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探析
【第一章】農村公共事件村民價值觀念研究導論
【第二章】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3.1 3.2】村莊公共事件調查信度與效度分析
【3.3】村莊公共事件調研描述性統計分析
【3.4 3.5】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
【第四章】公共事件中農民價值觀與利益表達的關系與啟示
【參考文獻】公共事件中村民價值觀發展探究參考文獻
4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4.1主要研究結論
社會轉型會引致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會引致利益表達的變化，同時農民利益表達的結果又會反過來影響價值觀念的變化。遵循此關系邏輯，本文立足于促進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首次以村莊公共事件作為觀測對象進行情景化和量化研究。研究發現主要體現在：與已有的主流觀點認為農民對政府和村兩委的信任度呈下降趨勢的結論相反，發現農民對不同層次的政府和村兩委的信任度均呈上升趨勢，上升的原因主要源自農民對政府和村兩委的高期待；農民利益表達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在村莊公共事件中的現實呈現程度不一，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且這種不均衡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主要原因源自轉型時期的多元化特征與地方性共識的不足。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整體上呈正向關系。相關性分析顯示，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在0.01顯著水平以下呈正相關，且相關系數達到0.611,即為高度相關。同時，研究發現：在特定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的現實呈現程度均具有顯著的結構差異性，差異性的現實呈現程度影響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真實關系狀態；基于現實呈現度的程度達到一定標準的農民利益表達和價值觀念，兩者總體上呈現出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
第二，民主觀、效率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有促進作用。多元回歸分析顯示，效率觀、民主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效率觀的回歸系數最大（0.457），再者是民主觀（0.427）和信任觀（0.237），其作用程度的大小與農民價值觀念的現實呈現程度成正比，而公正觀對利益表達的作用不顯著，這可能與兩村農民對公正的理解具有顯性差異有關；
第三，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有促進作用。多元回歸分析顯示，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和利益綜合進入了模型。表明這3個因子與價值觀念呈正相關，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越通暢、主體實質性的表達頻率越高、利益綜合水平越高，對農民價值觀念的作用越大。其中合法性的接近渠道（ 0.493）、利益綜合（0.320） 和行為主體性 （0.309），其作用程度的大小與農民利益表達的現實呈現程度成正比；農民價值觀念與利益表達之間的關系狀態最終會影響村莊社會轉型的進程。
4.2政策啟示
要促進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既要強化民主觀、效率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以及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更要從整體上創建兩者關系優化的內外部環境，培育農民的公正、法制、自由等價值觀念并強化其對利益表達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要針對農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推動利益表達的優化。在傳統向現代、封閉向開放的多重轉型進程中，市場經濟的沖擊，引致了現代化因素滲透農村社會基礎結構，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變化滯后于社會基礎結構的變革等現象亟待改變，價值分化甚至沖突背景下農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共識亟待加強，鏈接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體制機制亟待完善。另一方面，要借助良好的利益表達結果來影響和引導農民價值觀念。政府要構建“好的”利益表達環境，使農民自主利用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合理合規地表達其真實訴求，并通過有效的農民參與機制將他們的真實訴求整合進政治選擇之中。這種治理視閾下的利益表達，可以契合農民的價值觀念和需求產生“內生式”的運行模式，結合已有的“嵌入式”模式，已達到政府、社會、農民三方共贏的結果，好的結果會反過來影響農民價值觀念，提升農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度。同時，要針對中國不同類型村莊的差異性，準確考量本研究個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便對實證研究結論及其推廣應用價值進行更準確的說明。上述結論，在理論上回應了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觀點，在實踐上對于緩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強烈時代訴求與現實生活中農民價值觀念混亂、利益表達效果低下、村莊失序之間的矛盾具有指導意義。據此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啟示：
4.2.1健全農民利益表達體系與價值觀念體系
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進程的村莊，由于現代價值觀念的沖擊和傳統價值觀念的“慣性思維”,價值多元化短時期內難以根本改變，農民價值觀念體系不健全的格局會維持一段時間。在實踐中不僅表現為不同村莊公共事件中民主觀、公正觀、信任觀、效率觀的顯著差異性，更表現為自由、法治、公益、和諧等價值觀念更多以潛隱的形式呈現。顯示在農民價值觀念多元、分化甚至沖突的背景下，亟需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探尋走出價值多元化困境的現實出路。
同時，由于市場經濟的持續影響，農民的利益意識增加，受限于利益表達接近渠道的不暢通和表達機制的不完善，農民利益表達體系不健全的格局亦會維持一段時間。在實踐中村莊公共事件中盡管表現出來了新接近渠道的不斷涌現、利益綜合水平的提高和行為主體性的增強，而農民無組織化、表達能力匱乏、利益表達的“路徑閉鎖”等也急需改變。顯示在利益表達水平低下的背景下，多視角的考慮農民的需求以及當前的困境，以期改變利益表達“路徑鎖閉”的現狀。
4.2.2重視利益表達的價值引領，提升農民價值觀念
個案研究顯示，通過外部的民主體制形成的民主觀、通過客體的辦事速度和公共設施的投入產出比體現的效率觀、通過客體的認知和期待體現的信任觀，對農民利益表達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公正觀對利益表達的作用不顯著，法制觀、自由觀等價值觀念在村莊公共事件中的現實呈現程度低，說明公正觀、富強、法治觀等價值觀念對利益表達的積極作用尚處于潛隱狀態。這要求政府和社會要完善民主化體制，合理的結合中國農村特點，使民主體制規范化、高效化。通過科學化、民主化、高效化的有機統一以有效體現農民的利益訴求；要切實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時間效率、投入產出比和效益，以促進農民利益表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注重培育利益相關者之間信任水平和合作意愿，提升農民對政府能代表其利益的期待水平；要大力培育和踐行公正、法制、自由等價值觀念，以利于利益表達的順暢進行和結果的優化。以此來強化農民利益表達的價值訴求，提升農民價值觀念。
4.2.3優化農民利益表達，強化其對價值觀念的正向作用
鑒于合法性的接近渠道、主體實質性的表達行為、利益綜合與農民價值觀念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政府要提供適用的合法的接近渠道，促進政府和農民之間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與協商討論，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水平和價值共識。要利用大眾傳播工具，設立有效的信息平臺，確保國家政策和農民意愿之間的雙向無偏差傳遞，以此來形成和固化正確的價值觀念。要完善利益表達機制，規范政府部門的利益表達程序，增強農民的利益表達能力，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合理規范農民的利益表達行為，以強化利益表達結果對農民價值觀的引導作用。要提高利益綜合水平，就必須真正體現農民的真實意愿，有效的民主監督和政治系統回應，是農民真實意愿影響國家政策的有效路徑。此外，應嚴格控制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高度關注暴力接近渠道帶來的效能感誤導農民價值觀念發展。
【題目】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探析
【第一章】農村公共事件村民價值觀念研究導論
【第二章】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理論分析框架與可操作化
【3.1 3.2】村莊公共事件調查信度與效度分析
【3.3】村莊公共事件調研描述性統計分析
【3.4 3.5】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
【第四章】公共事件中農民價值觀與利益表達的關系與啟示
【參考文獻】公共事件中村民價值觀發展探究參考文獻
4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4.1主要研究結論
社會轉型會引致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農民價值觀念的變化會引致利益表達的變化，同時農民利益表達的結果又會反過來影響價值觀念的變化。遵循此關系邏輯，本文立足于促進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首次以村莊公共事件作為觀測對象進行情景化和量化研究。研究發現主要體現在：與已有的主流觀點認為農民對政府和村兩委的信任度呈下降趨勢的結論相反，發現農民對不同層次的政府和村兩委的信任度均呈上升趨勢，上升的原因主要源自農民對政府和村兩委的高期待；農民利益表達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在村莊公共事件中的現實呈現程度不一，具有明顯的不均衡性，且這種不均衡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主要原因源自轉型時期的多元化特征與地方性共識的不足。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整體上呈正向關系。相關性分析顯示，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在0.01顯著水平以下呈正相關，且相關系數達到0.611,即為高度相關。同時，研究發現：在特定村莊公共事件中，農民利益表達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的現實呈現程度均具有顯著的結構差異性，差異性的現實呈現程度影響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真實關系狀態；基于現實呈現度的程度達到一定標準的農民利益表達和價值觀念，兩者總體上呈現出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
第二，民主觀、效率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有促進作用。多元回歸分析顯示，效率觀、民主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效率觀的回歸系數最大（0.457），再者是民主觀（0.427）和信任觀（0.237），其作用程度的大小與農民價值觀念的現實呈現程度成正比，而公正觀對利益表達的作用不顯著，這可能與兩村農民對公正的理解具有顯性差異有關；
第三，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有促進作用。多元回歸分析顯示，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和利益綜合進入了模型。表明這3個因子與價值觀念呈正相關，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越通暢、主體實質性的表達頻率越高、利益綜合水平越高，對農民價值觀念的作用越大。其中合法性的接近渠道（ 0.493）、利益綜合（0.320） 和行為主體性 （0.309），其作用程度的大小與農民利益表達的現實呈現程度成正比；農民價值觀念與利益表達之間的關系狀態最終會影響村莊社會轉型的進程。
4.2政策啟示
要促進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的雙向良性互動，既要強化民主觀、效率觀、信任觀對利益表達以及合法性的接近渠道、行為主體性、利益綜合對價值觀念的促進作用，更要從整體上創建兩者關系優化的內外部環境，培育農民的公正、法制、自由等價值觀念并強化其對利益表達的促進作用。一方面，要針對農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推動利益表達的優化。在傳統向現代、封閉向開放的多重轉型進程中，市場經濟的沖擊，引致了現代化因素滲透農村社會基礎結構，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變化滯后于社會基礎結構的變革等現象亟待改變，價值分化甚至沖突背景下農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共識亟待加強，鏈接農民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的體制機制亟待完善。另一方面，要借助良好的利益表達結果來影響和引導農民價值觀念。政府要構建“好的”利益表達環境，使農民自主利用合法性的接近渠道，合理合規地表達其真實訴求，并通過有效的農民參與機制將他們的真實訴求整合進政治選擇之中。這種治理視閾下的利益表達，可以契合農民的價值觀念和需求產生“內生式”的運行模式，結合已有的“嵌入式”模式，已達到政府、社會、農民三方共贏的結果，好的結果會反過來影響農民價值觀念，提升農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度。同時，要針對中國不同類型村莊的差異性，準確考量本研究個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便對實證研究結論及其推廣應用價值進行更準確的說明。上述結論，在理論上回應了利益表達與價值觀念之間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觀點，在實踐上對于緩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強烈時代訴求與現實生活中農民價值觀念混亂、利益表達效果低下、村莊失序之間的矛盾具有指導意義。據此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啟示：
4.2.1健全農民利益表達體系與價值觀念體系
處于傳統向現代轉型進程的村莊，由于現代價值觀念的沖擊和傳統價值觀念的“慣性思維”,價值多元化短時期內難以根本改變，農民價值觀念體系不健全的格局會維持一段時間。在實踐中不僅表現為不同村莊公共事件中民主觀、公正觀、信任觀、效率觀的顯著差異性，更表現為自由、法治、公益、和諧等價值觀念更多以潛隱的形式呈現。顯示在農民價值觀念多元、分化甚至沖突的背景下，亟需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探尋走出價值多元化困境的現實出路。
同時，由于市場經濟的持續影響，農民的利益意識增加，受限于利益表達接近渠道的不暢通和表達機制的不完善，農民利益表達體系不健全的格局亦會維持一段時間。在實踐中村莊公共事件中盡管表現出來了新接近渠道的不斷涌現、利益綜合水平的提高和行為主體性的增強，而農民無組織化、表達能力匱乏、利益表達的“路徑閉鎖”等也急需改變。顯示在利益表達水平低下的背景下，多視角的考慮農民的需求以及當前的困境，以期改變利益表達“路徑鎖閉”的現狀。
4.2.2重視利益表達的價值引領，提升農民價值觀念
個案研究顯示，通過外部的民主體制形成的民主觀、通過客體的辦事速度和公共設施的投入產出比體現的效率觀、通過客體的認知和期待體現的信任觀，對農民利益表達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公正觀對利益表達的作用不顯著，法制觀、自由觀等價值觀念在村莊公共事件中的現實呈現程度低，說明公正觀、富強、法治觀等價值觀念對利益表達的積極作用尚處于潛隱狀態。這要求政府和社會要完善民主化體制，合理的結合中國農村特點，使民主體制規范化、高效化。通過科學化、民主化、高效化的有機統一以有效體現農民的利益訴求；要切實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時間效率、投入產出比和效益，以促進農民利益表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注重培育利益相關者之間信任水平和合作意愿，提升農民對政府能代表其利益的期待水平；要大力培育和踐行公正、法制、自由等價值觀念，以利于利益表達的順暢進行和結果的優化。以此來強化農民利益表達的價值訴求，提升農民價值觀念。
4.2.3優化農民利益表達，強化其對價值觀念的正向作用
鑒于合法性的接近渠道、主體實質性的表達行為、利益綜合與農民價值觀念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政府要提供適用的合法的接近渠道，促進政府和農民之間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與協商討論，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水平和價值共識。要利用大眾傳播工具，設立有效的信息平臺，確保國家政策和農民意愿之間的雙向無偏差傳遞，以此來形成和固化正確的價值觀念。要完善利益表達機制，規范政府部門的利益表達程序，增強農民的利益表達能力，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合理規范農民的利益表達行為，以強化利益表達結果對農民價值觀的引導作用。要提高利益綜合水平，就必須真正體現農民的真實意愿，有效的民主監督和政治系統回應，是農民真實意愿影響國家政策的有效路徑。此外，應嚴格控制強制性的接近渠道，高度關注暴力接近渠道帶來的效能感誤導農民價值觀念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