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公共危機事件的群體恐慌問題研析
【第一章】群體恐慌現象治理探究緒論
【第二章】群體恐慌概念、原理及案例探討
【3.1】群體恐慌形成的原因
【3.2】群體恐慌問題的影響
【第四章】預防和減少群體恐慌的若干思考
【結語/參考文獻】我國群體恐慌事件防范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三章 群體恐慌問題的原因及影響
不管是“事件型”恐慌、“傳播型”恐慌還是“混合型”恐慌，都來源于社會，施加于群體，作用于個人。群體恐慌包含群體恐慌心理和群體恐慌行為兩個方面。
基于前文對群體恐慌的相關界定，結合案例分析的結果，可以得知群體恐慌受到宏觀環境、群體狀況、個體心理的影響。因此，可以嘗試從社會環境、群體認知和個體心理三個方面探討群體恐慌形成的原因。
一、群體恐慌形成的原因
（一）風險社會中社會安全問題增多，風險性增強
風險社會中社會安全問題增多，風險性增強是群體恐慌產生的客觀原因。自人類誕生以來，地震、洪水、火山、瘟疫等自然災害便一直相隨。而如今，與傳統社會風險只影響特定領域和特定人群不同，現代社會風險的影響往往具有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信息社會的分配邏輯正由“財富分配”
向“風險分配”轉變。人類試圖依靠技術的進步推進人類文明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然而科技既是人類認識、研究和解決風險的工具，也是現代社會風險的重要根源。秉持這種治理理性和控制邏輯，人類挑戰現有的治理結構，在發展戰略和實踐中威脅自身生存安全。劉巖認為，風險是一個關系性范疇，指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可能狀態，他特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相對于人的生存和發展而言可能形成的一種損害性關系狀態。
①即這種“風險”多是不確定的、不被感知的全球性的風險。它在很大程度上與“危險”直接關聯，即“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
②也可以說，風險既是一種客觀存在，同時也是社會運作的產物，是由社會建構的?，F代社會風險是內生性和建構性的統一。不管從恐慌行為本身，還是從恐慌心理產生的機制來看，也都遵循著內生性和建構性的雙重邏輯。
訪談 1: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某公司職員 A 某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5 日
訪談地點：A 某的租住房間內
訪談方式：面談
問：你覺得你所生活的社區或周圍環境安全嗎？
A 某：住在這個小區，我覺得很安全。住進來時都要登記個人身份信息以備查驗，而且社區民警也很負責。所以我覺得這里的治安環境很好。
問：能描述一下你所經歷的群體恐慌事件嗎？
A 某：可以。2014 年 6 月 5 日那天下班后，正好是晚高峰時間，人比較多，大家都行色匆匆。剛走到地鐵國貿站 1 號線換乘 10 號線通道附近，突然看到一群人往回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當時腦子就懵了。第一感覺就是發生大事了。然后我也就隨著人流奔跑，現場一片混亂。
問：結合你自身經歷的群體恐慌事件，請談談為什么會發生群體恐慌？
A 某：不管是現實的或者虛構的，現在我們從新聞、電影里經?？梢宰x到或看到災難性事件的發生。所以在當時混亂的場景下，我感覺自己仿佛重溫了災難電影里的場景，比如《地鐵驚魂》、《后天》、《死神來了》等等，在不知道原因的情況下，腦子里甚至跳出有人殺人、有人制造爆炸案件及前方地鐵通道塌陷等臆想的情況。加上當時有人奔跑時擦傷或摔倒的尖叫聲，讓我感覺更加恐懼。
從引起恐慌的原因上看，災難題材的科幻影視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災難題材的科幻影視作品為例，它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尋求感官和視覺刺激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豐富了人們對科技社會的風險認識和想象。尤其是3D 技術的應用，使得危險場景更加逼真。藝術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威脅社會安全的場景確實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現實社會。這樣，當公共安全事件發生時，就容易引起群體性恐慌。該訪談說明，環境風險，尤其是公共安全事件是誘發群體恐慌的外在因素。當前，安全風險的類型、頻次在增長。雖然我國公共安全問題、公共衛生問題、生產安全問題等爆發式增長的勢頭得到遏制，但是它仍然威脅中國社會安全和穩定，“事件型”恐慌的頻次沒有減少，風險所造成的不安和恐慌的社會心理陰影并沒有減弱。自然災害、工業事故、公共衛生事故、生產事故、食品安全受到普遍關注，每一次大的社會安全事件的發生都有可能引發新的群體恐慌。
（二）轉型社會面臨信任危機
信任危機與群體恐慌的因果關系可以從社會制度環境和政府治理兩個方面進行論證。首先，現代社會信任結構是基于抽象制度體系的間接性信任。吉登斯曾說過：現代社會信任結構正在從對人際關系的直接信任到對抽象制度體系的間接信任過渡。如果間接性信任所需條件不完備，信任危機的出現。
訪談 2: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B 某，男，33 歲，研究生學歷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6 日
訪談方式：網絡訪談
問：你覺得群體恐慌的發生與社會信任危機有關嗎？
B 某：有關系。我想表達的是，這種事情真實地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肯定擔憂?！笆撬幦侄尽?幼兒園大量使用“病毒靈”這樣的處方藥，我感到非常氣憤，非常震驚。我覺得就我而言，恐慌源于缺乏信任。但是，話說回來，在社會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我覺得我不得不保持警惕，現在人情冷漠，相互信任更難。這種事情的發生只會進一步加劇我的恐慌和不安?，F在連老師都對自己的學生這樣，你說現在還能相信誰。我們這些家長現在都提心吊膽，不知道把小孩放在哪里安全了。
問：你覺得政府在應對群體恐慌時需要做哪些工作？
B 某：希望政府好好查查，好好管管，不能搞懶政，搞運動式管理。尤其要在教育、安全衛生等方面要加強管理，加大查處力度和打擊力度。群體恐慌的發生和我們面臨的危機息息相關。而這些危機又是由于社會管理不到位引起的。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覺得會極大地腐蝕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體制轉軌同步并行，計劃經濟條件下成熟的制度體系被打破，同風險社會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規則體系尚未系統完善，間接性制度信任的基礎還不牢固。在快速的社會變遷和強烈的時空壓縮中，伴隨著社會的不安全因素增多，專家系統和統治權威也陷入風險治理和對風險的不確定性的結構性困境。如果說信任心理源于“個體安全”的需要，那么不安全因素增多及專家系統和統治權威公信力的喪失，客觀上降低了民眾的安全感知，降低制度性信任程度。這種情況在訪談 10 中有所體現。當遭遇風險時，民眾便陷入焦灼、恐懼和無可奈何的恐慌之中。
訪談 10: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J 某，男，28,本科，公司職員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8 月 25 日
訪談地點：J 某家中
訪談方式：面談
問：你最近經歷過群體恐慌事件嗎？
J 某：經歷過。準確地說應該是由兩個人在商場追趕引發的短時恐慌事件。
問：請描述一下你所經歷的群體恐慌事件。為什么你會如此恐慌呢？
J 某： 當時剛走到低下商場入口，看到一些顧客匆忙地向出口方向涌來，我就覺得不對勁，也跟著后退了一段距離。但是，嘈雜的人群中有人朝自己的朋友叫喊了一聲，“沒事，好像是有人打架”,于是回流的人群在兩分鐘之后又返回商場。
雖然恐慌發生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這次恐慌中，我覺得現代人被不斷的安全事件嚇怕了。其實，我當時也擔心。不管政府的安保措施是否有力，首先我不希望危險發生在自己身上，其次，我覺得政府制定的公共安全管理措施并不是萬能的，政府不能杜絕所有的公共安全事件。假如發生了公共安全事件，自己受到了傷害，一來自己痛苦，影響工作；二來家人擔心，醫療費用肯定不少，政府能不能負擔一部分還說不定，而且申請報銷的程序麻煩。
問：商場有沒有采取緊急措施或廣播解釋原因呢？
J 某：商場保安來了一些，但好像沒有聽到提示廣播。
其次，現代社會中，公共安全事件層出不窮，地方政府應對不力，這些都瓦解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從“非典”到禽流感，從哈爾濱市水危機到湖南衡陽特大火災，從“瘦肉精”、“地溝油”事件、鎘大米事件到“被服藥”事件以及青島爆炸事故、晉濟高速“3·1”特大事故、蘭州自來水苯超標事件、奉化倒樓事件，還有網絡信息泄露安全事件頻發等等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使政府應接不暇，激發了民眾對自身安全的擔憂。這些事件的發生說明在當前我國治理制度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制度對政府權力規范和制約的有效性還不高，政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的隨意性較大，規則意識和法治意識淡薄。而與之相伴隨的問題往往是政府管理職能異化，公共安全政策難以落實或朝令夕改，部分政府官員腐敗尋租，基本承諾兌現率低，公民權利保障不到位。如果政府難以為公眾提供普遍可感知的穩定秩序及環境，背離公眾的基本期望，那么民眾就很難對政府形成明確的心理預期。因此，公共危機中，民眾對政府的期待并不高。出于維護自身安全、規避風險的本能反應，民眾一般會采取緊急逃離奔跑的方式，這樣，群體恐慌就很容易形成。
訪談 J 也正說明了這一情況。如果每一個社會成員對這個社會安全保障體系越是信任，越是放心，其對于不確切消息的判斷就會越理智，自然所做出的相關反應就不會那么強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社會制度環境和政府治理狀態決定了社會信任程度。因此，轉型社會的信任危機是群體恐慌產生和傳播的根本原因。
（三）基本科技常識缺乏制約居民社會認知能力
社會認知偏差是導致人們產生恐慌心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之所以出現認知偏差，主要原因是缺乏系統科學的科技文化常識，缺乏對公共安全事件的全面了解，缺乏應對社會風險的基本經驗，以至于在社會互動中失去情緒控制的能力和選擇正確行動的能力。有分析稱，當前我國民眾的基本知識素養參差不齊，分化嚴重，公眾在危機中容易出現“三低”現象，即科學判斷能力相對較低，理性水平相對較弱，安全感偏低。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顯示，2010 年我國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達到了 3.27%,比 2005 年的 1.60%提高了 1.67 個百分點，比2007 年的 2.25%提高了 1.02 個百分點。但中外對比發現，目前我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只相當于日本（1991 年 3%）、加拿大（1989 年 4%）和歐盟（1992 年 5%）等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 20 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水平。
①總之，居民基本科技常識缺乏制約社會認知能力是導致部分群體恐慌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如下面的訪談地點位于豫南地區，屬于少震區，通常情況下不會發生地震。即使由于人為原因導致過地震發生，也主要是 3.0 左右地震，其破壞性非常小。然而面對地震謠言，當地受訪者還是選擇接受。
訪談 8:非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H 某，女，55,文盲，務農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8 月 10 日
訪談地點：H 某家中
訪談方式：面談
問：請問有人說我們這兒會發地震，您相信嗎？
H 某：相信不相信得看什么人說的嘛，鄰居說的我們可以信，不認識的人說的我們當然不能信。上次周圍的人說要發地震，雖然沒有發，但是還是防著點好。
問：上次聽說發地震后，您和您的鄰居們是怎么做的呢？
H 某：我們呀，把屋里值錢的東西都搬出來了。晚上在外面搭個帳篷睡覺，那幾天都不敢進屋。
問：您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H 某：你不知道嗎，前些年四川、甘肅等地發生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所以說地震很可怕的。為了安全起見，我就跟著大家把東西搬出來了。
居民基本常識缺乏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安排有關，也受到居民自身知識結構缺陷的影響。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長期注重經濟的增長而忽視社會的發展，對公共安全常識宣傳的重視不夠，在推動居民人文素養提升的工作上認識不到位，積極性不高。組織群體進行危機管控演練的次數不太多，參與的人群不廣泛，內容和形式也比較單一。其次，市場經濟大潮中，人們傾向于專注于自己所從事的專業領域，知識結構不夠合理。在有些中老年人當中，由于科技常識的缺乏，他們最容易受到謠言蠱惑。訪談中的 I 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然，上述論證并非承認知識分子群體在知識結構上的綜合性、合理性，并在公共危機中擁有強大的恐慌抵抗能力。從一定程度上說，群體恐慌具有階層普遍性。社會文化、教育機制、考試模式等多種制度安排都使得知識分子群體也可能遭遇群體恐慌。
訪談 9:非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I 某，女，49,小學，務農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8 月 11 日
訪談地點：I 某家中
訪談方式：面談
I 某：2014 年 7 月 21 日清晨，突然看到劉老太緊張兮兮地在跟鄰居說著什么，湊過去一問，她說有親戚打電話來說，要發地震了，讓大家趕緊出來。我知識文化少，當時就很緊張，趕緊把還沒起床的兒子叫醒，并讓他趕緊出門。雖然上高中的兒子帶著疑問說信陽不在地震帶上，怎么可能發生地震呢？但為了保險，他還是跟我們一起出來了。
此外，公眾基本科技常識缺乏也可以從大連、廈門和茂名等地連續發生的“PX恐慌”為例中窺見一斑。PX 的中文名叫對二甲苯的低毒化合物，是聚酯產業的重要一環。2014年我國 PX 的對外依存度將接近60%.由于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對 PX究竟是什么不甚了解，對它的實際危險性更缺乏科學認知，在人們不能確切掌握真實完整信息的情況下，就會萌發恐慌，當這種恐慌以個體為載體開始向周邊蔓延時，就很容易形成群體性的心理恐慌。
（四）盲從心理助長群體恐慌
盲從心理助長恐慌。盲從心理是導致群體恐慌的直接原因。有分析稱，我國公眾的知識素養參差不齊，知識水平較低的人群對危機的科學判斷能力較低，理性也比較弱，安全感比較低，面對危機中的謠言會有直接的反應，而且比較容易從眾。
①當公共危機發生時，處在社會群體之中的個體穩定的心理平衡狀態被打破，在群體的影響和暗示下，其思想和行為往往與群體取向保持一致。在這個過程中，個體普遍伴有緊張、焦慮和恐懼的情緒反應。這樣，不穩定的心理狀態進一步削弱人們理性的判斷力。在真實可靠信息得不到確認的情況下，民眾的心理危機就無法解除。如果民眾的負面情緒無法得到有效排解和釋放，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他們往往迫切的想要采取集體行動而拒絕繼續等待觀望。由于群體心理具有無責任性、無意識性、和傳染性等感性特征，在面對公共危機時，群體恐懼心理就容易被激發并持續擴散，不僅影響自己及家人，而且不斷蔓延至鄰里、社區和街道。
訪談 3:非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C 某，男，21,初中，廣州打工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8 月 2 日
訪談方式：電話訪談
問：能描述一下你所經歷的群體恐慌事件嗎？
C 某：好的。2014 年 3 月 15 日上午，我剛好在廣州沙河大街服裝批發市場內搬貨，看到有保安帶著一些人追趕，也沒想太多，反正我的體能還可以，膽子比較大，也不是很緊張。我沒有跑，只是找個安全的地方看著，好像聽到有人喊了一聲，不知道是不是說有人砍人了。但是確實看到一些不知情的人迅速向四周躲避，有人摔倒。一會兒批發市場內引來大批人聚集、圍觀，當時是上班時間，要不然我也會湊過去看看什么情況。
問：請問你怎么看待這種恐慌的？
C 某：恐慌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覺得有危險就跑唄。賺錢不容易，什么都得靠自己打拼，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我得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訪談 4:結構式訪談
訪談對象：D 某，女，25,在讀研究生
訪談員：黃磊
訪談時間：2014 年 7 月 19 日
訪談方式：網絡訪談
問：在此次事件中，你怎么得到危險信號的？
D 某：當時，我正在逛街，突然看到大家都在往后跑，人流涌動，好可怕。
我就嚇壞了，我和同學也趕緊跑開。
問：還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為什么會那么恐慌呢？
D 某：我本來就膽小，遇到這種大場面，就更六神無主了。而且，近幾年發生了不少公共安全事件，也可能是受到了新聞報道的影響吧。在這種情況下，我敏感的神經就完全爆棚了。
顯然，在公共危機發生時，C 某和 D 某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群體的影響和暗示，產生盲從心理和行為。此外，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盲從心理的產生也與媒體的輿論引導有關。如果媒體選擇含糊其辭或夸大報道等不正確的方式集中大量報道負面信息，容易使人產生危機四伏、大難臨頭的錯覺。因此，媒體對公共安全事件的意識建構容易造成“真實風險”與“風險感知”的偏差。
群體恐慌的直接后果是誘發集體行為。受到強烈刺激和暗示的群體會認同恐慌群體的信念、價值和態度，失去了正確辨識的能力，其行為變得完全不顧影響和后果。在特定的聚集場合中，個體之間的負面情緒相互感染、傳播、增強。當這種情緒達到一定程度，恐慌人群就會沖破現行規范的約束，做出一些違反正常社會秩序的事情，如果事態沒有得到有效的管控，就會引發新一輪的群體恐慌。比如2014 年 4 月 15 日 7 時許，處于早高峰的沈陽地鐵一號線 11402 次列車駛入青年大街站，一名男子一邊呼喊，一邊砸車門，很多乘客嚇得在車廂內尖叫，然后往兩邊車廂跑，不少乘客嚇得驚慌失措。這次事件造成 11402 次列車車門、安全門被砸，列車延誤，地鐵站內乘客大量聚集。事發后，該事件被證實僅僅系當日是一乘客乘車過程中誤聽到有人說著火，便用車上的安全錘將列車玻璃砸壞后，從已經停車的車窗跳出列車，造成其他乘客恐慌。
除北京、沈陽之外，在廣州、深圳、武漢、蘇州等地地鐵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群體恐慌事件。因此，盲從心理是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素，它不僅助長群體恐慌，而且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威脅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