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是指生產工序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不同國家根據自身要素稟賦負責不同的生產環節，進而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提高效率。Balassa 首先對垂直專業化現象進行了描述，并提出了“垂直專業化”概念。Hummel David、Dana Ｒapoport 和 Kei － Mu Yi 提出了垂直專業化指數\\( share of vertical specia-tion ，VSS\\) 來衡量一國的垂直專業化程度，該指數也成為衡量不同國家垂直專業化程度的主要方法。
Athukorala 和 Yamashita 研究表明，東亞地區是世界范圍內垂直專業化生產最為發達的地區。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利用 Hummel 的方法測算了中美貿易中的垂直專業指數，研究發現，垂直專業化指數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并且來自日韓兩國的中間產品在中國對美出口的垂直專業程度中約占 1/3 的份額。
柳劍平、孫云華認為，中美貿易順差源于產業間貿易，而中國對東亞逆差則源于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中國從東亞地區進口了大量的中間產品進行加工。
林季紅、孟靜研究發現，垂直專業化程度的提高是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增大的重要原因，對中美貿易順差的貢獻度約為 50%。
以上文獻大多從垂直專業化的視角對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大進行了解釋，但并沒有對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下中國—美國—東亞的貿易關系進行闡述。本文在測算中國垂直專業化指數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中國—美國—東亞之間三角貿易體系進行分析。
一、中國—美國—東亞間貿易不平衡的結構性特征
中國對美貿易在 1993 由逆差轉為順差，并在之后的年份中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2000 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 297． 36 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由于 2009 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了短暫的下降，但在之后的 2010 年和 2011 年又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2011 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 2023． 39 億美元，約占美國全部逆差的 40%。在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增大的同時，中國與東亞國家\\(地區\\)間的貿易逆差也在不斷擴大。從圖 1 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對東亞從 1993 年到 2011 年一直保持逆差，并且逆差在不斷增大，2008 年和 2009 年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了短暫的下降，2010 年、2011 年又回到了較高的水平，中國對東亞逆差與中國對美順差保持了同步的變化態勢。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斷增大與日本、韓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原先在日本、韓國國內加工并出口到美國的產品轉為在中國加工進而出口到美國，東亞其他國家\\(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就相應的變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圖 2 顯示了美國對中國逆差和美國對東亞國家\\(地區\\)逆差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比重，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全部逆差的比重在不斷上升，美國對東亞貿易逆差所占比重卻在不斷減小，1993 年東亞地區所占比重高達 64% ，而中國所占比重僅為 17% ，在之后的年份中東亞地區所占比重不斷減小，而中國所占比重不斷增加。在 2004 年中國所占比重首次超過東亞地區所占比重，取代東亞地區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地。中國所占比重在 2009 年達到最高值 49%，2010 年和 2011 年由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 40%以上。
從貿易結構來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工業制成品，而在初級產品上中國對美國卻是逆差。從表 1 可以看出，中國對美國在初級產品上\\( 主要包括 SITC0 － 4 類商品\\) 一直是逆差，但逆差的額度不大，2001 年為 27． 94 億美元，2011 年增至 320． 3 億美元。中國對美國工業制成品\\( 主要包括 SITC5 － 9 類商品\\)始終保持順差的狀態，并且順差不斷增大。2001 年的順差為 309． 3 億美元，2008 年增至 1856 億美元，2009年由于美國的金融危機順差略有下降，變為 1600 億美元，但 2010 年和 2011 年順差又重新回到 2000 億美元之上。由此可見，制成品貿易是中國對美順差的主要來源。制成品貿易中又以 SITC6\\( 材料制造\\) 、SITC7\\( 機械及運輸設備\\) 、STIC8\\( 其他制造產品\\) 為主，三者的貿易順差占全部制成品貿易順差 90% 以上。其中，SITC7 類產品的比重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而 SITC6 類產品比重基本保持穩定，SITC8 類產品的比重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中國對美制成品貿易由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逐漸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
這與中國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中國憑借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參與到垂直專業化分工當中，負責產品價值鏈當中的加工組裝環節，通過加工貿易帶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成功促進了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
按照要素稟賦論的說法，一國應該出口密集使用該國充裕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該國稀缺要素的產品。但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與要素稟賦論完全不同，中國在初級產品上對美國是逆差，而在制成品甚至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中卻是大量的順差。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在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當中的地位，中國已經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的加工平臺，在跨國公司的組織下從東亞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加工組裝，然后再出口到歐美等發達國家，這樣便構成了中國對美國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上的大量順差。
零部件貿易已經成為東亞地區貿易和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一個重要特征，1992 年東亞地區占世界零部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 28%，2003 年其份額上升至 42%，遠高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 22% 和歐盟的31% ，推動東亞地區成為全球范圍內垂直專業分工最為活躍的地區。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中扮演了加工平臺和出口基地的角色，成為 FDI、勞動要素和中間產品的聚集地，儼然成為中國、美國、東亞三角貿易中的樞紐。中國從東亞地區進口產品中有 80%是中間產品和原材料，而進口的中間產品中又以機電產品為主，從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2001 年、2005 年和 2011 年三個年份的進口商品構成中，屬于SITC7 的機電產品是絕對主角。中國從東亞地區進口機電產品進行加工，進而出口到美國，這樣便形成了中國對美國在制成品貿易的大幅順差。因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僅是單純數量上的失衡，而是垂直專業化分工下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也是分工體系下的國家利用各自比較優勢分工協作的結果。
數據來源: 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數據計算而得。
二、中國對美國貿易中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測算
為了分析中國對美貿易中的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及其變化情況，本文借鑒 Hummel\\( 2001\\) 提出的垂直專業化指數來進行衡量。其計算公式為:
VSS =VSk／Xk=∑iVSki／∑iXki=∑i\\( VSki/ Xki\\) Xki／∑iXki= ∑i［（Xki／Ｘk）（VSki／X）］
ki\\( 1\\)假設 K 國有 n 個行業，i 表示 i 行業，VSS 表示 K 國的垂直專業化指數; VSk表示 K 國的垂直專業化貿易額，也就是 K 國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的量; 如果 K 國在出口貿易中沒有進口別國的中間投入品，則 VSS 的數值為 0，說明該國沒有參與國家垂直專業化分工。Xk代表 K 國的出口額。結合投入產出表，可以把公式\\( 1\\) 改寫為矩陣形式:VSS =1／XμAMXV\\( 2\\)其中，μ = \\( 1，1，…1\\) ，AM=｛a11，a12，…，a1n／／…，…，…，…／／an1，an2，…，anm，}，是進口中間產品系數矩陣，即反映對進口中間產品依存程度的系數矩陣。XV=｛x1／／…／／x}n是 n 維的出口向量矩陣。
計算所需要的矩陣數據來自于 1995 年、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5 年和 2007 年的投入產出表，進出口數據來自于聯合國商品貿易\\( UN comtrade\\) 數據庫。由于中國投入產出表的公布時間有間隔，不能得到每個年份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因此我們利用已知的 6 個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對未知年份進行替代，具體為:
1993 ～ 1994 年使用 1995 年的數據，1996 年使用 1997 年的數據，1998 ～ 1999 年使用 2000 年的數據，2001 年使用2002 年的數據，2003 ～2004 年使用2005 年的數據，2006 年以及2008 ～2010 年使用2007 年的數據。另外，借鑒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 2006\\) 的方法做兩點假設: \\( 1\\) 各個行業進口中間產品的比例相同; \\( 2\\) 每個行業的產品只有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
表 3 給出了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垂直專業化程度的變化以及來源國情況。中國對美出口貿易的垂直專業化程度在 1993 ～ 2011 年間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1993 年的垂直專業化指數為 15． 54%，2011 年增至25． 77% ，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所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的量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和中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順差也都呈現出不斷上升的勢頭。從中間品來源國來看，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的中間產品主要來自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三個國家及地區各自的垂直專業化指數在 1993 ～2011 年間都保持穩中有升的態勢，三者之和在中國對美垂直專業化指數的比重一直在 30% 以上，其中 1993 年為 32．88% ，2011 年增至 48．16% ，中美對美出口貿易中的進口中間產品有一半來源于東亞地區，這也解釋了中國對東亞地區貿易一直為逆差的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中來自美國本土的中間產品的比重也在上升，1993 年為 1．42%，2011 年為 2．22%。美國也是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的重要參與者，中美貿易不平衡在一定程度是“美—美”貿易不平衡。
三、垂直專業化程度與“中國—美國—東亞”貿易不平衡的實證分析
為了進一步檢驗垂直專業化對中美貿易順差以及中國與東亞地區貿易逆差的影響，構建計量模型\\( 1\\)和計量模型\\( 2\\) 進行回歸分析，時間跨度為 1993 ～2011 年。
lnTS = α + β1VSSi+ β2lnFDI + β2lnFIＲM + ε \\( 1\\)其中，TS 代表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網站; VSSi代表中國對美國的垂直專業化指數，i 的取值為 1、2、3，分別代表中國對美國 VSS 來自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國家的部分，數據來源于表 3;FDI 代表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網站; FIＲM 代表美國在華跨國公司的貿易規模，用美國在華跨國公司向其美國母公司的進口額來衡量，數據來源于美國商務部網站; ln 代表進行對數處理;β1、β2、β3為自變量的相關系數; α 為常數項; ε 為隨機誤差項。
從表 4 可以看到，四個不同的回歸方程擬合效果都不錯，垂直專業化指數的相關系數在不同水平下都顯著。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垂直專業化指數與中美貿易順差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在 1% 的水平下顯著，中國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程度的不斷提高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增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對美垂直專業化指數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國貿易順差會增加 0．29 個百分點。其中來自日本、韓國和東盟的垂直專業化程度每上升一個百分點，中美貿易順差分別上升 0．45、0．36 和 0．15 個百分點。FDI 的系數為正值，跨國公司作為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微觀組織者和實際操作者是中美貿易順差不斷增大的重要推動力。FIＲM 的系數為正值，說明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大有美國自身的因素在里面，美國在華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美貿易順差的擴大。因為是時間序列，為避免偽回歸的出現，在每次回歸后對殘差進行了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殘差是平穩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關系。
lnTD = α1+ β4VSS1+ β5lnFDI + ε \\( 2\\)\\( 2\\) 式中 TD 代表中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逆差的絕對值，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網站; VSS1代表中國對美國的垂直專業化指數，數據來源于表3; FDI 代表中國從東亞地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網站; β4、β5為自變量的相關系數; α1為常數項; ε 為隨機誤差項?；貧w結果如下:
從表 5 可以看出，模型擬合效果良好，殘差序列平穩。中國對美國的垂直專業化指數與中國對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在 1% 的水平下顯著，垂直專業化指數每上升一個百分點，貿易逆差增加 0．27 個百分點。中國對美國垂直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促進了中國與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的增長．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中國對美國的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一直以來都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問題，國際輿論所提出的“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也不絕于耳，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升級，中美貿易不平衡已經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議題。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美貿易順差不單純是中美兩國貿易情況的基本反映，是中國參與垂直專業化不斷深入的結果，是全球化生產模式下各國利用比較優勢選擇生產環節并進行分工協作的結果。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實質上是中國、東亞甚至美國本土對美國的順差，中國通過進口美國以及東亞地區的中間產品，利用本國的勞動力優勢進行加工組裝并最終把制成品銷往美國。在“中國———美國———東亞”的貿易體系當中，美國處于高端，是技術創新和需求市場的來源，日本則是體系當中的產業升級媒介和資本放大器，東盟各國是原材料產地，中國則利用自身的勞動力優勢成為體系當中最為主要的零部件進口基地和加工基地。
中國處于東亞地區零部件和美國市場“兩頭倚重”的境況，當外部需求和供給發生變化時會對中國的經濟貿易產生巨大的沖擊，鑒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增大科技研發投入，增強國內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和核心競爭力?？萍佳邪l能力或者說技術優勢是一國貿易競爭力的最終來源，美國之所以占據全球分工體系的高端正是得益于其強大的科技研發能力。
中國要想提升在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必須要提高自身的科技研發能力。
第二，加快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中國眾多的低端的制造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并且隨著中國工資成本的上升，中國在這些低端制造業的優勢逐漸削弱。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國內過剩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僅可以減少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更有利于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
參考文獻：
［1］Balassa，Bela． Trade Liberalization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M］． New York: McGraw － Hill，1967:56 －58．
［2］Hummels，D． ，Ishii，J． ，Kei － Mu，Yi．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World E-conomics，2001\\( 54\\) : 75 － 96．
［3］Athukorala，P，Yamashita，N． 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 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J］． The North American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V01． 17，No． 3，: 233 － 256．
［4］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 中國出口貿易中的垂直專業化與中美貿易［J］． 世界經濟，2006，\\( 5\\) ．
［5］柳劍平，孫云華 . 垂直專業化分工與中國與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 － 兼及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比較分析［J］． 世界經濟研究，2006，\\( 7\\) ．
［6］林季紅，孟靜． 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對中美貿易順差的影響［J］． 世界經濟研究，2012，\\( 11\\) ．
［7］彭支偉． 東亞生產與貿易一體化—結構、機制與外部沖擊［D］． 南開大學博士畢業論文，2009:38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