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提出

199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日益擴大的貿易順差。2007 年，中國貿易順差額占GDP 的比重達到了歷史最高的 8. 8% 。而美國則經歷了更長時期的貿易逆差。自 1976 年起，美國就出現持續至今的貿易逆差，并在 2006 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事實上，中美兩國的貿易失衡只是近年來全球貿易失衡的縮影，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也存在著貿易失衡現象。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可分析得出，1998 ～2011 年間，以美國、英國和西班牙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是世界主要的貿易逆差國，這三個國家在此期間的貿易逆差總規模超過了 9 萬億美元，占貿易逆差規模前 20位經濟體逆差總規模的 84. 8%，其中美國一國的貿易逆差規模就占了約 65. 5%。與貿易逆差來源國相對集中的情況不同，貿易順差來源國則呈現一定程度的多元化。1998 至 2011 年貿易順差額前 20 位經濟體分別包括 8 個東亞經濟體、8 個其他地區發達經濟體和 4 個石油輸出國。在這一時期內，三類經濟體貿易順差額分別占貿易順差前 20 位經濟體順差總規模的 38%、39. 4% 和 22. 6%。貿易失衡不僅普遍存在于世界主要經濟體，而且貿易失衡的程度呈現出不斷加深的趨勢。
總而言之，全球貿易失衡現象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失衡的持續擴大也給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對貿易逆差經濟體而言，大規模、持續性的貿易逆差導致其債臺高筑甚至引發債務危機，大大增加了世界經濟的風險。事實上，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后歐盟國家爆發的一系列債務危機\\( 如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等國爆發的債務危機\\) ，都與較長時期的貿易逆差所導致的外債積累有著密切聯系。與此同時，貿易逆差經濟體也往往以調節貿易失衡為由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致使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摩擦和匯率爭端頻發。而對貿易順差經濟體而言，長期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可能意味著資源在一定程度上的過度開采和浪費; 另一方面則直接引起外匯儲備的激增，而美元的不斷走弱則將使得它們蒙受高額損失，從而加大了它們對外匯儲備管理的難度。
已有文獻從多個視角對全球貿易失衡進行了解釋，主要觀點包括: 經濟增長差異論、儲蓄過剩論、匯率操縱論和金融市場發展差異論等等。經濟增長差異論主要認為 1990 年代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引起美國進口需求規模擴大，從而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以及日德等國的貿易順差。
儲蓄過剩論則認為東亞經濟體和石油輸出國的高儲蓄率導致了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而外匯儲備回流美國又導致其實際利率下降和資產價格上升，進而通過財富效應引起美國居民消費率的提高，最終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
匯率操縱論則指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東亞經濟體通過有意低估本國貨幣來獲得巨額的貿易順差，進而帶動本國經濟發展，而這也導致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逆差。金融市場發展差異論則認為金融市場欠發達的經濟體投資渠道相對較少，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較差，因此只能將資本輸往金融市場發達的經濟體，而這又導致了全球貿易失衡。
第一種觀點顯然缺乏足夠的解釋力，甚至與當前的現實情況相悖。近年來東亞經濟體一直保持著高于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而東亞地區卻保持著大規模的貿易順差。
第二、三種觀點則過分強調東亞經濟體和石油輸出國對全球貿易失衡的影響。事實上，全球貿易順差不僅僅來源于東亞經濟體和石油輸出國，部分發達經濟體也是貿易順差的重要來源國。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發展中經濟體只是全球經濟秩序的被動接受者，貿易順差并非這些發展中經濟體主動選擇的結果，而只是當前全球經濟秩序下比較優勢的實現。最后一種觀點則強調金融體系失衡對全球貿易失衡的影響。從邏輯上來看，貿易失衡更應該根源于實體經濟結構的失衡，而金融體系發展差異只是為貿易失衡的持續提供了條件。
本文認為當前的全球貿易失衡根源于 1960 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國際產業轉移所引起的世界產業結構調整。1960 年代，隨著交通運輸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發達經濟體開始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東亞地區以及其他發展中地區。1980 年代以后，國際產業轉移開始向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發展。連續的國際產業轉移也促成了當前新型的國際分工格局: 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專業化于服務業\\( 尤其是金融服務業\\) ，以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則主要從事高端制造產品的生產，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則主要生產相對低附加值的制成品，而石油輸出國則大量生產和出口石油。在這種新型國際分工格局下，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空洞化”現象，而這一方面使其需要大量進口制造產品以維持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服務產品的不可貿易特征嚴重削弱了其出口能力，最終引起長期性貿易逆差。而東亞經濟體則很好地利用了國際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大量吸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從短期來看，這些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具有較強的出口導向性，生產的產品大量回流母國或銷往其他經濟體，從而促成了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從長期來看，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東亞經濟體在短時期內成功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并大大提高了本國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從而實現了生產能力的飛躍，致使整個東亞地區成為全世界制造產品最主要的生產基地，并通過持續性的貿易順差來為全世界提供制造產品。

二、國際產業轉移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逆差

1960 年代以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已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后工業時代。此時，發達經濟體勞動力成本大幅提高，其從事傳統制造業生產的競爭優勢明顯下降。因此，發達經濟體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向新興工業經濟體轉移，而本國產業結構開始向服務業傾斜。這種不斷持續的去工業化過程導致發達經濟體服務業的比重大幅提高，而制造業明顯萎縮，從而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特征，表 1 顯示了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趨勢。自 1960 年以來，美國、英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制造業產值占 GDP 的比重顯著下降，如美國從1960 年的 25. 3% 下降到 2010 年的 11. 2% ，英國從 1980 年的 25. 5% 下降到 2010 年的 11. 4% 。即使從事高端制造業的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制造業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也出現了較大程度的下降。而東亞地區的發展中經濟體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國際產業轉移，制造業比重則不斷上升。從各經濟體的橫向比較來看，近年來，貿易逆差的發達經濟體的制造業產值的比重保持在 10% 到 15% 之間的水平，不僅大大低于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 25%到 30%，也明顯低于貿易順差的發達經濟體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這從統計上粗略地顯示出制造業越萎縮的經濟體，其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性越大。

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空洞化”趨勢是大力發展服務業并將制造業從本國轉出的必然結果，其直接后果是引起國內制造業產品生產能力的嚴重不足。
而發達經濟體居民消費需求往往十分旺盛，同時，服務業生產也需要大量制造業生產的資本商品，因此只能通過進口來彌補這一不斷擴大的供求缺口。從表 2 可以看出，自 1980 年以來，各貿易逆差的發達經濟體的貨物進口系數都呈現大幅度的上升，葡萄牙、英國和法國的出口系數在 2010 年甚至超過了 100%，也就是說進口的貨物甚至超過了本國生產的貨物。這都表明這些發達經濟體國內商品生產能力的不足以及對進口貨物的高度依賴。

從另一方面來看，大多數服務具有不可貿易性，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要遠低于貨物。當發達經濟體以服務業為主導產業后，其服務業的優勢不能以出口的形式表現，因此，其出口能力必將大大被削弱。從表 2 可以看出，1980 年至 2010 年期間，貿易逆差的發達經濟體貨物和服務的出口系數均呈現上升趨勢，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與此同時，所有經濟體貨物的出口系數都遠遠大于服務的出口系數。這顯示出服務相對于貨物較差的可貿易性，而產業結構越向服務業傾斜，其產品出口能力將越弱。

三、國際產業轉移與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順差

在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的歷史背景下，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成功地抓住了歷史機遇，加入到全球生產網絡當中，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成為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實現經濟快速起飛的統一模式，而這種發展模式對貿易收支結構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能有效彌補發展中經濟體國內資本的不足，并在短時期內提高產品生產能力。據估算，1953 至 1955 年期間，中國臺灣地區外資流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3. 9%，而1955 至1960 年約為35. 3%。在1965 至1973 年期間，新加坡約有 35%的國內資本形成來源于國際借貸。在此之后，則主要依靠吸收外商直接投資。1984 年，在新加坡經營的外國公司占公司總數的 24%，并為制造業部門創造了 63% 的增加值。1980 年代以后，東盟三國開始大規模引進日本和“四小龍”的直接投資。以泰國為例，泰國在 1989 年吸引了 12. 76 億美元的日本直接投資，這一金額是 1951 ～1981 年間日本對泰國直接投資總額的 3 倍。而中國臺灣在同一時期內是泰國的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
不僅如此，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吸收的直接投資大多屬于效率尋找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本等優勢資源，而這種類型的外資企業的生產具有較強的外向性，大部分產品被返銷母國或被出口到其他發達經濟體。因此，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順差中有較大一部分是由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引起的。以中國為例，中國自 1990 年代開始大規模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大力發展加工貿易，與此同時持續性的貿易順差開始出現。長期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海外貿易行為占據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引起的貿易順差額占中國對外貿易順差額的比重呈現不斷攀升的趨勢，到 2010年，中國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對外貿易順差是由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直接造成的\\( 見表 3\\) 。

國際產業轉移不僅彌補了東亞發展中經濟體資本的不足，還大大促進了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升級。
例如，韓國主要依靠國外借款來購買成套技術設備，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模仿、改進和創新。1980 ～ 1984 年間，韓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為 11.5%。中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主要是通過當地企業與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合資的方式來引進技術。通過引進技術，新加坡和臺灣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1975 ～1990 年，新加坡制造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 4.4%，1981 ～1983 年間甚至高達 8%。1977 ～1992 年間，臺灣制造業部門的年均勞動生產率增長也達到了 5.8%。
東盟三國也主要通過外國直接投資企業來引進先進技術。以馬來西亞的汽車工業為例，其通過本國企業與日資企業合營的方式獲得日方的先進生產技術，而這些技術也幫助馬來西亞的汽車制造業開始起步。隨后，逐步從汽車裝配、銷售等下游環節，向生產各種零部件等上游活動轉變，最終成功地實現了汽車的國產化。
伴隨著國際產業的不斷轉入，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也得到了不斷的優化升級\\( 見表 4\\) 。1960～ 1970 年代，“四小龍”引進了纖維、服裝及飾物、玩具、鐘表、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制造業，實現了產業結構的第一次升級。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韓國和中國臺灣有選擇性地引進鋼鐵、化學、造船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產業結構的第二次升級。1970 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和中國臺灣進一步引進電子、汽車、電腦、半導體等高技術產業，與此同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兩個城市經濟體則引入銀行和金融行業，從而實現了產業結構的第三次升級。馬來西亞等東盟三國以及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產業結構升級過程，只是在時間上相對滯后一些。
綜上所述，承接產業轉移促進了東亞發展中經濟體關鍵生產要素的積累，逐步成為“世界工廠”，而持續性的貿易順差正是源自這一特殊地位。

四、國際產業轉移導致全球貿易失衡的實證檢驗

1. 數據來源和檢驗方法說明
由于中國和美國分別是當前全球貿易失衡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將以中美兩國的數據來檢驗國際產業轉移與貿易失衡的關系。本文選取的實證檢驗變量包括: 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用 IDI 表示; 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用 ODI 表示; 中國和美國凈出口額分別用 TD1 和 TD2 表示，該變量為正意味著貿易順差，反之則為貿易逆差。本文的實證研究主要探討 IDI 與 TD1 以及 ODI 與 TD2 的關系。
筆者收集了中國 1984 ～2011 年間以及美國 1976 ～2011 年間的相關數據。其中，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凈出口額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和凈出口額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吨袊y計年鑒》中凈出口額的貨幣單位為人民幣，因此先利用人民幣兌美元年平均匯率將其轉化為以美元為單位。進一步，所有數據均用消費者物價指數去除了價格因素，轉換為實際量。
對于檢驗兩個變量之間關系，首先需要檢驗兩個變量之間的平穩性。如果兩個變量皆為平穩序列，則可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并通過 Granger 因果檢驗考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而如果兩個變量皆不平穩，但它們的一階差分平穩\\( 即序列為一階單整\\) ，則需要檢驗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如果存在協整關系，再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 Granger 因果關系。

2. 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 ADF 檢驗方法來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5。由表5 可以看出，所有變量本身均不平穩，經過一階差分后全部變為平穩，因此都為一階單整序列，需要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

3. 協整檢驗
本文使用 E － G 兩步法來檢驗兩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具體方法是先對兩組變量進行回歸，然后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殘差為平穩序列，則意味著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以及殘差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 6。由表 6 可以看出，兩個協整方程的殘差序列均為平穩序列，表明兩組變量之間均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從估計系數來看，IDI 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越大，貿易順差規模也越大; 而 ODI 顯著為負，則意味著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大，其貿易逆差的規模也越大。這一結果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相符。從判別系數來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大概能夠解釋中國 66. 7% 的貿易順差，而對外直接投資大約解釋了美國 64. 5%的貿易逆差?？梢?，國際產業轉移是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影響因素。

4.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表明兩組變量之間均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而變量之間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進行進一步的檢驗，檢驗結果見表 7?？梢钥闯?，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貿易順差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因果關系不成立; 而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其貿易逆差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因果關系亦不成立。

五、結論與啟示

全球貿易失衡是當前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并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當前的全球貿易失衡根源于 1960 年代以來全世界范圍內的國際產業轉移: 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將本國的制造業轉出，直接導致了國內產業結構的空洞化，而這又進一步導致其對海外制造產品的高度依賴以及本國出口能力的嚴重不足，從而出現持續的貿易逆差; 另一方面，東亞發展中經濟體通過承接發達經濟體的產業轉移，積累了經濟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促進了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逐步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并通過持續的貿易順差向全世界輸送制造產品。本文進一步利用中國和美國的數據對國際產業轉移與貿易失衡的關系進行了檢驗，檢驗結果支持了以上觀點。
從以上結論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對于貿易逆差的發達經濟體而言，依靠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能改變本國的產業結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只有重整制造業，實現二次工業化，才是解決貿易失衡的根本之道。而對于貿易順差的典型代表中國而言，未來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將削弱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事實上，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已出現了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轉移的苗頭。這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一次新的歷史機遇。我們應該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創新型經濟，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提升我國在全球國際分工當中的地位，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又一次華麗轉身。

參考文獻：
［1］Ferguson，Ｒoger W．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Ｒ］． Speech to Economics Club of the University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North Carolina，2005，\\( 4\\) ．
［2］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lobalization and External Imbalances［Ｒ］． IMF: Washington，D． C． ，2005，\\( 10\\) ．
［3］Obstfeld Maurice，Kenneth Ｒogoff．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and Exchange Ｒate Adjustments［J］． Brookings Paperson Economic Activity ，2005，\\( 1\\) : 67 － 146．
［4］Willen P． Imcomplete Markets and Trade［Ｒ］． Federal Ｒeserve Bank of Boston Working Paper Series，2008，\\( 4\\) ～ \\( 8\\) ．
［5］Caballero Ｒ． J． ，Farhi E． ，Gourinchas P． O． An Equilibrium Model of“Global Imbalances”and Low Interest Ｒates［J］．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2008，\\( 1\\) : 358 － 393．
［6］Clarida Ｒ． Japan，China and the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Ｒ］． CATO Journal，2005，25\\( 1\\) ．
［7］蔡興，劉子蘭． 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貿易逆差［J］． 國際貿易問題，2012，\\( 10\\) ．
［8］沈紅芳．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比較研究［M］．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9］林玲，于娟． 中國對外貿易順差背后的國民逆差［J］． 亞太經濟，2012，\\( 4\\) ．
［10］安忠榮． 現代東亞經濟論［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