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1 月 30 日，第八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新改革、新發展：理論與現實的思考”，論壇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中國時代風采征評活動組委會聯合舉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協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周建波教授、杜麗群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王華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馮華教授主持會議。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出席并發表演講，山東壽光日報社、浙江如意集團等媒體機構和企業代表也在大會作了主題發言，光明網、工商時報等多家國內媒體參與此次學術交流活動。
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副校長張彥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所長孫祁祥教授和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錢津研究員分別代表主辦單位致辭。錢津研究員指出：中國經濟思想論壇肩負著鑒往知來的歷史擔當，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研究過去的事件與人物，其目的在于從中總結發現對當下有借鑒意義的思想和規律，解決現實問題。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下，經濟的課題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每天都要關注的熱點，關于中國社會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將會發生怎樣變化的問題，社會各界希望聽到經濟領域專家學者的聲音。本次論壇的主題很好地切合了當今中國思想層面上亟待解決的問題，宏觀經濟的調控，區域經濟的發展，企業經營思想與國際經濟的交流等，學者們應在這個平臺上，通過思想上的交鋒討論，澄清這些問題并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找到科學的思想引導。
一、理念、制度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李強教授首先發言，并在演講中闡釋了他對韋伯的制度主義的分析，通過介紹韋伯著作所體現的基本思想，對傳統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進行了制度的解析。他認為，對于為什么在歐洲產生出現代資本主義，馬克思主要是從縱向的角度研究了歐洲的政治、法律、社會情況，發現歐洲社會的變化源于生產關系的變化，而生產關系的變化又可歸結為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他的理論貢獻主要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縱向的發展研究。對于為什么同時期的歐洲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而中國卻沒有，李強教授提出了以下觀點：首先是因為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組織如要合理的運用，必須能依靠可預測的判斷和管理。早期資本家只有能夠確定在把錢投入生產領域后會有可預測的回報，才會有資本主義產生。而在亞洲的宗法制國家中，這個條件并不具備。因為歐洲的傳統支配方式是封建制形式的家長制，而中國的傳統支配方式是家產制形式的家長制。在家產制中，政治權利具有專斷與隨意性，這就導致了回報的不確定性，成為一種獨特的資本主義，內政掠奪的資本主義，而不是現代資本主義。另一方面，產生現代資本主義萌芽往往依靠多元的社會結構和具有理性化因素的社會文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一個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建立起來，依賴社會文化中是否有理性化的因素。傳統中國文化缺乏一個超越價值與現實對接，因而缺乏用理性方式改造制度的能力，因此傳統主義在中國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政治和法律的家產式制度在韋伯看來是阻礙了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而文化中超越理性價值的缺失又導致我們很難對這個制度進行改革。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行為法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副組長蕭國良教授演講的主題是“增長的極限與沒有極限的增長———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爭論的啟示”，蕭教授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歷程、人口問題以及污染問題三個方面闡釋了這個爭論，并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方法論、經濟發展與經濟研究思維的三點啟示。首先他指出工業革命后，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了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方法。悲觀主義的代表———羅馬俱樂部考察了工業革命以來的五種趨勢，即：加速工業化，工業化增長速度呈現出指數型增長；工業化的加速導致快速的人口增長；人口的增長帶來糧食的匱乏，導致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地存在營養不良；由于工業化的加速，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盡和環境的污染日益嚴重。針對這五大趨勢，羅馬俱樂部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全球經濟增長的極限將在一百年當中產生。而這種悲觀主義思想受到眾多經濟學家的批判，其中未來學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最后的資源》一書中，就對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論述了樂觀派對人類資源、生態、人口與經濟增長等問題的看法。他認為，第一，資源稀缺，價格上漲，將促使創新及替代品的產生。第二，從石器時代與農業革命時期的人口革命來推斷，工業革命后人口增長也會趨于平穩，長遠來看，人口規模一定是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第三，對于污染問題，政府可以逐步摸索執行正確的公共政策，將外部性內在化，對企業形成正確的激勵，污染控制與環境改善都是可能的。最后蕭教授從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的論戰中得到了三點啟發：首先從方法論上來說，羅馬俱樂部的錯誤在于從近距離靜態的角度看問題，而我們需要用歷史的長遠動態眼光看問題；其次，他指出麻省理工學院瑞庫茨維爾博士曾摩爾定理的擴展定理，該定理指出，人類出現以來所有技術發展都是以指數增長的。一開始技術發展是小的，但是一旦信息和經驗積累到一定基礎，發展開始快速增長，以指數的形式，然后是以指數的指數形式增長。這啟發我們由于技術在以更高的速度發展，以上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時期阻礙經濟的增長，而不會造成所謂的極限；第三點是悲觀主義雖然只出了問題，但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樂觀主義是否能圓滿解決問題也有待考證，因而圓滿的思維模式既需要樂觀主義，也需要悲觀主義。同時這也是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學的思維方式。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龍登高教授順應黨的十八大中對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放寬的潮流，結合歷史經驗，討論了在中國現行制度框架下，應該怎樣將一直界定為使用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化為財產權的問題，同時探討了中國的土地制度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F階段，由于使用權的可交易性很低，無法完成推動農村改革的使命。按照經濟學的基本思路，最好的辦法是將集體產權變成私有產權，但是這種改革路徑在實施過程中會造成比較大的社會動蕩，且在集體產權私有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及官員權力濫用會給改革過程造成極大的不確定性。對此，龍教授提出從中國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尋找改革的靈感。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中國農業長期領先于世界，并且在短缺經濟時代以有限的土地養活著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重要的制度基礎。其中龍教授特別提到了田面權制度，即在同一塊土地上，形成兩個產權，田面權與田底權。田底業主擁有土地所有權，收獲地租。田面業主則擁有土地經營權和“田面”的收益支配權、交易處置權，這是土地財產權的一種實現形式。田面權的轉讓不影響田底權變動及其地租收益，排他性地擁有各項產權權利，不僅具有用益物權，同時具有擔保物權的功能。若讓田面權變成家庭承包，把田底權變成集體產權。
則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村鄉集體擁有“田底”，保留自物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他物權屬性，在原有的使用權之上擴展用益物權，增加擔保物權功能。這種改革方式順應國家提出的土地確權，而其具體的實施仍要靠農民與基層政府的進一步探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張亞光副教授談論了他對于李鴻章的經濟思想及其現代價值的思考。他指出，李鴻章身上有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洋務運動時實行官督商辦的政策，名義上要發揮民間資本的力量實現求強與求富的目的，實踐中卻導致“暴力維系，暴力導向”的雙暴力局面。張亞光副教授引用李鴻章在美國接受采訪時留下的外文文獻，提出李本人是承認競爭對于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是有利的。在理解政治經濟學精髓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國家干預的政策，學者們通常有兩種解釋：有人認為是為了一己私利；但同時也有人認為這與當時的國情有關，民間資本不發達的時期，需要國有企業來維持國計民生。張亞光副教授不贊同這兩種觀點，他認為工業化初期在經濟騰飛的初期民間資本不發達的觀點在歷史上能夠找到很多反例，例如晚清財政情況與胡雪巖的關系，因此洋務運動不讓老百姓完全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讓國家去干預去監督這和事實不符。同時他還認為，如果說將洋務運動中大量建立的“國有企業”看做像現在的國有企業一樣是為了國計民生，那么洋務運動中大量的輕工業民用工業的存在就是我們如今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國現在處于強政府弱市場的階段，面臨變革的節點，李鴻章經濟思想的啟示與現階段的改革有直接關系，尤其對于最近中央提出和強調的頂層設計，張亞光副教授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從上而下發起的變革往往不如由下而上的變革成功。
二、企業治理與地區發展的實踐經驗
浙江如意集團董事長儲吉旺先生從自身的商業實踐出發，與到場的來賓分享了自己經商過程中堅持的“三個主義”：即現實主義、理想主義與實踐主義。儲先生指出，當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加工工廠，中小企業數目眾多，這些基層企業的發展需要文化的引航。儲先生引用了毛主席的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成功”，作為一個從基層企業做起的成功企業家，他認為沒有企業文化引領的企業在定位與目標選擇上的不確定性，會使企業的發展陷入危險的境地。儲先生與與會聽眾分享在創業過程中，其為自己訂立的三個主義：首先是現實主義，小企業的發展壯大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的困難，例如關系的培養與人才的引進，作為企業家要正視困難面對現實。其次是理想主義，企業家要有自己的道德準則，企業也應有管理目標和產品目標。儲先生將自己企業的當前目標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空間換地，以空間的高效利用彌補土地面積的不足，支持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第二是機器換人，聘請專家科研小組改進設備，提高機器的自動化程度，減少環節中人力的使用；第三是騰籠換鳥；第四是電商換市，利用高科技與前沿知識改善公司的經營。儲先生的第三個主義是實踐主義，他認為一個想法只有付諸實踐才能檢驗其可行性，在想法的實行過程中權衡利弊，選擇對企業的發展最有利的模式與道路。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企業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健君副教授與與會的企業界人士分享了其對如何成為成功的企業家的看法。他認為，要成為成功企業家要具備三個品質，第一是學習，第二是胸懷，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業家對待學習的態度應由以下三句話來概括：學習很重要，學習需要有謙虛的態度，應具有終生學習的理念。張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說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領導者都十分善于學習。同時，我國人口眾多的國情與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引入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競爭的中心，面對激烈的競爭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斷學習。在學習時要保持謙虛的態度，在學習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日新月異的時代需要企業家不斷摒棄舊觀念，接受新觀念，只有保持謙虛的態度才能擁有開放的思想。同時，與時俱進還要求企業家保持終生學習的態度，跟進技術的進步，發現新生代員工身上的合理性，為企業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張健君副教授認為成功的企業家需要擁有寬廣的胸懷。他以朱元璋與李世民的對比為例，闡釋了胸懷與事業成功的關系。胸懷是容忍事物多樣性的能力，不以單一的標準衡量所有人，這樣才能實現崗位與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張健君副教授補充認為，分享也是一個領導者成功的必要品質，懂得分享的企業家才能將事業做大。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員則以岳飛和南皮的一家企業尹家云亮香油坊為例，分析了厚道與厚黑的企業倫理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他指出，岳飛的失敗不僅是因為皇上的昏庸與奸臣當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為人處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做人應當適當地“示弱，裝窮，犯傻，露怯”，才能在與他人和領導打交道的過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讓利而得到了市場最終取得成功的案例為例，結合戈爾巴喬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鬧事數量的失敗經歷，指出做企業最重要的是思維方式的創新，沒有絕對的成功之道，當“厚道”盛行時，“厚黑”的企業能夠謀取更高的利潤，而市場風氣崇尚“厚黑”時，“厚道”的企業能夠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山東壽光日報社總編輯桑愛梅女士則從媒體的角度與會場聽眾分享了壽光能夠成為全國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獨特發展模式，并展示了城鄉一體的“壽光模式”能夠為社會帶來的好處以及隨之而來的經驗和思考。壽光走的“農民致富”道路，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壽光整體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經成為全國報紙發行量最高的縣域。她指出，壽光的發展模式的特點首先是壽光將傳統的零散市場集合為一個集中的蔬菜批發市場，全國的蔬菜集合到壽光再分流到全國各地，是全國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綠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時壽光還重視蔬菜種植技術的發展和種業的發展，每年在壽光舉辦的國際蔬菜科技博覽會是中國農業界的硅谷，為中國農業乃至世界農業提供前沿的農業技術。最后她指出，壽光的發展模式為全國的縣域均衡發展，城鄉一體化提供了經驗，同時也為企業找到新的增長點和產業鏈提供了機會。
在本屆論壇的閉幕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錢津研究員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張輝副教授向大會致閉幕詞并做總結發言。
錢津研究員對整個會議的內容進行了精煉的概括，高度評價了各位主講人的觀點。張輝副教授長則對各位蒞臨的嘉賓和支持經濟思想史學科發展的各位同行與前輩表達了最衷心的感謝，并指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窗口期時，北京大學舉辦此屆中國經濟思想論壇，有利于我們加深對經濟思想史學科的關注，強化對中國經濟現實的認識，對于更好地把握新階段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有著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