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國際服務外包\\(Internationa lServiceOut sourcing\\)是隨著新一輪國際產業分工深入發展而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它涉及軟件信息、客戶服務、通信、金融和醫藥等多個領域，能促進一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大量就業崗位，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是構成現代化服務業的重要新型戰略產業之一。
2012年，全球服務外包總合同金額達到9910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20．85%。全球服務外包產業結構的現狀是，產業高端價值鏈雖然仍由美歐等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EMES\\)迅速崛起，在國際服務外包承接規模上囊括了前十位，同時自2011年開始，中國持續保持國際服務外包承接國第二位，僅次于印度。據商務部2013年統計數字顯示，2008～2012年，我國國際服務外包執行額由46．9億美元增長至336．4億美元，年均增幅超過60%;所占全球國際外包市場份額也由2008年的7．7%增長至2012年的27．7%，提高了20個百分點，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縱觀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際服務外包發展過程，不難發現該產業的快速發展與各國政府的扶持政策緊密相連。比如在印度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國際服務外包承接國的20余年中，與軟件業尤其是軟件出口相關的寬松性關稅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都給了印度國際服務外包產業充分的支持，多家跨國公司在印度設立出口導向型子公司，印度的班加羅爾成為全球軟件服務交付中心，開啟了經典的“離岸開發中心”模式。中國自2006年開始推行“千百十”工程，實行財政資金扶持、稅收政策優惠、外匯流程簡化等一系列政策，推動了國際服務外包產業迅猛發展。但是現有文獻中，關于經濟政策對國際服務外包發展影響的量化分析較少，有的學者集中于稅收政策的效應分析，幾乎沒有學者關注貨幣政策和開放政策等對國際服務外包的重要影響。本文引入三元悖論模型框架，選取一國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開放政策進行量化，來探究這三大政策對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影響。
二、理論框架與模型設定
\\(一\\)三元悖論指標體系
本文的理論基礎來源于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論理論，該理論是指:在一個資本完全流動的開放經濟體中，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無法共存。即如果將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看作政府可供選擇的三大政策目標，則可同時實現其中兩個，而無法同時滿足三個。這一理論框架被Ajzenman發展成為三元悖論三角，即將這三個政策目標看作一個三角形的三條邊，可以同時選擇兩條邊，卻無法同時照顧到三條邊。
Ajzenman還將三元悖論理論進行了量化，建立了三元悖論模型，對三大政策目標用數學公式進行度量。
本文沿用該模型并進行適當修正，使之適用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實際情況，用于考察這些政策的實施對這些國家的國際服務外包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1．獨立貨幣政策指數\\(MonetaryIndependence，MI\\)
一國實行獨立貨幣政策表明該國政府靈活使用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出發點是基于本國實際經濟情況，通過自由調節利率來穩定和刺激經濟增長，受到大國貨幣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干擾較少。Daly認為一國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有助于增強公眾對政府維持經濟平穩運行的信心，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貿易增長。但是近年來，美國為了擺脫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長期維持近乎零的利率，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包括中國\\)因為本國利率較高而受到大量流入的國際資本沖擊，一些國家無法保持獨立貨幣政策，被迫降低利率，出現通貨膨脹。但是由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較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和持續的金融體制改革，政策公信力加強，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時，這些國家大多通過實行反周期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消除危機影響，使其貨幣獨立性有所增強。
筆者用新興市場經濟體與對全球眾多國家貨幣政策產生影響的基準大國實際利率的相關性來度量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受基準國影響的程度，再取相反數來反映其獨立性。為使指標可比，將美國作為基準國，實際利率用美國的年實際貸款利率來表示。并且使用相關系數的三年移動平均數來使指標平滑。這一指標數值保持在\\(0，1\\)之間，代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相對世界利率以及他國貨幣政策干擾的獨立程度。MI計算公式是:
其中，t代表年份，r代表年實際貸款利率，i代表目標新興市場經濟體，j代表美國，corr\\(x\\)代表相關系數。
2．固定匯率制指數\\(ExchangeRateStability，ERS\\)
固定匯率制是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通行的匯率制度，這一制度使得匯率具有相對穩定性，使國際貿易商品成本計算和債務清償的穩定性得到保障，減少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外匯投機活動。但是，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則無法及時通過匯率浮動來平衡國際收支，很可能引起外匯儲備下降，同時在國際間傳導通貨膨脹。新興市場經濟體實施浮動匯率制能夠避免上述弊端，但這些國家在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下出現了貨幣升值，浮動匯率制造成的匯率波動將吸引更多的投機資本，從而引發貨幣升值預期。
筆者借鑒Shambaugh\\(2004\\)的方法，用新興市場經濟體月度對美元匯率的標準差來表示這些國家年度匯率波動性，再取其相反數表示其每年的固定匯率。
指標的值保持在\\(0，1\\)之間，表示一國匯率制度的穩定性。ERS的計算公式是:
其中，exch_rate代表目標新興市場經濟體月度對美元匯率，\\(Δln\\(exch_ratei，t\\)代表本月與上月匯率對數的差額，stdev\\(x\\)代表將每年12個月的匯率對數差額取標準差，i代表國家，t代表年份。
3．資本完全流動指數\\(PerfectCapitalMobility，KAOPEN\\)資本完全流動對一國經濟增長和貿易出口來說是把雙刃劍。首先，資本開放是爭議很大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一方面，資本完全流動會使一國經濟暴露在國際流動投機資本面前，增加經濟的波動性風險，干擾資本市場正常機制運作，從而導致一國經濟不穩定。諸多全球性經濟危機\\(包括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都印證了這一點。2010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總資本流入數額已經達到此前20年平均流入量的20%。如此大規模國際資本波動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運行帶來較大挑戰，容易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產生。但從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長期經濟增長來看，資本開放度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關，當遭遇經濟危機時，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體只能實施順周期的貨幣政策，而資本流動性強的經濟體則有能力實行反周期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促進出口。吳衛鋒也列出了資本開放分別從直接渠道和間接渠道兩方面對出口貿易和國民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
本文沿用Chinn和Ito\\(2006\\)創造的KAOPEN指數。Chinn 和Ito通過設置四類0～1變量來表示不同類型的資本流動限制政策:k1表示存在多重匯率，k2表示限制現金賬戶交易，k3表示限制資本賬戶交易，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條件。將k1、k2、SHAREk3和k4進行標準化后的主成分取倒數來表示資本完全流動的程度，從而得到KAOPEN指數，其數值介于\\(0，1\\)之間。KAOPEN的計算公式是:
其中，四類虛擬變量取值均不存在為0，存在為1，F\\(x\\)為對4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函數。
\\(二\\)其他變量設定
1．因變量
因變量指標選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由于對國際服務外包的統計數據缺乏，因此本文用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額\\(包括計算機和軟件信息、通訊、會計金融、保險、專利和特許權服務等，其統計口徑略高于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作為替代變量。
2．控制變量
筆者選取各新興市場經濟體年廣義貨幣M2數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以1999年為基期的年實際GDP的對數\\(GDP\\)、年貨物貿易出口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年國內總儲蓄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等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
\\(三\\)實證模型
為了驗證在三元悖論框架下的貨幣政策和開放政策選擇對各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影響，筆者設定了以下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按照Aizenman等\\(2008\\)的論證，MI、ERS和KAOPEN因彼此有完全相關性，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矩陣中，因此，MRKi代表MI、ERS和KAOPEN三者中的任意兩個變量，OSO代表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ε代表殘差項。
三、實證分析及結果
本文樣本是以五大洲\\(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數量為權數，選取全球國際服務外包平均收入額中選取排名前50位的新興市場經濟體\\(EME\\)，共計14個國家，這些國家中完全涵蓋了金磚五國\\(即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保證了樣本的代表性。年度跨度從2000～2010年，總體樣本共計154個。本文的數據來源于IMF的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AREAER\\)以及UNCTAD數據庫。
\\(一\\)數據特征樣本數據
表明，三大指標的取值范圍集中在0．25到0．65之間，表明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政策組合具有一定的共性，差異度并不大。相對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總體樣本的三大指標取值較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和金磚五國來說更大，但平均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卻是最小的，而金磚五國的平均收入甚至達到平均樣本的2倍，其中印度和中國的國際服務外包收入分別占到總體樣本的36．07%和32．96%。
自2003年以后，MI、ERS和KAOPEN三大指標的變化趨勢可大體分為三個階段。首先，2003～2006年間，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全球流動性充足，美國開始實施低利率貨幣政策，新興市場國家因此購買了大量美國國債，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制約;MI指數下降，2004年達到最低點;資本價格較低，由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利率較高，吸引了大量私人資本流入，出現了經濟過熱現象，所以這些國家不約而同地加強了資本流動管制，KAOPEN指數略有下降。其次，2007～2008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資本擴張鏈條中斷，全球流動性突然枯竭，發達國家面臨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受到波及，國際資本外流，引起外匯儲備下降和匯率波動，固定匯率制受到極大沖擊，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選擇犧牲匯率穩定來平抑貨幣價格波動，使ERS下降，但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總體樣本和金磚五國，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穩定性較高。同時這些國家紛紛下調資本管制力度，呈現逆市開放趨勢，KAOPEN指數上升。最后，在2009年至今的后危機時代，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復蘇，而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利差的擴大使得國際資本又開始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經濟體轉移，造成通貨膨脹壓力，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漸意識到本國正在為美國的債務買單，便紛紛制定擺脫美國束縛的貨幣政策，實行刺激經濟的反周期政策，使MI上升，同時這些國家又加大資本管制力度，使KAOPEN指數上升。
\\(二\\)實證分析
筆者在對面板數據進行最小二乘回歸之后，將三類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回歸結果顯示如下表。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樣本結果中可以發現，固定匯率制\\(ERS\\)對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說明新興市場經濟體實施浮動匯率制會促使國際服務外包收入持續增長。但遺憾的是，另外兩個指標即獨立貨幣政策\\(MI\\)和資本完全流動\\(KAOPEN\\)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在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樣本結果中，獨立貨幣政策對國際服務外包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這一結果證實了Coulibaly\\(2012\\)的結論，即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和持續幾十年的金融改革，得以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時實施獨立的反周期貨幣政策，從而保證了經濟增長和穩定的貿易出口收入。
在金磚五國樣本結果中，固定匯率制的影響與總體樣本相同，但出人意料的是，資本完全流動指標\\(KAOPEN\\)卻與這些國家的國際外包服務收入顯著負相關。其原因可能是，金磚五國的資本市場尚不完善，風險防御機制不夠健全，如果盲目放開資本流動管制，不僅不能提高國際服務外包收入，反而會暴露在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之下，從而造成經濟增長和貿易收入的波動。
四、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第一，總體來說，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獨立貨幣政策對國際服務外包收入增長無顯著影響，但是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獨立貨幣政策對國際服務外包收入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匯率波動有助于提高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這說明浮動匯率制對國際服務外包收入增長有積極影響。相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總體來說，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包括中國\\)由于普遍具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且受益于持續的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獲得了較好的政策公信力，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提高，得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成功實施反周期貨幣政策，對產出及服務外包出口額具有顯著刺激作用。
第二，在總體樣本和亞洲國家樣本中，資本完全流動對國際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沒有顯著影響，但對金磚五國有顯著消極影響，這說明對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由于國內金融市場制度尚未健全和完全有效運行，因此盲目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提高資本完全流動程度來發展國際服務外包可能收效甚微，同時可能會受到世界市場投機性資本的沖擊，引發經濟波動的風險。
第三，對于中國來說，作為長期處于貿易順差但金融市場體制改革尚未完成的大國，可以謹慎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同時穩健實施浮動匯率制并逐步有序地放開資本流動，將會極大地促進國際服務外包收入的增長。中國的金融市場品種少，債券市場功能尚不夠發達，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充分發揮利率傳導機制的作用，因此在能夠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前提下，需要更多的貨幣政策工具諸如宏觀審慎管理工具與利率政策配套執行，以達到促進國際服務外包等貿易出口的目的。同時，與完全開放的國家相比，我國目前匯率傳導機制的作用是局部的，原因就是中國資本市場是逐步開放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海外與中國的資本市場隔離，盯住美元而美元貶值的消極作用并沒有傳導過來，對國內金融市場具有保護作用。但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發展，如果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不能同步發展的話，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狀態將持續下去。因此，中國應當審慎而堅定地逐步有序地開放資本市場，通過全球資本市場化配置手段，扭轉人民幣價值高估的狀態，以促進中國國際服務外包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中國服務外包發展報告2013［R］．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13．
［2］賈峭羽．完善我國服務外包稅收政策的建議［J］．稅務研究，20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