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經濟學論文存在 “輕思想、重技術”偏向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我國經濟學不斷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經濟學研究和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輕思想、重技術”的偏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些經濟學論文缺乏理論基礎，只是片面追求計量技術的復雜性； 一些論文用大量的篇幅和復雜的模型解釋早已被論證過的問題或常識性的問題； 一些論文把本當用幾段話就可以說清楚的問題用非常復雜的數理模型來論證，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一些論文直接照搬國外的計量模型而無視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階段性； 甚至有些論文為了使用某種計量分析方法和模型，或者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結論而設計問題和隨意裁剪數據甚至編造數據，使得經濟學研究成了 “數學游戲”,經濟研究過程變成了操作統計分析軟件的過程。盡管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全球第一，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論文重點強調理論的創新性，即使是實證研究，也多是因為該實證研究能夠很巧妙地為有爭議的理論提供依據，推動理論的發展。因為理論是經濟運行規律的提煉，把握規律可以解釋眾多的現象。即使是對新問題的研究，但該問題所揭示的道理并未改變人們固有的理論認知也不會被頂級期刊所接受。而國內某些頂級經濟學期刊較強調問題的創新性，問題越宏觀、越熱點、越具體就越容易被選擇，而理論的重要性一般體現為需要有理論支撐而非一定要對理論有所貢獻。研究立意要求不同導致國內的經濟學研究缺乏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國內期刊所發表論文在國際經濟學界的整體地位不高。
一些專家認為，經濟學論文之所以會出現 “輕思想、重技術”的偏向，關鍵在于學術刊物發文標準、學術評價指標體系不合理。定量化的官方考核和科研評價壓力，使研究者成為生產、加工甚至包裝、推銷論文的 “學術工人”.過分重視數量而忽視質量的評價體系抑制了一些學者的學術批判精神和 “十年磨一劍”的精品意識。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思想性的缺失也與中國經濟學自身的轉型與發展有關。以市場為基本取向的經濟轉型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并以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現代化轉型。相對而言，傳統的經濟學研究偏重于思想，而技術性方法比較欠缺。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轉型過程中出現一些矯枉過正的苗頭，偏重于技術性的方法，盡管不可取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學術界存在一種誤解，把傳統研究等同于思想探究，把現代經濟學研究等同于數學分析。這種誤解不僅在一些比較年長的學者那里存在，在一些熱衷于技術方法的年輕學者那里同樣存在，只不過表現方式不同。前者據此偏執傳統邏輯分析，后者則據此追求數學時髦。
二、經濟學論文的思想性和技術性是辯證統一關系
有專家指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性與技術性，也可以說是學術性與方法性或者科學化與數學化 （ 數理化） ,做學問、寫文章，兩者都重要、不可缺少，應該努力實現兩者科學的統一。思想、理論要符合實際、正確、先進、科學； 方法、技術也要科學、先進、有效。由于經濟學的科學性的要求，需要借助于分析工具如數學、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等，使用這些工具具有三個優勢，即高度概括性、邏輯推理和高度嚴密。在經濟學和數學的關系上，數學改變了經濟學，對經濟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經濟學發展也促進了分析工具的不斷革新和進步。有學者強調，數學方法很重要，決不能輕視和否定。數學是經濟學的主要交流語言，強調科學、規范的方法論。數學語言應用于經濟學論文，提高了經濟學的研究效率，賦予理論觀點以共同語言，便于交流。只是主觀定性分析、文字說明，空洞抽象的論述，沒有圖表數據、定量分析、數學證明，容易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形，很難給出準確、嚴密、科學的思想或理論。但與此同時，人們早已注意到，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并表示出深深的擔憂，而這種趨勢也受到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
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經濟學論文的思想性與技術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具有一致性，應該攜手共生。思想是一項研究最為重要的內容，而技術是驗證思想的重要手段。沒有技術，很多思想無法驗證，思想就成為無根之花； 而沒有思想，技術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物，空洞且無味。
好的研究應該 “思想先行”、 “技術過關”,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技術方法不能代替思想性，但可以表達或促成思想性。經濟學技術方法是探究經濟規律的工具和手段，經濟學思想是該學科要表達的經濟概念、范疇、原則、結論等等認識方面的內容。經濟學的思想性必須要靠一定的技術方法來促成和表達。由于經濟現象關系復雜，經濟學思想浩如煙海，任何特定的方法都應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豐富的經濟學思想需要多種經濟學方法來形成，而多種經濟學方法才能促成豐富的經濟學思想。實證研究的前提設定和方法取舍充滿了思想，要對實證研究對象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論功底，從來就沒有 “純粹”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家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必須受思想的指導。不能將經濟學研究的規范性方法與實證性方法完全對立。注重歸納的規范性研究論文更加注重現實，但是邏輯的準確性稍有欠缺； 注重演繹的實證性研究論文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會稍打折扣。
三、經濟學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論創新是靈魂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任何好的研究、好的論文都要有思想性作為內核。要出好成果、寫出好文章，思想最根本、定性更重要。因為成果、文章的實質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對事物本質、特征和規律性的認識。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論。方法為思想服務，使之更準確、更嚴密、更科學、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很多人認為，學術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復雜、越新穎，論文質量越高，這使得目前的經濟學論文中復雜的數理模型比比皆是。然而，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對于經濟學論文而言，思想和問題才是核心，而方法只是工具，決不能本末倒置。評價論文所使用研究方法好壞的基本原則是，在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前提下，研究方法越簡捷越好。使用過于復雜和繁瑣的研究方法有時不但無助于提升文章質量，而且會適得其反。有專家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最終目的是改變人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因此，盡管其中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很重要，但思想性是最重要的。
有學者認為，在經濟學研究中，思想是第一性的，技術是第二性的。思想是靈魂，技術作為分析的工具、方法、手段等是為思想這個靈魂服務的。經濟學研究中思想的第一性還主要體現在，問題研究中的先驗分析或是定性分析很重要。經濟學中的問題研究實際上就是發現和組織一個有意義的經濟學故事，這一經濟學故事既要有理論或實踐的重大意義，又要符合客觀的邏輯規律，這就需要先驗分析或定性分析，然后才談得上選擇運用各種技術方法進行論證。當然也要正確認識技術性對思想性的影響。一方面，經濟學故事中所體現的思想性要依靠相應的與技術性有關的理論、模型、方法、數據、邏輯等的集成式的論述來完成。另一方面，技術為思想的真理性提供了有效的論證手段或途徑，使思想內涵的真理性建立在科學可信和充分有效的基礎上。技術也為思想的深度、高度、厚度乃至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分析空間。一方面，如博弈論、混沌理論、系統動力學、神經網絡分析等與技術相關的某些方法論工具，本身就內含有深刻的描述或揭示人的經濟行為及其關系的思想性。另一方面，許多定量分析方法，如馬爾科夫轉移區制模型、門檻效應回歸分析方法等，能有效反映和揭示我們增量式改革思路下經濟體制的轉型演化過程。
四、經濟學研究要堅持創新原則和問題導向
當前，提高我國經濟學研究水平必須進一步提高經濟學論文思想的深刻性和創新性。有學者指出，經濟學研究必須首先遵循創新的基本原則，這是最低要求，更高的要求便是要盡可能地去追求思想創新。這里的思想是指正確的、先進的、積極的思想。為此，首先作者要在思想性與技術性的良性互動中更好地展現思想的深刻性。有學者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與人的行為有關的研究就會非常復雜。因此，經濟學研究不能就事論事，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一是要頂天立地。問題研究最好是大時空的視角、小單元的細化結構分析，才能在經濟學研究中體現思想性與技術性的互動關系。二是要關注調整、分離、整合與權衡，就是要關注理論與應用的有機結合。有專家認為，一定的數學語言和表達方式可以提高經濟思想的準確、完善程度，但當一個學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考性越來越淡漠、越來越蒼白、越來越仰仗于漂亮的模型表達形式來證明自身的存在時，這一學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至少這一學科理論的深邃性是值得懷疑的。真正作為科學的經濟理論，應當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達方式的完美性的統一，而思想的復雜性和鮮明性又要求表達方式的多樣性和特殊性。
其次，要在經濟學研究和論文寫作中堅持問題導向。有學者指出，與歐美發達國家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同，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這使得中國經濟學研究肩負著 “雙重任務”,學者們不僅僅要像美國學者那樣為突破知識的邊界做出努力，還要深入研究當前中國所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全面分析并盡可能地為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是當代中國經濟學者所肩負的光榮使命和艱巨任務。因此，中國的經濟學論文要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目的在于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的形成機理，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這也將有力提升論文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要想全面理解和把握所要研究的經濟問題，并且希冀尋求有效的應對策略來 “解決問題”,必須深入分析問題的形成機制并采用適用的方法。這既是確保論文寫作質量和可讀性的關鍵，又是保證論文提出有效應對策略來 “解決問題”的必備前提。
此外，良好的學術環境和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與考評機制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思想理論創新至關重要。有學者認為，學術論文的引用率、轉載率的確是衡量其學術水平和價值的重要指標，但是如果主要以被收錄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數量來判斷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質量和水平，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因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發表的，能看懂中文學術論文的外國人又很少，而且堅持中國特色、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論文也很難得到西方國家認同，所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在除了中國以外的世界上的引用率、轉載率、收錄率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可能高。有學者指出，學術評價的根本標準應該是思想和方法的科學統一，其中思想創新是核心。要以是否符合實際、符合邏輯，是否說明事物現象及其變化規律，是否提出新發現、新思想、新方法，是否形成科學理論，是否解決了理論與實際問題作為學術評價體系的主要指標。
五、“衣冠禽獸”的是非曲直
“衣冠禽獸”的是非曲直龐楠衣冠禽獸，普通話讀音為“yīguānqínshòu”,一般辭書的解釋是：衣，衣服；冠，帽子；指穿著衣服、戴著帽子的禽獸，喻有華麗外表而品德敗壞、行為卑劣如同禽獸的人。其貶義指稱，最早見于晚明時代的文獻，如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明末陳汝元《金蓮記·構釁》：“妝成道學規模，飛語傷人……人人罵我做衣冠禽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yú竊賊）”.又見于清朝小說家李汝珍《鏡花緣》第43回：“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薄耙鹿谇莴F”,這個能指符號在現代人心目中浮現出來的印象是相當惡劣的，幾乎和沐猴而冠、人面獸心、魑魅魍魎相提并論。
近來偶閱《明史·輿服志》，才知“衣冠禽獸”本義絕非今日司空見慣之貶損色彩，《清史稿·輿服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原來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衣著穿戴法度森嚴，明代朝廷更是出臺了衣冠顏色、樣式上的細致規定，官員等級制度在衣服上有了標志性的體現。
明清兩代，文武官員的原則區別是“文禽武獸”,文官官服繡有飛禽，武官官服繡上走獸，其等級差別主要體現在官服顏色、補服和帽子上。補服，無領、對襟、比袍短、比褂長，綴有補子，上繡各種圖案，每種圖案代表一定的等級。補服是區分文武官職品級的主要標志。明清兩朝官職無論文武皆為九品十八級。明代文官一到四品著緋袍，繡仙鶴、錦雞、孔雀、云雁；五到七品為青袍，繡白鷴、鷺鷥、；八九品是綠袍，繡黃鸝、鵪鶉，飛禽寓意聰穎、吉祥。武將一到四品著緋袍，繪麒麟、獅子、老虎、豹子；五到七品為青袍，五品繪熊羆、六七品繪彪；八九品為綠袍，繪犀牛、海馬，走獸代表勇敢、兇猛。在清代，補服也叫補褂，石青色，是主要官服，形制比明朝略小。具體而言，文官九品分著仙鶴、錦雞、孔雀、鴛鴦、白鷴、鷺鷥、溪敕、黃鸝、鵪鶉補服；武官外服，一至六品分別是麒麟、獅子、豹、虎、熊羆、彪，七八品為犀牛、九品是海馬。清代文官武職帽子頂子的區別是一樣的，有紅寶石、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硨磲、素金、陰文鏤花金、陽文鏤花金頂九種。
只有吃皇糧的人才有資格穿著這樣的衣服、帽子，所以人們專稱文武官員為“衣冠禽獸”,本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贊美詞，是官員身份、官銜和地位的象征。不過，才至晚明時期，由于官場腐敗，社會風氣浮華奢靡，士人們大都丟棄了“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而且薪俸過低，官窮民富，官員極力搜刮民脂民膏、魚肉百姓，名聲越來越臭，以至于褒贊有加的“衣冠禽獸”未歷區區有明一朝，便出現了急劇的色彩變化，由褒而貶，似乎都沒經過中間過渡。上揭三例出自明末清初文人載記，概去衣冠禽獸之產生為時不遠矣。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我國經濟學不斷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經濟學研究和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輕思想、重技術”的偏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一些經濟學論文缺乏理論基礎，只是片面追求計量技術的復雜性； 一些論文用大量的篇幅和復雜的模型解釋早已被論證過的問題或常識性的問題； 一些論文把本當用幾段話就可以說清楚的問題用非常復雜的數理模型來論證，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一些論文直接照搬國外的計量模型而無視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階段性； 甚至有些論文為了使用某種計量分析方法和模型，或者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結論而設計問題和隨意裁剪數據甚至編造數據，使得經濟學研究成了 “數學游戲”,經濟研究過程變成了操作統計分析軟件的過程。盡管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全球第一，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論文重點強調理論的創新性，即使是實證研究，也多是因為該實證研究能夠很巧妙地為有爭議的理論提供依據，推動理論的發展。因為理論是經濟運行規律的提煉，把握規律可以解釋眾多的現象。即使是對新問題的研究，但該問題所揭示的道理并未改變人們固有的理論認知也不會被頂級期刊所接受。而國內某些頂級經濟學期刊較強調問題的創新性，問題越宏觀、越熱點、越具體就越容易被選擇，而理論的重要性一般體現為需要有理論支撐而非一定要對理論有所貢獻。研究立意要求不同導致國內的經濟學研究缺乏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國內期刊所發表論文在國際經濟學界的整體地位不高。
一些專家認為，經濟學論文之所以會出現 “輕思想、重技術”的偏向，關鍵在于學術刊物發文標準、學術評價指標體系不合理。定量化的官方考核和科研評價壓力，使研究者成為生產、加工甚至包裝、推銷論文的 “學術工人”.過分重視數量而忽視質量的評價體系抑制了一些學者的學術批判精神和 “十年磨一劍”的精品意識。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思想性的缺失也與中國經濟學自身的轉型與發展有關。以市場為基本取向的經濟轉型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并以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現代化轉型。相對而言，傳統的經濟學研究偏重于思想，而技術性方法比較欠缺。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轉型過程中出現一些矯枉過正的苗頭，偏重于技術性的方法，盡管不可取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學術界存在一種誤解，把傳統研究等同于思想探究，把現代經濟學研究等同于數學分析。這種誤解不僅在一些比較年長的學者那里存在，在一些熱衷于技術方法的年輕學者那里同樣存在，只不過表現方式不同。前者據此偏執傳統邏輯分析，后者則據此追求數學時髦。
二、經濟學論文的思想性和技術性是辯證統一關系
有專家指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性與技術性，也可以說是學術性與方法性或者科學化與數學化 （ 數理化） ,做學問、寫文章，兩者都重要、不可缺少，應該努力實現兩者科學的統一。思想、理論要符合實際、正確、先進、科學； 方法、技術也要科學、先進、有效。由于經濟學的科學性的要求，需要借助于分析工具如數學、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等，使用這些工具具有三個優勢，即高度概括性、邏輯推理和高度嚴密。在經濟學和數學的關系上，數學改變了經濟學，對經濟學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經濟學發展也促進了分析工具的不斷革新和進步。有學者強調，數學方法很重要，決不能輕視和否定。數學是經濟學的主要交流語言，強調科學、規范的方法論。數學語言應用于經濟學論文，提高了經濟學的研究效率，賦予理論觀點以共同語言，便于交流。只是主觀定性分析、文字說明，空洞抽象的論述，沒有圖表數據、定量分析、數學證明，容易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形，很難給出準確、嚴密、科學的思想或理論。但與此同時，人們早已注意到，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并表示出深深的擔憂，而這種趨勢也受到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的批評。
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為，經濟學論文的思想性與技術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具有一致性，應該攜手共生。思想是一項研究最為重要的內容，而技術是驗證思想的重要手段。沒有技術，很多思想無法驗證，思想就成為無根之花； 而沒有思想，技術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物，空洞且無味。
好的研究應該 “思想先行”、 “技術過關”,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技術方法不能代替思想性，但可以表達或促成思想性。經濟學技術方法是探究經濟規律的工具和手段，經濟學思想是該學科要表達的經濟概念、范疇、原則、結論等等認識方面的內容。經濟學的思想性必須要靠一定的技術方法來促成和表達。由于經濟現象關系復雜，經濟學思想浩如煙海，任何特定的方法都應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豐富的經濟學思想需要多種經濟學方法來形成，而多種經濟學方法才能促成豐富的經濟學思想。實證研究的前提設定和方法取舍充滿了思想，要對實證研究對象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論功底，從來就沒有 “純粹”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家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必須受思想的指導。不能將經濟學研究的規范性方法與實證性方法完全對立。注重歸納的規范性研究論文更加注重現實，但是邏輯的準確性稍有欠缺； 注重演繹的實證性研究論文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會稍打折扣。
三、經濟學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論創新是靈魂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任何好的研究、好的論文都要有思想性作為內核。要出好成果、寫出好文章，思想最根本、定性更重要。因為成果、文章的實質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對事物本質、特征和規律性的認識。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論。方法為思想服務，使之更準確、更嚴密、更科學、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很多人認為，學術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復雜、越新穎，論文質量越高，這使得目前的經濟學論文中復雜的數理模型比比皆是。然而，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對于經濟學論文而言，思想和問題才是核心，而方法只是工具，決不能本末倒置。評價論文所使用研究方法好壞的基本原則是，在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前提下，研究方法越簡捷越好。使用過于復雜和繁瑣的研究方法有時不但無助于提升文章質量，而且會適得其反。有專家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最終目的是改變人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因此，盡管其中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很重要，但思想性是最重要的。
有學者認為，在經濟學研究中，思想是第一性的，技術是第二性的。思想是靈魂，技術作為分析的工具、方法、手段等是為思想這個靈魂服務的。經濟學研究中思想的第一性還主要體現在，問題研究中的先驗分析或是定性分析很重要。經濟學中的問題研究實際上就是發現和組織一個有意義的經濟學故事，這一經濟學故事既要有理論或實踐的重大意義，又要符合客觀的邏輯規律，這就需要先驗分析或定性分析，然后才談得上選擇運用各種技術方法進行論證。當然也要正確認識技術性對思想性的影響。一方面，經濟學故事中所體現的思想性要依靠相應的與技術性有關的理論、模型、方法、數據、邏輯等的集成式的論述來完成。另一方面，技術為思想的真理性提供了有效的論證手段或途徑，使思想內涵的真理性建立在科學可信和充分有效的基礎上。技術也為思想的深度、高度、厚度乃至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分析空間。一方面，如博弈論、混沌理論、系統動力學、神經網絡分析等與技術相關的某些方法論工具，本身就內含有深刻的描述或揭示人的經濟行為及其關系的思想性。另一方面，許多定量分析方法，如馬爾科夫轉移區制模型、門檻效應回歸分析方法等，能有效反映和揭示我們增量式改革思路下經濟體制的轉型演化過程。
四、經濟學研究要堅持創新原則和問題導向
當前，提高我國經濟學研究水平必須進一步提高經濟學論文思想的深刻性和創新性。有學者指出，經濟學研究必須首先遵循創新的基本原則，這是最低要求，更高的要求便是要盡可能地去追求思想創新。這里的思想是指正確的、先進的、積極的思想。為此，首先作者要在思想性與技術性的良性互動中更好地展現思想的深刻性。有學者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與人的行為有關的研究就會非常復雜。因此，經濟學研究不能就事論事，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一是要頂天立地。問題研究最好是大時空的視角、小單元的細化結構分析，才能在經濟學研究中體現思想性與技術性的互動關系。二是要關注調整、分離、整合與權衡，就是要關注理論與應用的有機結合。有專家認為，一定的數學語言和表達方式可以提高經濟思想的準確、完善程度，但當一個學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考性越來越淡漠、越來越蒼白、越來越仰仗于漂亮的模型表達形式來證明自身的存在時，這一學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至少這一學科理論的深邃性是值得懷疑的。真正作為科學的經濟理論，應當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達方式的完美性的統一，而思想的復雜性和鮮明性又要求表達方式的多樣性和特殊性。
其次，要在經濟學研究和論文寫作中堅持問題導向。有學者指出，與歐美發達國家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同，目前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這使得中國經濟學研究肩負著 “雙重任務”,學者們不僅僅要像美國學者那樣為突破知識的邊界做出努力，還要深入研究當前中國所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全面分析并盡可能地為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是當代中國經濟學者所肩負的光榮使命和艱巨任務。因此，中國的經濟學論文要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目的在于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的形成機理，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這也將有力提升論文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要想全面理解和把握所要研究的經濟問題，并且希冀尋求有效的應對策略來 “解決問題”,必須深入分析問題的形成機制并采用適用的方法。這既是確保論文寫作質量和可讀性的關鍵，又是保證論文提出有效應對策略來 “解決問題”的必備前提。
此外，良好的學術環境和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與考評機制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思想理論創新至關重要。有學者認為，學術論文的引用率、轉載率的確是衡量其學術水平和價值的重要指標，但是如果主要以被收錄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數量來判斷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質量和水平，是不全面、不準確的。因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發表的，能看懂中文學術論文的外國人又很少，而且堅持中國特色、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論文也很難得到西方國家認同，所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在除了中國以外的世界上的引用率、轉載率、收錄率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可能高。有學者指出，學術評價的根本標準應該是思想和方法的科學統一，其中思想創新是核心。要以是否符合實際、符合邏輯，是否說明事物現象及其變化規律，是否提出新發現、新思想、新方法，是否形成科學理論，是否解決了理論與實際問題作為學術評價體系的主要指標。
五、“衣冠禽獸”的是非曲直
“衣冠禽獸”的是非曲直龐楠衣冠禽獸，普通話讀音為“yīguānqínshòu”,一般辭書的解釋是：衣，衣服；冠，帽子；指穿著衣服、戴著帽子的禽獸，喻有華麗外表而品德敗壞、行為卑劣如同禽獸的人。其貶義指稱，最早見于晚明時代的文獻，如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明末陳汝元《金蓮記·構釁》：“妝成道學規模，飛語傷人……人人罵我做衣冠禽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yú竊賊）”.又見于清朝小說家李汝珍《鏡花緣》第43回：“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薄耙鹿谇莴F”,這個能指符號在現代人心目中浮現出來的印象是相當惡劣的，幾乎和沐猴而冠、人面獸心、魑魅魍魎相提并論。
近來偶閱《明史·輿服志》，才知“衣冠禽獸”本義絕非今日司空見慣之貶損色彩，《清史稿·輿服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原來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衣著穿戴法度森嚴，明代朝廷更是出臺了衣冠顏色、樣式上的細致規定，官員等級制度在衣服上有了標志性的體現。
明清兩代，文武官員的原則區別是“文禽武獸”,文官官服繡有飛禽，武官官服繡上走獸，其等級差別主要體現在官服顏色、補服和帽子上。補服，無領、對襟、比袍短、比褂長，綴有補子，上繡各種圖案，每種圖案代表一定的等級。補服是區分文武官職品級的主要標志。明清兩朝官職無論文武皆為九品十八級。明代文官一到四品著緋袍，繡仙鶴、錦雞、孔雀、云雁；五到七品為青袍，繡白鷴、鷺鷥、；八九品是綠袍，繡黃鸝、鵪鶉，飛禽寓意聰穎、吉祥。武將一到四品著緋袍，繪麒麟、獅子、老虎、豹子；五到七品為青袍，五品繪熊羆、六七品繪彪；八九品為綠袍，繪犀牛、海馬，走獸代表勇敢、兇猛。在清代，補服也叫補褂，石青色，是主要官服，形制比明朝略小。具體而言，文官九品分著仙鶴、錦雞、孔雀、鴛鴦、白鷴、鷺鷥、溪敕、黃鸝、鵪鶉補服；武官外服，一至六品分別是麒麟、獅子、豹、虎、熊羆、彪，七八品為犀牛、九品是海馬。清代文官武職帽子頂子的區別是一樣的，有紅寶石、珊瑚、藍寶石、青金石、水晶、硨磲、素金、陰文鏤花金、陽文鏤花金頂九種。
只有吃皇糧的人才有資格穿著這樣的衣服、帽子，所以人們專稱文武官員為“衣冠禽獸”,本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贊美詞，是官員身份、官銜和地位的象征。不過，才至晚明時期，由于官場腐敗，社會風氣浮華奢靡，士人們大都丟棄了“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而且薪俸過低，官窮民富，官員極力搜刮民脂民膏、魚肉百姓，名聲越來越臭，以至于褒贊有加的“衣冠禽獸”未歷區區有明一朝，便出現了急劇的色彩變化，由褒而貶，似乎都沒經過中間過渡。上揭三例出自明末清初文人載記，概去衣冠禽獸之產生為時不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