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政府部門環境危機公關能力探究
【第一章】環境危機下政府公關模式分析緒論
【第二章】環境危機公關相關理論
【第三章】政府環境危機公關問題分析
【第四章】國外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經驗借鑒
【第五章】廣州市政府“霧霾”危機公關案例分析
【第六章】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策略研究
【參考文獻】政府應對霧霾危機的公關實踐研究參考文獻
緒 論
（一）選題背景與意義
1、選題背景
21 世紀的中國正在進入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整個社會也正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后工業社會轉型。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這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自然災害和人為活動帶來的環境風險不斷加劇，我國也正在經歷著環境危機的高發期。無論是自然生態環境，還是社會生活環境，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近些年來，我國頻繁地發生各種環境危機事件。從自然環境方面來說，我國 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觸目驚心地發生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水土流失、泥石流、地震、臺風等猝不及防的環境危機。從社會生活環境方面來看，無論是從 2005 年吉林松花江苯污染事件，2007 年廈門 PX 項目事件、2011 年江西瑞金水污染事件還是到 2013 年山西長治苯胺泄露事件以及穹頂之下的“霧霾危機”都令人印象深刻。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危機的高發性、影響深遠性且危害性等重要特征。環境危機管理作為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擺在各層級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危機公關的能力略顯不足，不管是事前的監測預警還是事后的輿論引導都差強人意，特別是危機公關中的信息公開滯后或者不公開導致環境危機事件的進一步發酵，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因此在環境危機的背景下政府是否能夠及時、準確、客觀地發布與危機相關的信息；政府能夠通過什么媒介和方式來進行危機公關；政府在環境危機事件中應該如何與社會大眾保持持續溝通交流、安撫社會情緒，這些問題都還處于疑問中。這些問題的解決關系著我們是否能夠吸取早前發生的多起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反應滯后的經驗與教訓，關系著政府是否能真正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文章以此為背景并結合廣州市成功應對“霧霾”危機的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政府環境危機公關能力的構建，這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應該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
2、選題意義
（1）理論意義
從理論上講，第一，該選題可以深入探討并揭示出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應遵循的一般規律。國內外大量的危機公關實踐表明，政府危機公關是政府公共關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環，對于公共環境危機事件及時有效而合理的解決，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公關的舉措和對策是有章可循的，文章運用危機管理理論、危機公共關系管理理論、信息不對稱性理論來界定環境危機事件的內涵和外延，研究我國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公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進而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接，找出我國環境危機事件背后為增強政府公關能力、重塑政府形象應該采取的對策和措施，這對于進一步深化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第二，對該選題進行研究不僅升華了政府危機管理中關于環境危機的理論闡述，使環境危機政府公關的研究更加系統化、體系化，為政府部門制定有關環境危機的應急預案和法律法規提供借鑒和參考。第三，我國環境危機政府公關方面的的學術著作較為粗略和原則化，且多從西方文獻中譯介而來，無法適應當今環境危機井噴式的發展狀況，有必要進一步細化。
（2）實踐意義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危機事件呈逐年增多態勢。因為環境問題關系著到一定區域內諸多公民的實際利益，比其它類型公共事件的波及面更廣、影響更大，如果處理不好，有可能演化為環境群體性事件，激化社會矛盾，后果則不堪設想。文章著重探討并完善環境危機中的政府公關管理問題，可以在實踐中為政府部門做好突發環境事件中的公共關系管理提供意見和建議。簡單地說，政府部門在環境危機背景下開展公關的必要性在于，首先政府部門作為公權力機關，能夠第一時間掌握有關環境危機的確切資料，有權力也有有義務真實、主動地公開環境信息，這樣不僅能夠保證公眾的環境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還能夠讓公眾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情況下對政府如何應對環境危機加以監督，督促其更好地履行職能。文章中所列舉的廣州市作為“霧霾”危機政府公關的典型地區，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到位。其次，在環境危機中政府主動利用傳統媒介和新媒體來進行政府公關，能夠管理和控制危機信息的傳播，影響觀眾，引導輿論，駁斥消極、失真信息的傳播，樹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以此取信于民。再次，政府環境危機公關，還有利于形成政府與民眾的互動，盡快啟動應急預案，動員民眾共同開展環境保護，更重要的是政府危機公關中的信息溝通舉措，能夠消除社會的恐慌心理，維系社會的有序運轉。只有真相才是驅除小道消息和謠言的唯一利器，這對于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有重要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1、國內文獻綜述。
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是政府公共關系的重要內容，而政府公共關系是公共關系的一個分支學科，其概念和理論主要來源于公共關系學，所以我們在追述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理論綜述時，需要首先探討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淵源和實踐發展。
公共關系學，又稱公關，濫觴于西方20世紀初。而公共關系學作為舶來品被引入我國并加以研究始于改革開放后，20世紀八十年代，大大晚于西方。公共關系學傳入中國后，學者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結合中國實際，從傳播學、管理學、行政學等角度出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許多個人專著。如袁禮斌[1]的《公共關系》、張踐[2]的《公共關系：從理論到實務》、方世敏、洪建新主編的[3]《公共關系實務》、詹文都[4]的《政府公共關系》等等。這些專著不僅對公共關系的概念加以界定、對政府公關和企業公關加以區分，還提出了公共關系的特征、原則、運作路徑等等。但是，從研究對象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著作都是常態下的公共關系管理，非常態下的政府危機公關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國內最早提倡建立危機學的是中央黨校的王貴秀教授，其于1996年發表了《創建危機學芻議》，[5]但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危機公關也僅僅是作為公共關系學著作中危機管理的章節而存在，如詹文都主編的《政府公共關系》一書中設立了“政府公共關系突發事件處理”一節，甚至不少人把危機管理和危機公關混作一談。隨著公共關系的理念和實踐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20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公共關系的教材中，以夏建中[6]《最新公關實務》，林漢川[7]《公關策劃學》，郭惠民[8]的《國際公共關系教程》等為代表，對危機公關有了較系統的闡述。這一時期，危機公關的實踐得到了重大發展，但是相對于實踐來說，危機公關理論并沒有真正熱起來，因為在號稱“公關大辭典”的辭書里，還查不到危機公關這一術語。
這種狀況直到2003中國爆發大規模非典疫情后才得以改觀，危機公關得到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不少學者致力于從危機管理的視角出發，進而去探索危機公關。就危機管理的主體而言，主要分為企業和政府，賀正楚的《論企業危機管理系統的構建》[9]和《企業危機及企業危機管理》[10]、周永生的《企業危機管理的述評與展望》[11]等等都是對企業危機管理的論述；倪芬的《增強政府公關意識，提高政府公關水平》
[12]、李杰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構建》[13]、陳閩紅的《論政府危機管理》[14]等學術文章都是從整體角度對政府危機公關進行分析的典型。就公共危機的分類而言，薛瀾在《危機管理》[15]一書中依據動因性質、影響時空范圍、主要成因及涉及范圍、采取手段、特殊狀態等標準對危機進行了分類；胡寧生在《中國政府形象戰略》[16]中提出了公共危機的綜合劃分標準。就危機的應對而言，在郭濟教授和張成福教授主持的《政府應急管理機制研究》這一課題中，系統地對中外政府應急管理機制進行了對比和分析研究，提出了應急管理的組織架構和職責分工，以及加強各方協調合作應對危機等建議。此外，唐鈞教授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政府公共關系策略與實務》[17]中闡述了危機公關的應對機理、識別機制以及政府常態公關與危機公關的原則、政府公共關系活動的策劃，運用等等。就危機公關的原則而言，著名公關顧問游昌喬教授創造性的提出了組織危機公關“5S”原則和“十面埋伏”攻略，即承擔責任原則、速度第一原則、系統運行原則、真誠溝通原則和權威證實原則，為危機公關活動提供了原則性指導。[18]
從以上關于公共危機的學術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側重于“管理”方面，然而很少有學者專門對政府如何運用“危機公關”進行危機的應對進行系統論述，國內在有關政府危機公關的概念界定上也難以達成一致。隨著公共危機事件的頻發，有不少學者從傳播學的角度，把危機公關和媒體機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如張璽乾的《政府危機公關中的整合傳播》，建立了政府危機公關中的傳播原則、實現了各種傳播力量的有序配置；[19]徐剛和黃訓美的《政府危機管理中的公共關系問題研究》一文，認為政府危機公關能引導社會輿論，塑造政府良好形象；[20]鄒金紅在《公共危機與領導干部危機公關能力的提升》一文中認為，提高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首要在于借助新聞媒體，準備發布信息、獲得公眾諒解。[21]
政府需要應對的危機又被稱做公共突發性事件，聯合國將其分為三類：自然災害類、技術災害類、環境惡化類，本文著重探討環境危機下的政府公關。我國對環境危機管理的研究相對比較滯后，自2005年松花江事件之后，對環境危機管理的研究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目前，國內對環境危機的研究主要有：（1）從環境科學、法律、公共衛生等角度對環境危機進行研究；（2）研究主要。集中在突發性環境危機事件的應急管理方面，代表作有吳國平的《突發環境污染事故應急預案與應急處置》[22]、曹進的《政府處置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管理機制構建問題的探討》[23]等等。由此可觀，環境危機管理所取得的豐碩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環境危機管理提供完善的理論支撐。本文所著眼的政府環境危機公關屬于政府危機公關的一部分，屬于環境惡化類的政府危機公關。從以上的學術研究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從大處著眼，以整體性視角去探討政府危機公關，而沒有做到細分，對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更是重視不足。此外，面對環境危機日益嚴重的當下，在法律、環境科學等視角并不能有效解釋并應對環境危機給大眾帶來的生命財產的威脅的情況下，大多數學者并不能開辟公共關系學這一幽徑，來重塑政府環境危機管理。
縱觀國內政府危機管理和環境危機公關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1）眾學者在吸收借鑒西方政府危機公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之上，能夠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危機管理實際相結合，做到了政府危機公關理論的“本土化”.但是不足之處也在于有一些學者的研究僅限于對西方文獻的譯介，甚至沿襲西方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難有創新。本研究以案例貫穿全文，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為政府應急管理提供了經驗教訓（2）多以理論研究為主，缺乏實證調研，空洞說理和論據單薄，缺乏具有顯著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對實踐發展的指導意義不強。政府危機公關方面除了李娟的《中國大陸十年政府危機公關研究的實證研究-路徑、變化與趨勢》[24]、陳先紅的《中國大陸近10年公共關系研究實證報告》[25]等幾篇定量研究外，政府危機公關幾乎缺乏實證研究。（3）政府危機公關理論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分散化的輿論研究層面上，還沒有完全貫穿到危機發生事前、事中、事后的各個階段中去，這一理論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間。（4）缺乏對環境危機公關的系統研究，多以政府危機公關整體性的一部分出現，且多且從技術、法律、管理層面來支撐政府危機管理，無法深入把握危機公關的實質，難具說服力。無論是從主題、內容、載體還是表現形式來講，有關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理論都顯得很薄弱，本文的研究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
2、國外研究綜述
當今世界已經完全進入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風險社會”范疇，此起彼伏的工業危機、核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危機的頻發推動著公共關系理論、危機管理研究、危機公關理論的不斷深入。
（1）公共關系及政府公關研究
現代意義的公共關系起源于美國。1807 年韋氏大詞典中首次出現“PublicRelations”并將其定義為“通過宣傳與一般公眾建立的關系；是公司、組織或軍事機構向公眾報告它的活動、政策等情況，企圖建立有利的公眾輿論的職能?！盵26]20 世紀初新聞記者 Ivy Lee 創立了公共關系事業，Edward. Bernays 將公共關系引入紐約大學，并編著《輿論之凝結》、《輿論面面觀》、《公共關系學》一系列叢書，為公共關系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27]Bernays 提出了“投公眾所好”的單向傳播理念，注重維護組織的單方利益；而美國學者卡特利普（S.Cutlip）和森特（A.Cen-ter）則在其著作《有效的公共關系》中寫道公共關系應實現組織與公眾之間和諧的關系，這種模式被稱為“雙向對稱”溝通模式。[28]英國公共關系學家杰夫斯金（F.Jefkins）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公共關系六部曲”,推動了公共關系理論的規范化及程式化。其后，美國學者就公共關系職能、公共關系中的受眾角色、公共關系的活動過程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推動了公共關系職業的發展。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公共關系管理成為了學者們的研究重點?？绿乩蘸蜕氐摹八碾A段”管理模式、格羅尼的“覺察”→“構筑”→“規定”→“選擇”→“確認”→“行為”→“覺察” [29]管理公式都已成為開展公共關系活動的參考樣本。全球化浪潮使得公關營銷領域成為研究熱點，而“網絡公關”因其自身優勢逐漸成為主流。米德伯格（D.Middleberg） 在《成功的公共關系》一書中闡述了網絡對傳統公共關系思想的沖擊。公共關系學科百年來的研究成果，是以公共關系職業化及企業公共關系等實務操作領域的研究來貫穿，這也決定了其實用性、市場性的特征。
政府公關的操作模式大多借鑒了企業公關的研究理論。美國政府公關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了長足發展，并對西歐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得政府公關從軍事領域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20 世紀 90 年代，數字媒體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青睞，美國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設置專人來與民眾溝通。法國政府率先提出“網絡政府”,將網絡作為今后政府公關的重要平臺；英國政府 1999 年在政府報告中提到政府網站要逐漸實現 24 小時服務。學術界政府公關論文一部分集中于分析某地區多年來政府公關的發展，如 Simon 在《出售政府》中探討了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在洛希德，蓋蒂和克萊因三位總理掌管政府期間分別對政府公共關系采取的態度以及一些具體做法，作者認為政府應配備專業的公關人員來改革政府公關關系。[30]Alina·Dolea 在《Institutionalizing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in Romania after1989 》中探討了 1989 年到 2011 年之間羅馬尼亞政府公關的發展歷程；著重介紹了羅馬尼亞公共關系制度化的確定及政府內部對公共關系的重視。[31]另一部分學者則以具體的案例分析來說明當今政府公關的運作模式，如 Damion Waymer 的《Democracy and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Expanding the scope of“Relationship” in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筆者分析了在塔斯基吉案中美國政府的道歉提出政府應拓寬公共關系管理框架，使民主得到進一步釋放。[32]
（2）危機與危機管理
國外政府對于危機的認識最早起于古巴導彈危機、蘇聯解體等政治事件，因此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多著眼于政治危機，力求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美國學者羅森塔爾（Uriel·Rosenthal） 認為危機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破壞組織基本價值取向及基本行為規范的高度不確定事件做出關鍵并正確的決策 [33].Alastair Buchan 基于國際外交視角出版了《危機管理：新的外交》（1966）[34]這也成為危機管理方向最早的專著。Hermann（1972） 《國際危機：行為研究視角》則基于行為科學方法提出了如何處理涉及國際關系的危機事件[35];芬克（S.Fink）于 1986 年《危機管理-對付突發事件的計劃》一書中首次將危機管理劃分為：預測、制定計劃、發現危機、隔離危機。、處理危機五個階段。[36]1979 年美國成立了一個以風險管理為基礎、貫穿危機事件全過程的危機應對組織 FEMA.但是當代社會危機不僅僅會局限于政治軍事領域。Coser 在《社會沖突的功能》（1976）中提到，世界范圍內的危機事件將跳脫政治領域的范疇，要更加重視自然災害和社會風險對正常社會秩序的破壞，提高風險意識[37].92 年颶風Andrew、98 年亞洲金融危機、99 年土耳其大地震正說明了對人為災害和自然災害領域危機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 世紀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術手段方面，學者們利用數學、經濟學等跨學科知識來解決風險預測、災害擴散路徑、災害評估等實用問題。21 世紀初危機事件的發生周期逐漸縮短、影響范圍日漸擴大、涉及領域也呈多元化趨勢。危機管理在此階段得到快速發展，危機管理理論日益豐富，西方各國也建立了系統的危機管理應急體系，以減少危機造成的巨大損失。西方學者 Altay 通過對一百多篇論文進行分析總結，得出了現階段學者們研究的重點領域、應用研究的方向以及對未來危機管理發展走向的預測。[38]Comfort也于 2012 年從公共管理領域對危機管理的研究論文進行文獻對比，文章最后闡明組織間的協調性、危機管理機制的可操作性、環境的脆弱性等都是未來組織需要加以重視的。[39]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西方國家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機生命周期理論、危機決策理論以及組織行為研究這三大板塊。
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歐美、日本的企業家就意欲將危機管理引入企業，并成立專項基金推進企業危機管理的發展。巴頓（Laurence Barton）的《企業危機》[40]和羅森塔爾 Uriel Rosenthal 的《危機管理：威脅、困境、機遇》[41]都對企業危機管理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結合實例提出企業危機管理的解決應著眼于建立戰略管理機制。近年來國外企業危機管理的論文大多注重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等具有可操作的策略：Burckhardt 和 Oliver H 就在其學術論文中比較德國大陸航空和瑪莎航空的危機管理活動得出優秀的執行官、杰出的領導才能可以幫助企業更快的渡過危機。[42]漢德森[43]和 Alan[44]以 2003 年的 SARS 危機為切入點，分別闡釋了其對新加坡旅游業和香港特區餐飲業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受影響企業和公眾是如何應對此次挑戰的。
（3）政府危機公關
危機公關屬于危機傳播管理領域，西方學者大多從傳播策略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美國學者喬納森·伯恩斯坦 Jonathan Bernstein 就曾提出危機公關就是危機傳播，組織公關團隊從信息傳播、溝通協調的角度去與公眾交流，化解危機、平息矛盾、修復組織形象。[45]詹姆士·格魯寧 James E. Grunig 教授也強調危機公關過程中必須將信息放在首位，利用有效的信息傳播向公眾告知事件的發展達到組織有效運作。20 世紀 60 年代以“古巴導彈危機”造成了美國民眾的恐慌，引發社會秩序混亂。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曾在《決策的本質》一書中冷眼審視了古巴導彈危機時間的發展過程，并展現了政府在時間壓力下應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進行有效公關。[46]
危機公關以此為契機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并成為當時熱門的研究領域。但也僅局限于國際政治方面的公關。1982 的年泰諾止痛膠囊中毒事件、2001 年的 9·11 恐怖襲擊事件等將危機公關從政治領域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企業和政府都希望從更專業的角度解決危機，樹立組織形象并獲得公眾的支持與理解。美國學者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在 1995 年針對組織危機公關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決策略-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形象修復理論”.該理論旨在告訴組織管理者采用何種戰略盡快解決危機，減少組織聲譽損害，挽回組織形象。班尼特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五大戰略方法及對應的戰術，分別是：Denial、Evading Responsibility 、 Reducing Offensiveness 、 Corrective Acion 、Mortification.[47]Thomas Birkland（托馬斯·伯克蘭）則提出危機傳播的焦點事件理論（Focusing Event），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控制、改變、轉移焦點事件來設置、取消政策議程或改變議程順序。[48]
西方政府危機公關研究體系成熟晚，且研究內容多與企業危機公關摻雜，研究角度涉及公共關系學、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21 世紀，學界的政府危機公關研究中關于學科系統性論述的專著很少，大多以研究案例分析的論文為主，且關于政府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恐怖主義危機已占了半壁江山，本文所主要研究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論文寥寥無幾，但我們仍可以從中發現環境危機未來的發展前景。日本學者 Itoko Suzuki,和 Yuko Kaneko《日本災難治理》一書中以 3·11 日本大地震為例，剖析了日本政府在危及應對時所采取的態度及對策，認為政府應建立透明的信息溝通體制治理危機。[49]Ni Chen 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在線調查、電話訪談以及相關資料分析 2008 年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公關的優勢與不足，以此來確定危機公關制度化的必要性。[50]Zhao Hui 在其畢業論文中通過對 2003 年的 SARS 危機，2008 年四川大地震和2008 年的嬰兒奶粉危機進行比較，分析了中國政府危機公關的能力及策略。[51]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該文章選題以當今中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和烏爾里?！へ惪怂缘摹帮L險社會”的來臨，環境危機事件呈現出上升趨勢的現狀描述為起點，進一步分析政府部門在環境危機政府公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滯后、缺位、逃避責任等現象，使本來可控的危機進一步升級。文章又介紹了近些年在各地發生的環境危機的嚴峻現狀，并找出政府公關管理中存在的種種漏洞。接下來以廣州市治理“霧霾”過程中政府公關的舉措為案例，總結并歸納出廣州市的成功經驗。最后從英國、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環境危機事件中汲取成熟的經驗與做法，并將“廣州經驗”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相對比，求同存異，挖掘閃光點，以此尋求在環境危機背景下政府公關管理理論框架的構建，建立信息公開和預警機制，處理好與媒體、公眾的關系，來保障政府在下次危機發生時有據可依，最大程度上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并將這種對策理論化、模式化，使之具有可推廣性，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環境危機的一劑良方。
下面用技術路線的形式反映文章的整體脈絡。
2、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通過圖書館和網絡等途徑，查詢中國知網、萬方、維普、JSTOR 等中外文數據庫收集、整理環境危機政府公關關系管理相關的論文，期刊，專著等，把握國內外有關環境危機政府公關的最新理論、數據和前沿資料。由于文章中會涉及到政府與媒體在危機公關中的互動，同時需要查詢跨學科的有關媒體和信息傳播學方面的文獻，以此來更深入地理解政府公關的途徑和方式，解決公共環境危機政府公關能力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為后期論文寫作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2）案例分析法
案例研究法是學術研究中較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無論是在實證研究中還是在定性研究中。它主要是針對已發生的真實案例進行整理分析，從案例中找出支撐自己論點的論據，避免理論的空洞乏味。本文采用個案分析法，以“霧霾”這樣的熱點公共環境危機事件為個案，通過分析廣州市政府在“霧霾”危機應對中政府成功施展公關技能，利用官方媒體和政務微博，及時通告真實信息，啟動緊急預案，防范了公眾的過度恐慌。相反，其它省份并未及時檢測并公布 PM2.5 的數值，導致大多數民眾把“霾”看成是“霧”,沒有提高防范，威脅到民眾的生命健康，直到被媒體曝光，政府倉惶應對，在輿論上處于被動地位。以小見大，從這一案例出發再聯系到近些年發生的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的表現，足以證明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在公共關系管理中上還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通過案例的總結與分析，使理論與實踐緊密相結合。
（3）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常常包括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兩種方式。通過比較找到被比較實體在概念、特征、理念、原則等方面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為其它學科的研究提供借鑒。該專題研究，通過探討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在公共環境危機政府信息公開中所采取的比較成功的經驗和措施，并和“廣州經驗”進行對比，求同存異，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題目】政府部門環境危機公關能力探究
【第一章】環境危機下政府公關模式分析緒論
【第二章】環境危機公關相關理論
【第三章】政府環境危機公關問題分析
【第四章】國外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經驗借鑒
【第五章】廣州市政府“霧霾”危機公關案例分析
【第六章】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策略研究
【參考文獻】政府應對霧霾危機的公關實踐研究參考文獻
緒 論
（一）選題背景與意義
1、選題背景
21 世紀的中國正在進入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整個社會也正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后工業社會轉型。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這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自然災害和人為活動帶來的環境風險不斷加劇，我國也正在經歷著環境危機的高發期。無論是自然生態環境，還是社會生活環境，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近些年來，我國頻繁地發生各種環境危機事件。從自然環境方面來說，我國 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觸目驚心地發生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水土流失、泥石流、地震、臺風等猝不及防的環境危機。從社會生活環境方面來看，無論是從 2005 年吉林松花江苯污染事件，2007 年廈門 PX 項目事件、2011 年江西瑞金水污染事件還是到 2013 年山西長治苯胺泄露事件以及穹頂之下的“霧霾危機”都令人印象深刻。從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危機的高發性、影響深遠性且危害性等重要特征。環境危機管理作為我國政府公共關系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擺在各層級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危機公關的能力略顯不足，不管是事前的監測預警還是事后的輿論引導都差強人意，特別是危機公關中的信息公開滯后或者不公開導致環境危機事件的進一步發酵，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因此在環境危機的背景下政府是否能夠及時、準確、客觀地發布與危機相關的信息；政府能夠通過什么媒介和方式來進行危機公關；政府在環境危機事件中應該如何與社會大眾保持持續溝通交流、安撫社會情緒，這些問題都還處于疑問中。這些問題的解決關系著我們是否能夠吸取早前發生的多起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反應滯后的經驗與教訓，關系著政府是否能真正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文章以此為背景并結合廣州市成功應對“霧霾”危機的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政府環境危機公關能力的構建，這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應該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
2、選題意義
（1）理論意義
從理論上講，第一，該選題可以深入探討并揭示出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應遵循的一般規律。國內外大量的危機公關實踐表明，政府危機公關是政府公共關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環，對于公共環境危機事件及時有效而合理的解決，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公關的舉措和對策是有章可循的，文章運用危機管理理論、危機公共關系管理理論、信息不對稱性理論來界定環境危機事件的內涵和外延，研究我國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公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進而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接，找出我國環境危機事件背后為增強政府公關能力、重塑政府形象應該采取的對策和措施，這對于進一步深化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第二，對該選題進行研究不僅升華了政府危機管理中關于環境危機的理論闡述，使環境危機政府公關的研究更加系統化、體系化，為政府部門制定有關環境危機的應急預案和法律法規提供借鑒和參考。第三，我國環境危機政府公關方面的的學術著作較為粗略和原則化，且多從西方文獻中譯介而來，無法適應當今環境危機井噴式的發展狀況，有必要進一步細化。
（2）實踐意義
近些年來，我國環境危機事件呈逐年增多態勢。因為環境問題關系著到一定區域內諸多公民的實際利益，比其它類型公共事件的波及面更廣、影響更大，如果處理不好，有可能演化為環境群體性事件，激化社會矛盾，后果則不堪設想。文章著重探討并完善環境危機中的政府公關管理問題，可以在實踐中為政府部門做好突發環境事件中的公共關系管理提供意見和建議。簡單地說，政府部門在環境危機背景下開展公關的必要性在于，首先政府部門作為公權力機關，能夠第一時間掌握有關環境危機的確切資料，有權力也有有義務真實、主動地公開環境信息，這樣不僅能夠保證公眾的環境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還能夠讓公眾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情況下對政府如何應對環境危機加以監督，督促其更好地履行職能。文章中所列舉的廣州市作為“霧霾”危機政府公關的典型地區，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到位。其次，在環境危機中政府主動利用傳統媒介和新媒體來進行政府公關，能夠管理和控制危機信息的傳播，影響觀眾，引導輿論，駁斥消極、失真信息的傳播，樹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以此取信于民。再次，政府環境危機公關，還有利于形成政府與民眾的互動，盡快啟動應急預案，動員民眾共同開展環境保護，更重要的是政府危機公關中的信息溝通舉措，能夠消除社會的恐慌心理，維系社會的有序運轉。只有真相才是驅除小道消息和謠言的唯一利器，這對于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有重要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1、國內文獻綜述。
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是政府公共關系的重要內容，而政府公共關系是公共關系的一個分支學科，其概念和理論主要來源于公共關系學，所以我們在追述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理論綜述時，需要首先探討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淵源和實踐發展。
公共關系學，又稱公關，濫觴于西方20世紀初。而公共關系學作為舶來品被引入我國并加以研究始于改革開放后，20世紀八十年代，大大晚于西方。公共關系學傳入中國后，學者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結合中國實際，從傳播學、管理學、行政學等角度出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許多個人專著。如袁禮斌[1]的《公共關系》、張踐[2]的《公共關系：從理論到實務》、方世敏、洪建新主編的[3]《公共關系實務》、詹文都[4]的《政府公共關系》等等。這些專著不僅對公共關系的概念加以界定、對政府公關和企業公關加以區分，還提出了公共關系的特征、原則、運作路徑等等。但是，從研究對象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著作都是常態下的公共關系管理，非常態下的政府危機公關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國內最早提倡建立危機學的是中央黨校的王貴秀教授，其于1996年發表了《創建危機學芻議》，[5]但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危機公關也僅僅是作為公共關系學著作中危機管理的章節而存在，如詹文都主編的《政府公共關系》一書中設立了“政府公共關系突發事件處理”一節，甚至不少人把危機管理和危機公關混作一談。隨著公共關系的理念和實踐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20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公共關系的教材中，以夏建中[6]《最新公關實務》，林漢川[7]《公關策劃學》，郭惠民[8]的《國際公共關系教程》等為代表，對危機公關有了較系統的闡述。這一時期，危機公關的實踐得到了重大發展，但是相對于實踐來說，危機公關理論并沒有真正熱起來，因為在號稱“公關大辭典”的辭書里，還查不到危機公關這一術語。
這種狀況直到2003中國爆發大規模非典疫情后才得以改觀，危機公關得到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不少學者致力于從危機管理的視角出發，進而去探索危機公關。就危機管理的主體而言，主要分為企業和政府，賀正楚的《論企業危機管理系統的構建》[9]和《企業危機及企業危機管理》[10]、周永生的《企業危機管理的述評與展望》[11]等等都是對企業危機管理的論述；倪芬的《增強政府公關意識，提高政府公關水平》
[12]、李杰的《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構建》[13]、陳閩紅的《論政府危機管理》[14]等學術文章都是從整體角度對政府危機公關進行分析的典型。就公共危機的分類而言，薛瀾在《危機管理》[15]一書中依據動因性質、影響時空范圍、主要成因及涉及范圍、采取手段、特殊狀態等標準對危機進行了分類；胡寧生在《中國政府形象戰略》[16]中提出了公共危機的綜合劃分標準。就危機的應對而言，在郭濟教授和張成福教授主持的《政府應急管理機制研究》這一課題中，系統地對中外政府應急管理機制進行了對比和分析研究，提出了應急管理的組織架構和職責分工，以及加強各方協調合作應對危機等建議。此外，唐鈞教授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政府公共關系策略與實務》[17]中闡述了危機公關的應對機理、識別機制以及政府常態公關與危機公關的原則、政府公共關系活動的策劃，運用等等。就危機公關的原則而言，著名公關顧問游昌喬教授創造性的提出了組織危機公關“5S”原則和“十面埋伏”攻略，即承擔責任原則、速度第一原則、系統運行原則、真誠溝通原則和權威證實原則，為危機公關活動提供了原則性指導。[18]
從以上關于公共危機的學術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側重于“管理”方面，然而很少有學者專門對政府如何運用“危機公關”進行危機的應對進行系統論述，國內在有關政府危機公關的概念界定上也難以達成一致。隨著公共危機事件的頻發，有不少學者從傳播學的角度，把危機公關和媒體機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如張璽乾的《政府危機公關中的整合傳播》，建立了政府危機公關中的傳播原則、實現了各種傳播力量的有序配置；[19]徐剛和黃訓美的《政府危機管理中的公共關系問題研究》一文，認為政府危機公關能引導社會輿論，塑造政府良好形象；[20]鄒金紅在《公共危機與領導干部危機公關能力的提升》一文中認為，提高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首要在于借助新聞媒體，準備發布信息、獲得公眾諒解。[21]
政府需要應對的危機又被稱做公共突發性事件，聯合國將其分為三類：自然災害類、技術災害類、環境惡化類，本文著重探討環境危機下的政府公關。我國對環境危機管理的研究相對比較滯后，自2005年松花江事件之后，對環境危機管理的研究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目前，國內對環境危機的研究主要有：（1）從環境科學、法律、公共衛生等角度對環境危機進行研究；（2）研究主要。集中在突發性環境危機事件的應急管理方面，代表作有吳國平的《突發環境污染事故應急預案與應急處置》[22]、曹進的《政府處置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應急管理機制構建問題的探討》[23]等等。由此可觀，環境危機管理所取得的豐碩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環境危機管理提供完善的理論支撐。本文所著眼的政府環境危機公關屬于政府危機公關的一部分，屬于環境惡化類的政府危機公關。從以上的學術研究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從大處著眼，以整體性視角去探討政府危機公關，而沒有做到細分，對政府環境危機公關更是重視不足。此外，面對環境危機日益嚴重的當下，在法律、環境科學等視角并不能有效解釋并應對環境危機給大眾帶來的生命財產的威脅的情況下，大多數學者并不能開辟公共關系學這一幽徑，來重塑政府環境危機管理。
縱觀國內政府危機管理和環境危機公關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1）眾學者在吸收借鑒西方政府危機公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之上，能夠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危機管理實際相結合，做到了政府危機公關理論的“本土化”.但是不足之處也在于有一些學者的研究僅限于對西方文獻的譯介，甚至沿襲西方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難有創新。本研究以案例貫穿全文，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為政府應急管理提供了經驗教訓（2）多以理論研究為主，缺乏實證調研，空洞說理和論據單薄，缺乏具有顯著實踐價值的研究成果，對實踐發展的指導意義不強。政府危機公關方面除了李娟的《中國大陸十年政府危機公關研究的實證研究-路徑、變化與趨勢》[24]、陳先紅的《中國大陸近10年公共關系研究實證報告》[25]等幾篇定量研究外，政府危機公關幾乎缺乏實證研究。（3）政府危機公關理論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分散化的輿論研究層面上，還沒有完全貫穿到危機發生事前、事中、事后的各個階段中去，這一理論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間。（4）缺乏對環境危機公關的系統研究，多以政府危機公關整體性的一部分出現，且多且從技術、法律、管理層面來支撐政府危機管理，無法深入把握危機公關的實質，難具說服力。無論是從主題、內容、載體還是表現形式來講，有關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理論都顯得很薄弱，本文的研究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
2、國外研究綜述
當今世界已經完全進入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所提出的“風險社會”范疇，此起彼伏的工業危機、核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危機的頻發推動著公共關系理論、危機管理研究、危機公關理論的不斷深入。
（1）公共關系及政府公關研究
現代意義的公共關系起源于美國。1807 年韋氏大詞典中首次出現“PublicRelations”并將其定義為“通過宣傳與一般公眾建立的關系；是公司、組織或軍事機構向公眾報告它的活動、政策等情況，企圖建立有利的公眾輿論的職能?！盵26]20 世紀初新聞記者 Ivy Lee 創立了公共關系事業，Edward. Bernays 將公共關系引入紐約大學，并編著《輿論之凝結》、《輿論面面觀》、《公共關系學》一系列叢書，為公共關系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27]Bernays 提出了“投公眾所好”的單向傳播理念，注重維護組織的單方利益；而美國學者卡特利普（S.Cutlip）和森特（A.Cen-ter）則在其著作《有效的公共關系》中寫道公共關系應實現組織與公眾之間和諧的關系，這種模式被稱為“雙向對稱”溝通模式。[28]英國公共關系學家杰夫斯金（F.Jefkins）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公共關系六部曲”,推動了公共關系理論的規范化及程式化。其后，美國學者就公共關系職能、公共關系中的受眾角色、公共關系的活動過程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推動了公共關系職業的發展。20 世紀 70 至 80 年代，公共關系管理成為了學者們的研究重點?？绿乩蘸蜕氐摹八碾A段”管理模式、格羅尼的“覺察”→“構筑”→“規定”→“選擇”→“確認”→“行為”→“覺察” [29]管理公式都已成為開展公共關系活動的參考樣本。全球化浪潮使得公關營銷領域成為研究熱點，而“網絡公關”因其自身優勢逐漸成為主流。米德伯格（D.Middleberg） 在《成功的公共關系》一書中闡述了網絡對傳統公共關系思想的沖擊。公共關系學科百年來的研究成果，是以公共關系職業化及企業公共關系等實務操作領域的研究來貫穿，這也決定了其實用性、市場性的特征。
政府公關的操作模式大多借鑒了企業公關的研究理論。美國政府公關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了長足發展，并對西歐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得政府公關從軍事領域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20 世紀 90 年代，數字媒體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青睞，美國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設置專人來與民眾溝通。法國政府率先提出“網絡政府”,將網絡作為今后政府公關的重要平臺；英國政府 1999 年在政府報告中提到政府網站要逐漸實現 24 小時服務。學術界政府公關論文一部分集中于分析某地區多年來政府公關的發展，如 Simon 在《出售政府》中探討了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在洛希德，蓋蒂和克萊因三位總理掌管政府期間分別對政府公共關系采取的態度以及一些具體做法，作者認為政府應配備專業的公關人員來改革政府公關關系。[30]Alina·Dolea 在《Institutionalizing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in Romania after1989 》中探討了 1989 年到 2011 年之間羅馬尼亞政府公關的發展歷程；著重介紹了羅馬尼亞公共關系制度化的確定及政府內部對公共關系的重視。[31]另一部分學者則以具體的案例分析來說明當今政府公關的運作模式，如 Damion Waymer 的《Democracy and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Expanding the scope of“Relationship” in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筆者分析了在塔斯基吉案中美國政府的道歉提出政府應拓寬公共關系管理框架，使民主得到進一步釋放。[32]
（2）危機與危機管理
國外政府對于危機的認識最早起于古巴導彈危機、蘇聯解體等政治事件，因此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多著眼于政治危機，力求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美國學者羅森塔爾（Uriel·Rosenthal） 認為危機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破壞組織基本價值取向及基本行為規范的高度不確定事件做出關鍵并正確的決策 [33].Alastair Buchan 基于國際外交視角出版了《危機管理：新的外交》（1966）[34]這也成為危機管理方向最早的專著。Hermann（1972） 《國際危機：行為研究視角》則基于行為科學方法提出了如何處理涉及國際關系的危機事件[35];芬克（S.Fink）于 1986 年《危機管理-對付突發事件的計劃》一書中首次將危機管理劃分為：預測、制定計劃、發現危機、隔離危機。、處理危機五個階段。[36]1979 年美國成立了一個以風險管理為基礎、貫穿危機事件全過程的危機應對組織 FEMA.但是當代社會危機不僅僅會局限于政治軍事領域。Coser 在《社會沖突的功能》（1976）中提到，世界范圍內的危機事件將跳脫政治領域的范疇，要更加重視自然災害和社會風險對正常社會秩序的破壞，提高風險意識[37].92 年颶風Andrew、98 年亞洲金融危機、99 年土耳其大地震正說明了對人為災害和自然災害領域危機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20 世紀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術手段方面，學者們利用數學、經濟學等跨學科知識來解決風險預測、災害擴散路徑、災害評估等實用問題。21 世紀初危機事件的發生周期逐漸縮短、影響范圍日漸擴大、涉及領域也呈多元化趨勢。危機管理在此階段得到快速發展，危機管理理論日益豐富，西方各國也建立了系統的危機管理應急體系，以減少危機造成的巨大損失。西方學者 Altay 通過對一百多篇論文進行分析總結，得出了現階段學者們研究的重點領域、應用研究的方向以及對未來危機管理發展走向的預測。[38]Comfort也于 2012 年從公共管理領域對危機管理的研究論文進行文獻對比，文章最后闡明組織間的協調性、危機管理機制的可操作性、環境的脆弱性等都是未來組織需要加以重視的。[39]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西方國家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機生命周期理論、危機決策理論以及組織行為研究這三大板塊。
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歐美、日本的企業家就意欲將危機管理引入企業，并成立專項基金推進企業危機管理的發展。巴頓（Laurence Barton）的《企業危機》[40]和羅森塔爾 Uriel Rosenthal 的《危機管理：威脅、困境、機遇》[41]都對企業危機管理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結合實例提出企業危機管理的解決應著眼于建立戰略管理機制。近年來國外企業危機管理的論文大多注重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等具有可操作的策略：Burckhardt 和 Oliver H 就在其學術論文中比較德國大陸航空和瑪莎航空的危機管理活動得出優秀的執行官、杰出的領導才能可以幫助企業更快的渡過危機。[42]漢德森[43]和 Alan[44]以 2003 年的 SARS 危機為切入點，分別闡釋了其對新加坡旅游業和香港特區餐飲業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受影響企業和公眾是如何應對此次挑戰的。
（3）政府危機公關
危機公關屬于危機傳播管理領域，西方學者大多從傳播策略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美國學者喬納森·伯恩斯坦 Jonathan Bernstein 就曾提出危機公關就是危機傳播，組織公關團隊從信息傳播、溝通協調的角度去與公眾交流，化解危機、平息矛盾、修復組織形象。[45]詹姆士·格魯寧 James E. Grunig 教授也強調危機公關過程中必須將信息放在首位，利用有效的信息傳播向公眾告知事件的發展達到組織有效運作。20 世紀 60 年代以“古巴導彈危機”造成了美國民眾的恐慌，引發社會秩序混亂。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曾在《決策的本質》一書中冷眼審視了古巴導彈危機時間的發展過程，并展現了政府在時間壓力下應如何做出正確的決策，進行有效公關。[46]
危機公關以此為契機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并成為當時熱門的研究領域。但也僅局限于國際政治方面的公關。1982 的年泰諾止痛膠囊中毒事件、2001 年的 9·11 恐怖襲擊事件等將危機公關從政治領域擴展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企業和政府都希望從更專業的角度解決危機，樹立組織形象并獲得公眾的支持與理解。美國學者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在 1995 年針對組織危機公關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決策略-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形象修復理論”.該理論旨在告訴組織管理者采用何種戰略盡快解決危機，減少組織聲譽損害，挽回組織形象。班尼特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五大戰略方法及對應的戰術，分別是：Denial、Evading Responsibility 、 Reducing Offensiveness 、 Corrective Acion 、Mortification.[47]Thomas Birkland（托馬斯·伯克蘭）則提出危機傳播的焦點事件理論（Focusing Event），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控制、改變、轉移焦點事件來設置、取消政策議程或改變議程順序。[48]
西方政府危機公關研究體系成熟晚，且研究內容多與企業危機公關摻雜，研究角度涉及公共關系學、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21 世紀，學界的政府危機公關研究中關于學科系統性論述的專著很少，大多以研究案例分析的論文為主，且關于政府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恐怖主義危機已占了半壁江山，本文所主要研究政府環境危機公關的論文寥寥無幾，但我們仍可以從中發現環境危機未來的發展前景。日本學者 Itoko Suzuki,和 Yuko Kaneko《日本災難治理》一書中以 3·11 日本大地震為例，剖析了日本政府在危及應對時所采取的態度及對策，認為政府應建立透明的信息溝通體制治理危機。[49]Ni Chen 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在線調查、電話訪談以及相關資料分析 2008 年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公關的優勢與不足，以此來確定危機公關制度化的必要性。[50]Zhao Hui 在其畢業論文中通過對 2003 年的 SARS 危機，2008 年四川大地震和2008 年的嬰兒奶粉危機進行比較，分析了中國政府危機公關的能力及策略。[51]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該文章選題以當今中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和烏爾里?！へ惪怂缘摹帮L險社會”的來臨，環境危機事件呈現出上升趨勢的現狀描述為起點，進一步分析政府部門在環境危機政府公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滯后、缺位、逃避責任等現象，使本來可控的危機進一步升級。文章又介紹了近些年在各地發生的環境危機的嚴峻現狀，并找出政府公關管理中存在的種種漏洞。接下來以廣州市治理“霧霾”過程中政府公關的舉措為案例，總結并歸納出廣州市的成功經驗。最后從英國、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環境危機事件中汲取成熟的經驗與做法，并將“廣州經驗”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相對比，求同存異，挖掘閃光點，以此尋求在環境危機背景下政府公關管理理論框架的構建，建立信息公開和預警機制，處理好與媒體、公眾的關系，來保障政府在下次危機發生時有據可依，最大程度上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并將這種對策理論化、模式化，使之具有可推廣性，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環境危機的一劑良方。
下面用技術路線的形式反映文章的整體脈絡。
2、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通過圖書館和網絡等途徑，查詢中國知網、萬方、維普、JSTOR 等中外文數據庫收集、整理環境危機政府公關關系管理相關的論文，期刊，專著等，把握國內外有關環境危機政府公關的最新理論、數據和前沿資料。由于文章中會涉及到政府與媒體在危機公關中的互動，同時需要查詢跨學科的有關媒體和信息傳播學方面的文獻，以此來更深入地理解政府公關的途徑和方式，解決公共環境危機政府公關能力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為后期論文寫作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2）案例分析法
案例研究法是學術研究中較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無論是在實證研究中還是在定性研究中。它主要是針對已發生的真實案例進行整理分析，從案例中找出支撐自己論點的論據，避免理論的空洞乏味。本文采用個案分析法，以“霧霾”這樣的熱點公共環境危機事件為個案，通過分析廣州市政府在“霧霾”危機應對中政府成功施展公關技能，利用官方媒體和政務微博，及時通告真實信息，啟動緊急預案，防范了公眾的過度恐慌。相反，其它省份并未及時檢測并公布 PM2.5 的數值，導致大多數民眾把“霾”看成是“霧”,沒有提高防范，威脅到民眾的生命健康，直到被媒體曝光，政府倉惶應對，在輿論上處于被動地位。以小見大，從這一案例出發再聯系到近些年發生的環境危機事件中政府的表現，足以證明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在公共關系管理中上還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通過案例的總結與分析，使理論與實踐緊密相結合。
（3）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常常包括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兩種方式。通過比較找到被比較實體在概念、特征、理念、原則等方面的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為其它學科的研究提供借鑒。該專題研究，通過探討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在公共環境危機政府信息公開中所采取的比較成功的經驗和措施，并和“廣州經驗”進行對比，求同存異，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