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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經濟論文 > > 鄭觀應銀行思想關于中國自辦銀行的意義與要旨
鄭觀應銀行思想關于中國自辦銀行的意義與要旨
>2024-05-04 09:00:00


鄭觀應因 《盛世危言》而青史留名,可謂以其書成其人。而 《盛世危言》之所以成為百年名著,在于它為當時正在努力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中國,提供了一本 “師夷”的教科書;為解決當時中國的諸般問題,提供了一個方略大綱。正如張之洞所說,“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精語詳,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隙源溯o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p>

①在 《盛世危言》的封面上,鄭觀應自己題了一句 “首為商戰鼓與呼”,為該書的主題思想定了調。理解這個主調,對于理解鄭觀應的整個經濟思想體系至關重要。商戰思想是鄭觀應經濟思想的核心,而銀行思想,又是其商戰思想的核心——— “商務之本莫切于銀行”。而鄭氏所言之“商戰”,不僅是商與商之戰,更是國與國之戰。國家利益,是鄭觀應經濟思想的出發點; 鄭觀應銀行思想,也當然地把國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袄诿穸荒芾趪?,亦非美利也”。②鄭觀應的銀行思想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和國際意識,辦銀行以為國家爭利,是其銀行思想的中心。

一、鄭觀應銀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鄭氏銀行思想,概括而言,就是一句話: 中國人應自辦銀行。

鄭觀應三歲時中國就有了銀行,但那是外國人的銀行。1845 年,英國麗如銀行在香港和廣州設立分行,這是中國土地上第一家近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此后,匯隆銀行、呵加刺銀行、亞細亞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等英資銀行先后在廣州或上海設立分支機構。1860 年和 1863年,法蘭西銀行分別于上海和香港設立機構。1865 年,英資匯豐銀行在香港成立,同年于上海開設分行。這是第一家總部設在中國的外資銀行。1890 年,德國德華銀行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

1893 年,日本正金銀行在華設立機構。上述外資銀行,除間或有倒閉者外,到 《盛世危言》 問世時,“在華外國銀行計存 9 家,其中英國 6 家,德國 1 家,法國 1 家,日本 1 家,總分支行及代理處共計 58 家。這樣在北起京津,南至廣州,東自上海,西達漢口的中國土地上,形成了外資金融網絡?!?/p>

③這些外資銀行初入中國時,主要辦理國際匯兌業務,同時為其本國商人和其他列強國家的商人辦理與在華商務有關的貿易結算業務。隨后,其業務范圍不斷擴大,進而在吸收存款、向中國政府貸款以及發鈔等三個重要業務領域,完成了對中國金融業的壟斷與控制。據李昌寶統計,“匯豐銀行 1890 年的存款總額是 1865 年的 41. 8 倍,存款余額達 9335 萬元,同時放款余額 638萬元??梢哉f,外國銀行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貨幣轉化為資本,貸放于洋商用以擴大對中國的掠奪?!雹茑嵱^應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華商助以資,而西商受其益?!?/p>

⑤另外,向中國政府貸款一項,“1874 年,匯豐銀行對臺灣海防大臣的 200 萬兩 ‘海防貸款’,揭開了外資銀行對中國政府放款的序幕。到 1894 年甲午戰爭時止,清政府向外國舉債 4600 萬兩,其中通過外國銀行進行的約占74% ,而由匯豐銀行一手包辦的,達到 2900 萬兩,占全部借款的 63% 以上。隨著放款數額的不斷增加,放款的利息也不斷升高?!雹耷逭虼硕成暇揞~的外債包袱,一步步地陷入了列強設置的財務陷阱而不能自拔,最終拖垮了中國財政。

外資銀行更通過在中國發行鈔票而獲取暴利?!霸谌A發行紙幣的銀行有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匯豐銀行等。以麥加利銀行為例,其在中國發行的紙幣有銀元券和銀兩券兩大類,到 1890年,紙幣發行額達 680375 英鎊,折合成中國銀元是 6803730 元。匯豐銀行在 1865 年在香港開辦僅一個月后,就開始發行紙幣,1870 年達 1714000 港元,1880 年上升為 1945000 港元,1890 年增至 6478000 港元,1894 年其發行總額更是增長到 1000 萬港元?!雹呷绱?,便 “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⑧整個國家因此而陷入 “言常用則歲出歲入不相抵,言通商則輸出輸入不相抵,言洋債則竭內外之力、而更無以相抵”⑨的悲慘境地。朝廷急需尋找新的財源以敷國用。

除了西方銀行侵入、占領、壟斷中國金融市場這一主因的刺激外,促使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力主中國人自辦民族銀行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以錢莊、票號為主體的傳統本土金融業,不能在國難當頭時擔負起發展民族銀行業、從而形成與列強在華銀行業競爭的力量。

本來,按照金融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歷史經驗,自明代中葉就已產生的、以票號錢莊為主要機構形式的民族金融業,應當隨著鴉片戰爭后中國工商業的大發展而有一個自身發展上的飛躍,從而自發地完成由票號、錢莊向近代銀行的衍變和轉型,形成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銀行業。然而,外資銀行的進入,阻斷了中國民族金融業由封建金融向資本主義金融過渡的自然邏輯,將中國金融業納入了由封建金融向半殖民地金融轉軌的獨特走向。

從 1845 年麗如銀行在中國開設分行,到 1865 年匯豐銀行在香港注冊總部,這二十年是外資銀行在中國立足并逐漸成長的階段?!皠傔M入中國的外商銀行與本土錢莊基本上處于隔離狀態。

當時外商銀行的勢力還比較小,它所經營的項目主要是給外商辦理匯兌?!比欢?,進入 70 年代以后,外國在華銀行的勢力迅速膨脹,中國金融市場已基本為外資銀行所壟斷。中國本土金融力量此時非但沒有選擇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奪回利權”的競爭姿態,相反,多數中國錢莊選擇了以投靠、依附的方式與外資銀行合作??陀^上,中國錢莊需要外資銀行的雄厚資金以從其拆款融資; 外資銀行需要中國錢莊的廣泛業務網點以滲入中國市場腹地,故而也愿意把錢貸給中國錢莊。兩者一拍即合?!安鹂瞵F象在 19 世紀 70 年代成為常見的現象。1878 年的 《北華捷報》上曾對這一類現象評論說: ‘中國錢莊大半都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鈬y行拆放錢莊的最盛時期總數約達一千數百萬兩,每莊拆進之款,多者約在七八十萬兩左右,幾為拆進錢莊資本額的七八倍或十倍以上?!?/p>

⑩合作當中也有競爭。外資銀行與中國錢莊在業務上既有互補性也有相當大的重合帶,最大的重合帶就是二者都經營存貸款業務,因而一定會在爭奪存款資源和貸款項目方面存在競爭。在吸收存款方面, “外商銀行借助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使它能夠在晚清動蕩的局面中保持相對的穩定。在農民運動的沖擊下,一些地主和封建官僚把外商銀行當做庇護所,把他們多年來的積蓄從錢莊中提取出來,存入外商銀行。另外,許多中國商人認為外國銀行信實可靠,盡管其利息很低,也向外商銀行存放長期存款?!?/p>

顯然,在存款環節上,外資銀行較之中國錢莊有著明顯的競爭優勢。而在發放貸款方面,外資銀行也不斷向中國錢莊的傳統客戶群蠶食滲透,搶占市場。恰如鄭觀應所指出的,“中國錢莊資本二、三萬,放款數十萬,稍有倒欠,呼應不靈,所謂 ‘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非歟?”

如此,競爭的成敗結果可想而知。從 1840 年代到 1880 年代,中外金融力量在中國土地上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既有合作又有競爭的風風雨雨,到 1883 年,以阜康錢莊的倒閉和胡雪巖的破產為標志,中國金融業敗下陣來。歷史事實證明: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和條件,在中國本土錢莊票號業的土壤上,不能自發地生長出中國自己的民族銀行業; 中國民族銀行業的建立,必須另辟蹊徑,走自上而下的道路。 “今為之計,非籌集巨款創設銀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維持市面也?!?/p>

這,就是鄭觀應在 《盛世危言》中寫 “銀行”篇的歷史大背景,也是形成鄭觀應銀行思想的主要動機來源。正所謂 “銀行之盛衰隱關國本”。

鄭觀應并非清末唯一提出中國應自辦銀行之主張者,也不是提出此一動議的第一人。魏源早在其 《海國圖志》中就對英國的銀行制度及其對于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有較詳細的介紹,以期引起國人對近代商業銀行之優越性的重視。洪仁玕于 1859 年在 《資政新篇》中首次提出,由政權的力量推動民間力量以興辦本國銀行業, “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

1876 年 3 月 18 日,上海 《申報》 報導,廣東商人唐廷樞與福建巡撫丁日昌正籌劃在南方開辦一家資本 200 萬兩的銀行。此事雖未最終落實,但已說明,中國人自辦銀行的動議,此時已由呼吁而進入著手實際推動階段。

《盛世危言》問世后的第二年 \\( 1895\\) ,順天府尹胡燏棻更明確地提出: “中國不自設銀行,自印鈔票,自鑄銀幣,遂使西人以數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如匯豐、德華、有利等洋行之鈔票是也; 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如墨西哥、呂宋、日本等國之洋錢是也?!彼ㄗh清政府 “一面于京城設立官家銀行,歸戶部督理; ……購極精之器,選極細之紙,印行鈔票,而存其現銀于銀行?!?/p>

中國應自辦銀行的動議,被盛宣懷推向了高潮,并最終促成了第一家中資銀行的成立。1896年,盛宣懷受命督辦鐵路之始便意識到, “鐵政奉旨招商,逾年無效,推原其故,華商無銀行,商民之財無所依附,散而難聚?,F與熟悉商務員紳籌議,鐵路收利遠而薄,銀行收利近而厚,若使銀行權屬洋人,則鐵路欲招華股,更無辦法?!?/p>

盛氏之主張中國自辦銀行,其動機來源雖直接受激于辦鐵路之急需,但也不乏更寬闊的國家利益視野: “銀行昉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貨財,以應上下之求給?!薄案鲊ㄉ桃詠?,華人不知務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銀行,乃推行來華,攘我大利?!薄胺羌痹O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盡量防止利益外泄?!彼O想銀行開辦后,可經辦政府國債,解決政府財政困難, “嗣后京外撥解之款,可交匯以省解費,公中備用之款,可暫存以取子息,官造銀元,尚不能通行盡利者,可由銀行轉輸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倍r工余蓄 “亦可儲集存累,不致隨手花銷”?!暗谷A行多獲一分之利,即從洋行收回一分之權?!?/p>

在盛宣懷大力推動朝廷自辦銀行的同時,思想界也不斷推波助瀾。1896 年,曾參加過 《盛世危言》審定工作并為其作序的陳熾,出版其 《續富國策》。書中專辟 “創開銀行說”一篇,大聲疾呼: “中國既無銀行,又不思急行創立,故上欲籌晌,則人易我難,下欲經商,則人通我塞?!?/p>

與所有這些有識之士的銀行思想相較,鄭觀應銀行思想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其鮮明的民族主義立場,二是其理論上的系統性。在 《盛世危言》的 “銀行”上、下兩篇中,鄭觀應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中國應自辦銀行之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可謂對當時中國朝野上下自辦銀行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銀行”篇的基本內容于 1894 年 《盛世危言》5 卷本成書時便已形成,1895 年出 14 卷本時略有潤色,并在結尾處加上了強調 “辦銀行必先設商部”的重要內容,正文后又增加了 《英國國家總銀行考》作為附錄。1897 年,第一家中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正式成立。

1900 年出 8卷本時,此一內容本應有所反映??赡?8 卷本在內容上只是一個結構性調整,將全書的內容按國家機關之六部的結構進行重新編排,而并未在內容上進行較大的充實,故而 8 卷本中 “銀行”一篇,在內容上較之 14 卷本并無大的改動,僅在開頭增加了 “天下之財莫善于流通,莫不善于壅滯。財流通日見有余,己與人兩得其利; 財壅滯時虞不足,自謂利于己而不利人,其實亦不利于己”一句。這段話非常重要,它實際上是鄭觀應金融思想的哲學核心。

二、中國自辦銀行之重要意義

中國為什么應當自辦銀行業? 鄭觀應在 《盛世危言》“銀行”篇中對此問題給出了三個方面的要點: 利國,利民,利商。在具體行文中,他將此 “三利”系統地表述為 “十便”和 “八利”。利國利民者,其便有十; 益于銀行業自身者,其利有八。而其核心,則是國家利益。

\\( 一\\) 銀行之利,首在利國

“銀行”篇首先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了興辦民族銀行業對國家經濟利益的重要意義。

第一,民族銀行業可為國家財政的重要補充?!皣矣写笈d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工程可以代籌,其便二。國家有軍務、賑務緩急之需,隨時通融,咄嗟立辦,其便三?!薄笆恪敝?“二、三”,強調了國有銀行的財政功能。鄭觀應寫 《盛世危言》的時代,清政府財政日益艱難。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中法戰爭、建海軍、修頤和園等連年耗財之事,再加上巨額戰爭賠款,使國家財政實際上已瀕臨破產。除戰爭及其它非常事件引發的巨大開支之外,清廷日常開支的規模也不斷增加,每年的正常財政支出由 1840 年代的每年四百萬兩增加到 1880 年代的七千多萬兩。如此財政慘狀,逼使清政府不得不靠舉借外債艱難度日。

鄭觀應希望通過國家自辦銀行,在財政之外再辟財路,利用銀行可融通資金乃至發行貨幣的優勢,以彌補國家財政之不足。特別是一些國家正常行政開支之外的建設項目和非正常開支,國家若有自已的銀行,則 “可以代籌”,“隨時通融,咄嗟立辦”。這個主張當然有其合理之處。但需要指出的是,來自金融系統的錢是借的 \\( 而不是象財政那樣是征的\\) ,即使是國家自己的銀行,所借之款最終依然要還。銀行至多可以為政府提供一個寅吃卯糧、拆東墻補西墻的機制,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當時的財政困境。在這一點上,當時朝野上下和民間輿論,包括鄭觀應本人,都對自辦銀行的意義有過高的認識。

第二,民族銀行業可降低國家的融資成本和風險。

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導致清政府靠借債度日,但如何借債,向誰借債? “國家借款不須重息,銀行自有定章,無經手中飽之弊,其便四。國家借款重疊,即或支應不敷,可以他處匯通,無須關票作押,以全國體,其便五?!薄笆恪敝?“四、五”,說的是國家自辦銀行對政府舉債之便。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有三條借債渠道: 一是向民間的銀號、錢莊及像招商局等大型民族企業舉借;二是向洋行舉借;三是向外國銀行舉借。前二者囿于其資金有限,所籌款項不大,故而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外國在華銀行?!扒逭蛲鈬e債4600 萬兩,其中通過外國銀行進行的約占 74%”,且 “洋債行息至七八厘以上”。1874 年的 “海防借款”年息 8 厘,1877 ~1881 年,左宗棠為籌措西征軍費而發生的借款利率升至年息 15 厘。中國政府的財政困難,僅從其外債利息負擔一項,便可見一斑。因此,鄭觀應認為,如果中國政府有自己的銀行,或至少民間有中國人辦的商業銀行,則“國家借款不須重息”,并 “可以他處匯通,無須關票作押”,以此可 “全國體”。鄭觀應將辦銀行提高到 “全國體”的高度來認識,是有原因的。欠中國人自己銀行的錢還不上,至多將銀行拖垮而已,不至于演變為外交或主權問題; 而向外國人借債,所 “關票作押”者,往往是土地,一旦形成壞帳死帳,就有可能變成割地喪權而損 “國體”的悲劇。

第三,民族銀行業可以代行府庫及為國家財政理財。財政存款,是一國金融市場上重要的存款資金來源; 反之,財政存款的利息,也是一國財政的重要收入。正如鄭觀應所說,國家若有自己的銀行,則 “各省公款寄存銀行 \\( 各海關官銀號歲計入息約共數十萬兩\\) ,需用之時支應,與存庫無異,而歲時入息仍歸公項,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盤算?!倍捎谄鋾r清政府沒有自己的銀行,國家財政收支的資金存放和往來調撥,只能靠傳統的財政自設府庫,自行保管,結果徒耗利息之機會成本和現金保管成本,也易為中飽貪污之徒所乘。從這個角度,鄭觀應指出了國家自辦銀行之此一利端,這是 “十便”之七。

第四,民族銀行業可成為國家的信息中心?!般y行之盛衰隱關國本,上下遠近,聲氣相通。聚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絀,其便一?!边@是”銀行”篇中所列 “十便”中的第一便。清末之中國政府,由于沒有自己的銀行,不但導致財滯貨窮,經濟處處受洋人壟制,而且也因此造成了信息的封閉,朝廷對國家財金大勢一無所知。故而鄭觀應在力陳辦銀行于國家之便時,首陳一便,即是銀行可為國家之信息中心。銀行可使 “上下遠近,聲氣相通”, “呼應甚靈”———通過對資金來源、資金流向及資金實力的掌控,銀行實可成為中央政府把握全國財務形勢的晴雨表。將銀行視為國家的一個信息中心,是鄭觀應銀行思想的頗為獨到之處,即使在當今的金融學看來,也是非常深刻的見解。

\\( 二\\) 銀行之利,次在利民

銀行之利,首在利國,次在利民。在鄭觀應眼中,銀行之有利于民生,主要表現在其吸納儲蓄以為民理財的功能上?!肮俜e清俸,民蓄辛資,存款生息,斷無他慮”,銀行誠為便民之良善機構。為促使中國人盡快創辦自己的銀行,以為百姓提供儲蓄服務,鄭觀應對西洋銀行及西洋在華銀行的經營特征做了細致的考察,并在 《盛世危言》中詳加介紹。

銀行納存,本為謀利,“茍不予以沾潤,誰樂為之?”\ue583而鄭觀應在考察中注意到的更重要的一點是銀行的便民性。他在 “銀行”篇中用了相當篇幅,專述銀行儲蓄經營中的諸般便民計劃,有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零取乃至存折、簽字、報失等諸多技術細節。

鄭觀應注意到了老百姓的利息之得失: “中國貧民如男女傭工積蓄之資存于小鋪,生息多為虧逃?!蓖瑫r,鄭氏也考慮到了銀行可助民養成節儉理財之良習: “負販之輩利逐蠅頭,信手得錢,恐易揮霍,其荷戈執戟者買醉賭錢,罄囊尤易,令將手中所蓄存之銀行,積少成多,可為防貧之計,便民之法周矣?!贝送?,他也關心百姓存取之方便 “銀行予以存折,隨時可支,雖朝存夕取不以為厭。即存折遺失,拾得者亦無所用之,蓋存銀之時必簽名總簿,日常支取,亦必簽名。所簽與總簿字跡相符者乃付,不然則否。故存折雖失,亦自無妨,并可與銀行商立補折?!?/p>

鄭觀應還指出,中國人若有了自己的銀行,則 “出洋華商可以匯兌,不致如肇興公司動為洋人掣肘”。中國人的銀行為中國人辦理匯兌業務,特別是國際匯兌業務,從而打破洋人銀行在這個領域的壟斷,也是自辦銀行的重要意義之一。銀行經營本為謀利,而鄭觀應則把關注點更多地聚集在便民利民上,這是鄭觀應銀行思想中值得指出的一個亮點。

\\( 三\\) 銀行之利,更利銀行

中國自辦銀行,固首為利國利民計,然銀行經營以賺取存貸息差為主,自身的經濟效益也頗為可觀。鄭觀應詳述了銀行獲利之八途。按照他的估算,銀行吸收存款 “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年期者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時有往來者息二厘”; 而銀行向外放款, “則七厘、一分不等,不到期即取回者無息”。二者相較,綜合息差當在五厘左右,效益頗豐。且 “銀行資本既雄,流通中外”,有規模效益之優勢,非一般錢莊、票號可比; 另有經營貿易提單中 “見票一二月利息連匯水統收,其未到期還銀者,回頭息只付一半”之收益,及 “棧租、火險,其費視他業甚廉”諸多節約成本的利端益處,等等?!氨阌谌苏呷绱似涠?,獲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p>

談到銀行自身的經濟效益,更引出一個問題: 銀行分為不同類型,而不同種類的銀行,其取利主源及經營側重各有不同。那么,鄭觀應力主要辦的是哪類銀行? 作為對西方銀行業的觀察結果,鄭觀應指出 “西國有官銀行,有商銀行,又有貧民銀行?!盶ue583用當今銀行業的專用術語說,鄭氏所說此三種銀行應分別屬于 “中央銀行”、 “商業銀行”和 “儲蓄銀行”三大類。從 “銀行”篇中所反映出的鄭觀應的思想來看,鄭觀應所主張辦的銀行類型,主要強調的是其民族性質,即“中國人自辦的銀行”,除此之外,對官、商、民三類銀行并未作明確的分別論述。從其所論來看,應當說鄭觀應主張這三種銀行都辦。有學者認為,鄭觀應所說的 “官銀行”就是指 “中央銀行”,恐怕很難這樣斷定。從 “銀行”篇的上下文,難以窺見鄭觀應已形成明晰的有關中央銀行的概念,他似乎尚未將中央銀行與一般意義上的國有銀行明確區別開來。他所說的 “官銀行”,可以是中央銀行,也可以是官辦商業銀行,甚至官辦儲蓄銀行。但有一點則是明確的: 無論是辦官銀行、商銀行還是民銀行,鄭觀應都是從開展商戰、奪回利權的國家利益立場上認識問題的。

三、中國自辦銀行之經營管理要旨

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是鄭觀應銀行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他要辦的銀行,首先在所有權上明確為中國人自己的銀行,而并非李鴻章所主張的中外合資銀行。

在這一前提下,鄭觀應又提出了關于如何辦銀行及管銀行的一系列思想。

中國欲自辦銀行,須做好相應的資金、人才以及制度方面的條件準備; 創辦之后,在經營管理上應有一些原則要旨。在這層意義上,中國有自己的后發優勢,即有西方銀行之管理體制的現成經驗可循。鄭觀應倡導 “一切條規悉仿西法”,并從七個方面提出建言:

\\( 一\\) 辦銀行須有資金

銀行是社會資金的樞杻,辦銀行的目的是為了統籌社會資金,提高全社會的資金利用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銀行做的是一種 “資金倒爺”的生意。然而,它卻也并非一個可以 “空手套白狼”的倒爺,銀行要想能運用別人的錢做生意,它自己必須先有錢。這個錢,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當今世界 “巴塞爾協議”所規定的 “商業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必須達到 7%”這一百分比,即為銀行自有資本占其負債資產之比例。銀行做的不是無本的買賣,鄭觀應時代亦然。

所以,辦銀行的創辦資金來源問題,便成為首要難題,“欲創設官銀行,款將何出? 縱竭力籌集,而中國人情向多疑阻,邇來集股虧折,聞者咸有戒心: 始疑其不成,繼疑其不穩,終疑其不能長久?;笾甙?,沮之者半,而事終不成矣。且華人之富者喜置房產,而不喜經營,存儲之銀決不肯輕易出借,亦不肯輕易借人之銀。其貧者雖欲借銀,而無貨物、產業作抵。銀行雖設,必不如西國獲利之豐?!编嵱^應總結了當時中國社會上下普遍存在的這種畏難情緒,進而對之進行了反駁: “是說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今不設銀行則已,茍設銀行,其利益甚大,而籌款亦無難也?!彼O想的解決銀行資金來源問題的訣竅是: 以官托商。 “數百萬之成本在民間集之不易,在國家籌之即亦無難。應請先設官銀行于京師,簡派戶部堂官督理,即將四成洋稅撥作銀行成本,于署側拓地建立銀行 \\( 查各海關歲收洋稅銀二千二百余萬兩\\) ,其外省分行 \\( 即將該省洋關稅餉、地丁錢糧歸其代收侯解,其中入息不少\\) 仍由藩司督理,以專責成,此官銀行之法也?!边@說的是以官出資辦官銀行的思路。另外, “設票十萬,每股百金,不分官民,悉聽入股,各督、撫札飭府、縣勸諭富商,集辦尤易 \\( 準其行鈔票,官銀行亦許通融,并不勒索\\) ,此商銀行之法也?!?/p>

鄭觀應的思路非常清楚: 先以四成的關稅,即每年 880 萬兩,作為資本,在京師建立中央一級的官辦銀行; 以此為基礎,再以各地的稅收為基礎資本,建立官銀行的各地方分行; 官銀行開辦之后,再以股份制的方式,集資辦商銀行。自上而下,先辦官銀行,再辦商銀行; 先辦中央屬銀行,再辦地方屬銀行———這是鄭觀應所設計的發展民族銀行業的基本程序。

辦官銀行,有國家財政收入為資本依托,有相當的可行性; 而辦商銀行,需民間集資,如何做到 “不分官民”,爭相入股? 關鍵是商銀行要有經營效益。如何使商銀行有效益? 鄭觀應提出兩條很重要的意見: 一是 “準其行鈔票”,即允許商銀行發行鈔票。銀行有了發鈔權,其經營上的杠桿率會大大提高,這無疑會提高銀行的經濟效益。二是 “官銀行亦許通融,并不勒索”。即商銀行必要時可向官銀行申請貸款調劑,而官銀行不會乘機提高利息以勒索商銀行。這就是說,在鄭觀應的設計中,官銀行與商銀行的關系,并非簡單的 “多元所有制并存”或二者 “公平競爭”、“平行發展”的問題,而是以官托商、以官助商的合作結構。鄭觀應這里所說的 “官銀行”的角色及其與商銀行的關系,已略具 “中央銀行”的基本概念。

\\( 二\\) 辦銀行當選俊才

辦銀行,一要有錢,二要有人。鄭觀應在提出籌款之道的同時,于用人之道也有相當精辟的議論: “惟銀行用人實為第一難事,亦宜仿照西例。官總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權。一切應辦事宜,由股商中慎選一精明干練、操守廉潔之人,綜計出入?!边@說的是總經理的選拔原則。 “官總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權”,此為總經理負責制的基本定義?!傲砼e在股董事十人,襄贊其成。重其事權,豐其廩餼,激以獎勸,警以刑誅,庶利多而弊少耳?!贝颂幩撃硕聲男纬珊凸δ?。董事由股東中產生,董事會的功能是監督總經理的經營,對之實行獎懲。

鄭觀應洞悉銀行有可能藏污納垢,孳生貪弊: “所慮者,銀行既設,各處皆設分行,其中帳房需人,司事需人,書契需人,招徠商客又需人,大行數百人,小行數十人,用人既多,鉆謀必眾。附股有薦舉,親友有懇求,達官顯宦有囑托,遠近踵至,良莠不齊,偶有疏虞,即生弊竇?!盶ue583如何預防和杜絕這些弊端,鄭觀應提出的辦法是: “宜仿西法: 銀行所用之人皆由公舉,不得私薦,責成官紳及諸股董各就所知保薦才能廉潔之士。薦而作弊,舉主坐之,倘有虧蝕,薦主罰賠。以眾人之耳目為耳目,以天下之是非為是非,則弊絕風清,當亦庶乎其可也?!?/p>

一般來說,銀行既辦,地方官紳和股東肯定會努力向銀行安插自己的親信。而鄭觀應此處所說的 “公舉”,與一般所謂的 “安插”,有著截然相反的含義。首先,“公舉”是一種義務; “安插”是一種特權。其次,“公舉”是明薦,誰是誰舉的,一目了然; 而 “安插”是暗薦,誰是誰的人,外人難以知其內幕。再次, “舉薦”者,有其公無其私; 而 “安插”者,則有其私無其公。最后,“舉薦”者, “薦而作弊,舉主坐之,倘有虧蝕,薦主罰賠”,舉薦失察,要負 “罰賠”責任; 而 “安插”則是 “私扶”,被薦者出了問題,安插者可以裝糊涂而置身事外。

“惟銀行用人實為第一難事”,此言看似泛泛,實際很不簡單,沒有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認識和對銀行經營之復雜性的細致了解,是說不出來的。

\\( 三\\) 辦銀行必設商部

19 世紀 90 年代,即 《盛世危言》 問世前后,中國朝野上下正就國家在體制上實施官商整合展開熱烈討論。其核心議題圍繞著 “商部”問題。討論的結果是,各地成立 “商務局”,并在原有的六部和總理衙門之外,在中央一級成立專司商務的 “商部”。對此,鄭觀應雖不是首倡者,但可稱得上是發聲最大、影響最力者。在 《盛世危言》 “商務”篇中,他力陳當時 “官商隔閡,情意不通,官不諳商情,商憚與官接”,反助洋人的時弊。而面對 “官不恤商”,反使 “洋人節節制勝”的情勢,鄭觀應明確提出了 “朝廷增設商部”、 “并準各直省創設商務總局”的主張。

設商部的目的很明確: “以官助商”,以政府之力來整合、協調、輔助民族工商業。而銀行當然也需商部之輔,故而在 “銀行”篇中,鄭觀應明確提出了 “欲設銀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的主張。設商部之有利于辦銀行者,鄭氏所陳理由有三:

第一,國家商部可以為民族銀行業制訂相應的規章制度,使銀行從開辦到經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官可賴?!吧w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務通例頒行天下,保護商人,使商務日新月盛,而后銀行可開,鈔票可設,上下通用,自然大獲利益?!?/p>

第二,國家商部可以為民族銀行業提供國家信用的支持,從而使之可以有效地向廣大商民募股集資,吸收存款?!安槲鲊ɡ?,倘國家欲舉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則聽民間糾集股份,國家讓以利益,且為保利若干,虧則官為貼補,多則官取贏余,故雖數百萬金咄嗟可辦。中國能設商部,當仿此法,奏明國家保定官利,每年由官給發,則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钡谌?,以國家為后盾,為銀行發鈔提供信用支持。 “中國前行之鈔,立法未嘗不善,其后吏胥因緣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無商部以統率之也。故欲用鈔票,須先設銀行; 欲設銀行,須先立商部?!?/p>

\\( 四\\) 開拓市場,吸收存款

商業銀行經營的核心環節是存款與放款。而對于銀行的生存,存款重要于放款。存款是銀行的生命線,是銀行的 “水”。水能載舟 \\( 儲蓄\\) ,亦能覆舟 \\( 擠兌\\)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人類發明政府儲蓄保險制度以前,世界上多數銀行的倒閉,都是由擠兌造成的。如何做好儲蓄存款環節上的經營管理,對銀行的經營至關重要,對此,鄭觀應在 《銀行》篇中詳述了西洋銀行辦理儲蓄業務的一些值得借鑒的做法,如 “許人以零星洋銀隨意存入”,“自一元至百元皆可陸續寄放”,“息銀以三厘半按月計算”等?!般y行意主便民,收此奇零之款,存銀之人或今日存入,明日支出,彼亦不得不為代勞”。鄭觀應認為,如此便民利民之法,中國的民族銀行業興辦后,亦當效仿,從而可以形成與外商銀行在儲蓄市場上的有力競爭。

另外,銀行吸收存款,除了 “民儲”一項外,尚有 “官儲”和 “商儲”兩項。于官儲,鄭觀應將眼光盯在各地方政府的財政存款上,指出,“各省公款寄存銀行 \\( 各海關官銀號歲計入息約共數十萬兩\\) ,需用之時支應,與存庫無異,而歲時入息仍歸公項,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盤算?!比绱?,以本國之財政往來存款,支持本國銀行業的發展。于 “商儲”之道,鄭觀應在 “銀行”篇中雖有提及,但未嘗展開。

\\( 五\\) 貸款有押,降低風險

放款取息,是銀行經營圖利的主渠道,也是銀行經營風險的重要來源,而消除貸款風險的不二法門,就是抵押。對此,鄭觀應在 “銀行”篇中多次提到抵押的重要性,并介紹了西洋銀行在經營中 “貸必有押”的風險規避方法,“西國銀行與人交易必有押款,……合同各執,載明限期,如過限期不還,即將所押之物拍賣償抵,倘拍賣之價不足所押之價,仍向欠戶追還?!编嵱^應主張未來中國自辦的銀行,也應仿此西例。

\\( 六\\) 嚴肅債務,以官護商

銀行既開,必衍生出諸般債務糾紛,銀行因此而極易陷入經營困難,對此,若無相應的司法體制與之相符、為之相助,銀行之健康經營必難持久。對此,鄭觀應的政策建議是,“似宜令出使大臣將各國銀行詳細章程遍行翻譯,然后準情酌理擇善而從,以官護商,以商輔官,用商務之章程屏官場之氣習,內外合力,期在必成,上下同心,聯為一體,則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度支無匱竭之憂,億兆有轉輸之利,而國家萬世之業,亦且有苞桑之固、磐石之安矣?!?/p>

值得指出的是,鄭觀應銀行思想乃至其整個經濟思想,在談到官商關系時,其著眼點更多地是 “以官護商”,而不是人們習慣上考慮更多的 “以官督商”。這與鄭觀應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商戰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當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帝國主義和 “洋人的朝廷”的雙重壓迫時,鄭觀應對 “華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的倒錯行為的痛斥,對朝廷應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大聲疾呼,貫穿于整個 《盛世危言》的字里行間。

\\( 七\\) 發行鈔票,便民利商

商業銀行發行鈔票,等同于向社會吸收無息存款,其利甚豐,正如鄭觀應所指出的,“銀行鈔票通行市面,百數十萬視若現銀,不費來源之息,而得無本之利可以想見?!?/p>

洋人在中國開銀行并發行鈔票,藉此大發橫財,國利民益日漸流失,鄭觀應對此痛心不已: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魃滩倨錂?,而華商失其利; 華商助以資,而西商受其益。強為區別,是誠何心?”奪回發鈔之國家主權、爭回發鈔之巨大利源,是鄭觀應力主辦銀行的重要動機之一,為此,他就 “中國如設銀行、行鈔票”時應如何做,從章程、面額、版式、用紙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設計。

以上所列凡七點,雖不能盡述鄭觀應于銀行開辦及經營之道的全部思想,然要旨咸在其中。這些思想,在當時具有相當重要的綱領意義,對當今中國銀行業的建設與管理而言,也有不可輕視的借鑒意義。

結 語

作為一種企業類型,銀行像其他任何商業機構一樣,以贏利為目的; 而與其它商業機構不同的是,贏利并不是銀行的唯一目的。鄭觀應力主中國自辦銀行,并不是由于他看到了,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塊存在贏利機會的金融市場有待中國人去開拓、有一個可以賺錢取利的商機等待中國人去把握; 而是由于他意識到,中國有沒有自己的民族銀行業,是與國計民生利害悠關的大事。在《盛世危言》“銀行”篇中,鄭觀應確曾用相當的篇幅談銀行的經濟效益,但只是從辦銀行的可行性角度著眼。而他主張中國自辦銀行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則是因為 “銀行之盛衰隱關國本”。自己的銀行可以為自己國家的財政提供融資、府庫和信息服務,可以為自己的公民提供儲蓄、理財和投資服務,可以為自己的工商企業提供信貸、結算和匯兌服務,等等。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鄭觀應眼中,中國的民族銀行業,是國際商戰的武器,是從洋人的金融壟斷中“奪回利權”的工具。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金融市場應當由自己的金融企業來主導———這是鄭觀應銀行思想的真正精髓之所在。

到了 1897 年,“官助商辦”的 “中國通商銀行”迎著艱難的國運,沖破帝國主義在華金融勢力的重重阻撓,在上海破土而出,成為中國土地上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家銀行。鄭觀應等有識之士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奔走呼號,終于結出了第一個果實。八年后的 1905 年,具有中央銀行性質的 “大清戶部銀行”在京師成立 \\( 翌年改名為 “大清銀行”\\) 。1908 年,繼中國通商銀行之后,另一家官助商辦銀行 “交通銀行”在京開業。

清末成立的這一官兩商三家華資銀行,除大清銀行因清王朝的滅亡而關閉外,其它兩家商業銀行幾經風雨,一直存續至今。

在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雖然中國幼弱的民族銀行業不可能完全發揮出鄭觀應所設想的那些積極功效———清政府拮據的財政狀況并未因這些民族銀行的成立而得到根本緩解,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也并未因為有了自己的民族銀行業而有大的起色,中國金融業也并沒有因此而從根本上 “奪回利權”,然而,中國的民族銀行業畢竟有了一個可喜的開端。從這個意義上講,鄭觀應在中國民族銀行業的發展上創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其銀行思想也成為中國民族銀行業發展具有永恒價值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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