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日本泡沫經濟危機前的經濟發展情況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保持了比較高的增長速度，80 年代的 GDP 平均增長率為 9.3%,90 年代 GDP 平均增長率為 10.4%,進入 21 世紀后，經濟增長率最高達到了 13%,在次貸危機導致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我國也保持了 8.7% 的增長率。其次，我國與日本一樣主要依靠出口來拉動經濟的高速增長，導致我國貿易順差的規模逐年擴大，外匯儲備也逐年劇增，從 2006 年開始，我國的外匯儲備量一直居世界第一，再加上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政治上不斷施壓，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而對沖巨額的外匯儲備必然會新增大量的流動性，導致市場中的流動性過剩，過剩的流動性又推動了股價和房價的高漲，上證指數從2005 年底的 1161 點升至 2007 年的 6124 點，兩年增幅達 424%,房價的增長勢頭更加迅猛，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平均房價達到了居民年均收入的 12 倍，雖然經過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調控，股價有所回落，但房價仍然居高不下。最后，日本從 80 年代初開始推進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我國作為 WTO 成員國，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也在逐步加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循序漸進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通過考察日本的貨幣政策變化與經濟周期波動的相關性，并分析日本泡沫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可以看出，一國貨幣當局在制定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時，既要明確貨幣政策目標，又要保持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還要充分考慮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建立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宏觀經濟監控系統。

本文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日本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操作幾乎完全順從于政府的決策，而日本政府當局過度地看重經濟增長，而且為了政治大國地位屈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干預，這樣貨幣政策發揮獨立性的空間就很窄，中央銀行無法利用專業優勢對經濟形勢做出準確的判斷。最終政府當局的意愿導致了錯誤的貨幣政策，使泡沫經濟危機得以爆發，日本的經濟從此一蹶不振。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發展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經濟活動和政治事務也越來越多，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沖突也越來越多，這些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會通過各種方式對我國施加壓力以干擾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這就要求我國必須以堅定的立場和態度維護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一方面，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要完善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2005年以來，我國以自主漸近的方式釋放了人民幣升值的部分壓力，并推進了匯率制度的改革。我國現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的幅度是0.3%.但該匯率制度還不能充分滿足市場的要求，匯率缺乏彈性，人民幣依然存在很大的升值空間。因此，我國應進一步改革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充分反應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同時，要深化改革外匯市場，擴大境內的外幣證券市場，拓寬外匯持有者的投資渠道，降低對外投資的門檻，減少外匯儲備的壓力。還要加強對風險的管理，完善配套設施的建設，使改革進程保持在可控范圍內，以防出現像日元劇烈升值那樣的情況。

另一方面，我國要在國際政策協調中爭取主動權?！皬V場協議”其實就是美、日、英、法、德這五國在國際上的政策協調。當時，德國與日本處于相似的經濟環境，馬克也存在巨大的升值壓力，而且美國除了干預日本的貨幣政策外，還試圖干預德國的貨幣政策，但德國中央銀行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行了正確的貨幣政策，有效的調節了國民經濟。相比之下，日本在此次協調中處于極被動的地位，從屬于美國的經濟目的。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在國際政策協調中，必須爭取主動權，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促使國際協調與合作有利于我國的經濟利益。

但由于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相對于發達國家較為落后，資本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所以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國際協調中往往處于不利地位，這就要求我國需要實現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在這點我國也要吸取日本泡沫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在美國的誘導下過快地實現了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使國際資本能夠很容易的進出日本的金融市場。這樣，在資產價格高漲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日本的股市和房市，參與投機，加劇了資產泡沫的膨脹，而在泡沫被刺破后，國際資本迅速撤離日本市場，又加劇了股市和房市的崩潰。因此，我國應該穩步、漸進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積極開展與世界各國的協商與合作，又要維護政策上的獨立性。

第二，準確把握調節貨幣政策的時間點。

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效力的產生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前文對日本貨幣政策的實證分析也體現了這一點，這就要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必須根據經濟周期的波動適時地調整。日本泡沫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銀行沒有選準調整貨幣政策的時機，助長了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加劇了經濟的大漲和大跌?；诖私逃?，我國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調整要具有前瞻性，既要準確分析當前的經濟運行狀況，又要準確判斷經濟未來的走勢，找準經濟周期波峰和波谷的位置；既要保證政策制定的及時，又要減少政策發揮效力的時滯。具體來說，我國可以從兩方面來提高調節貨幣政策的準確度。

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宏觀經濟監控系統。監控系統要包括恰當的先行性、一致性、滯后性經濟指標，尤其要納入資產價格。日本中央銀行正是由于對資產價格變動的忽略，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宏觀經濟監控系統要能夠準確地反映當前經濟形勢的擴張或收縮程度，也要能夠恰當地預測未來的經濟運行狀況，重點是對經濟周期拐點的預測，還要能夠及時地評價貨幣政策作用于宏觀經濟后產生的效果。這樣，決策者才能夠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而且能夠有效防止逆經濟周期的政策措施產生的效力作用于順經濟周期的階段上，從而使貨幣政策起到緩減經濟周期波動幅度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通過金融制度的改革，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從而降低貨幣政策的時滯。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主要包括信貸渠道、利率渠道以及資產價格渠道，這三個渠道的暢通程度決定了貨幣政策時滯的大小。

目前，信貸渠道是我國主要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但信貸渠道的傳導效率還有待提高。要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機構的信貸操作與貨幣政策的方向一致，也要加強中小型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的發展，擴寬信貸傳導途徑。

利率傳導途徑效率的提高，需要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當前，雖然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正步步推進，但總體上利率仍然受到管制，這自然限制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若利率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金融機構就能夠根據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的變動迅速做出調整，從而更加有效地影響國民經濟。所以，我國應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同時，還要增強金融機構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貨幣政策的制定要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動，這就要求要提高資產價格傳導途徑的效率。要加大資本市場發展的規模，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運行機制，增強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這樣貨幣政策才能通過資產價格渠道發揮其應有的效用。這三個傳導途徑的不斷完善，能夠使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達到越來越理想的效果。

第三，穩健地調整貨幣政策。

日本泡沫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的貨幣政策過于極端，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引起資產價格的暴漲和經濟的“大起”,突然緊縮的貨幣政策又引起資產價格的暴跌和經濟的“大落”.這種突然的大幅度的調整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沖擊是很大的。

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我國的出口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我國政府在 2008 年投放了四萬億資金，用于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該政策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經濟保持了較高速的增長，但也導致市場中的流動性過剩。

該政策的效力在兩年后仍有較大的影響，2010 年下半年開始，消費物價指數連續攀升，房地產價格也開始了新一輪的高漲。為了控制流動性，穩定物價，中央銀行從2010 年初開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每次上調 0.5%,連續上調 12 次，歷時一年半。

2011 年下半年，CPI 開始下降，物價得到控制，但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于是，中央銀行在 2011 年底及時轉變了貨幣政策方向，將存款準備金率降低 0.5%.可見，我國對貨幣政策的調節是小幅、穩健的，沒有出現由于貨幣政策頻繁變動引發的經濟的劇烈波動。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我國應當繼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調節方式，避免貨幣政策的過度擴張和突然緊縮引起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實現經濟增長的連續性和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