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論文題目：貨幣政策與銀行流動性創造問題研究述評

摘要：歷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然昭示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是銀行如何創造流動性， 流動性創造對于一國金融穩定來說至關重要， 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關鍵環節。而近年來貨幣政策的目標不僅在于調控宏觀經濟的物價穩定， 而且還通過影響銀行流動性創造來維持金融穩定， 貨幣政策是影響銀行流動性創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新時期的金融監管改革越來越關注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相協調的問題。本文從流動性創造及其特征入手， 對銀行危機中的流動性不足、流動性創造機制、貨幣政策影響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傳導渠道及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相協調等相關問題的研究文獻進行述評。

關鍵詞：金融危機； 流動性創造； 貨幣政策； 實體經濟； 宏觀審慎政策；

現代金融中介理論在交易成本和風險管理方面的突破， 明確了商業銀行的兩個核心職能為流動性創造與轉移風險， 這使得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得到金融當局和理論研究的充分重視。2007年始發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主要發達國家的銀行系統一度陷入流動性危機， 2010年巴塞爾協議Ⅲ首次引入流動性監管指標， 以及2013年6月我國銀行體系發生流動性風險而引發“錢荒”現象， 上述事件無不對我國銀行業的流動性管理提出了嚴峻挑戰。當前， “分化”已成為世界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主旋律， 而中國新常態下貨幣政策更加注重結構調整， 此時應適當運用貨幣政策來調控銀行流動性創造， 這不僅可以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還可以降低金融行業的系統性風險。Berger&Bouwman （2011） 的研究發現， 寬松的 （緊縮的） 貨幣政策會增加 （減少） 銀行流動性創造， 這種效應在正常時期更顯著， 而在金融危機期間并不顯著。而Acharya&Naqvi （2012） 也指出， 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流動性泡沫不斷積累， 從而引發了危機。彭興韻 （2007） 認為， 由于嚴格的金融管制， 上述危機對我國金融機構產生的影響不大， 但是近年來央行著眼于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管理已經成為貨幣政策實施的中心內容之一。鑒于此， 本文將以流動性創造為切入點， 對國內外學者關于貨幣政策如何調控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的文獻成果進行述評。

一、流動性創造及其特征

流動性 （Liquidity） 的概念由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第一次提出， 可以分為宏觀流動性、機構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三個層面， 商業銀行流動性需滿足存款人提取現金和支付到期債務的“基本流動性”與借款人貸款需求的“充足流動性”之和。而銀行流動性創造的概念則是由Diamond&Dybvig （1983） 首次提出的， 他們認為銀行體系的本質是一種流動性創造， 即通過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業務將流動性強的負債轉化為流動性差的資產， 為社會創造流動性。之后， 隨著商業銀行業務的不斷擴大帶來了資產負債表表外業務的快速發展， Kashyap、Rajan&Stein （2002） 進一步指出銀行流動性創造還可以通過貸款承諾、信用擔保、授權額度等表外業務活動來實現。

（一） 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影響因素

關于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影響因素研究， 可以概括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如Gorton&Pennacchi （1990） 、Diamond&Rajan （2000, 2001） 提出的“金融脆弱-擠出效應”假說， 認為銀行資本比率越高則流動性創造越低；而Allen&Gale （2004） 、Thadden （2004） 與Coval&Thakor （2005） 的“風險吸收效應”假說， 恰恰從相反的角度提出銀行資本越高則吸收和承擔風險的能力越強， 進而流動性創造能力也越強。Detragiache&Rajan （2006） 、Jiminez （2008） 與Rauch&Steffen （2009） 研究發現， 經濟發展形勢與宏觀經濟政策會影響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創造。

（二） 銀行流動性創造的測量方法

關于流動性創造的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用什么指標來測量。當前國內外學者認可的銀行流動性創造的測量方法有兩種：LTGAP法和B-B測算法。后者是前者基礎上的完善。LTGAP法首次運用相對值來測量銀行流動性創造， 定義了一個新的指標---流動性轉換缺口 （LT-GAP） , 該指標= （流動負債-流動資產） /總資產。LT-GAP是一個相對指標， 它可以反映銀行流動性風險的大小， 當LT-GAP<0即流動負債<流動資產時， 說明銀行流動資金充足， 流動性風險較低。第二種方法是B-B測算法， 這是一種更為全面的、可以量化的計算方法。它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 將銀行的資產、負債、權益以及表外業務這四項都分成流動性、半流動性和非流動性；第二步， 對各項目賦予權重， 如非流動性資產權重為0.5, 流動性資產權重為-0.5, 同理流動性負債權重為0.5, 非流動性負債權重為-0.5;第三步， 計算出四類流動性創造指標， 有Cat/Fat、Cat/Nonfat、Mat/Fat、Mat/Nonfat.

上述兩種方法進行比較后發現， B-B測算法是在LTGAP法的基礎上進行完善而產生。首先， LTGAP法計算的指標是一個相對值， 而B-B測算法計算而得的是一個絕對值， 這樣， 當我們僅僅對不同銀行的流動性創造水平進行比較時， 前者比后者更為簡便， 但是如果我們對流動性創造水平的具體數值進行對比分析時， 就需要使用B-B測算法。其次， LTGAP法中的流動性轉換缺口指標并不全面且缺乏綜合性， 它認同銀行將流動性存款轉為非流動性貸款的表內業務流動性創造， 而排除了承諾貸款及其他表外業務對流動性的影響， 故不能全面衡量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高低。B-B測算法是一個相對更全面的流動性創造測量方法， 它包含了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所有項目， 既有表內業務也有表外業務， 因此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流動性創造數值更加符合實際情況。

已有文獻對銀行流動性創造的普遍關注是不容質疑的。雖然對于流動性創造的相關認識并沒有達成一致， 但是眾多學者都運用B-B測算指標進行流動性創造的實證研究， 由此得出了較為一致的結論， 即流動性創造是商業銀行的核心職能， 并且貨幣政策的實施通過影響銀行流動性創造來改變銀行風險， 從而進一步影響實體部門的發展。由此， 銀行危機及其擴散所依賴的流動性創造路徑應運而生， 這使我們能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解決相關問題。

二、銀行流動性創造的機制研究

現代金融中介理論認為流動性創造和風險轉移是商業銀行的兩大核心功能， 而兩者之間既有共同點， 又存在區別。當銀行將無風險的流動性負債轉化為有風險的非流動性資產時， 一方面轉移了風險， 另一方面還創造了流動性；但銀行風險轉移相同的情況下， 也可能創造出不同的流動性。

Adam Smith （1776） 就曾指出銀行流動性創造對蘇格蘭的貿易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認為“當時貿易和工業快速增長， 其中銀行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而Diamond&Dybvig （1983） 首先對流動性創造進行定義， 并利用三期模型論證了商業銀行究竟如何創造流動性， 提出流動性創造源于其資產轉換能力， 銀行通過存貸款業務使得貸款者獲得流動資金， 而存款者獲得流動性高的存折， 由此整個市場的流動性增加。銀行擁有的流動性負債及非流動性資產越多時， 銀行流動性創造能力越強， 反之銀行內部存在閑置資金時流動性將會下降。另外， 他們還分析了流動性創造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所帶來的銀行體系不穩定。銀行經營的特殊性可能產生的擠兌現象將使得銀行陷入支付危機， 因此， 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銀行面臨擠兌風險時流動性將趨于不足， 此時政府干預可以采取的救助方式有：存款保險、最后貸款人制度和流動性創造。

近年來國內相關研究方興未艾， 曹元濤 （2009） 、李卓琳 （2010） 以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為主體探討了金融危機中銀行流動性創造與救助的問題， 認為處理銀行危機時債務豁免和不良資產清算的選擇取決于貸款期限。孫燕琳 （2011） 基于期限轉換理論和脆弱的融資結構理論闡釋了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創造機制， 從時間和資本兩個角度實證檢驗了流動性創造及如何衍生流動性風險的過程。楊金梅、張軍 （2013） 分析了抵押品渠道如何創造金融流動性及其與貨幣政策的關系， 提出中央銀行應當關注抵押品市場創造流動性的能力并控制好其潛在風險。

（一） 貨幣政策與銀行流動性創造

新常態的經濟背景之下， 近年來我國經濟面臨著一定的下行壓力， “貨幣政策”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詞， 對此央行為了刺激經濟而打出了法定準備金率、基準利率、人民幣匯率、逆回購等一系列組合拳， 由此形成基于穩增長的寬松貨幣環境以保證市場的流動性充裕， 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然而， 當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效應受阻時， 流動性將會流向資本市場， 金融資產價格不降反升， 從而加劇國內經濟的下行壓力， 此時逆向循環效應會促使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由此可得， 貨幣政策不僅能有效地調控宏觀經濟中的物價穩定， 還可以通過影響流動性創造等來調節金融穩定。

縱觀國內外關于貨幣政策與銀行流動性創造問題的探討， 學者們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的研究焦點是貨幣政策如何影響流動性創造的傳導渠道， 第二類的研究焦點是貨幣政策與流動性創造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

在第一類研究成果中， 國外文獻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主要歸納為三組：貨幣渠道、信用渠道和風險承擔渠道。第一組研究認為貨幣政策的傳導只能以貨幣路徑來實現， 即傳統貨幣渠道理論。Mishkin （1995） 依據銀行貸款與其它非貨幣資產 （如股票、債券） 之間的不同替代性， 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為兩類：貨幣渠道 （Money Channel） 和信貸渠道 （Credit Channel） .傳統貨幣渠道包括利率效應、匯率效應和其他資產價格效應 （如托賓q理論和財富效應） , 認為金融資產只有貨幣和債券兩種形式， 兩者之間是完全替代的， 貨幣政策是通過影響金融資產價格 （即利率） 來調節資金成本， 進而影響投資需求和經濟產出。另外， 貨幣渠道依賴的理論假設是金融市場具有完全信息， 故忽略了現實中的不完全信息及不完全市場等問題。其實， 貨幣渠道理論最早由Taylor （1995） 提出， 他通過對西方七國的實際利率與總產出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而提出了“泰勒規則”, 發現與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能夠維持長期穩定的唯一相關變量是利率， 這說明利率可以成為貨幣當局的有效調控方式。另外， 陳飛、趙昕東和高鐵梅 （2002） 、孫明華 （2004） 都運用我國上世紀末的季度數據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進行實證研究， 發現貨幣渠道比信貸渠道對經濟產出的影響更大。

第二組研究是迄今理論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最重要的觀點， 并試圖修正貨幣渠道理論的缺陷。它借助于信息經濟學的主要思想， 闡釋了銀行存款與債券不能完全替代， 貨幣政策通過銀行信用途徑來影響實體經濟。信用渠道理論認為， 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市場不完全、合約成本等普遍存在， 通過建立一個包括貨幣、銀行貸款和債券三種金融資產的模型， 說明了“外部融資溢價”的存在， 即微觀經濟主體的外部籌資資金成本與內部籌資機會成本之差， 而貨幣政策的強度和結構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外部融資溢價的大小。Bernanke&Blinder （1988） 假定銀行貸款和債券之間完全可替代， 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包含貨幣渠道和信用渠道的CC-LM模型， 由此論證了貨幣政策的實施如何影響貨幣供給曲線LM和信貸供給曲線CC, 且信用渠道在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Bernanke&Gentler （1995） 進一步根據存量及流量的特征將信用渠道分為資產負債表和銀行貸款渠道， 兩種渠道中貨幣政策作用于實體經濟的方式不同， 前者影響廠商的資產凈值， 而后者則影響銀行提供貸款的數量和價格。Bernanke等 （1992, 1998） 首先論證了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存在， 認為企業資產凈值的順周期產生了投資順周期性， 這種“金融加速器”放大了經濟周期的作用。而Kashyap等 （1993） 從廠商融資構成的角度驗證了銀行貸款渠道的重要性， 認為若銀行貸款渠道成立的話， 緊縮的貨幣政策會減少銀行貸款， 則廠商將以非銀行信貸來彌補銀行信貸的減少， 反之廠商將會減少其非銀行貸款資金。

第三組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是一種新穎的、獨特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Adrian&Shin, 2009） .2007年次貸危機以后， Borio&Zhu （2008） 最早提出了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 認為貨幣政策作用于銀行的風險識別和風險容忍度， 通過改變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來影響其資產價格和資產組合風險水平。Dell'Ariccia等 （2010） 構建了一個兩期理論模型用來闡明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取決于銀行的杠桿率與資本充足率。當政策利率下降時， 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其風險承擔增加， 杠桿率高的銀行風險會降低。而Fabian （2011） 則通過構建一個無限期動態模型， 解釋了有限負債制度下銀行為了增加利潤將會提高其貸款風險， 導致銀行承擔的風險明顯高于內部化存款人損失的其他融資計劃。此外， Maddaloni等 （2011） 、Delis&Kouretas （2011） 通過對歐元區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到， 低利率導致了銀行信貸標準的放松和銀行風險承擔的提高， 因此高資本充足率可以降低貨幣政策對銀行的上述不利影響。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 央行貨幣政策影響銀行相關決策行為的傳導過程可能是多種渠道的綜合影響結果， 他們并不是獨立地發揮作用， 而是在整個傳導過程中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已有文獻從理論和實證角度論證了貨幣政策影響銀行流動性創造直至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 其中貨幣渠道由于忽視了信息不完全現象而存在理論上的缺陷， 而信用渠道以合理的理論假設彌補了上述缺陷， 但是由于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涌現出越來越多的不同于傳統銀行信貸的新型金融工具， 因此信用渠道的發揮也受到一定局限。另外， 關于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渠道的研究已達成一定共識， 但關于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資本充足率并沒有形成一致結論， 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

第二類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與流動性創造之間的關系及影響因素上。貨幣政策對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影響會因銀行資本金、銀行規模及銀行風險等因素而存在差異。Rauch&Steffen （2009） 利用德國銀行業數據測算了其流動性創造水平， 并運用GLS方法對銀行業流動性創造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顯著增加銀行的流動性創造， 以此帶動經濟增長。而Berger&Bouwman （2011） 提出貨幣政策是否有效一定程度上決定于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銀行行為。他們利用美國近24年的銀行業數據對這種影響程度進行實證檢驗， 結果顯示：在正常時期， 緊縮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表內業務來減少小銀行的流動性創造， 但貨幣政策對大銀行的流動性創造無顯著影響；而在金融危機時期， 對于各類銀行而言， 貨幣政策對銀行流動性創造的影響均非常弱。另外， Achary&Naqvi （2012） 從銀行內部治理的代理角度， 構建理論模型假設闡釋了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會促使銀行盲目擴大房貸行為， 由此創造出過多的流動性并可能引發潛在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