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人們一直認為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助推器，但20 世紀 60 年代后自然資源貧乏的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使我們認識到經濟增長未必與豐富的自然資源密切相關。20 世紀 80 年代后經濟學家們在質疑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的過程中發現一些石油、煤炭、天然氣及各種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并未出現預期中的高速增長，事實上增長速度卻極為緩慢，這些國家公眾與資源貧乏型國家的人們一樣生活貧困。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間關系的相關問題再次引發了經濟學家們的熱切關注，相繼探求自然資源豐富國家與經濟增長不同步的原因。經濟學家 Auty 于 20 世紀 90 年代初首次提出資源詛咒的概念，指出豐裕的自然資源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并非是有利條件，反而是一種制約與限制。Papyrakis 也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豐裕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的結論。Elissaios（2004）通過對美國各州 1986—2001年自然資源豐裕度和經濟增長水平截面數據的回歸分析，也得出豐裕的自然資源阻礙了美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結論。已有研究對于資源詛咒的形成原因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荷蘭病”模型，即單一的資源型產業結構導致資源部門迅速擴張的同時使制造業逐漸萎縮，出現“資源轉移效應”和“支出效應”；第二，尋租與腐敗，即充裕的自然資源導致生產資源分配低效，使得非生產性尋租行為增加，催生腐敗，抑制經濟增長；第三，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即自然資源充裕的國家對高素質勞動力需求不足使得這些國家并非通過增加教育投入而增加人力資本，充裕的自然資源抑制了人力資本的積累；第四，貿易條件惡化說，即由于初級產品缺乏收入和需求價格彈性，如果出口初級產品的國家不能持續優化經濟結構，就會不斷惡化貿易條件，與經濟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第五，制度創新動力不足說，即自然資源充裕的國家和地區通常制度建設落后并缺乏創新的動力，將延緩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2008 年在美國基金業平均收益率為-19%的狀況下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收益率為 8%，2012 年 11 月份后，索羅斯在做空日元中獲利 10 億美元。作為寶刀未老的金融巨鱷，同時作為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學生，索羅斯一直坦陳在金融領域的獲益是他踐行其哲學思想的必然結果。索羅斯深化了波普爾的可錯論、開放社會等思想，并致力于踐行開放社會思想，推動人類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型。
20 世紀 80 年代后他不遺余力地在全球進行開放社會基金會建設，在一些石油、天然氣、鉆石、木材等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認識到了資源詛咒現象，并提出對資源詛咒的獨特理解和破解之道。
一、索羅斯資源詛咒理論的提出：基于開放社會的理想
開放社會的思想首先由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中提出，認為道德與宗教有兩個來源：自于單一部族地區的道德與宗教最終導致一個封閉社會，來自多部族地區的道德與宗教將最終導致一個開放社會。20 世紀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基于其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捍衛了開放社會思想，波普爾指出自己雖然沿用了柏格森的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的概念，但對開放社會的理解與柏格森相異甚遠。波普爾進行了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的二分，在其語境中開放社會基本指向當時西方的民主社會，伴隨著可錯、批判式自由創造和民主，而封閉社會在歷史上一律表現為集權社會，伴隨著不加批判的盲從，生活其中的人們缺乏理性判斷能力，波普爾將二戰期間的法西斯國家、蘇聯及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基本都歸入封閉社會之列。索羅斯深受波普爾的影響“，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蘊含著無窮的啟示力量，使我深受震撼”。索羅斯認為自己比波普爾更加重視開放社會理念，并指出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概念缺乏政治理論基礎，開放社會與民主社會密切相關，但索羅斯同時指出開放社會不屬于政治范疇而屬于認識論范疇，民主的概念先于開放社會概念，開放社會是易錯的社會。建立開放社會成為索羅斯后半生的執著追求，20世紀 80 年代后索羅斯致力于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建設并為其開放社會基金會確立了三項基本使命：打開封閉的社會、使開放社會更加穩固、宣揚批判性思維方式。
在波普爾那里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是互為替代的，但索羅斯基于蘇聯解體的過程認識到封閉社會的崩潰并不能自動帶來開放社會，他將開放社會作為中間狀態而采取一種區別于柏格森和波普爾的三分法：開放社會（近似均衡）、封閉社會（靜態社會）、混亂或革命（動態失衡），并用水的三種狀態，即液態、固態和氣態與上述三種社會狀態進行類比，開放社會如水變化不斷，封閉社會如固體難以發生變化，社會的混亂或革命如氣態一般無序，開放社會是一種如水的中間狀態。對于開放社會的界定，索羅斯在波普爾的基礎上指出它是一個理想范式，其思想基礎是“我們的理解力是不完善的，一個完美的社會是不存在的；我們需要一個次優選擇：一個不完美的社會，但它有改善的愿望和無限的改善空間”。
索羅斯認為開放社會不是完美的社會，而是存在有待改進的空間，孕育著希望和創造力，使得我們的現實世界更美好?！耙粋€開放的社會不但承認，并且還接受現實中固有的不確定性。開放社會的特征在于，當中存在一些有助于人們應對不確定性的制度”。在他看來開放社會中民主制度是最適合的政治制度，能在確保各種需求得以滿足的同時使得公眾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因為自由可釋放出無窮的創造力，使人們產生幸福感，商品、人口和人的理念都能自由流動。
基于開放社會的理想，索羅斯 20 世紀 80 年代后致力于在全球許多國家進行開放社會基金會建設，在反貧困、支持教育發展、促進公共衛生服務發展、科學、提高司法決策質量、推動民主決策和良性運作的市場等方面功績卓著。1999年后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開始支持安哥拉、剛果等國家破除資源詛咒，倡導建立了公開支付款項聯盟和采掘業透明計劃，收效良好。在索羅斯看來，資源詛咒與開放社會的基本原則對立，破除資源詛咒，幫助資源豐富國家高效利用自然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就朝向開放社會前進了一步。
應該說索羅斯在過去的十幾年對資源詛咒問題的關注是基于他對開放社會理想的執著追求，超越了波普爾對開放社會的理解并在實踐層面致力于推動開放社會建設的必然結果。在索羅斯看來，波普爾的零星社會工程是人類追求美好世界的可行途徑，而通過開放社會基金會破除資源詛咒就是一種典型的零星社會工程，從資源詛咒現象嚴重國家的實際問題出發，逐步、溫和地提出具體制度和解決問題的嘗試性方案，隨時糾正偏差，逐個、逐步地解決問題。
二、索羅斯資源詛咒理論的核心：三個不對稱性
索羅斯對資源豐裕國家的資源詛咒現象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這些國家政府的專制與腐敗是根本原因，采掘公司向政府支付以及政府向這些公司征稅的過程中缺少透明度與問責制，政府與開采石油和礦藏資源的公司之間存在三個不對稱性：信息不對稱、機構問題不對稱、議價能力不對稱，其中機構問題不對稱是最為嚴重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后兩個不對稱則是索羅斯的原創。
信息不對稱性首先存在于政府和資源公司之間。開采石油及礦產資源的公司在探礦和采礦權方面占有信息優勢，對該國的資源管理發揮著核心作用，與政府之間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二者在各自追尋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政府的利益極可能受到損害。一則經典格言這樣表述：顧客留心（貨物出門概不退換），對于資源詛咒問題，斯蒂格利茨又加上一條：資源所有者留心（Let the owner beware）。
我國從國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礦產資源企業的礦產資源產權鏈條更長，加劇了信息不對稱性。
索羅斯認為在三個不對稱性中，機構不對稱是最為根本的，其他兩個不對稱性只是機構不對稱的配角。采礦公司需要從政府那里獲取開采特許權，包括礦產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在產權上屬于公眾，在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中，政府是公眾的代理人，公眾是最終的委托人。礦產資源公司管理層往往愿意采取賄賂或其他違法行為獲取政府的支持，也可以棄貧采富、棄難采易等方式降低成本的同時最大化利潤。
同時事實上資源充裕的很多國家不夠民主，一些政府機構希望利用公權力從資源公司謀求個人利益，最終使得公眾利益受損。斯蒂格利茨也表達了與索羅斯相同的觀點“政客太容易默許企業從公眾手中拿走本屬于公眾的東西”。同時很多國家礦產所有權和經營權集于政府一身，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干預資源企業的尋租行為嚴重影響礦產資源企業的資源收益。在此過程中，企業經濟利益最大化，相關的政府機構也獲取到本該屬于公眾的利益，但作為委托人的公眾利益受損害，即當代理人不能真正服務于委托人時，機構不對稱問題必然發生。索羅斯認為政府與礦產資源公司雙方自愿的給與和接受是資源詛咒的根源，同時這種不對稱性在社會中比比皆是，比如此種不對稱性導致美國的代議制民主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問題，通過公眾選舉出的代表為回饋當選時接受的高昂的贊助費，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而運用權力。在金融領域也存在類似的不對稱，將抵押債務變為證券的抵押債券由于分離了代理人和證券所有者利益，使得代理人更關注利潤的同時使委托人利益受損。
索羅斯認為歷史上石油開采公司受益于信息和議價能力不對稱，這也是他們致力于掠奪欠發達國家自然資源的根本原因。二戰后穆莎德國有化了昂格魯—伊朗石油公司，石油生產國都受到國有化的影響。1973 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收回石油標價權并大幅度提高原油價格，導致了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機，重創了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同時使石油生產國政府具有了很強的議價能力，當前石油供應短缺更強化了這一趨勢。資源公司國有化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本國政府和資源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但資源富有國家的公民對政府在相關的資源活動中所獲取的利益卻知之甚少，如果公眾無法獲知相關資金的流動情況，這一不對稱性將一直存在，這一不對稱性必然加劇資源詛咒。
三、索羅斯對資源詛咒的破解：公開支付款項聯盟和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
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1999 年就開始支持破除資源詛咒活動，最初對全球見證組織在安哥拉的調查提供資金支持，使得全球見證組織做了一份《石油覺醒》的調查報告，指出安哥拉政府缺乏透明度，每年本應造福于民的 30 億~50 億美元石油收入中的 10 億美元去向不明，同時呼吁在安哥拉開展業務的石油公司披露支付給安哥拉政府的款項，短時間內獲得了部分石油公司的支持，并引發了整個社會對安哥拉石油收入透明度的關注。2001 年開放社會基金會對哈薩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國家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進行調查，分析這些國家政府在管理相關收入中存在的問題。在此期間開放社會基金聯合其他國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資源詛咒問題進行討論，誕生了建立一個要求各資源公司公布其對政府的稅款、開采特許費、紅利等費用，以及政府解釋自然資源開采收入的管理狀況的想法。
基于討論結果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自 2002 年發起“公開支付款項”運動，目的是敦促相關國家的石油公司和采礦公司公布它們向政府支付的款項，以此判斷政府的相關收入，進而可使政府向公眾說明各項收入的使用情況，即此運動的終極目標是讓政府解釋該國家（地區）資源收益的使用狀況。因為在索羅斯看來“，較之于幫助資源貧乏型國家改善自身狀況，治愈一個資源富裕型國家的資源詛咒更有前景，因為資源是現成的”。雖然此運動有其自身的問題，比如基本原理禁不住推敲，強制各公司公布賬目沒有法律依據，而且通過這樣一項立法的概率幾乎為零，同時還有眾多的小公司無法進行精確統計。盡管如此，其倡議受到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可，到 2010 年公開支付款項聯盟就有了覆蓋 70 多個國家的 350 個非政府組織。索羅斯發現此路不順暢后便將視野轉向了政府，希望通過政府、企業及非政府組織達成共識而共同為相關資源企業制定透明度標準和建立健全問責制。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下，英國的布萊爾政府于 2002 年底制定了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目標是健全采礦業公司向政府付款和政府運用資源收益的透明度與問責制，使這些開采收入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和減少貧困，有效利用自然資源，造福國民。此行動計劃將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聚合在一起，共同為石油、天然氣和采掘業依賴國的企業和政府制定透明度標準。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的政府每年必須公布從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采掘公司獲得的稅收、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款項，石油、天然氣及礦產采掘公司同時公布對管理部門的費用繳納情況，同時需要公眾與社會團體的監督。該計劃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獲得越來越多國家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英國石油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宣布只要獲得所在國家的允許，它們將毫無保留地公布公司對該國的支付款項。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政府建立石油基金會的同時采取和支持行動計劃的透明度原則。剛果、加納、吉爾吉斯、尼日利亞、圣多美普林西比、東帝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國家相繼參與到此運動中，2012 年 11 月，贊比亞宣布將實施符合“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EITI）”的相關法律，要求在該國運營的礦產企業披露其生產的數字和向政府繳納的所有支出，該事件被列為2012 年國際社會責任十大事件之一。不僅北方國家大量加入，挪威、英國、法國等南方國家也加入其中，截至目前該計劃已有 39 個成員國。
同樣基于采掘業透明行動計劃，2013 年 4 月歐盟出臺全球資源企業反腐敗法，石油、天然氣、礦產和林業資源開采企業需要詳細披露自然資源開發中向資源國政府支付的諸如稅收、特許權使用費、許可費等各項費用，以使公眾了解本國自然資源收益。
應該說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從理念上對各方均有所助益。采掘業投資作為資本密集型投資，管理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資源開采企業和投資商降低政治風險和向社會證明自己對社會經濟的貢獻。采掘業透明行動計劃有益于政府改善投資環境，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穩定。同時公眾可監督政府財政資源利用狀況，提高公眾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意識與能力。雖說索羅斯的措施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同時在操作中依然有困難之處，但政府與相關的資源企業之間如果能有透明的制度保證，事實上一定能夠推動資源豐富國家合理、可持續開發自然資源、減少貧困，促進充裕的資源成為經濟增長源動力。這也是雖然實踐中有待繼續探索，但南北方國家相繼加入行動的根本原因。
四、對索羅斯資源詛咒理論的評價及對我國的啟示
資源詛咒現象引發了經濟學家及政治學家的關注，同時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索羅斯雖未關注到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資源詛咒現象，但深入分析了資源詛咒現象出現的原因并提出通過建立公開支付款項聯盟和采掘業透明行動計劃，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初見成效。
索羅斯的資源詛咒理論是基于開放社會提出的，我們也不難發現索羅斯對資源詛咒的理解主要是從政治角度而非經濟角度，他提出的破解資源詛咒的途徑也是基于一種極為宏觀的政治視角，強調通過開放社會建設，通過提高政府和資源企業的管理透明度及問責制和公眾的參與來解決問題。
也因此有學者認為索羅斯對資源詛咒問題的理解是不夠全面的，作為資深的貨幣問題專家絲毫未提及造成資源詛咒的經濟學原因。索羅斯的確未從經濟學角度解釋資源詛咒，但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說，資源詛咒更根本上是由政治因素導致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在《增長報告（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戰略）》中也指出資源詛咒主要是政府管理漏洞所導致。在對資源詛咒的解釋中，斯蒂格利茨與索羅斯核心觀點是一致的。事實上索羅斯并非丟掉了經濟學解釋，而是更為深刻地找到了根本原因，認為有效的政治制度設計是破除資源詛咒的根本?！百Y源詛咒原本是個經濟學詞匯，但真正的資源詛咒卻是在政治范疇，因為在一個貧窮的國家，控制這些珍貴資源的誘惑力會導致腐敗行為，導致政府壓迫人民，而且常常會導致內戰”。如果在有效政治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各國實際，加上經濟層面的良好政策，資源詛咒必然可得到破解。
作為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國西部地區土地、森林、礦產等資源具有極強的要素稟賦優勢，但改革開放后一方面未能實現其資源稟賦優勢，同時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使得資源詛咒現象在區域層面凸顯，一些資源密集型地區已經滑入資源優勢陷阱，經濟增長與資源豐裕程度呈現出強烈的反向特征。吳文一（2012）對我國民族地區多年的 GDP、能源生產和消耗數據分別進行分析后計算了資源詛咒系數，認為資源詛咒在民族地區存在且表現嚴重。劉學謙（2013）等指出了我國資源詛咒現象是存在的，并基于我國 40個地級資源型城市 2000—2009 年的面板數據檢驗了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
資源詛咒不僅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擴大東西部發展差距，更會引發諸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阻礙和諧社會建設。索羅斯的資源詛咒理論也對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在擺脫資源詛咒的過程中，政府制定有效的制度至關重要。自然資源作為基本的生產要素，理論上不必然導致資源詛咒，政府可通過制度設計避免資源詛咒的形成。政府的制度設計是最為關鍵的，如果制度有缺陷、政府缺乏責任感，那么對自然資源的爭奪最終必然是一個零和游戲。事實上部分國家并未出現資源詛咒，如美國、加拿大有豐富的漁業、森林、礦產資源，瑞典和芬蘭也有豐富的森林資源，而挪威石油和天然氣儲量都極豐富，馬來西亞豐富的森林、石油和天然氣，博茨瓦納儲量豐富的鉆石，上述國家都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將資源稟賦轉化為資源優勢，將豐富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驅動力。政府必須強化自然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并逐漸完善透明、易行和易于監督的自然資源開采權分配制度。在此基礎上支持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采掘業透明行動計劃，如能有相關的立法，則更容易形成全球性透明標準，改善資源企業的商業和投資環境，提高我國資源企業的世界聲譽。2013 年全球見證組織聯合商道縱橫咨詢公司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資源采掘企業進行調查后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歐盟 2010 年通過、2013 年生效的《歐盟木材法規》規定在歐盟市場出售非法采伐的木材或非法木材的制成品，均屬違法行為。歐盟是我國目前第二大木材及木制品出口市場，歐盟的這一法規也對我國的相關企業有重要影響。
第二，挪威的經驗也值得借鑒，政府通過立法建立石油基金并全部投資海外，來自石油收入的挪威石油基金把石油資源持續轉換為金融財富，目前資產規模將近 8 000 億美元，成為政府為公眾準備的養老基金。挪威的做法既解決了資源收入透明度的問題，又很好解決了養老基金問題，對我國缺口極大的養老金問題不失為一種可借鑒的途徑。
第三，我國的資源企業也應逐漸參與到公開支付款項聯盟和采掘業透明度行動計劃中，及時向社會公布相應的資源收益及資金流動狀況。同時資源企業可盡量延長其產業鏈條，向上游產業延伸的同時發展高附加值的下游產業，如森林資源企業可向上游的伐木機械和下游的家具、櫥柜、棚架制造業延伸，相關的制造業進而拉動如裝飾、精細化工、有色金屬等產業。同時企業需通過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資源開發、加工和利用的技術，擺脫附加值低的粗放式生產，并逐漸在資源產業群落內建立起一個共生的生態系統，以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瑞典就以鐵礦資源作為資源優勢，在發展鋼鐵工業的基礎上發展包括輪船、汽車和軍備鋼制品產業。斯蒂格利茨一直把自然資源作為資本品，在企業生產中如果能將自然資源轉化為另外形式的資本品就使得自然資源具有更高的產出率。實踐中可進一步推動礦產企業通過礦業權評估作價上市融資、股權轉讓、置換等形式，實現資本形式和結構的改善，使企業價值得到增長。
另外，非政府組織發揮監督作用。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是開放社會的重要內容，而公眾有序參與可通過非政府組織。我國的非政府組織在改革開放后發展速度迅猛的同時，質量不斷提升，在環保、社會保障、教育、文化等領域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響了政府決策。在涉及資源詛咒的地區和行業，可發揮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作用，索羅斯和斯蒂格利茨也都提到這一點。事實上全球見證組織和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所進行的采掘業透明行動計劃和公開支付款項聯盟所取得的成就不僅有政府的立法和制度保證，也是相關的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的結果。比如在政府的制度保證和專業公司的技術操作的基礎上建立和運營專項資源基金，非政府組織可參與對資金的使用及流向的監督與管理。另外英國的國民信托，利比里亞、日本的國家森林信托，都有效保障了公眾在資源領域的參與。我國西部地區也可在原有環保非政府組織的基礎上建立類似的民間信托機構，在保護資源的前提下將保護與開發相結合，同時影響政府和企業決策。還有，氣候變暖使得人類將碳排放提上議事日程，碳稅這種重要的激勵方式也開始被國際社會所推崇。對于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只要我們去保護而非無盡開采，那么青山綠水本身就是生產力，資源詛咒還是容易被破除的，環保領域是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較快的領域，非政府組織支持和參與碳約束及碳稅是我國減排的重要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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