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3—2014年世界經濟均處于靠經濟政策強刺激
下的弱復蘇階段，總體特征表現為“一低五高”總體看來，2013年全球經濟形勢嚴峻，主要國家經濟政策刺激影響下的國際經濟復蘇出現變局，2014年其基本經濟政策取向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世界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加，主要特征仍可以概括為“一低五高”。
（一）“一低”：世界經濟還未真正走出低迷，仍處于強政策刺激下的弱復蘇階段
所謂“一低”，就是全球經濟復蘇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但總體上還未走出低迷。雖然世界銀行2014年1月14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大幅調高增幅，2014年全球GDP增長率將從2013年的2.4%提高到3.2%，但我們認為，這個預測基于發達經濟體強勁復蘇，顯得過于樂觀。
2008年之后是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整體走高，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經濟危機，經濟一直比較低迷。而當前世界經濟的低迷，則表現為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靠政策強刺激適度恢復增長，但經濟復蘇的基礎不牢，增長速度總體看仍比較低；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則整體走低。
1.美國經濟雖然恢復適度增長，但復蘇的基礎脆弱，影響經濟發展的內在風險和挑戰依然存在
在量化寬松、低利率和財政赤字三大基本政策的影響和刺激下，2013年美國GDP增速已基本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前三季度GDP按年率計算增長分別為2.5%、2.5%和2.8%，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已實現連續17個季度增長。
制造業活動持續回暖是本輪美國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
據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12月2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2013年11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7.3，連續6個月處于擴張區間，遠超預期并創2011年4月以來新高，其中新訂單、生產、就業等主要指數均位于50的榮枯線上方，新訂單指數由前一個月的60.6激增至63.6，產出指數由60.8增至62.8，就業指數由53.2激增至56.5。
2013年11月全美非農就業數據也預期繼續好轉，全美失業率數據預計將回落至7.2%。美國經濟數據的利好預期2014年美國經濟增長提速，據預測，美國2013年全年GDP增速會達到3.19%，2013-2015年，平均增速將達到3.39%。
美國樓價從2012年初開始穩步復蘇，升勢一直得以持續。以價格計算，不少市場表現相當不俗。與去年同期相比，拉斯維加斯、舊金山與洛杉磯的升幅分別高達29.2%、25.4%及21.7%。2014年美國經濟依然面臨諸多挑戰。
美國經濟恢復性增長主要由于采取量化寬松、低利率、財政赤字三大經濟刺激政策，而三大政策都具有相當大的風險。2013年10月17日，美國參眾兩院達成協議重啟聯邦政府，將美國政府債務上限擱置至2014年2月7日，但該問題沒有根本解決，未來數月美國的財政角力仍會持續，財政政策及對美國經濟、金融市場的影響十分不確定。
美聯儲2013年12月18日宣布，將從2014年開始小幅削減月度資產購買規模，QE縮減之靴剛剛開始落地，但資產購買仍在繼續，貨幣政策仍保持寬松的基調，不論以何種方式退出，美聯儲回收流動性的影響都不可避免地通過資本流動、資產價格、貨幣匯率等渠道擴散至全球，給市場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因此，2014年美國經濟有望好于2013年，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內部實質性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新的經濟增長點至今尚不明朗，來自國內的債務困境、失業困境短期內難以擺脫，低增長仍將是主要態勢。從長期來看，美國創新驅動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能力仍然強大，美國提出重振制造業計劃和擴大國家創新優勢等戰略，如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將為未來美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2.2013年歐盟經濟漸次走出危機，但導致危機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2014年經濟復蘇態勢仍將處于微弱復蘇狀態
2013年，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實行寬松貨幣政策。2013年7月4日，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雙雙宣布，維持0.5%歷史最低利率不變，英國央行維持3750億英鎊購買規模不變，8月份將推出“前瞻性貨幣政策指引”，仿效美國設立目標和門檻。
在寬松貨幣政策作用下，2013年第二季度飽受債務危機摧殘的歐盟經濟，在經歷了前兩年的停滯不前和衰退之后開始漸次復蘇。據歐洲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二季度歐盟和歐元區GDP環比增長0.3%，第三季度歐盟和歐元區GDP環比分別增長0.2%和0.1%，同比看，漸次復蘇趨勢未變。
但是，歐盟和歐元區的環比增速均回落，歐洲經濟復蘇進程預期會比較緩慢。歐盟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來自德國和英國。德國貢獻了三季度歐元區GDP增量的97.4%，英國貢獻了三季度歐盟GDP增量的55.1%。法（第三季度-0.1%）、意、塞浦路斯和捷克仍處于萎縮狀態，拖累了歐洲經濟復蘇進程。
展望2014年，歐洲危機有一定緩和，但經濟增長之路和恢復財政平衡歷程仍將面臨重重困難。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的這種寬松貨幣政策依然還會延續，溫和財政整合背景下歐洲央行寬松的政策、低通脹及消費增長，將構成歐洲經濟復蘇的政策支撐。
但歐洲經濟內生動力不足的頑癥依然存在，內需不足和外需的可持續結構性問題沒有緩解；高企的公共債務仍未解決，財政整合能力越來越弱，財政通縮目標受到挑戰；歐洲央行的貨幣傳導機制仍未修復，即使繼續加大寬松貨幣政策力度，由于各國復蘇分化，對貨幣政策訴求不同，政策作用程度減弱。
因此，預計歐盟經濟復蘇依然是微弱而緩慢的，2014年經濟增長有可能在0.4%—1.0%之間，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十分有限，直到2015年才能恢復到1%—1.4%左右。
3.2013年日本經濟注入“激素”迅速膨脹，但具有很強的投機性和過渡性，其負面作用將在2014年集中體現
2013年在“安倍經濟學”“激素”刺激下，日本經濟迅速膨脹。所謂“安倍經濟學”，即是釋放三支“箭”：一支箭是貨幣“注水”，采取超寬松貨幣政策；一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財政赤字不變；再一支箭就是刺激民間投資。
所謂“安倍經濟學”的三支利箭在2013年射出了兩支，其一是向貨幣注水以擺脫通縮，日元對19個國家的貨幣大幅度貶值，對人民幣貶值幅度已超過30%，日本股市大漲，消費倍增，日元貶值，企業獲利；其二是采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填補供需缺口，2013年5月擴大10萬億日元財政支出。受此影響，日本經濟形勢大好。據統計，2013年日本前三季度GDP同比實際增長率分別為0.3%、1.1%和2.7%。安倍經濟刺激計劃推出已整整一年。
在資產市場方面，安倍政府的貨幣寬松政策帶來的效果明顯，突出體現在日元和日股的表現上。但日本實體經濟表現則好壞參半，經濟增長動力曇花一現，不僅個人消費增長難以為繼，而且國際收支狀況更加惡化。安倍的結構改革缺乏具體細節和切實措施，刺激效應難以持續。
2014年，處于“激素”刺激下的日本經濟難以實現強勁增長。日本繼續2013年的經濟政策，蘊含著極大的經濟風險，預計將在2014年集中凸顯或局部爆發危機。OECD預測，2014年日本政府和央行繼續積極推進財政和金融政策，經濟增速將達1.5%，日本經濟增長勢頭有望維持，但在該國消費稅率將提高的情形下，“安倍經濟學”的效果還有待檢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3年日本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將高達245%，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亦接近10%，遠高于所有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區國家，公共財政已難以持續。
向貨幣注水的無量化、無限期寬松政策，也將在2014年出現危局：一是將導致日元快速貶值，日元在全球的信用水平將繼續下降；二是日本把它的經濟危機轉嫁到了別國身上，尤其是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和主要貿易伙伴韓國，對中國和韓國出口企業都有很大影響，反過來這兩個貿易伙伴將對日本作出反制措施；三是日元貶值不僅不能解決自身困難，也將加劇日本的債務負擔，加劇財政風險。
現在日本利用貨幣貶值和注水來刺激增長，使貨幣的含金量越來越少，實物量越來越少，價值量越來越少，含水量越來越多，泡沫越來越多，用這種代價換來數字的上升，只能說明“安倍經濟學”是政客的瘋狂行為。由于日本債務90%以上都是借本國企業和居民的錢，所以，在世界上沒有引發太大的關注和影響，但內部集聚的風險加大。
2014年日本不準備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在經濟刺激下的迅速恢復甚或增長，像一個打了激素迅速發胖的病人，這種態勢絕對是不可持續的。在經濟政策強刺激下，很多矛盾和問題將繼續困擾日本，如提高消費稅可能帶來的消費意愿下降，由于貨幣貶值和化石能源進口猛增、貿易逆差持續走高等。日本政府2013年12月21日稱，2014年財政年度日本經濟預計增長1.4%，比2013財政年度的2.6%低1.2個百分點。
4.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雖然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2013—2014年或更長時期經濟增長則整體走低
在美日歐三大經濟體走向復蘇的同時，受全球流動性泛濫和內部經濟結構調整雙重影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遭遇逆風。金磚五國除中國經濟小幅放緩外，其余四國均大幅下滑。
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7%，印度2013-2014財年的預計增長率僅為4.7%，中國和印度的增速將達到近年來的最低點；俄羅斯增速預計2.4%，為1999年以來最低點；巴西經濟增速從2010年7.5%下降至2011年2.7%，再至2012年0.9%，2013年預計為2.5%。在發達國家股市上漲超過20%的情況下，巴西、俄羅斯和中國股市跌幅分別高達22.14%、16.47%和12.07%，“熊冠全球”。南非、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國貨幣對美元匯率快速貶值。
2014年，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將繼續放緩，預計中國經濟年經濟增速穩定在7.5%左右，俄羅斯2%，印度5%，巴西1.95%。拉美地區增長率在3.2%左右，仍處于低增長狀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地區大國存在陷入衰退的風險。
一方面，自身內部發展來看，新興經濟體正值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社會轉型期和社會矛盾多發期，普遍面臨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傳統產業競爭力弱化，新產業和新增長點尚未確立，產業發展失衡導致結構性通脹等諸多問題。
另一方面，從外部環境來看，發達國家憑借其在全球經濟金融中的主導優勢，不僅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市場操作等宏觀政策，對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影響，而且還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對其它國家造成沖擊，這等于發達經濟體把經濟危機變相轉嫁給了新興經濟體，加劇了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增大了新興經濟體“保增長”和“防風險”政策的選擇難度。
（二）“五高”：世界經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繼續加大，“五高”仍是主要表現形式
2013年發達經濟體在政策刺激下呈現復蘇性增長，但經濟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加，世界經濟“五高”問題凸顯。這些問題具有長期趨勢性，有的問題盡管只是暫時現象，但后期對全球經濟影響不可低估。2014年這些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而且日益加劇。
1.高債務風險壓力
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不斷攀升。2013年10月18日在政府“停擺”結束后的第一天，美國主權債務首次超過17萬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5.37萬美元，預計2013年底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將達到120%，美國債務上限不斷提高，“債務懸崖”成為常態。
美國國會在債務上限死線逼近前通過法案，將債務上限的約束力暫停至2014年2月7日，財政部得以維持發債能力，避免債務違約，并結束聯邦政府局部停運。由于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財政懸崖”和美國債務危機不僅是美國的，而且也是世界經濟面臨的一道坎，美國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將繼續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風險。
歐洲方面，歐洲債務危機整體上還沒有解決，也還沒有解決問題大的進展。據歐洲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二季度，歐元區政府債務88746.16億歐元，較上季度末增加1242.61億歐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92.3%升至93.4%；歐盟政府債務112809.86億歐元，較上季度末增加1379.74億歐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5.9%升至86.8%。
半個世紀以來財政赤字已成為美國的常態，展望2014年，美國2013年10月18日通過兩年預算協議，但此項協議避開了退休制度、醫保計劃、稅收政策、債務上限等兩黨分歧最大的議題，在未來肯定會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
歐洲諸多成員國財政緊縮壓力依然沉重，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尚處于較高水平，赤字超標難以避免。據相關預測，歐洲國家公共債務不斷增加的勢頭可能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會有所改變，希臘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有望將債務降至124%的水平。亞洲形勢也并不樂觀，按照IMF預計，2013年日本政府債務率高達243.5%，2014年仍將處于較高水平，政府債務屢創歷史新高，成為全球負債第一大國，削赤減債任務十分艱巨，財政緊縮將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印度政府債務率高達68.1%，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近6%，2014年也仍將處于較高水平。
中國政府債務雖然在可控范圍，但也集聚著風險。債務危機正在向全球彌漫，特別是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債務危機難以根本改善，國際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仍將長期存在，全球經濟復蘇進程隨時可能遭受威脅。
2.高失業風險壓力
國際勞工組織2012年統計全球的勞工失業率平均是12.6%，北非中東是25%，西歐是4%。2013年美國、英國、日本的失業率雖然逐漸降低，但仍面臨高失業風險壓力。就業最大化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是美國央行兩大目標之一，隨著聯儲局把貨幣政策走向與失業率掛鉤，勞工市場的表現就更備受關注。
美國從1月份的7.9%降到9月的7.2%，10月又上升到7.3%，仍高于降低寬松貨幣政策的目標0.8個百分點。從2008年第二季開始，美國失業率迅速飆升，在2009年10月升至10%，復蘇的步伐相當緩慢，按照失業率在18個月內的升幅推算需要近6年時間才能被抵消。
勞動人口的相對下降體現在勞動力參與率上，2013年10月，美國16歲以上人士中僅62.8%有就業或正尋找就業機會，創下1978年2月以來新低，雖然9月份失業率較上月下滑0.1個百分點至7.2%，由于該月有13.6萬人放棄尋找就業機會，勞動參與率維持在63.2%的1978年以來的低位，尤其是勞動力總量（就業人數與尋求就業人數之和）出現萎縮，復蘇力度難以令人信服。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美國脫離勞工市場的總人數升至9180萬人，為有史以來最高。歐盟失業率一直在高位徘徊，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10月歐盟28個國家失業率為10.9%，歐元區17國失業率為12.1%，兩個數據均保持高位，較2012年同期分別提高0.4和0.2個百分點。歐盟各成員國中，失業率最高的是希臘和西班牙，分別高達27.3%和26.7%。
日本失業率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2013年10月為4%，預計2014年失業率仍在4%左右。高失業率對世界各國都是很大的壓力。據經合組織一份有關就業率前景的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4月，在其34個成員國中，共計4800萬勞動力失業，比2007年的多了1600萬。
該組織預期，其34個成員國的失業率在2014年底前將保持在8%左右，這個數據僅比2009年失業率最高值低0.5%。此外，中國大學生、高端人才的就業也是很大的問題。
3.高貨幣金融風險壓力
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債臺高筑的發達經濟體財政政策已無空間，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漸次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致選擇，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被迫跟進?！傲炕瘜捤伞笔敲绹诮鹑谖C后使用最頻繁、力度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貨幣政策。從2009年3月18日到目前，美國先后推出了四輪寬松貨幣政策。前三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還有點羞答答地實行，還有起止的時限。
從2013年這一輪則來勢兇猛，貨幣政策導向發生了很大變化，美聯儲把利率政策與失業率及通脹掛鉤，為未來利率的變動設立“門坎”，只要失業率在6.5%以上，未來一、二年的通脹預期不超過2.5%，就會維持現有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水平。
過去幾年美國每次推出寬松貨幣政策時，都有一定理由和程序，而這次掀起的“貨幣海嘯”打破常規，流動性聲勢駭人。美國聯邦市場委員會表示，零利率政策至少要持續到2015年中期，而且將來不再以時間，而是以失業率作為實行貨幣政策的基準?？梢哉f從現在起，美國貨幣政策不是“量化寬松”，而是持續性寬松，無限度寬松，無限期寬松。
2012年12月12日安倍向時任央行行長的白川方明提出多項貨幣政策措施，包括無限量資產購買計劃，上調通脹目標至2%等。安倍政府超寬松貨幣政策目的是推低日元，再續日本的“弱日元”政策。第一支箭從2013年年初開始實施，宣布無限量印鈔直至通脹接近2%的控制目標；4月份進一步加碼，宣布兩年內擴大基礎貨幣一倍。
長期受主權債務危機困擾的歐元區，也相繼采取寬松貨幣政策，直接貨幣計劃（OMT）從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向歐洲穩定機制（ESM）永久救助機制過渡，向市場釋放大量流動性。美國、日本這種蠻不講理和毫無道理的貨幣政策，在全球貨幣政策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創舉，不僅對美國，而且將對國際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債務市場、大宗商品市場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給2013年的世界經濟帶來了影響，也是2014年世界經濟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美日歐三大經濟體集體帶頭向貨幣放水，不肯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債務高企，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動蕩，現在好多國家又加入了“放水”國家行列，印度、澳大利亞還有一些國家都在跟進，這一輪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帶來的貨幣風險還在加大。
展望2014年，雖然美國已明確表示2014年初逐步縮減QE，但由于受失業率、通脹率和政府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的影響，QE的削減將是逐步的。歐盟和日本還沒有放棄的跡象，在此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將出現資本外流和出口進一步受阻，導致經濟遭遇新的困難。
4.高市場風險壓力
高市場風險是指輸入性和輸出性通脹和通縮同時存在，傳統風險和非傳統風險同時存在，國際社會大宗商品、國際金融、糧食安全等風險同時存在。同時，如網絡空間安全、經濟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導致的經濟金融危機等非傳統風險也在急劇增加，國際市場風險出現反市場變動規律的現象。過去是美元貶值，大宗商品、黃金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黃金就貶值。
2013年以來出現美元貶值、日元貶值、歐元貶值，黃金也同時貶值，大宗商品暴跌，股市暴跌等等這些反常態化市場規律的經濟現象。
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發達經濟體為了使其寬松貨幣政策不受譴責，能夠繼續順利實行，有意對市場操控，使市場出現反周期的現象，實質上是以美國、日本為首的發達經濟體為維持現有政策而造成的市場假象。通過他們之間的互動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日本為了解決本國的困難，向貨幣大量“注水”，按說它本身有那么高的財政赤字，應該受到負面評價，但它的這種行為還受到G20認可，認為是可以理解的一種行為，這是很反常的?，F在各國關起門來制定政策，如果如此這般只顧自己國家的話，大家都使自己的貨幣貶值，都向自己的貨幣“放水”，那世界會是什么樣？如果黃金暴漲、石油暴漲、農產品暴漲、股市暴漲，這些國家這種政策肯定搞不下去，肯定就會遭到全世界的譴責，他們的政策意圖也不會實現。展望2014年，大宗商品的國際市場風險有增無減，目前黃金價格進一步下降，糧食價格抬頭，將進一步顯現反傳統市場規律周期的迷局。
5.高齡化風險壓力
聯合國最新人口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70億，全球人口從60億增至70億只用了12年，預計2025年將達到80億，到本世紀末將達到100億。
發達國家老齡化與“嬰兒荒”同步，美、日、意、德等國家，60歲以上人口比例都將達到30%以上，兒童人口增長率持續低迷甚至負增長。令人擔憂的是，老齡化在向發展中國家加速挺進，一些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或“邊富邊老”。
到本世紀中期，發展中國家老齡化率將上升到14%，老齡人口將比現在增長4倍。在勞動力曾經取之不竭的東亞，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將從2010年的64%降至2050年的57%。老齡化社會加速到來，勞動適齡人口逐步減少，既預示著全球性人口紅利將結束，從而改變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發展前提；也將對傳統福利社會模式、教育、就業、養老等一系列問題提出變革的迫切需求。
據聯合國報告預測，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91.5億的峰值，其中60歲以上人口將突破20億，占全球總人口近22%，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將增至16%；屆時每位65歲以上的老年人僅能依靠3.9個年齡介于15歲至64歲的勞動力供養，而在2010年這個比例還是1∶8.7。
全球人口老齡化還預示著儲蓄水平和投資水平下降，消費水平上升，但購買力卻急劇下降，這將會削減經濟發展動力。全球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能否實現消費水平以及老年人口購買力水平的整體上升，取決于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和有效性，例如，金融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極大地降低人用于整個生命周期未來的預防性儲蓄。
二、影響2014年乃至更長時期的幾個重要變量，將進一步加劇世界經濟的不確定、不均衡狀態
2013年導致全球經濟復蘇變局的幾個重要變量，在2014年乃至更長時期持續發酵，世界經濟增長處于動力轉換和區域布局深度調整狀態，將進一步加劇世界經濟動態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均衡性。
（一）發達經濟體正在從軍事結盟、外交結盟到經濟結盟，對非經濟結盟國家和地區造成戰略擠壓
長期以來，發達國家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態勢，2008-2011年全球經濟總量增長的近90%來自發展中國家。據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12年12月公布的研究報告《2030全球趨勢：不一樣的世界》，中國在2000-2020年間的GDP增長將占世界GDP增長的55%，屆時中國和印度將擁有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
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崛起，支撐了處于困境中的世界經濟，使美國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沒有引致全球經濟毀滅性打擊，這不但沒有記功，反而引發了發達國家的嫉妒和種種打壓。像一出傳奇的大片，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美國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和清算，反而通過轉嫁危機擺脫了困境。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國不甘心退居次要位置，正加快與歐盟、日本實行經濟結盟———建立高標準自由貿易區，預計2014-2015年將進入“收獲期”，世界經濟秩序將被進一步攪亂。美國實施“一體兩翼”戰略，先于2011年11月加入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使成員國迅速從4個增加到12個，日本2013年3月高調加入談判；美國2013年6月宣布與歐盟正式啟動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伙伴協定），設定18個月結束自貿區談判，而過去類似談判至少需要幾年時間。
盡管談判中的博弈仍在繼續，但步伐大大加快，預計2014年底或2015年上半年將完成TPP和TTIP談判。
如果美國戰略意圖如期實現，將極大影響東亞一體化（RCEP）進程，影響亞洲現有合作框架實施，最終如果如期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涵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即APEC所有成員國）和美歐自由貿易區，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的經濟結盟將取得重大成果，全球貿易版圖乃至經濟版圖將由此重寫。
從世界經濟舞臺的表演者看，美國、日本和歐盟似乎“心有靈犀一點通”，越來越步調一致地采取相同的戰略和經濟政策。
美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歐盟亦加快向貨幣注水，貨幣戰已經打響；美國另起爐灶，加快建立高標準自貿區與WTO分庭抗禮，日本、歐盟亦步亦趨熱烈響應，貿易摩擦此起彼伏；美國頁巖氣革命引發能源革命，日本可燃冰將成為能源開發新亮點，歐盟率先發起碳交易，引發世界性碳革命；美國“重返亞太”，將經濟競爭的中心轉向亞太市場，日本、歐盟也都將競爭的目光緊盯亞太市場；在重建國際金融秩序、貿易秩序和市場秩序的進程中，美日歐三大經濟體也趨向一致，以扭轉其在國際競爭中的頹勢，遏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例如，TTIP談判被稱為“史上最大雙邊自貿協定”，將WTO未涉及的新領域作為談判內容，談判的重點是規制的協同，尤其是在新技術方面解決當前和未來工業化面臨的問題。
將消除相當關稅于10%-20%的非關稅措施、建立新的標準和規則、設定國有企業全球標準等。這些措施有可能產生“意大利面條碗”的溢出效應，不僅大大降低美歐開展大西洋業務的成本，還將對全球貿易規則和標準產生重大影響。一旦美歐在產品技術標準達成一致，成為新的國際標準，TTIP就可能成為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基礎，進而影響全球規制制定，它將和TPP一起，大大提高未參與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投資成本和參與全球化的成本，對非經濟盟國形成戰略擠壓或戰略排斥。
（二）創新驅動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全球制造業分工布局向有利于發達國家方向傾斜并深度調整長期以來，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是世界制造業的主導，美國更是在整個20世紀里保持著世界頭號制造業強國的地位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產業轉移的發展，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進入20世紀80年代，制造業產業轉移和生產外包成為大趨勢，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轉向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凸顯。受此影響，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的份額日趨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額為19.4%，略低于中國的19.8%，喪失了百年來世界制造業產值頭號大國的地位。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表明，世界經濟增長周期與技術革命息息相關。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自新技術的重大突破及其轉化為新產品、形成新產業、開拓新市場。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實質是主導技術的更新換代、主導產業的更替、市場競爭優勢的轉換，從而創造更大的利益。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加速推動了新一輪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此次結構調整與以往不同在于其本質上是一場搶占創新科技制高點的全球競賽。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更加重視利用科技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運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業和相應的服務業，成為發達國家的核心戰略。
金融危機后，美國反思其多年來的“去工業化”政策，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但美國所提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對以往傳統工業化的揚棄，其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業，形成新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
創新政策和制度的完善，成為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核心環節。為保證“再工業化”戰略有效實施，2010年8月美國發布了制造業促進法案；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強調，以驅動創新完善自由企業制度；2012年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中，將完善創新政策作為三大原則之一。
目前，美國創新技術推動下的頁巖氣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頁巖油產量已占石油產量的12%；3D打印技術開始應用。美國宣稱，未來20年通過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技術等，重構制造業的競爭格局，利用新技術擊敗中國的制造業。歐盟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則把新能源和信息技術作為兩大重點。
根據歐盟的計劃，到2020年歐洲獲得的電力中將有20%來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30%。日本歷來注重科技創新，在迎接新技術革命的大潮中，日本在智能電網、電動汽車以及智能機器等創新技術方面全球實力開始展現。據日本經濟產業省預測，到2015年護理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將達167億日元（約2.1億美元），到2035年為4000億日元（約51.1億美元）。
若包括可以成為老人朋友的機器人在內，到2035年，機器人市場規模將增加到5萬億日元（約合638.9億美元）。此外，2013年日本成功從海底可燃冰中提取天然氣，成為世界上首個掌握海底可燃冰采掘技術的國家。從2014年和更長的時期看，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3D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術正在引發一場新的工業革命，有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實質是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出現與融合。
在這場革命中，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個性化的生產方式正在取代傳統的人工、機器的方式，制造業開始走向數字化。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改變產業形態，如智能制造，供應鏈重構，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現代流通對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創新驅動成為新一輪全球競爭的核心和關鍵，新一輪全球經濟布局的演化，其內在因素和最大變量將取決于創新能力。
（三）新興經濟體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的常態被打破，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正在發生轉變
進入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絕大部分時間里都保持了高于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新興經濟體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06年至2008年，“金磚四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10.7%。2008年，僅“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已占全球的15%，貿易額約占全球的13%，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已經超過5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更是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態勢。
2008-2011年全球經濟總量增長的近90%來自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崛起，支撐了處于困境中的世界經濟。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新興經濟體GDP總值已約占到全球的50%，貿易量約占40%，外匯儲備約占70%。雖然新興經濟體在過去10多年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當前的經濟發展卻出現發展速度放緩的跡象。根據2013年第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態勢出現了轉折性分化，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似乎要由新興經濟體轉化為發達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態勢弱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與發達經濟體相反，經濟增長進一步延續放緩態勢。衡量新興市場增長前景的匯豐新興市場指數2013年7月份一度降至50以下的收縮區間，8月份也僅略高于50的榮枯分界線。新興經濟體增長延續了2012年以來持續放緩的態勢，而同期的OECD國家先行指數2013年7月份升至100.7，創下2011年5月份以來新高；美日PMI指數也均達到兩年來的高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態勢出現加速跡象。
二是與發達經濟體截然相反，新興經濟體物價水平維持高位。2013年第三季度，新興經濟體的俄羅斯、巴西通脹率持續維持在7%和6.5%的年內高位附近，印度物價已連續8個月以兩位數速度上漲，而同期的美國、歐元區通脹基本保持在2%的范圍以內。即使實行“安倍經濟學”的日本，物價漲幅也十分有限。三是翹翹板效應出現，國際資本流動出現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的回流的跡象。
進入2013年第三季度以來，國際短期資本繼續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回流。EPFR數據顯示，2013年8月底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基金每周仍有近30億美元的凈流出。種種跡象顯示，在超級寬松政策的刺激下，發達經濟體三季度表現好于預期，大有取代新興經濟體重新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味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3年10月《全球經濟展望》預測，2013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降至2.9%，2014年將回升到3.6%，主要驅動力來自于發達經濟體。
所有這些跡象表明，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迎來了一個深度調整期，新興經濟體將面臨自身經濟社會轉型和外部環境惡化的雙重挑戰，不過從長遠來看，隨著新興經濟體自身結構性問題逐步解決和全球治理機制的演變，新興經濟體依然會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四）經濟全球化基本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迅猛并有局部替代全球化之勢
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調整變化并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態勢。市場經濟成為各國的普遍選擇，在市場化目標下，對內經濟自由化、對外開放和參與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已經成為各國市場化的內在制度安排。目前，全球形成的自由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經濟共同體和共同市場的組織已經超過300個，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已融入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之中。
據WTO統計，90%以上的WTO成員國都加入了一個以上的區域貿易協定，而沒有加入任何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國家和地區則屬于例外的情況。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仍然是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大趨勢。但全球范圍內金融危機，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加速發展契機，區域經濟一體化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并成為當今世界大國的重要戰略選擇，局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替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
美國在金融危機后提出重返亞太戰略，開始主導和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從2010年3月開始至今TPP談判已進行了19輪，2013年10月TPP成員國在巴厘島達成協議，確定2013年底要完成談判。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現在12個TPP成員國的GDP規模已達14.91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是歐盟經濟規模的1.5倍。
TPP如果談成，將成為超越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對亞太地區的經濟貿易格局的沖擊不可低估。2013年6月美國和歐盟啟動《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現已開展了兩輪談判。2013年3月，歐盟和日本開始啟動經濟合作協定（EPA）談判，現已舉行三輪談判，第四輪談判將在2014年1月舉行。
2013年10月歐盟與加拿大就雙方《全面貿易和投資協議》（CETA）達成原則性共識，此外，歐盟還與印度、韓國等簽訂了貿易協定。經濟金融危機也為中國加快推進區域貿易協定提供了契機。
目前中國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簽署自貿協定12個，涉及東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新加坡等20個國家和地區，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6個，涉及22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韓國、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和挪威的自貿談判，以及中日韓自貿區和《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協定談判。
此外，中國完成了與印度的區域貿易安排（RTA）的聯合研究，加入了《亞太貿易協定》，中美自貿區談判構想也可能啟動。積極構建雙邊、區域、多邊的經貿關系體系成為世界主要大國的重要戰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被弱化，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依托的貿易之爭、金融貨幣之爭、市場空間之爭、制定規則之爭將變得更加激烈。
綜上所述，由國際金融危機推動的新一輪世界經濟結構調整步伐仍在加速，發達經濟體通過科技創新轉換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積極參與和主導國際經濟合作與聯盟，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也正在由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變為發達經濟體，整個世界經濟格局進入一個深入調整期。
（五）全球能源生產重心和消費重心轉移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變量，受美國頁巖氣革命“蝴蝶效應”影響持續擴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能源全球化進程正在加速，能源革命在全球展開，將對能源市場和能源貿易帶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美國頁巖氣革命為首的能源革命，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美國頒布了能源新政、《未來能源安全圖》以及《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計劃在未來10年投資1500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開發、積極發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和燃料基礎設施，并正式提出國家層面的可再生能源目標，即在2020年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進的方式滿足電力需求的20%，其中15%由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來實現。
歐盟峰會于2008年通過“20—20—20”戰略，即：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費的比例在2006年8.2%的基礎上提高到20%；能源利用效率提高20%，即能源消費量在2006年基礎上減少13%。為實現此目標，歐盟將該目標在成員國之間進行分解，并要求各國啟動立法程序予以保障。2011年8月，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電氣事業者采購可再生能源電氣的特別措施法》，扶持可再生能源發展。
從各國的戰略決策看，以核能、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將持續突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的下降速度很可能大大超出預測。全球能源供應重心西移。一直以來，中東始終是世界能源版圖的中心。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石油對外依存度保持在60%以上，主要進口來源地是中東。隨著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中東未來將退居為亞洲的能源中心。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從歷史最高67%降低到50%，預計未來10年內還有可能再降低10個百分點。
同時，從美洲進口石油比重已經上升到53%，而從中東地區進口比重已經下降到16%，預計可能將下降到10%以下。全球能源需求重心東移。過去40年，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世界能源消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世界能源消費重心明顯東移，世界能源消費格局已經從發達國家主導轉變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主導：OECD國家年均增速1.1%，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由高達60.3%下降到42.5%，下降近18個百分點；以亞太地區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年均增速3.4%，占比由36%增至57%，增加21個百分點；中、印兩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速高達4.5%，占世界能源消費的比重從10%提高到24.5%。
全球能源消費的重心正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轉移，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成為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關者之一。
2013年11月12日，國際能源署（IEA）在北京發布《世界能源展望2013》（WorldEnergyOutlook2013）報告，為2035年前全球能源發展繪制了一幅新的圖景。在報告中，IEA指出，世界能源領域供需格局正發生深刻變革，原來的主要能源進口國正變為出口國，如北美國家；曾經的能源出口國則成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中心，如中東國家?？傮w而言，全球能源消費的重心正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轉移，而在供給端，以美洲為代表的西半球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初露端倪。
另外，非常規油氣資源的興起、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正在改變全球的能源格局和能源來源。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促進能源加速向綠色低碳轉型。還能促進各國注重降低能源消費量，緩和全球能源供需缺口，增加能源供應的安全性。在國際壓力下，一些國家制定了減少碳排放的計劃，如減少煤炭在能源結構中比重、提高能源效率、支持可再生能源、減少化石能源補貼等。然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大規模消耗化石能源將面臨巨大壓力，謀求經濟發展、擺脫貧困將面臨嚴重制約。
例如，中國的能源需求增速很高，其中包括了天然氣、煤炭、可再生能源、石油和核等各種能源，但中國的五年規劃中要求減少煤炭的消費?！妒澜缒茉凑雇?013》報告預測，到2035年，中國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將從2011年的68%下降到2035年的53%，這對于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意義很大。
2014年，國際地緣政治動蕩將使全球能源市場面臨較大沖擊。伊朗、敘利亞等地區局勢持續動蕩，加大了市場不穩定性。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在經歷政局動蕩后的產能恢復狀況也成為影響原油市場的重要因素。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伊拉克2020年石油產量將超過600萬桶/日，2035年日均產量超過800萬桶，屆時將成為亞洲市場的主要供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