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休克療法”即激進式改革是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捷徑，也是惟一可行的選擇。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自己的實際出發，突破了西方經濟學家的狹隘視野，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漸進式改革道路。正是在這種遠遠偏離了正統經濟學教義的“不完全”改革過程中，中國經濟以幾乎全球最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市場化進程也非常顯著。這個事實難以用主流經濟學的原理加以說明，這種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國劍橋大學的彼得·諾蘭稱為“中國之謎”.為破解“中國之謎”,國內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各種各樣頗有見地的見解。對“中國之謎”詮釋的主要觀點進行解析，無疑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初始條件視角下對“中國之謎”的詮釋
（ 一） 何謂“初始條件說”?
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轉軌大國，在大致相同的體制背景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體制轉軌之路。中國的巨大成功和俄羅斯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經常被用來證明漸進式改革優于激進式改革，但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吳永泰得出了與之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條件，而不能歸因于漸進式改革方式。
薩克斯和吳永泰 1994 年在《中國、東歐和前蘇聯經濟改革中的結構要素》中明確提出，中國和前蘇聯、東歐是在非常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開始改革進程的。在改革初期，中國作為一個勞動力以農民為主的農業社會，面臨的是在正常的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典型問題，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率高的工業部門轉移的問題； 而在前蘇聯，由于城市化和過度重工業化進程已完成，其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結構性調整，即減少低效率和受補貼工業部門的就業而增加高效率的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新的就業機會。相比之下，正常的經濟發展要比結構性調整來得容易.具體地說，中國和前蘇聯經濟結構的差異主要有這樣幾點： （ 1） 勞動力就業結構存在巨大差異。
改革開始時，中國農業勞動力在就業結構中占71% ,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國有部門的規模很小，1978 年國有企業職工在就業勞動力中的比重只有18. 6% .而在前蘇聯，40% 以上的勞動力在工業部門，只有 14%的勞動力分布在農業部門。國營部門中就業人數占絕對優勢，1985 年 93%的勞動力在國有企業（ 包括國有農場） 中就業。（ 2） 社會保障覆蓋面差異懸殊。中國的社會保障網絡只覆蓋了僅占總人口 20%左右的國有部門職工，所以，中國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總支出占 GNP 的比重較小。而前蘇聯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內容廣泛，其范圍更是幾乎涵蓋全體勞動力。（ 3） 經濟的中央計劃程度和中央控制水平差別較大。一是前蘇聯的經濟計劃范圍廣泛，涉及的商品約有 25 萬種，而中國的計劃僅包括1200 種商品。二是前蘇聯的經濟計劃具有更大的強制性，中國經濟計劃管理則內在地具有“不緊不硬、討價還價”的特征，中國地方政府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即使在計劃經濟處于巔峰狀態時，中國農村仍然有大約 3 萬個活躍的集市貿易市場。
以上三個方面體現了中國的“落后”,恰恰因為落后而具有改革的“落后優勢”.改革初期國有經濟份額僅占不到 30%,這就為非國有經濟留下了發展空間； 將近 3/4 的勞動力不受任何社會保障和預算硬約束的支配，一旦政策允許，便會由低收益的農業部門逐步地流入到新的經濟部門中去，而且社會保障程度低意味著改革負擔??； 一定的市場基礎，加之計劃的松散性，為資源向傳統體制下受壓抑的非國有部門轉移提供了可能。前蘇聯則不然，國有經濟的絕對優勢地位、廣泛的社會福利保障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成為前蘇聯經濟轉軌的障礙因素，妨礙勞動力、資金和物資從舊體制中釋放出來向非國有部門轉移?？傊?，薩克斯和吳永泰認為，盡管漸進式改革方式有著根本的缺陷，但中國改革開始時具有一些有利的結構因素，它們充分彌補了漸進式戰略的缺陷，中國經濟和俄羅斯經濟在改革后的績效差異主要可用改革前的經濟結構的差別來解釋。上述有利的初始條件是中國所特有的，因此，中國的成功只是一種例外.
（ 二） 對“初始條件說”的評析
客觀地說，在改革起步時，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外部環境等方面的確有著其他轉軌國家所不具備的一些有利條件，這些有利條件無疑對漸進式改革的順利推進起了積極作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化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社會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但“初始條件說”在比較中國與前蘇聯、東歐國家不同的改革經歷時，顯然過分夸大了初始條件的作用。
（ 1） 不同國家在改革開始時會面臨著不完全相同的初始條件，不同的初始條件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經濟改革的進程和結果。但是，初始條件畢竟只是改革的一種外部環境，是外在的因素，它不可能完全決定改革的方向和進程，也不能決定改革的成敗。因為改革是人們的一種自覺的行為，是充滿生機、創造、選擇的社會實踐。我們知道，單純的社會環境不能決定歷史，歷史是社會實踐創造的，環境會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改變。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時，曾鮮明指出，自然條件對勞動生產率有一定的影響，因而對能夠提供多少剩余勞動也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決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因為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余勞動的可能性，而絕不提供它的現實性。同樣的道理，有利的初始條件只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有利的初始條件并不必然導致改革的成功，不利的初始條件也不必然導致改革的失敗。最終決定改革成敗的還在于人們是否選擇了正確的改革之路。當改革方式切合實際，即主觀與客觀相符合、改革的實踐與社會的規律相協調時，改革就會成功； 反之，就會失敗。
（ 2） 初始條件的有利和不利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首先，中國是一個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發展中大國，相對發達的工業與落后的異常龐大的農業同時并存，改革的任務是雙重的，既要實現經濟結構的工業化，又要實現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的調整成本必然相當大。從理論上講，中國現在進行的轉型要比其他已經工業化的計劃經濟國家的轉型要困難得多； 其次，中國經濟落后、工業化程度低，既有有利于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轉換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市場發育的一面。俄羅斯工業化程度高、固然結構調整的難度大，但工業基礎好，人口文化素質高，意味著國民經濟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實力。
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忽視另一面，只看到中國的獨特性，而全然無視俄羅斯在文化、歷史、自然、人力稟賦上的相對優勢，是令人費解的； 最后，有些看似有利的條件其實并不是中國的優勢所在。例如，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最重要、最艱難的環節。
中國國有企業覆蓋面狹窄、國有企業工人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低常常被當作是中國改革比俄羅斯容易的最有利證據。事實上，雖然中國國營工業在國民經濟總值中的比重和國有企業工人在總就業人口中比重都比俄羅斯低，但由于中國人口多，中國工人的絕對人數也就更多。在前蘇聯有 3500 萬產業工人，今日的俄羅斯有 2300 萬產業工人，中國產業工人在 1980 年為 4700 萬，1992 年則達到 1. 02億.照此說來，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艱難?？傊?，把初始條件看作是決定不同改革績效的主要因素或決定性因素，實際上是回避了對改革過程的深入考察，并沒有對中國改革提出的挑戰作出真正的回答。正如張軍博士所說“這些優勢也許能更好地用于說明為什么中國選擇了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是‘錯誤’的制度與政策時卻未產生完全糟糕的后果，而不應該用它們來解釋中國的改革為什么能成功以及用來替代中國改革方式對其經濟成功的主要作用?！?/p>
二、改革策略視角下對“中國之謎”的詮釋
（ 一） 何謂“雙軌制說”?
諾頓和麥金農等經濟學家反對薩克斯等人過分夸大結構因素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釋中國改革績效的主要變量，是中國改革績效優于俄羅斯的主要原因。諾頓 1994 年在《改革計劃經濟： 中國獨特嗎？》一文中把中國改革方式的特點概括為九個方面，但就改革策略而言，他特別強調的是體制上的雙軌制。根據諾頓的分析，中國經濟改革中采用雙軌制，原有的國家壟斷有所放松，從而使新興部門迅速進入，由此創造了競爭，競爭的壓力反過來又必然使國有部門得到自我改善，結果雙軌制的存在使中國的改革過程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在中國，同樣有一部分學者對雙軌制在中國改革中的作用給予高度重視，但因側重點不同，便形成了“所有制雙軌說”和“價格雙軌說”兩大理論。
“所有制雙軌說”又稱為“增量改革說”、“體制外突破論”.樊綱認為，我國漸進式改革的實質是在舊體制因阻力較大還改不動的時候，先在其旁邊或周圍發展起新體制或新的經濟成分（ 如市場定價機制、各種形式的非國有經濟等等） ,隨著這部分經濟成分的發展壯大、經濟結構的不斷變化和體制環境的不斷改革，逐步改革舊體制。因此，雙軌制過渡成為我國改革的一種基本方式。在眾多領域的雙軌制中，最重要、影響最重大、最深遠的雙軌制是所有制結構中的雙軌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國有經濟部分的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而是由于非國有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與“所有制雙軌說”不同，“價格雙軌說”把著眼點放到了體制內改革上，認為中國的國有經濟是改革后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所以，又被稱為“體制內改革說”.張軍指出，中國的雙軌制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在中國實行的是一種配額約束下的價格雙軌制?！绑w制外”改革成功的基礎之一是能夠在改革初期保持“體制內”（ 國有部門） 的平穩過渡，如果沒有“體制內”的平穩過渡，體制外一塊（ 非國有部門）僅靠犧牲體制內一塊獲得發展，那么過渡初期就會出現“L 型”增長曲線，即經濟嚴重滑坡，因為國有經濟比重大，由投入品流失造成的國有部門的生產下降會比非國有部門的增長更迅速。而中國的價格雙軌制并沒有破壞傳統的計劃分配體系，價格的自由化只是發生在生產的“計劃外”部門。有了配額約束，非國有部門只能以市場價格來獲得“計劃外”的產出或投入品，而不能靠挖國有部門的墻角來發展，從而既維持了體制內的平穩增長，又推進了“計劃外”的增長.
（ 二） 對“雙軌制說”的評析
從中國 30 多年的改革進程來看，雙軌制被應用于改革的許多領域，先后出現過各種各樣的雙軌制，如價格雙軌制、外匯雙軌制、勞動就業雙軌制、所有制雙軌制、社會保障雙軌制等等。由此可見，“雙軌制說”捕捉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最重要的特征，為我們理解中國經濟改革方式和解釋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分析。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無論是“所有制雙軌說”還是“價格雙軌說”,都僅僅是抓住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一個側面，不足以反映改革的全貌和總體特征，也就不能真正說明中國漸進式改革成功的內在邏輯和根本原因。
“所有制雙軌說”的局限性在于： （ 1） 中國的改革并不像該觀點的持有者所認為的那樣，主要是繞過國有部門的所謂“體制外”的改革。事實上，自1984 年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到城市以來，始終把國有企業的改革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來抓，為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中國的國有經濟體制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漸進式改革只是一種“體制外”改革而不涉及“體制內”問題，那么，這種改革根本不可能向前推進，更不可能獲得成功。中國式漸進改革的突出特征是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突破相結合，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相統一。（ 2） 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其狀況對改革的成敗影響重大。雖然由于非國有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使國有工業的產出占總產出的份額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逐步減少，但是直至 1992 年之前，國有工業部門的產出仍占據了全國工業總產出的一半以上，雖然相比較而言，國有企業的效益下降，但是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改革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是提高的。
因此，在分析我國漸進改革時，完全拋開國有經濟的作用或者對國有經濟的作用持過于消極的評價，是沒有道理的.（ 3） “體制外改革”理論不足以刻畫中國經濟改革中漸進式方式的獨特性，因為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的并存幾乎是所有實行過漸進改革方式的國家所面臨的共同特征。前蘇聯上世紀 80 年代的局部改革就典型地形成了一個“體制外部門”,但卻沒有獲得計劃外增長。如果說用“體制外改革”來解釋中國的成功尚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卻無法揭示前蘇聯的經歷。（ 4） “所有制雙軌說”更多地停留在中國經濟改革現象的描述上，它沒有全面揭示“體制外”改革與“體制內”改革的關系，也沒有認真研究所有制上的雙軌制是如何并且是否一定會帶來過渡經濟的增長。
“價格雙軌說”也存在著自身的不足： （ 1） “價格雙軌說”對國有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是有限的，因為按照這一理論，國有經濟的增長是在維持舊的計劃和分配條件下實現的。然而，如果不從根本上打破舊的體制，不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不按市場經濟的要求重塑自己，國有經濟是不可能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不可能獲得持續穩定的增長的。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按配額約束計劃控制價調節來保證計劃內產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計劃邊界之外的自由浮動價格與市場相聯系，學會有關市場經濟的新知識，培植市場機制要素，這一點恰恰被忽略掉。（ 2） 對價格雙軌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客觀、公正的評價。價格雙軌制最大的歷史功績在于，它開辟了在現實條件下價格體制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推動了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把市場機制引入了國營企業的生產與交換中，使企業行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也應看到，價格雙軌制不過是漸進改革中的一項過渡性制度安排，它沒有克服計劃體制固有的種種缺陷，也不能解決由它引起的兩重機制的矛盾問題，還存在著抑制企業進入市場，阻礙企業接受市場控制的消極作用---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得計劃平價物資，企業不是積極開拓市場，努力降低單耗，而是不遺余力地與政府討價還價。因此，看不到價格雙軌制對企業內部機制轉換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是錯誤的，而離開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措施，僅僅把國有企業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歸結為價格雙軌制，同樣是不正確的。江小涓等人通過對中國若干行業體制轉軌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 在改革啟動和推進過程中，“雙軌制”的作用不明顯.
三、發展戰略視角下對“中國之謎”的詮釋
（ 一） 何謂“發展戰略說”?
在國內學者中，有人獨辟蹊徑，用發展戰略的改變來概括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林毅夫等人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由此內生出“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結構---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計劃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結果造成產業結構扭曲和經濟效率低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矯正結構扭曲，改進勞動激勵，提高經濟效率。既然中國的傳統經濟結構是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產物，那么，經濟改革的核心就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在改革過程中，中國首先賦予微觀經營單位自主權，以改進激勵結構和創造出新的資源流量，在此基礎上，將通過改進物質刺激創造出的新的資源配置到傳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受壓抑的部門。由于資源存量的生產沒有遭受破壞，而新創造的資源配置到了與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相一致的部門，避免了“存量導向”策略所引起的“J 型曲線”的后果，國民經濟在改革期間實現了持續、快速的增長。而且，一旦擴大企業自主權，也就打破了傳統經濟結構的整體性。由于來自非國有企業和具有自主權的國有企業的沖擊，原有的計劃配置資源制度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在愈益難以維持的情況下被逐漸揚棄了，“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變化.
（ 二） 對“發展戰略說”的評析
“發展戰略說”對傳統計劃經濟的形成與趕超戰略之間因果關系的分析，有一定的現實成分。但是，將中國與原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這樣一種重大的社會沖突過程歸結為政府發展戰略的改變，僅僅依據這一點來解釋體制的變遷和改革的成功，則難免有些欠妥。（ 1） 趕超戰略只是傳統計劃經濟形成的一個原因，而不是惟一的原因，除此之外，對社會主義的教條理解、自然經濟的傳統、戰爭時期供給制的沿襲、蘇聯模式的影響等，都是導致傳統體制產生的重要因素。不能只把計劃經濟的建立與趕超戰略掛鉤。（ 2） 林毅夫等人認為，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只要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必然會形成相似的經濟體制。并舉例說，諸如印度這樣的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選擇了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相同的發展戰略，因而也有相同的政策環境和行政控制。事實上，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只是前蘇聯、東歐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國的確都先后采取過趕超戰略，但它們的經濟是以混合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其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不可同日而語。
（ 3）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含廣泛而深刻的內容： 重塑市場微觀主體、建立健全的市場體系，完善市場機制，培育適宜市場發育的制度環境，轉變政府職能等。放棄傳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矯正已偏斜的經濟結構，只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因此，僅用發展戰略改變難以概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本質方面，僅依據這一點來解釋體制的變遷和改革的成功，其說服力是有限的。
四、改革方式視角下對“中國之謎”的詮釋
（ 一） 何謂“自由改革說”?
在國際上，有少數學者尤其是俄羅斯學者持有這樣一種看法： 中國之所以取得比俄羅斯更好的改革績效，是因為中國的改革比俄羅斯更激進。俄學者伊拉里奧諾夫在《中國經濟奇跡的秘密》一文中談到，經濟政策的性質是使中國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與廣泛普及的概念不同，1979-1997 年中國實行了非逐步的卻又自由的經濟改革，中國改革的自由性和徹底性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前所未有地減輕國家對各方面的負擔，以保證中國經濟取得創紀錄的增長速度，是采取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結果。與中國的改革相比，俄羅斯的改革是不徹底的和逐步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過去和現在都比中國多得多.在國內，也有個別經濟學家對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概括為“漸進式改革”提出異議和批評。吳敬璉曾公開指出，“漸進改革論”是不符合中國改革實際的.
（ 二） 對“自由改革說”的評析
這一理論分析不乏新意，但不論其邏輯推斷過程還是最終的結論，都令人難以茍同： （ 1） 激進改革是有特定內涵的，它由穩定宏觀經濟、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三部分組成，采用激進改革方案，意味著要實行嚴格的貨幣財政政策，迅速放開價格，盡快改造國有經濟，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根據這一標準，中國的改革是無論如何不能用激進改革來定義的。（ 2）無論采用漸進改革方式還是激進改革方式，新體制的建立都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通常情況下，激進改革速度快，過渡期短，但是，不能倒果為因，因為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比俄羅斯更快、更顯著，就斷定中國的改革方式比俄羅斯更激進，要知道，成功的漸進改革不一定比舉步維艱的激進改革花費更長的時間。（ 3）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就整個改革進程而言的，并非指所有的時期和所有的方面都要采取緩慢的輕微的變動方式，以某些時候或某些方面的快速躍進為依據，斷言中國的改革屬激進而非漸進，難免有些以偏概全。
客觀地說，上面四種解釋都有其獨到之處，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都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沒有抓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方面。事實上，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本身并無優劣之分，只有切合本國實際的改革方式才是最優的。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找到一條切合自己實際的漸進式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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