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探析
【第一章】農村公共事件村民價值觀念研究導論
【第二章】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3.1 3.2】村莊公共事件調查信度與效度分析
【3.3】村莊公共事件調研描述性統計分析
【3.4 3.5】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
【第四章】公共事件中農民價值觀與利益表達的關系與啟示
【參考文獻】公共事件中村民價值觀發展探究參考文獻
2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2.1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
基于本文的研究問題和文獻回顧，提出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依據價值觀念與社會活動在哲學上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原理，本文擬用具體形態的農民價值觀念與作為社會活動一部分的農民利益表達之間是相互正向影響的關系，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是利益表達變化的前導，價值觀念的傳統思維慣性與變革的疊加又會引致差異化的利益表達。進一步地，價值觀念的各構成要素（民主觀、公正觀、效率觀、信任觀）對農民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利益表達的各構成要素（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對農民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民主、公正、效率等與權利相關的價值觀念增強后，就會相應要求包括利益表達在內的相關制度和規則的調整，因此民主觀、公正觀、效率觀對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信任具有凝聚共識的作用，可以避免利益表達行為的極端化現象，因此，信任觀對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良好的政治體制具有塑造價值觀念是作用，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與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更加積極主動的政治或社會行動會引致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價值訴求的加強，因此行動主體性對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為了檢驗研究設計的理論模式是否成立，本文運用 SPSS 軟件構建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2.2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內涵與測量維度
2.2.1利益表達
2.2.1.1行為主體性
行為主體性主要表現為主體的自主參與意識。政治參與是任何社會群體維護自身利益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手段。有效的民主參與，可以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穩妥地緩和政府行動與公民意愿之間的矛盾（浦島郁夫，1998）。而主體的實質性參與與表達主體的水平又與行為主體性有著直接關系。在中國大多數農民存在著文化水平偏低、自身素質不高、信息來源狹窄、法律知識匱乏、眼界受限等問題，使得他們對自己權益表達缺乏自覺性和主體性（夏菁，2007）。同時農民和村兩委之間的關系也與農民參與意識的強弱息息相關。盡管農民實現了村民自治擁有了參與村務的權利，但受限于村委會的組織形式是非正式政府部門，加之其對公共資源的持有嚴重不足以及分配層次很低等問題，使得村委會無權參與重大的公共資源分配，且仍然受制于各級政府。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效能感（楊正喜、唐鳴，2006）。主要體現在：①多數農民對選舉不信任，認為選舉只是“走過場”,他們沒有實質性的影響。②部分農民對村委會的干部缺乏信心，認為村干部多為利益熏心者，多會考慮自身的利益，而忽視農民的利益。③少數農民可能在公共事務中與村委會發生過矛盾，通常情況會在村公共事務中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何海兵，2000）。
2.2.1.2利益綜合
民眾的各種利益要求與政府重大政策決策之間的轉化功能就被稱作利益綜合，而各種利益要求轉化為重大政策決策的前提條件是得到大量的政治資源的支持。（阿爾蒙德，2007）。中國的利益綜合又呈現出本國的特點和特色。就長遠的和全局的利益綜合中國通常采用大多數人的意志，由執政黨和政府廣泛收集各階級、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各利益集團以及社會其他群體充分表達的意見后，經由協商討論選擇大多數人同意的政策決策，再將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顧杰善，1991）。國外學者認為，復雜的國家結構是中國利益綜合、政策制定過程和政策結果的決定性因素（Kenneth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1998），而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民意”也開始擁有了明顯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力量，成為利益綜合的重要影響因素。因而，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顯得至關重要，今后的中國必然會重視各種渠道表達出來的民意，尤其是新興媒體的廣泛運用。而由高層領導層面的權利斗爭以及領導人個體的意志所引起的利益綜合會逐步削弱。（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2006）。但在利益綜合過程中，遇到政黨內部分歧較大而導致政治經濟社會出現波動時，綜合考慮各部門利益和各地方利益就成了利益綜合的重要選擇，借助其他非領導精英的力量來平衡各類利益關系，以期解決最高決策層內部在利益綜合過程中的重大意見分歧，也穩定了國內政治經濟的波動?！半p向負責”便解釋了重大分歧時中國的利益綜合發生機制 （Susan L.Shirk,1993）。
2.2.1.3接近渠道（合法性與強制性）
接近渠道即利益表達渠道，是受到法律保護和認可的不受任何人侵犯和干涉的一項公民享有的權利，規定公民有權使用任何可利用的媒介手段自由的表達自己想法、情感、觀點和主張（李樹忠，2003）。有學者將接近渠道分為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和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兩種，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分主要包括個體性的接近渠道，如個人自身聯系和委托精英人物等，機構或組織性的接近渠道，如大眾傳媒、執政黨、立法機構和政府部門等；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和極端的手段方式接近，如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罷工、暴亂等。在任何政治體系中，都有各類型的接近渠道，且政治體系越是開發所提供的接近渠道的種類越多。但基本上所有的政治體系對暴力接近方式加以禁止和管制，同時也嚴格控制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使用暴力手段，因而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幾乎被謹慎的控制。（阿爾蒙德，2007）。中國也提供了種類繁多的接近渠道，如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具有中國特色的信訪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民主自治、社會團體、公眾微博等等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然而在這豐富的接近渠道里，由于群體差異和強弱懸殊使得農民能使用的合法性的接近渠道極少，而這些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的本身也存在諸多缺陷（夏菁 姚望，2007）。社會分工便是引致這些問題的關鍵，社會分工的作用會引致收入分配差距，從而形成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通常強勢群體會掌握更多的公共資源和信息資源，他們會有效的利用已有的資源以獲取更多的其他資源或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向他們傾斜。反之，弱勢群體本身持有的資源不足，影響力更是微小，他們無法享受到大環境所提供的各種資源，甚至連信息的獲取都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更不用說對新興接近渠道的利用了。以大眾傳媒為表達，弱勢群體的利用率極低，利益表達的聲音很難通過這些媒介表達出來，也并沒有完全形成話語空間，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力亦很?。惤▌?，2007）。
2.2.2價值觀念
2.2.2.1民主觀
民主的本質就是參與決策，而民主觀即是參與決策的意識。民主作為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任何成員都能公正的享有決策權并能通過協商討論參與決策，但不能保證他的觀點一定能在爭執中穩站上風。無論表決是否通過，意見都可以公正的表達出來，一般情況下，代表大多數社會成員利益的意志即使在非控制的狀態下也會影響最終的國家意志。民主觀的測量維度主要包括參與廣度、參與深度和參與效度。參與廣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范圍和頻次，參與深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層次和執著性，具體的表現為主動參與意識?，F今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屬于“無政治階層”,農民主動參與政治的積極性自然不高，因而表達行為和合法性的接近渠道顯得便沒那么重要，自主性和參與意識也相應的較弱。參與效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農民的影響力甚微。民主參與帶來的良好政治效能感會引致民主參與意識增強，從而形成和鞏固民主觀。政治效能感作為應然的規范，是政府回應各類民主訴求或者說民主訴求個體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功能；作為能然的感覺，是政府回應民主訴求個體后，使民主訴求個體產生的自我認同和能影響政府決策的感覺；作為實然的行動，是民主訴求個體在自我認同和能然的感覺的促使下，表現為參與政治活動的行為。三者之間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在一定的條件下呈遞進循環式的轉化模式，良好的政治效能感會使得其無限循環并增強民主觀念，反之，不好的政治效能感會制約甚至斷裂三者之間的循環而導致民主的發展停滯不前（David Easton,1967;李蓉蓉，2012）。
2.2.2.2公正觀
公正觀作為行為科學范疇，是人們處理和協調利益關系的行為原則。公正觀作為道德范疇，是人們在人際關系中如何衡量和劃分自己和他人利益分配標準的社會道德規范。在社會關系中，當全體社會成員得到合理的分配、平等的權利和機會時，社會就是公正的（朱貽庭，2002;俞可平，2005）。公正觀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指向， 更多地體現為公共資源與利益分配上的一視同仁或得所應得，而作為道德范疇的影響式微。廣義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維互動的運行框架下對社會成員各方面訴求的滿足，具體表現為政治上的參與和代表權、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司法和當下文化的承認或認可。狹義上，在人際關系、利益關系、生產關系等多層次關系疊加下對所有社會成員各方面的認可和尊重，具體表現為平等的地位、生存發展的權利和獲取財富的途徑（吳沁芳，2007;弗雷澤，2009）。從積極意義上看，這會調動人們的正義感進而追求更為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調整。轉型期的公正觀，受制于制度缺陷和道德自律缺失的雙重影響，亦會伴生特殊的公正觀。這會調動人們的負面情緒，進而破壞社會的凝聚力。如單純的不想便宜別人而不參與集體行動的一種特殊公正觀（賀雪峰，2004）。
2.2.2.3信任觀
信任觀是產生協同或合作意愿的基礎，信任觀又以認知和了解為邏輯前提，以期待為判斷存廢標準。因而人們會傾向于信任已知的事物和他人，也期待他人的行為按照自己內心預定或社會固有的規范發生和運行。當人們產生期待的信念時，信任觀會發揮其導向性而引導人們做出相應的選擇或行為。在制度和道德的保護下，當人們利益趨同時，再經過有效的信息溝通后容易誘發雙向期待而產生協同或合作的行為（馬克·沃倫，2004;歐黎明、朱秦， 2009）。政治系統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合作意愿源于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公眾因為信任政治系統而選擇將自己托付或支持政治系統的心理表現，并期待深入認知政治系統和期待政治系統按照其意愿運行。公眾對政治系統信任與否，都會通過政治心理、話語和行動這些形式表現出來（上官酒瑞，2011、2012）。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一種社會資本、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凝聚力。
2.2.2.4效率觀
廣義的效率觀，不僅僅包括時間效率、投入產出比以及效益，還有更廣的目標即實現公共價值（周志忍，2000;Stoker.G.,2006）。時間效率是某個項目或工程從前期準備到最后完工速度的直觀反應，在分散化效率追求的過程中時間觀念會應運而生，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時間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判斷效率的重要指標。投入產出比是某個項目或工程前期和施工過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價值總和與最后產出來的總價值的比例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貨幣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投入產出比是判斷效率的關鍵指標。投入產出比體現的效率觀既強調比列之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強調專業化和多元化場域下異質的衡量標準。投入產出比也可以理解為經濟效率，通常情況下指資源配置效率。即使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用，較少的投入能獲得更多的產出，從而推動經濟和社會更大的發展。效益是治理活動對治理對象狀況的改善程度，是指某項工程和項目帶來的經濟效益、公益效益和社會效益。公益效益近些年逐漸凸顯，改變了原來只重視經濟效益的格局。公共價值即效率觀的社會價值，最終反應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國內學者也有通過時效、投入產出比與效益三個方面測量效率狀況實證研究（吳春梅 石紹成，2011）。
2.3量表設計
本文的實證數據主要是通過大量問卷調查和典型個案訪談來獲取的，個體特征主要根據樣本村的人口特征設計 7 道題進行測量，分別是“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對村莊公共事件的關注度”.
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和爭議性，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現實生活中對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解也不盡一致。因此，本文需通過將抽象概念分解，提煉出可操作化題項，以更適合、貼近現實生產生活層面。從而更有利于其用于社會測量。
本文廣泛的運用李克特 5 點評分量表對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各個維度進行測量。賦予 5 個等級不同的分值進行評判，分別是“非常同意”賦予 5 分、“同意”賦予 4 分、“不一定”賦予 3 分、“不同意”賦予 2 分、與“非常不同意”賦予 1 分。以下是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強制性的接近渠道、民主觀、公正觀、信任觀和效率觀八個變量的操作化題項。
2.3.1行為主體性
行為主體性主要包括在新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受損時主體的自主反映情況。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行為主體性調查問卷共設計了3個操作性題項，見表2-1.
2.3.2利益綜合
利益綜合是把各種利益訴求整合并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功能。主要有政黨、信訪部門、政府相關部門、人民代表大會、社會團體等機構執行。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利益綜合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6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2
2.3.3合法性的接近渠道
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包括個人聯系渠道、委托精英代理、大眾傳媒、執政黨以及立法機構和政府行政部門。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4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3.
2.3.4強制性的接近渠道
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的接近手段或方法，以極端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愿，是屬于合法體制外的手段。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強制性的接近渠道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4.
2.3.5民主觀
民主觀包括參與廣度、參與深度和參與效度。參與廣度和參與深度是指參與意識的強度，而參與效度主要取決于參與者的所得到的反饋。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民主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5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5.
2.3.6公正觀
公正觀包括程序公正、過程公正、結果公正，更全面地了解處于轉型階段的農民的公正觀訴求，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公正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4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6.
2.3.7信任觀
信任觀以認知和了解為邏輯前提，以期待為判斷存廢標準，既屬于認知范疇又屬于信任范疇。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信任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7.
2.3.8效率觀
效率觀包括時效、投入產出比、效益。時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與效益是是指公共事務的處理時間，包括決策、執行、進展狀況，投入產出比是公共事務所投入的成本與產出比率，效益是效率觀的延伸部分，是狀況的改善程度，往往與特定的主體、資源、制度相聯。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效率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8.
【題目】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探析
【第一章】農村公共事件村民價值觀念研究導論
【第二章】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3.1 3.2】村莊公共事件調查信度與效度分析
【3.3】村莊公共事件調研描述性統計分析
【3.4 3.5】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
【第四章】公共事件中農民價值觀與利益表達的關系與啟示
【參考文獻】公共事件中村民價值觀發展探究參考文獻
2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2.1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
基于本文的研究問題和文獻回顧，提出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依據價值觀念與社會活動在哲學上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原理，本文擬用具體形態的農民價值觀念與作為社會活動一部分的農民利益表達之間是相互正向影響的關系，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是利益表達變化的前導，價值觀念的傳統思維慣性與變革的疊加又會引致差異化的利益表達。進一步地，價值觀念的各構成要素（民主觀、公正觀、效率觀、信任觀）對農民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利益表達的各構成要素（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對農民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民主、公正、效率等與權利相關的價值觀念增強后，就會相應要求包括利益表達在內的相關制度和規則的調整，因此民主觀、公正觀、效率觀對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信任具有凝聚共識的作用，可以避免利益表達行為的極端化現象，因此，信任觀對利益表達具有正向影響關系。良好的政治體制具有塑造價值觀念是作用，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與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更加積極主動的政治或社會行動會引致民主、公正、信任、效率等價值訴求的加強，因此行動主體性對價值觀念具有正向影響關系。為了檢驗研究設計的理論模式是否成立，本文運用 SPSS 軟件構建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2.2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內涵與測量維度
2.2.1利益表達
2.2.1.1行為主體性
行為主體性主要表現為主體的自主參與意識。政治參與是任何社會群體維護自身利益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手段。有效的民主參與，可以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穩妥地緩和政府行動與公民意愿之間的矛盾（浦島郁夫，1998）。而主體的實質性參與與表達主體的水平又與行為主體性有著直接關系。在中國大多數農民存在著文化水平偏低、自身素質不高、信息來源狹窄、法律知識匱乏、眼界受限等問題，使得他們對自己權益表達缺乏自覺性和主體性（夏菁，2007）。同時農民和村兩委之間的關系也與農民參與意識的強弱息息相關。盡管農民實現了村民自治擁有了參與村務的權利，但受限于村委會的組織形式是非正式政府部門，加之其對公共資源的持有嚴重不足以及分配層次很低等問題，使得村委會無權參與重大的公共資源分配，且仍然受制于各級政府。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效能感（楊正喜、唐鳴，2006）。主要體現在：①多數農民對選舉不信任，認為選舉只是“走過場”,他們沒有實質性的影響。②部分農民對村委會的干部缺乏信心，認為村干部多為利益熏心者，多會考慮自身的利益，而忽視農民的利益。③少數農民可能在公共事務中與村委會發生過矛盾，通常情況會在村公共事務中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何海兵，2000）。
2.2.1.2利益綜合
民眾的各種利益要求與政府重大政策決策之間的轉化功能就被稱作利益綜合，而各種利益要求轉化為重大政策決策的前提條件是得到大量的政治資源的支持。（阿爾蒙德，2007）。中國的利益綜合又呈現出本國的特點和特色。就長遠的和全局的利益綜合中國通常采用大多數人的意志，由執政黨和政府廣泛收集各階級、各民主黨派、各社會團體、各利益集團以及社會其他群體充分表達的意見后，經由協商討論選擇大多數人同意的政策決策，再將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的意志。（顧杰善，1991）。國外學者認為，復雜的國家結構是中國利益綜合、政策制定過程和政策結果的決定性因素（Kenneth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1998），而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民意”也開始擁有了明顯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力量，成為利益綜合的重要影響因素。因而，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顯得至關重要，今后的中國必然會重視各種渠道表達出來的民意，尤其是新興媒體的廣泛運用。而由高層領導層面的權利斗爭以及領導人個體的意志所引起的利益綜合會逐步削弱。（日本學者加加美光行，2006）。但在利益綜合過程中，遇到政黨內部分歧較大而導致政治經濟社會出現波動時，綜合考慮各部門利益和各地方利益就成了利益綜合的重要選擇，借助其他非領導精英的力量來平衡各類利益關系，以期解決最高決策層內部在利益綜合過程中的重大意見分歧，也穩定了國內政治經濟的波動?！半p向負責”便解釋了重大分歧時中國的利益綜合發生機制 （Susan L.Shirk,1993）。
2.2.1.3接近渠道（合法性與強制性）
接近渠道即利益表達渠道，是受到法律保護和認可的不受任何人侵犯和干涉的一項公民享有的權利，規定公民有權使用任何可利用的媒介手段自由的表達自己想法、情感、觀點和主張（李樹忠，2003）。有學者將接近渠道分為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和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兩種，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分主要包括個體性的接近渠道，如個人自身聯系和委托精英人物等，機構或組織性的接近渠道，如大眾傳媒、執政黨、立法機構和政府部門等；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和極端的手段方式接近，如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罷工、暴亂等。在任何政治體系中，都有各類型的接近渠道，且政治體系越是開發所提供的接近渠道的種類越多。但基本上所有的政治體系對暴力接近方式加以禁止和管制，同時也嚴格控制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使用暴力手段，因而強制性的接近渠道幾乎被謹慎的控制。（阿爾蒙德，2007）。中國也提供了種類繁多的接近渠道，如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具有中國特色的信訪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民主自治、社會團體、公眾微博等等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然而在這豐富的接近渠道里，由于群體差異和強弱懸殊使得農民能使用的合法性的接近渠道極少，而這些合法性的接近渠道的本身也存在諸多缺陷（夏菁 姚望，2007）。社會分工便是引致這些問題的關鍵，社會分工的作用會引致收入分配差距，從而形成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通常強勢群體會掌握更多的公共資源和信息資源，他們會有效的利用已有的資源以獲取更多的其他資源或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向他們傾斜。反之，弱勢群體本身持有的資源不足，影響力更是微小，他們無法享受到大環境所提供的各種資源，甚至連信息的獲取都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更不用說對新興接近渠道的利用了。以大眾傳媒為表達，弱勢群體的利用率極低，利益表達的聲音很難通過這些媒介表達出來，也并沒有完全形成話語空間，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力亦很?。惤▌?，2007）。
2.2.2價值觀念
2.2.2.1民主觀
民主的本質就是參與決策，而民主觀即是參與決策的意識。民主作為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任何成員都能公正的享有決策權并能通過協商討論參與決策，但不能保證他的觀點一定能在爭執中穩站上風。無論表決是否通過，意見都可以公正的表達出來，一般情況下，代表大多數社會成員利益的意志即使在非控制的狀態下也會影響最終的國家意志。民主觀的測量維度主要包括參與廣度、參與深度和參與效度。參與廣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范圍和頻次，參與深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層次和執著性，具體的表現為主動參與意識?，F今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屬于“無政治階層”,農民主動參與政治的積極性自然不高，因而表達行為和合法性的接近渠道顯得便沒那么重要，自主性和參與意識也相應的較弱。參與效度主要表現為參與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農民的影響力甚微。民主參與帶來的良好政治效能感會引致民主參與意識增強，從而形成和鞏固民主觀。政治效能感作為應然的規范，是政府回應各類民主訴求或者說民主訴求個體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功能；作為能然的感覺，是政府回應民主訴求個體后，使民主訴求個體產生的自我認同和能影響政府決策的感覺；作為實然的行動，是民主訴求個體在自我認同和能然的感覺的促使下，表現為參與政治活動的行為。三者之間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在一定的條件下呈遞進循環式的轉化模式，良好的政治效能感會使得其無限循環并增強民主觀念，反之，不好的政治效能感會制約甚至斷裂三者之間的循環而導致民主的發展停滯不前（David Easton,1967;李蓉蓉，2012）。
2.2.2.2公正觀
公正觀作為行為科學范疇，是人們處理和協調利益關系的行為原則。公正觀作為道德范疇，是人們在人際關系中如何衡量和劃分自己和他人利益分配標準的社會道德規范。在社會關系中，當全體社會成員得到合理的分配、平等的權利和機會時，社會就是公正的（朱貽庭，2002;俞可平，2005）。公正觀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指向， 更多地體現為公共資源與利益分配上的一視同仁或得所應得，而作為道德范疇的影響式微。廣義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維互動的運行框架下對社會成員各方面訴求的滿足，具體表現為政治上的參與和代表權、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司法和當下文化的承認或認可。狹義上，在人際關系、利益關系、生產關系等多層次關系疊加下對所有社會成員各方面的認可和尊重，具體表現為平等的地位、生存發展的權利和獲取財富的途徑（吳沁芳，2007;弗雷澤，2009）。從積極意義上看，這會調動人們的正義感進而追求更為公正的制度安排和調整。轉型期的公正觀，受制于制度缺陷和道德自律缺失的雙重影響，亦會伴生特殊的公正觀。這會調動人們的負面情緒，進而破壞社會的凝聚力。如單純的不想便宜別人而不參與集體行動的一種特殊公正觀（賀雪峰，2004）。
2.2.2.3信任觀
信任觀是產生協同或合作意愿的基礎，信任觀又以認知和了解為邏輯前提，以期待為判斷存廢標準。因而人們會傾向于信任已知的事物和他人，也期待他人的行為按照自己內心預定或社會固有的規范發生和運行。當人們產生期待的信念時，信任觀會發揮其導向性而引導人們做出相應的選擇或行為。在制度和道德的保護下，當人們利益趨同時，再經過有效的信息溝通后容易誘發雙向期待而產生協同或合作的行為（馬克·沃倫，2004;歐黎明、朱秦， 2009）。政治系統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合作意愿源于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公眾因為信任政治系統而選擇將自己托付或支持政治系統的心理表現，并期待深入認知政治系統和期待政治系統按照其意愿運行。公眾對政治系統信任與否，都會通過政治心理、話語和行動這些形式表現出來（上官酒瑞，2011、2012）。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一種社會資本、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凝聚力。
2.2.2.4效率觀
廣義的效率觀，不僅僅包括時間效率、投入產出比以及效益，還有更廣的目標即實現公共價值（周志忍，2000;Stoker.G.,2006）。時間效率是某個項目或工程從前期準備到最后完工速度的直觀反應，在分散化效率追求的過程中時間觀念會應運而生，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時間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判斷效率的重要指標。投入產出比是某個項目或工程前期和施工過程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價值總和與最后產出來的總價值的比例關系，在這個過程中，貨幣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投入產出比是判斷效率的關鍵指標。投入產出比體現的效率觀既強調比列之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強調專業化和多元化場域下異質的衡量標準。投入產出比也可以理解為經濟效率，通常情況下指資源配置效率。即使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用，較少的投入能獲得更多的產出，從而推動經濟和社會更大的發展。效益是治理活動對治理對象狀況的改善程度，是指某項工程和項目帶來的經濟效益、公益效益和社會效益。公益效益近些年逐漸凸顯，改變了原來只重視經濟效益的格局。公共價值即效率觀的社會價值，最終反應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國內學者也有通過時效、投入產出比與效益三個方面測量效率狀況實證研究（吳春梅 石紹成，2011）。
2.3量表設計
本文的實證數據主要是通過大量問卷調查和典型個案訪談來獲取的，個體特征主要根據樣本村的人口特征設計 7 道題進行測量，分別是“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對村莊公共事件的關注度”.
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概念具有抽象性和爭議性，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現實生活中對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解也不盡一致。因此，本文需通過將抽象概念分解，提煉出可操作化題項，以更適合、貼近現實生產生活層面。從而更有利于其用于社會測量。
本文廣泛的運用李克特 5 點評分量表對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各個維度進行測量。賦予 5 個等級不同的分值進行評判，分別是“非常同意”賦予 5 分、“同意”賦予 4 分、“不一定”賦予 3 分、“不同意”賦予 2 分、與“非常不同意”賦予 1 分。以下是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強制性的接近渠道、民主觀、公正觀、信任觀和效率觀八個變量的操作化題項。
2.3.1行為主體性
行為主體性主要包括在新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受損時主體的自主反映情況。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行為主體性調查問卷共設計了3個操作性題項，見表2-1.
2.3.2利益綜合
利益綜合是把各種利益訴求整合并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功能。主要有政黨、信訪部門、政府相關部門、人民代表大會、社會團體等機構執行。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利益綜合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6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2
2.3.3合法性的接近渠道
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包括個人聯系渠道、委托精英代理、大眾傳媒、執政黨以及立法機構和政府行政部門。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4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3.
2.3.4強制性的接近渠道
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通常是使用暴力的接近手段或方法，以極端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愿，是屬于合法體制外的手段。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強制性的接近渠道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4.
2.3.5民主觀
民主觀包括參與廣度、參與深度和參與效度。參與廣度和參與深度是指參與意識的強度，而參與效度主要取決于參與者的所得到的反饋。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民主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5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5.
2.3.6公正觀
公正觀包括程序公正、過程公正、結果公正，更全面地了解處于轉型階段的農民的公正觀訴求，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公正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4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6.
2.3.7信任觀
信任觀以認知和了解為邏輯前提，以期待為判斷存廢標準，既屬于認知范疇又屬于信任范疇。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信任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 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7.
2.3.8效率觀
效率觀包括時效、投入產出比、效益。時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與效益是是指公共事務的處理時間，包括決策、執行、進展狀況，投入產出比是公共事務所投入的成本與產出比率，效益是效率觀的延伸部分，是狀況的改善程度，往往與特定的主體、資源、制度相聯。根據主體特征和相關研究維度，效率觀調查問卷共設計了 3個操作性題項，見表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