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經濟學主張經濟研究不應受到研究者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應“客觀”地研究經濟問題以得到無主觀偏誤的“科學”結論。實證分析通常以邏輯實證分析與經驗檢驗這兩個既相互關聯又相互補充的方法應用于同一項研究中，并已取得主流和顯著的地位。然而，不少研究者對實證分析的無主觀偏誤的實證精神與效果存在疑慮。比如，蘇振華、鄒方斌（ 2007）認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相對于其研究的對象的復雜性而言存在諸多局限，并強調實證分析的價值在于實證研究的現實性與實踐意義； 趙志君、張文中（ 2012）認為宏觀經濟模型的理論局限與邏輯錯誤源于完全競爭性假定條件，而引入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對解決理論與實證中的困境具有重要作用； 斯蒂格利茨（ 2013）的近作令人驚奇且清醒地意識到，一向以客觀、公正、僅回答“是什么”的實證經濟學及其從業者都存在維護既得利益、過度宣揚市場效率至上以及掩蓋通過權利租而侵 占 他 人 利 益 的 不 平 等 的 事 實； 張 屹 山（ 2013）對“資源-權力-分配-資源”這一利益分配的分化態勢進行了基礎性研究，暗示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其實是缺失了客觀與公正性； 等等。

通過對既有文獻的邏輯梳理與系統性整合，就“實證研究”的一般過程而言，我們發現，實證分析因研究者的利益關切或偏好而存在選擇性假設、碎片化研究、邏輯謬誤等問題； 而且數理工具形式化分析的局限性和作為對邏輯實證命題進行經驗檢驗過程中所存在的論題與論據的不匹配問題，不能改善實證主義的偏誤，卻放大了該問題的嚴重程度。實證的客觀公正的精神缺失問題并未引起研究者從整體上給予充分地關注。

本文無意挑戰實證主義的科學合理成分與權威，而是以均衡分析為例，探討研究者因客觀甚至主觀上的傾向性給實證分析方式帶來的局限性，分析該類問題對理論與實踐造成的不利影響，并就規避實證分析的局限性提出看法。

一、選擇性假設與經濟學的局限

在理論研究中，對復雜的現實進行有選擇地抽象是必要的，但這對提出不同的命題的影響也是致命性的。本文之所以以均衡分析為例進行探討，原因在于，均衡分析是當前主流經濟學廣泛且深入運用的基本方法，它在經濟研究中具有基礎性、難以撼動的地位。

均衡的理念在于對事物的穩態的信仰與追求； 均衡的分析立足于對事物質變范圍內的量變的研究，對事物質量互變的作用機制及其動態未能觸及，從而造成研究者世界觀的狹隘性和價值觀的扭曲。因此，為了進行均衡分析，經濟學家把有差異的經濟主體抽象為同質的、近于僅具有動物本能的“理性人”,而將人們在財產權利、理性程度等方面的異質性視為“隨機分布”的外生變量； 對效用或偏好、技術及規模報酬等因素進行具有優良數學性質的“約定”或“公理性”假設。在此基礎上，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出符合某種邏輯關系的精心雕琢打磨的工藝品般的“定理”、“規律”.為了實現理想中的均衡及其條件，邏輯實證研究被迫拋棄那些難以解釋清楚的內生性變量，做法就是將這類變量約定為“外生”變量。這種基于特定目標而過濾現實條件的選擇性假設在研究中存在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由于割舍了經濟主體間的社會關系及其相互影響，也抽象掉了經濟主體的理性程度對其行為優化程度的影響（ 林毅夫，2004） ,均衡分析不僅難以發現由行為主體間行為能力的差異所造成的收益分配與成本分攤上的不對等（ Boyce,1994;斯蒂格利茨，2013） 和權力結構與利益分配格局的內在一致性（ 張屹山，2013） ;而且，由于遠離問題的核心，囿于一些隨機性和外生性因素，僅在外在條件上做因果互為循環的論證，這種分析給經濟社會中的貧困、持續不平等、環境退化等難題找到臨時避難所，使其淡出主流經濟學的勢力范圍，還產生一些意欲掩蓋這類問題的學說、觀點及方法（ 斯蒂格利茨，2013） .

第二，應用經濟學的研究無法解釋為何壟斷廠商能“均衡”于長期獲得超額利潤，而競爭性廠商卻不能，更不要奢談將壟斷廠商均衡理論統一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之中； 自然，其研究成果未能給經濟結構調整與社會改革預備出適當的理論依據及藍圖。

正如科斯教授所批評的那樣，由于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制度的存在及其經濟意義，經濟學發展起來的理論僅僅是一種對最優選擇的自發式計算。因此，基于有選擇的不切實際的假設而推出“超乎想象”的邏輯命題，因其僅為極端條件下的個例而遠離現實（ 既不能有效地解釋現實，也不能被現實充分地解釋） ; 被忽視的現實因素及其影響（ 比如制度、信息、權力等） 將在命題與結論中難以找到，從而大大降低邏輯實證分析的解釋力與科學性，在經驗實證中，也面臨難以通過顯著性檢驗的窘境。相對現實及實踐的需要而言，經濟學面臨理論的貧困。

二、碎片化研究與利益相容的缺失

基于同一事實，不同研究者為了分析或處理問題的“方便”而舍棄一些變量，這種選擇性成為實證分析的必要起點； 由此卻也形成不同的假設前提。這也是形式化研究不得不遺棄諸多各異的因素與研究范圍的結果。然而這種基于差異化研究前提，甚至繼而基于不同立場而甄別和過濾出符合某種利益或關切的邏輯實證分析范式，形成理論世界中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態勢，最終必然形成流派林立的局面。在理論研究中，能夠使用一以貫之的研究方法并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已經成為一種奢望。

碎片化研究成為一種自然的選擇。雖然，研究者在理論研究的程序上逐步趨同，但這僅為形式上的統一，而并非方法的一致性、內容與邏輯上的兼容與統一，更談不上考慮了不同經濟主體的異質性以及主體間的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網絡，并在此基礎上能夠形成一致性與整體性的理論體系了。比如，微觀理論缺乏宏觀的系統性與一致性； 宏觀理論缺乏相容的微觀基礎； 經濟學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相距甚遠； 那些由于不切實際的假設而被遺棄的問題正被一些具體的學科俘獲，如公共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發展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甚至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 但從理論體系與方法的完整性上看，已經與主流經濟學和一般均衡框架漸行漸遠。

碎片化的理論研究使構建并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異常艱難，但我們并不能以這種碎片化的“存在”證明其自身的“合理”,并否認理論體系存在完整性的可能。然而，執著于將基于與事實不符的前提而推演的海市蜃樓般的“純理論”作為“參照”或標桿（ 田國強，2005） ,卻何以證明其對現實的解釋與預測能力，又何以為產品和要素進行正確的定價呢？ 難道它的意義僅在于作為永恒地評價、批判和規范并非符合理想條件的現實的法定準繩嗎？

事實上，即使認可了這個參照或標桿，那么它距離現實問題及其解決有多遠為宜呢？ 基于這種參照所進行的應用性研究，由于假設前提的異化而推演出來的多樣化理論學說，既不足以排除政府應有的作為的空間（ Stiglitz,1989） ,卻也不 能 作 為 政 策 與 改 革 的 依 據 （ 林 毅 夫，2004） ,因為實踐的需要或已出臺政策的作用范圍比立場各異的既有理論的關切更為深遠、寬廣和復雜。

隨之而來的卻是，碎片化研究由于缺乏內在統一性且不同程度地遠離所謂的“參照”而形成“公婆各自有理”的孤立或沖突的局面，這為不同群體之間利益沖突及其擴大做好了天然的鋪墊。因為，雖然不同經濟主體都在做理性選擇（ 或稱均衡選擇） ,但不同主體間的利益訴求與權利均存在非空交集而使得整體未能實現均衡（ 即加總悖論或外部性） ,彼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和不對等性利益博弈（ 張屹山，2013） .因此，現實中人們不僅困惑于持續的不平等、嚴峻的環境退化以及尖銳的利益沖突等現實問題，更在感嘆實證命題的實證精神蕩然無存！

三、利益關切與邏輯謬誤

基于理想條件而推出的均衡終歸于理想，均衡只淪為理論上的一種強制和安排，即研究者武斷地命令某些因素相等或均衡，從而倒推出滿足這種等式的均衡條件。這種意欲“設計未來”的邏輯是，如果均衡條件滿足，那么均衡必然實現。

具體地看，如果命題 A 和 B（ 即均衡條件） 同時成立，命題 C（ 即均衡） 就成立； 問題就在于，如果命題 C 既已成立，那么命題 B 未必成立（ 洪永淼，2007） ;而且，命題 B 與命題 A 的關系也影響命題 C 的真偽。

在經濟研究中，研究者有選擇地將一些因素視為不變的“其它條件”（ 即命題 B） ,保留符合某種利益或關切的條件與假設（ 即命題 A） ,從而偏執地推出具有某種傾向性的均衡命題（ 即命題C） .這一分析方式為某種預定命題的提出而設置出恰好符合某種邏輯的“實證”過程，這種研究方式明顯地打破了演繹推理所需前提的完備性約束，犯了“訴諸個別”的邏輯謬誤。然而，Friedman（ 1953）并不顧及命題 A或 B 是否成立，僅滿足于 C 是真命題即可。這種“約定主義”的研究傾向，被 Boland（ 1997）批評為研究經濟問題中的“工具主義”: 即為達“方便處理”或“符合實際”這一目的而對研究的前提條件“不擇手段”.因為他們的信條就是，作為修理工，是可以不懂所修器械的內在原理的，只要能修即可。但有兩個問題： 其一，這種只會修理“黑匣子”的人很難成為偉大的設計師和創新者。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家曾把企業抽象為一個生產函數，就遭到新的理論如新制度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方面的置疑，更不要提“激進學派”的激烈批評了。其二，這個修理工是在修理誰的“黑匣子”? 因為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會影響修理的效率與福利分配。

令人愕然的“訴諸個別”的邏輯謬誤也出現在我國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關于社會總資本運動的研究，把社會總資本分為兩大部類、三種價值構成，借以分析社會化大生產對結構的內在合理比例的要求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在機制。但是一些研究者竟然把這一分析指認為“均衡分析”.膚淺地看，確為兩大部類內部及部類之間的比例合理并且交換順利實現，即實現了經濟的均衡。如果從兩種根本不同的研究目的、方法、范式出發來考慮這個問題，就能發現，馬克思既非進行均衡分析，更非強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在的穩定性，盡管他也在“構建均衡模型，獲取均衡條件”; 正相反，他雖然強調該制度雖對穩態極度需求，但更強調資本主義不能滿足這一致命性需求，也即均衡條件不可能實現。因此，他并非由均衡結果倒推實現均衡的條件，而是倒推失衡的經濟社會及政治條件，因為失衡條件遠比均衡條件充分而且有力得多。不幸的是，這些造成失衡的條件卻被正統經濟學家們逐一抽象掉了，剩下的就只有符合預定命題要求的那點條件了。

實踐中也存在這種邏輯謬誤。例如，政府為了擴大糧食產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命題 C） ,就想到擴大農田面積是一個有利于提高糧食產量從而促進糧食安全的途徑（ 命題 A） .那么政府通過“平墳”來擴大良田的面積，據說是為了保障糧食供應和國家糧食安全。但是現在如果讓命題 C 成立，顯然僅有命題 A 是不夠的（ 因為可增加的耕地已經極為稀少） ,至少還應當有另外的命題 B 的成立： 即有人愿意在被平的墳地上種糧食，而且還不在其它的地方撂荒。命題 B 在理性人看來，似乎原本應當成立。但現實是，問題恰恰就出在命題 B 不成立上。如果命題 A 與B 沒能同時成立，命題 C 就不可能成立。但是，如果正如通常一樣，命題 B 被視為不變的“其它條件”而被忽略，那么似乎就沒有邏輯上的問題了。不難看出，有選擇地忽略現實條件已成為掩護邏輯謬誤的天然屏障。

就政策選擇而言，無論是馬克思的方法論體系，還是新古典學派的方法論體系，如果真堅持了如后者所追求的那種實證精神，那兩者不應分道揚鑣，也不會在政策取向上尖銳對立和長期斗爭。事實正相反，除了馬克思以外，也有著名的經濟學家發現，理論工具對利益與目的的服務和辯護具有極強的傾向性（ 斯蒂格利茨，2013） ,甚至能扼殺真理（ Hayek,2001） .那么，不同經濟學家在堅持并服務于什么價值取向呢？ 可以明確的是，利益關切上的差異很難不對“實證主義”產生某種偏向性影響，否則，這根本不符合“理性人”的邏輯： 行為的利己本性。

對不同因素（ 變量） 的有選擇地分類與使用，抓住有利于自己獨特命題的因素，毫不猶豫地拋棄不利于自己的命題的因素，從而實現對訴諸個別的謬誤的“修正”; 然而，經濟學的邏輯卻成為以實證的外衣掩蓋對特定利益的關切，實證主義毫無疑問地缺失了所應追求的客觀公正的實證的精神。

四、數理工具形式化分析的“進取”與無奈

數理工具形式化分析經濟問題，以嚴謹的數理邏輯分析鮮活而且復雜的經濟行為，增添了人們對科學的敬畏，也被廣泛地視為經濟研究的巨大而且成功的進取。但這種研究方式依然不能消除而是進一步放大實證分析的缺陷。因為，由于為了“方便地處理問題”和能夠求出“均衡解”而不可避免地對現實進行有選擇且更為苛刻地假定，但這依然不能使得復雜且又追求精確描述的數理模型有效地模擬復雜百倍的現實，只能以隨機、模糊和不確定性代替內在規律的制約性和確定性，理論自然地不能對經濟問題做出有力的解釋、預測及干預； 甚至在很多領域都難以形成必要的共識。因此，無論多么高深的數理邏輯分析，依然存在遠離客觀現實的重大偏差（ 朱富強，2009） ,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前已述及的假設的有選擇性、研究的碎片化以及由此造成的邏輯謬誤三個方面； 當然，也未能使得社會公平與福利改善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 （ 斯蒂格利茨，2013） .但是，數理工具形式化分析在經濟分析中與經濟學界都已經具有難以忽視的影響力。數學的符號與工具能增加論文的美感嗎？ 圖文漂亮，能作為經濟學論文優劣的衡量標準嗎？ 數理分析能力等同于經濟分析能力嗎？ 對這種研究中形式化傾向的問題，Samuelson（ 1952）早已給出否定的回答?？扑菇淌谝约?Boland（ 1997）都曾批評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不是發展了經濟，而是成就了研究者研究數理經濟學的能力。

當今很多有影響力的研究者和權威期刊卻給出肯定的回應，因為他們甚至認為會用數理工具是甄別高水平論文的重要標志！ 事實上，經濟學的這種“進取”實屬無奈。數理模型的形式化取向被認為是對缺乏以文字表述的原創論文的一種無奈的替代，這也已被學術期刊所認可和間接支持。幸運的是，謙遜的研究者還是發現，經濟學大家之中，有不少并未使用高深數理工具的，如斯密、馬克思、凱恩斯、哈耶克、科斯等； 這給普通研究者或尚未成為大家的后生一個善意的誘導： 暫時只能以高深的數理功底來彌補原創能力缺乏這一根本性缺憾了。事實上，這種唯數理工具形式化分析的傾向及其研究成果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也多遭疑慮（ 曾國安，2005;朱富強，2008） .難怪那么高深且精美的金融模型尚不能預測 2007 年以來的金融危機的發生與有效治理！

五、現實數據與狹隘命題的錯配

現實的復雜性困擾著理性研究者簡化現實的努力，對所關切的問題有所選擇的傾向性成為一種理性選擇。然而，由于論題與論據之間不能充分地匹配，那些本已被多重扭曲的實證命題，不僅難以得到經驗數據的顯著性支持，卻也給研究者過度地作合理性解釋與發揮預留出廣闊的空間。

第一，被扭曲的抽象命題與經驗數據的不匹配性。所要證實的命題本身如果存在正如前已述及的片面性與扭曲性問題，經驗檢驗的結果就會令人不解。因為，超出現實的假設前提給基于該前提所推出的結論以過多的偏誤性風險； 如果這個結論原本就存在缺陷，再去企圖證實，就存在命題與數據不匹配的問題。換言之，研究者意欲證實的假說或觀點，通常是基于有別于現實的有選擇性假設所提出； 然而，用來證實它們的材料卻大多來源于真實經濟世界，這種經驗實證存在混亂，其結果也是缺乏效率的。例如，我們在理論上假定行為主體是理性的，甚至是有限理性的，但是現實經濟中行為主體如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所發現的那樣，人們并非足夠理性； 而且，作為龐大的壟斷廠商與機構投資者，它們的理性程度因為其行為能力的強大而更接近于完全理性。那么在這種理性程度嚴重不平衡、經濟主體間存在著異質性的前提下，我們從中獲得的經驗證據何以證明完全競爭與一般均衡范式中完全理性的主體的有關均衡選擇的大多數推論或觀點呢？

第二，經驗數據在時間維度上與命題的不匹配性。理論總是有暫時性、相對性，并且需要滿足特定條件，而基于苛刻的假定條件下的命題更是如此。因此，理論需要隨知識進步與環境改變而變遷（ 庫恩，2012） .要證實既已獲得的命題，如果如實地抓住當時事物的性質與規律，而所采集的經驗證據相對該命題而言，或許已顯得超前或滯后。畢竟，嚴格地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例如，有人比較幸運地能夠利用超過百年的數據來證明有效市場假說； 然而不幸的是，在這么長的時期內，整個世界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比如政府強勢介入經濟，壟斷性廠商或金融機構等具有強大市場勢力與行為能力的法人實體的出現，以及這些主體在金融產品的創新與定價方面的行為及其影響力要遠大于此前的自然人對這些變量的影響程度。忽略市場不完全與市場主體異質性這一現實而無區別地濫用超長時期的歷史數據顯得不妥，因為數據之間并非同質與隨機，它們之間“不可同日而語”!因此，Friedman（ 1953）并未斷言實證經濟學能充分證實一個假設或命題； 因為沒有誰能保證我們所得到的數據是完整、可靠且符合時效性要求的。事實上，能滿足這樣的苛刻條件的數據也是極度稀缺的，更不能找到這種條件之下的充分而且優良的數據來證實極為特殊的命題。比如，Arrow - Debreu 均衡、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等的經驗證實都難以實現； 而找到將其證偽的“黑天鵝”（ 異象） 卻是輕而易舉的事。

第三，經驗數據在空間上與命題的不匹配性?！翱茖W無國界”的自由理念使得研究者易于使用 B 地的經驗數據檢驗來自 A 地的命題或假設，甚至直接套用 A 地所取得的理論成果。但是，用 A 地的“具體”能適應 B 地的“抽象”嗎？自然界就能告訴我們，甲地的種子種在乙地，產生出不同于甲地的結果。除非兩地無限地毗鄰，但這樣的重復性探索不僅缺乏必要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分析方法由于忽略了不同主體所受到的互不相同的關系網絡的約束而難以滿足理論的隨便跨界的要求。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林毅夫（ 2004）也曾強調以“常無”的心態來研究每一個具體的問題，生搬硬套既有理論于任何情境中是欠妥當的。因選擇性假設而扭曲化的抽象命題與現實經驗數據本身存在難以有效匹配的問題； 而忽略時間空間及社會關系網絡等外在條件的差異及其影響，將論題、論據及實踐環節輕率地進行匹配的行為，突顯“類比證據”的邏輯謬誤。但是從實際的效果來看，無論命題如何“局限”或偏頗，一旦通過了“實證”的“檢驗”,就可以游說出有偏向性甚至是失誤的政策決策。這個結果對某些人和某類利益集團而言，才是問題的關鍵。

六、結語及對策

誠然，實證分析本身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科學性，但本文基于研究者所面臨的研究條件的限制與研究者自身的傾向性，對邏輯實證分析與實證檢驗所存在的客觀合理性的缺失進行探討，以期規避實證分析的局限性，增進理論研究的現實性和實踐價值。

在現有的理論研究中，實證分析的邏輯就是，行為方式與目標之間的關系猶如“條條道路”與“羅馬”的關系，無論選擇哪條道路，在某種程度上都可能以“實證”的方法給以“證實”或“證偽”,只是視角、程度或范式的不同。因此，所謂的“實證分析”,讓我們無法安放的，不僅是平墳之后的先人的遺骨甚至大量被強拆的房屋，更是實證主義的精神！ 每一種理論學說都有其賴以存在的條件與適用范圍，而有選擇地濫用特定理論于特定環境，則是有違科學精神。因此，人們對實證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公正性的置疑顯得既非極端更非無中生有了。綜之，我們需要糾正存在諸多問題的實證研究方法。

第一，問題導向的實證研究不僅是經濟學研究的起點，也是產生于特定環境的理論方法適應于另外環境條件并得以擴展和發展的基本途徑?；谌说摹皠游锉灸堋钡囊话愎残远瞥龅倪壿嬅}或稱為“純理論”,大多屬于突發的天才式的靈感和基于扭曲的假設前提下對邏輯實證的濫用，并形成理論的海市蜃樓之一角，不僅不具有客觀真實性，也不能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相反，基于現實和問題導向的理論研究，不僅需要實證主義精神，要回答是什么，也要對“應該是什么”做出回答。這不僅貼近實踐、利于解決問題，也將把理論向科學世界推進一步，扭轉學術研究的形式化傾向和“唯美主義”偏好。

第二，放松假設以切近現實的實證主義，是新理論與新范式形成的重要契機?？扑沟确潘芍贫韧馍约俣?，認為制度對經濟行為具有內在影響，開創了新制度經濟學； 奧爾森基于由理性人所驅動的利益集團的異質性及其動態的研究對公共選擇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 以 Stiglitz（ 2002）為代表的信息經濟學放松信息完全假定，基于信息不完美、不對稱，研究了有關企業治理、資本與保險市場激勵約束機制的選擇等問題； 還有基于行為主體間思想與行為的異質性而取得不斷發展的行為經濟學（ 舍夫林，2007） ,等等。但是由于放松假設條件的維度與程度存在“特定的”的差異，其理論研究依然存在碎片化的局限，以及因其缺乏統一性和存在利益的沖突而缺乏實踐意義。因此，作為有效的多元的方法體系（ Wible,1982） ,如能嚴格遵從實際，則應當有助于理論與方法的相容、統一，而絕非促成碎片化的態勢和利益的劇烈沖突，自然地也就具有真正的實踐意義。

第三，客觀與公正是實證研究的精神所在與價值追求。然而，相對于完整而且復雜的經濟實體而言，理論大多都是被扭曲的、滯后的，實證分析的證實只能是相對的，而且實證與規范也并非天然隔絕（ McKenzie,1981; Samuels,1981;Caplan & Miller,2012） ,這對市場機制與利益格局具有不同方向與程度上的影響。因此，經濟學的實證研究，需要堅持強烈的自我意識（ Fried-man,1953）,保持正義感與學術良心，使研究不僅具有真正價值，更要具備客觀公正性，使理論體系更趨近科學和統一，使經濟行為的參與者能夠相容，這些應是經濟研究的真正的價值所在。

第四，實證分析猶如“刀刃上跳舞”,雖然危險而且辛苦，卻也卓越。做這樣艱苦卓絕的工作，需要很大的付出，絕非通過追加形式化的“美感”就能實現； 這需要理論與實證中的面面俱到的求實精神與孜孜以求的謹小慎微的長期研究，一種能夠經得起時間、地域、民族等多維度檢驗的研究。事實上，任何投機取巧的行為終會得到歷史的客觀評判； 歷史保留下來的經典并不像人們當初發表的那樣多得難以盡數！ 當然，不言自明的是，學位和職稱的評價體制的合理性，重要學術期刊的價值導向都對實證經濟學的演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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