最大化的“杠桿效應”。而這種理念恰是市場企業追求收益最大化行動邏輯的翻版。因此，為迎合英國民眾新理念，部分英國社會公益組織改變了原有組織結構體系，采用內部管理企業化模式以實現運行成本最小化公益收益最大化，從而更好地實現其社會服務的宗旨。佛斯頓伯格認為之所以采取公益組織內部企業化管理方式，背后的主要原因還在于非營利性組織屬于勞動密集型服務組織，人力成本占財務支出絕對比例，依靠生產效率提升難以抵消工資增長，即要實現其財務收支平衡，就要借助企業管理中的成本—效益分析理念與運行方式，激發組織內部創新活力，使社會企業擺脫依附政府公共財政、慈善基金和個人捐贈等被動給予局面，實現自身資源投入最小化公益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四、內外合力：合法性機制與效率性機制的互補
市場環境要求組織行為注重效率，其行動的邏輯是低投入、高回報。制度環境要求組織行為和組織結構體系注重合法性，其行動的邏輯是得到普遍主流制度與文化認可。兩種機制在運行上呈現三種邏輯關系。一種是互補關系，合法性機制的增強會使競爭機制功能增加，如根據合法性機制構建而產生的組織結構，運行過程中有利于增加組織自身獲取外界資源的渠道，提升其運行效率。第二種是競爭關系，即合法性機制的增強會使競爭機制削弱，如為應對制度環境要求，組織需耗費資源建構與效率機制相互沖突的組織機構與章程，以實現合法性的目的，這有可能會因內外張力損耗而導致其發展動力不足。第三種是平行關系，即兩種機制都在起作用，但它們之間相互獨立。當組織為應對制度環境，合法化機制與效率機制出現相互競爭或平行關系時，組織自身的回應往往是通過制定組織正式制度或正式結構應對制度環境的壓力，而在運行中遵循另一套法則，以應對效率機制下競爭的壓力，出現組織制度結構與實際運行規范脫節或相互沖突現象。其背后的實質在于前者是在制度環境壓力下，組織為取得合法性地位而采取的行動，后者是為取得效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已故鄧正來先生將這種行動策略視為一種生存性智慧，但生存性智慧多指向行動策略積極性的一面，忽略了因脫節而造成的交易成本上升、組織運行乏力的消極層面。
組織發展的理想模式是兩種機制呈互補關系，內外合力共同推動組織發展，“當這兩種價值理念在非營利組織內相互依存時，該組織才會充滿活力?！睂τ谏鐣髽I而言，其公益導向與商業化運行模式，克服了以往組織合法性機制與效率機制的平行或相互競爭關系，呈現兩種機制的互補、內外合力共謀的狀態。其中，社會企業的合法性機制保障了其公益性質，優化了其運行的外部環境，而效率性機制則提升了自身資源汲取能力，優化了社會企業競爭結構。具體來說，一是社會企業對制度的需求，促進了其生長制度環境的建構，而制度環境構建的完成也為社會企業的合法性身份提供了外部保障，激發了社會企業運行活力。外部制度環境下合法性機制的構建，確保了社會企業在市場化環境中的競爭效率，如參與公共服務項目競標時，同等條件下優先與其簽訂采購協議的規則等。同時，社會企業自身商業化運行模式，又因制度創設的保障，而深入英國民眾與社會網絡中，不致其因市場化操作而陷入公益信任危機。社會企業制度環境的及時有效創設，特別是資產鎖定和公益收入持續投入公益項目的規定，確保了社會企業在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同時，保持了其應有的公益性本質特征。二是社會企業遵循效率性機制，商業化運行模式，保障了公益組織的可持續發展性。社會企業市場化運作模式，適應了公益組織的競爭環境，避免了公益組織因過分依賴政府、個人、企業捐贈而陷入資源發展危機。同時，內嵌于合法性機制中的效率性機制及因競爭失敗而導致的行業退出機制，激發了社會企業內部活力和對外服務質量，促進了社會公益組織體系的更新，保障了社會組織體系的健康發展。英國社會企業正是在制度環境合法化機制的外部推動下，在效率機制的內部拉動下，逆流而上，強勁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