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近年來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勞動報酬占比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一度下降到2007年39.7%的最低點。盡管此后通過最低工資制度、工資集體談判等措施,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下降的趨勢有所緩解,但2011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也僅為44.9%。
勞動收入占比過低被認為是引發宏觀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潘彬等,2006\\),因此,改善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已成為當前我國宏觀調控亟待破解的重大戰略問題。以往針對我國近年來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問題的研究文獻非常豐富,基本的研究結論主要有以下三類:第一,城鄉二元經濟下的勞動力過剩壓低了勞動力的工資議價能力,從而形成“利潤侵占工資”的現象\\(Fei等,1978;李稻葵等,2009\\)。第二,生產的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導致勞動力需求相對減少,因而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下降\\(羅長遠和張軍,2009\\)。
第三,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壟斷程度提高改變了勞動就業環境,導致企業的壟斷利潤和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加,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降低\\(金碚和李鋼,2007\\)。
盡管上述研究從各自角度都能說明我國近年來勞動報酬下降的現象,但無論是二元經濟還是比較優勢理論,實際上均無法邏輯一致地解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勞動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動趨勢。首先,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供給過剩會壓低城鎮職工平均工資,而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家庭調查數據表明,1992年以來,城鎮低技能勞動力的平均工資在持續增加。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逐步接近劉易斯轉折點\\(Ge和Yang,2011;蔡昉和都陽,2011\\),勞動力市場過度供給狀況趨于緩解,那么為什么勞動者報酬比重反而加速下降?其次,認為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比較優勢已經變為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證據并不充分,盡管近年來在統計上我國已經是一個工業制成品出口大國,但價值鏈分工中主要承擔的可能依然是勞動密集型環節,在目前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成本普遍較高的背景下,企業為何反而選擇向資本密集型技術轉移?最后,沒有證據表明我國目前勞動力市場中買方壟斷是一種一般性的經濟結構,實際上吸納大量勞動就業的主要還是競爭性的中小企業。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理解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應著眼于經濟增長、生產要素市場的供求關系。近年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相互交織,如2000-2008年的平均外貿依存度已高達54.2%,也正是在這期間,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開始加速下降。根據Krugman\\(1979\\)構建的兩國技術轉移模型,全球價值鏈分工實際上不僅會導致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的分配向資本要素傾斜,也會造成落后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同時,價值鏈驅動地位會直接影響價值鏈租金的分配,且要素的流動性與比較優勢的演化會相互影響\\(Kaplinsky,2000\\),因此,我們認為可能需要在生產要素流動性、國際分工地位的交互演化框架中才能闡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演化的一般性特征。
二、我國勞動收入占比的演進特征
1978年以來,中國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大大推進了工業化進程,但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發達國家一般只是將全球價值鏈中的低附加值環節向外轉移,加之低附加值環節的進入壁壘較低,往往導致過度進入,使得勞動收入占GDP份額總體上不斷下降。隨著世界性生產技術、流程的革新,產業內國際分工進程迅速加快,中國的比較優勢也在逐漸向資本較為密集的產品轉變,出口收益越來越偏向于資本,因而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下降\\(Rodrik,2006\\),長期來看甚至誘致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進一步壓低勞動收入占比。圖1是中國1993年以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狀況。
圖1顯示,我國國民收入的總體趨勢是向資本要素和政府傾斜,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007年以前一直在下降。勞動與資本分配關系的變動可以從二元經濟、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企業壟斷勢力等多方面進行解讀。但鑒于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在“入世”之后才開始加速下降,這提示當前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矛盾需要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加以把握。經濟全球化改變了生產要素的相對流動性,資本流出國的勞動力相對過剩會造成勞動力分配地位下降;而資本流入國的勞動力需求雖然相對增加,但其農村過剩勞動力會壓低勞動要素的分配地位。在地區招商引資競爭的格局下,勞動收入缺乏持續增長的條件,產業盈利能力不足也會限制要素可分配租金的規模。也就是說,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的資本、勞動要素的分配地位都會因其流動性不同而產生差異,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不僅會引發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會向外遷移,這兩方面因素都會導致發達國家的勞動要素分配地位相對下降。
發達國家通過生產流程再造將其低技術含量的制造和裝配部門向落后國家轉移,總體上提升了資本要素的分配地位;而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盡管承接了大量的國際生產活動,非農就業機會和勞動報酬總水平不斷上升,但因處在價值鏈分工的低端且存在大量的農村過剩勞動力,勞動收入占比依然會下降。而且,由于中國企業在新價值創造上的整體能力欠缺,還會導致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盈利能力不足,可供本國生產要素分配的租金相對較少。我們利用Wind數據庫中2002-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主營構成\\(分地區\\)的數據,分別計算了上市公司國內、國外主營業務平均毛利率,結果見表1。
表1報告了各年度樣本公司的主營業務平均毛利率及五分位數的主營業務平均毛利率。通過比較歷年國內、國外的毛利率水平,我們發現除2002年有一個例外\\(第五分位數\\),在其他所有年份,上市公司在國外的主營業務毛利率均低于國內。開展國際業務的毛利率相對更低,表明我國目前大多數企業在開展國際業務方面的經驗還比較缺乏、銷售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不強。但從國家整體競爭優勢的角度看,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我國企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競爭地位普遍較低,處于支配地位的“鏈主”企業通過風險轉移、買方零庫存和壓迫性價格等手段,獲得整個產業鏈租金的絕大部分,而處于價值鏈“微笑曲線”底端的中國企業在整個產業鏈的租金分配中所獲有限,導致國外經營活動的價值創造能力一直偏低\\(劉林青等,2009\\),加之低附加值環節的進入壁壘較低,往往導致過度進入,從而資本回報與勞動者工資差距不斷擴大。只有非熟練過剩勞動力完成轉移或主導產業價值鏈升級,中國的要素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問題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決。當然,從國際經驗看,勞動報酬率的變化本質上取決于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如20世紀80年代歐洲國家的勞動力份額下降就可能反映了生產函數從勞動力向技術密集偏離,從而工資率下降,勞動力需求減少,勞動報酬占比相對下降。這提示在研究中國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問題時,需要將產業的總體盈利能力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結合在一起進行把握。
三、計量模型與分析結果
\\(一\\)計量模型。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工業化和全球化這兩大基本發展浪潮始終交織在一起并相互推進。但由于地區間資源稟賦、制度和文化傳統等的差異,目前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勞動力市場的戶籍分割現象非常嚴重,且嵌入全球分工體系的路徑也呈現階梯性發展特征。因此,這里基于上文要素收入分配的特定要素模型,對我國分省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特征進行實證考察。計量方程采用以下形式:
其中,RLI為勞動收入占比\\(收入法下GDP中勞動報酬的比重\\),GVC為價值鏈分工地位,REI為勞動力市場分割指標,X代表控制變量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會受到產業結構、勞動力供求、分配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要發掘價值鏈分工、勞動要素市場分割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數量關系,必須盡可能隔離其他影響生產要素分配的因素,本文納入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經濟結構、勞動力市場壟斷、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波動等因素。
\\(二\\)變量說明
1.勞動收入占比RLI。本文利用的是中國分地區總量面板數據,勞動收入占比指標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勞動報酬比例數據。由于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對勞動報酬和營業盈余的核算方法進行了調整,將個體經營者的收入計為營業盈余,這會低估勞動收入占比\\(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
1993-2004年數據來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2005年以后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價值鏈分工GVC。價值鏈分工地位依賴于各參與者的交互關系,Gereffi等\\(2005\\)從交易成本、生產網路、技術能力和企業學習能力等角度識別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與改變,但要按此方法度量價值鏈分工地位,對企業層面微觀數據的要求非常高?？紤]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總量層面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因素,我們利用外商投資企業出口與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出口額的比值來反映各省區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該指數越大代表價值鏈分工地位越低。
之所以采用外資企業出口比重代表價值鏈分工地位,主要是因為我們注意到經濟發展水平較為接近的蘇州和溫州近年來勞動收入占比差異很大,而蘇州模式和溫州模式最突出的差別在于兩地對外開放模式明顯不同,蘇州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模式是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而溫州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特點是民營企業和一般貿易,兩地全球價值鏈嵌入模式不同所帶來的一個突出影響就是近年來溫州的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要遠高于蘇州。當然,本文的GVC指標僅僅從貿易數據出發可能會存在變量測度偏誤的問題,在本文的穩健性分析中,我們還將利用中國歷年貿易條件數據\\(分省的貿易條件數據無法獲得\\)作為價值鏈分工地位的代理變量。
3.勞動力市場分割REI。傳統上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指城鄉收入差距導致勞動力持續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而戶籍制度會造成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本文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考察的是二元經濟問題,采用城鄉人均工資差距與農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反映,數值越大表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越嚴重。
中國目前許多省區的地域管轄范圍較大,省內城鄉、地區差距有的還非常大,僅僅利用城鄉人均收入比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地區的二元經濟狀況。鑒于此,在穩健性分析中,我們還將利用各地區的人口凈遷入率來反映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況\\(凈移民率越高的地區,勞動力供給越多\\)。但由于只有2004-2009年6年的凈移民率數據,因此在分析中僅將其作為穩健性檢驗的替代性指標。
4.買方壟斷勢力LIBM。市場勢力會造成對邊際成本或邊際產品價格的偏離,其中買方壟斷勢力會使投入品價格小于邊際產品價值\\(VMP\\),根據Lerner\\(1934\\)提出的方法,可以通過公式LIBM=\\(VMPL-w\\)/w度量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勢力,其中VMPL為勞動要素的邊際產品價值,w為勞動力要素的價格。
LIBM越大表明買方壟斷勢力越強\\(Raper等,2007\\)。勞動的邊際產品價值數據一般無法直接獲得,為簡化分析,本文假設各地區經濟的生產函數均為C-D形式Y=ALαKβ,則勞動邊際產品價值為αY/L。利用各地區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α\\)和第二、第三產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指標\\(Y/L\\)以及各地區歷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w\\),可以得到各省市勞動力市場的買方壟斷勢力指標。
5.其他控制變量。盡管本文的計量方程包含許多潛在的解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變化的因素,但勞動收入占比變化可能主要由一些與全球化無關的因素引起,如資本偏向性技術改變、產業結構升級和通貨膨脹等短期經濟波動都可能改變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還包括第二產業就業占年末從業人數的比重\\(E_SEC\\)、大專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EDU\\)瑏瑠\ue583和經濟波動因素\\(采用年度虛擬變量表示\\)。
本文分析的基本樣本為1993-2011年分省區面板數據,瑏瑡\ue583所有未經說明的數據均來自國研網統計數據庫和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為避免“偽回歸”問題,本文對各變量進行了單位根檢驗\\(結果見附表1\\)。結果表明,各變量的水平序列是穩定的,能夠避免“偽回歸”問題。
\\(三\\)分析結果。由于勞動收入占比和價值鏈分工都可能因外生經濟波動而發生變化,表2中各回歸方程均納入了時間虛擬變量,并通過逐步加入解釋變量的方式對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初步考察。但采用宏觀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時,加總變量的變動常常存在同時決定問題,且價值鏈分工GVC可能是內生的,因此,表2同時報告了OLS和2SLS的分析結果,GVC的工具變量采用滯后一期項,其他變量均看作外生。
價值鏈分工\\(GVC\\)的回歸系數在6個回歸模型中均為負,且基本回歸模型\\(1\\)和\\(2\\)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價值鏈分工地位越低\\(外資出口比重越高\\)的地區,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租金越低,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也越低。這與白重恩和錢震杰\\(2010\\)的發現類似。這意味著要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提升我國的整體創新能力、實現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攀升也是重要路徑之一。
勞動力市場分割\\(REI\\)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在模型\\(2\\)和模型\\(3\\)中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通過提高城鎮職工的相對工資水平能起到提高勞動收入占比的作用。但這是否意味著目前城鄉二元分割理論已經不能解釋我國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現象,瑏瑢\ue583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因為地區間勞動力流動會壓低東部地區的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利用城鄉人均收入比度量各地區的城鄉二元經濟分割水平會低估東部勞動力流入省份、高估中西部勞動力流出省份的城鄉勞動力分割狀況。在下文的分區域回歸中,我們確實發現勞動力流入、流出省份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國民收入分配效應存在很大不同。
買方壟斷勢力\\(LIBM\\)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買方壟斷勢力越高的地區,勞動收入占比反而越高。這說明中國目前吸納大量勞動就業的主要還是競爭性的中小企業,買方壟斷因素還不足以解釋我國近年來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現象。
人力資本變量\\(EDU\\)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大專及以上學歷勞動力比重越大的地區,勞動報酬占GDP的比例反而越低。這反映了目前創新能力與教育的關聯性還較弱,通過提高地區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不一定會帶來勞動收入占比增加。
產業結構指標\\(E_SEC\\)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兩個模型的系數均為-0.03,表明第二產業占比越高的地區,勞動收入占比越低。工業化水平提高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并不意外,因為產業升級主要表現為資本對勞動要素的替代,自然導致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份額下降。
表2的結果還表明,一旦加入產業結構變量\\(E_SEC\\),價值鏈分工變量的回歸系數變小且不再顯著,這表明勞 動 收入占比與價值鏈分工的關系可能只存在弱相關性 \\(Bourguigion和Morrisson,1990\\),還有一些如產業升級等因素對勞動收入占比有重要影響。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目前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還是制造業企業,引入外商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而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導致國民產出中勞動要素獲得的份額相對減少。
應該明確的是,目前我國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使得在對全國分省區數據進行估計時,地區間的異方差問題可能導致估計的不一致或有偏。針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我們首先利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對整體面板數據重新進行了回歸\\(見附表2\\),結果表明FGLS回歸結果與表2一致。另外,表2中的有些統計量可能只是因為樣本中恰好包含一些非典型地區因素而導致了其結果呈現顯著性。為消除這一因素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因發展不均衡而導致的地區間國民收入分配差異,我們還做了分省區的樣本回歸,結果見表3。
表3的分析結果顯示,勞動力市場買方壟斷指標、人力資本和第二產業就業結構變量的回歸系數與之前針對全國樣本的分析類似。而本文主要關注的兩個變量———價值鏈分工和勞動力市場分割對勞動收入占比的影響效應確實存在區域性差異。
價值鏈分工變量的回歸系數在東部地區的3個模型中均顯著為負,表明在東部沿海地區,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越低的省份,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確實越低,這驗證了本文的基本判斷,即地區的價值鏈分工地位是導致勞動報酬占比不斷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在中西部地區,價值鏈分工的回歸系數卻均為正\\(其中西部地區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表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外資企業出口占比越高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越高,這顯然與本文的理論分析結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釋是:價值鏈分工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與地區的經濟開放水平、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當地區的經濟開放度較低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量較少,且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從而勞動收入占比增加,但隨著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與對外開放深化會相互促進,地區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擴大,生產技術水平提高,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會導致地區總產出的增長速度快于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因而國民總收入中勞動報酬份額相對減少。
勞動力市場分割變量REI的回歸系數在東、中部地區顯著為正,而在西部地區卻顯著為負。也就是說,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越高;而在西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卻越低,這基本上支持了李稻葵等\\(2009\\)的勞動收入占比隨著經濟發展呈U形變化的觀點。隨著我國中東部地區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的不斷深入,城鄉差距越大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也越高。
如果是一個封閉經濟體系,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勞動收入占比開始會下降;在工業化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后,資本、勞動要素稟賦會發生逆轉,勞動收入占比又會上升。目前中國所有地區的E_SEC回歸系數均為負,反映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依然對資本偏向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發揮著作用。這隱含的意思是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替代彈性較低,若資本存量下降不能被更多的勞動力所替代,將導致資本回報相對于勞動力增加得更多。
四、穩健性分析
上文的分析表明,價值鏈分工和勞動力市場分割是導致目前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這里主要是利用不同的價值鏈分工測量方法,考察上文的計量分析結果是否隨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而變化。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指標的不同度量。城鄉收入占比度量勞動力市場分割可能存在的問題是,無法區分城市化率對國民收入占比的影響。比如,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區,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往往越小,而在我國目前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這些地區一般也是二元經濟分割最嚴重的地區,外來勞動力流入的相對規模很大,外來過剩勞動力供給也更多。顯然,如果在度量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時不控制城市化率的影響,可能會得出一些誤導性結論。為了避免勞動力市場分割可能的測量誤差,作為穩健性檢驗,這里采用各省區的凈移民率作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測量指標,一個地區的凈移民率越高,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經濟問題越嚴重?？紤]到凈移民率的內生性問題,分析中采用的是滯后一期凈移民率數據。凈移民率數據來自《中國人口年鑒》,變量的時間跨度為2004-2009年。表4為分地區的2SLS回歸結果。
從全國樣本的分析結果看,隨著凈移民率的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會增加。也就是說,人口遷移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這對改善目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性失衡問題具有積極作用。
通過比較分區域回歸結果,我們也發現人口遷移因素對勞動收入占比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東部地區凈移民率的回歸系數為負,而中西部地區為正,不過,只有西部地區的兩個模型中回歸系數顯著。這里的分析結果與表3類似,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東部沿海省份已經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劉世錦等,2010\\),從要素流動的特征看,二元經濟壓低了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勞動收入占比,而在中部經濟相對落后省份,由于工業部門吸收的勞動力相對規模的限制,凈移民率\\(二元經濟\\)問題并不是造成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勞動力市場分割變量REI的回歸系數在東、中部地區顯著為正,而在西部地區卻顯著為負。也就是說,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越高;而在西部地區,城鄉收入差距越大的省份,勞動收入占比卻越低。農業社會中總產出絕大多數為勞動收入,而工業化會降低勞動收入占比,資本要素較多地參與分配。
\\(二\\)價值鏈分工指標的不同測度。全球價值鏈分工根本上改變的是新創造價值的分配關系,從動態關系上,這可以通過貿易條件進行度量,以反映各地區的國際分工相對地位。這里選取的是凈易貨貿易條件指數,它等于出口單位價值指數與進口單位價值指數的比率\\(基年2000年等于100\\)。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之前研究的因變量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收入法下GDP中勞動收入占比\\(見表5勞動收入占比-1\\),這里為了進行對比,增加了另外兩種不同的測度勞動收入占比的指標:總量經濟數據庫咨詢委員會\\(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所報告的中國1990年以來的勞動收入報酬占GDP比例\\(見表5勞動收入占比-2\\);考慮到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國際價值鏈分工對勞動要素收入的影響,將城鎮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也作為因變量。表5為相關分析結果。
在采用不同因變量的三個分析模型中,貿易條件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確實會緩解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的一個主要判斷,即提高我國的勞動收入占比不僅僅在于改變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分配關系,實際上提高經濟的整體創新能力、改善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也具有積極作用。
五、結論
經濟發展的本質在于提升全體居民的福利,中國經濟在改革以來的工業化過程中通過從價值鏈低端加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不斷消化大量的城鄉過剩勞動力,極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時,中國制造企業被發達國家購買者和生產者鎖定在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總產出的收入創造能力偏弱也是我國國民收入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變化特征提供了一個新的解讀框架,并利用分省區面板數據證實了全球價值鏈嵌入模式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具有重要影響?；镜陌l現有三點:
第一,中國的價值鏈分工地位加劇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從價值鏈低端加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這雖然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經濟增長中本土經濟要素的價值創造能力相對有限。而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低端價值鏈嵌入的發展模式已經受到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限制,地區間為吸引外資而開展的激烈競爭則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要素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勢地位,因而勞動收入占比出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已經成為社會總需求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降不僅影響了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均衡關系,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的過度依賴實際上也加大了中國經濟波動的風險。
第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和地區分割是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種效應存在明顯的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東部地區工業部門勞動力供給的相對過剩使工資增長遠落后于經濟增長,從而我國的勞動者整體報酬率呈現不斷下降的態勢。隨著中國“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其作為一個人口和勞動力資源大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化,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也在逐漸退化,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會出現反轉。也就是說,從長期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中的勞動報酬占比一般呈現倒U形變化趨勢。
第三,產業結構升級也是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因為相對而言,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總是伴隨著勞動力要素節約,而地區間招商引資競爭會使生產要素市場上資本的壟斷勢力增強,因而國民收入分配關系逐漸傾向于資本。要改善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性矛盾,應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尤其是通過結構性減稅、研發制度變革,促進處于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
壟斷地位的高端服務產業發展;同時,打破產業進入壁壘,構建良性的市場競爭環境,激發居民和企業的創新能力。也就是說,提高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根本上還是應通過自主創新創造更多的高收入就業機會,提升中國經濟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國家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價值創造能力不斷增強的過程中,真正改善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促進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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