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以地為本”的中國式城鎮化正在影響和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后續發展之路，城鎮化失衡發展凸顯出來的問題和矛盾日益尖銳，呈現出空間失衡、結構失衡、匹配失衡三大失衡特征。

一是結構失衡，表現為城鎮化與工業、農業的非均衡發展。首先是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發展，萬廣華、朱翠萍（2010） 等比較了產業結構占比和城市化率，認為兩者不相匹配； 冷智花等（2016） 運用錢納里模型對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城鎮化發展落后于工業化發展水平。其次是城鎮化與農業的非均衡發展，首當其沖就是糧食安全問題，土地城鎮化利益驅動下非糧化非農化趨勢加劇，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老年農業”不具有可持續性，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指出： 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對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更為緊迫，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對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提出了亟待破解的難題。

二是空間失衡，表現為城鎮化區域非均衡發展和城鄉非均衡發展。城鎮化區域發展呈現東強西弱的格局，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未來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如何發展，是實現城鎮化區域均衡發展的關鍵。城市化進程中城鄉非均衡發展矛盾突出，城鄉和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擴大（Ravallion & Chen,2007） ,①中國事實與傳統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不一致，按照傳統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城市化進程中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

三是匹配失衡，表現為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非均衡發展。人口與土地城鎮化異步發展困境是城鎮化發展中的難題，城鎮化凸顯造城運動和空城困境，土地財政驅動的土地城鎮化對人口城鎮化吸納有限，同時戶籍制度阻礙了人口城鎮化的推進，人口與土地城鎮化存在顯著的空間異質性，西部地區加速的土地城鎮化并沒有拉動人口城鎮化的同步增長，冷智花等（2016） 運用塞爾指數測算發現，西部地區人口與土地城鎮化差異大于東部和中部地區。

平衡發展理論是以哈羅德-多馬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發展起來的（Sato,1964） ,Rosenstein-Rodan（1961） 的大推進理論和Nurkse（1953） 的平衡增長理論是其代表，大推進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獲得外部經濟效果，而Nurkse的平衡增長理論強調產業間和地區間的關聯互補性，主張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均衡部署生產力，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各經濟要素具有相互依賴性和互補性，在市場經濟下，資本、勞動力與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最后將導致各要素收益平均化，進而達到各地區經濟平衡增長。但平衡增長理論是以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并且無成本為前提假設的，忽略了地理空間異質性。非均衡發展理論主要從資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區域均衡發展不可行，Myrdal（1957） 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認為經濟發展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發生和均衡擴散的，一些區域會首先發展起來，產生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使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不斷擴大，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地區流動，縮小區域發展差異。在市場機制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區域的不平衡性加劇，因此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來促進平衡發展。Friedmann（1966） 的中心-外圍理論認為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外圍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經濟發展初期二元結構是明顯的，但隨著區域經濟發展，必然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無論是平衡理論還是不平衡理論，最后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實現區域的均衡發展。對于城市化的經濟運行來說，城市化經濟均衡的最高目標值應當是在不斷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同時，達到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福利最大化。

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轉型時期，城鎮化發展研究意義重大，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的西方城鎮化發展理論，結合中國城鎮化發展事實與特征，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均衡發展理論，探索中國城鎮化從失衡到均衡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