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新特征

2010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我國經濟經歷了連續20個季度的減速期。至2014年GDP增速已降至7.4%,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點。2015年第1季度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至7.2%.種種跡象表明，經濟持續探底將成為一種“新常態”.很多學者通過橫向與縱向對比，總結了“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基本特征。

（一）經濟增速換擋主要肇始于內因

2014年以來，全球經濟呈明顯的分化特征，美國經濟持續復蘇，英國經濟也已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其他歐洲國家及日本起色不大，仍面臨經濟增長減速，仍在與衰退搏斗。

具體來看，2014年美國GDP增速達到2.4%,基本回到了危機前的水平，其中12月的工業產能利用率更是回到了2005-2007年繁榮期的高點。當年美國以17.4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與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再次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除了借助QE去杠桿，恢復市場力量外，美國經濟復蘇主要依賴于再工業化、頁巖油氣革命、3D打印、互聯網等供給管理創新。在歐洲，英國與美國遙相呼應，率先走出蕭條的陰影，2014年經濟增速達到2.6%,創下7年之最，雄冠發達經濟體。英國以服務業見長，在應對衰退的過程中，服務業通過內部再平衡迸發新的活力?？梢哉f，結構調整是英國經濟復蘇的一大催化劑。但除了美英兩國外，其他經濟體波瀾不驚，2014年歐元區經濟增速只有0.9%,日本則原地打轉。

相對而言，中國正在經歷經濟增速換擋，雖然7.3%的增速令發達國家經濟體望塵莫及，但增速的回落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這也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增速的第三次回落。第一次是肇始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前兩次相比，本輪經濟下滑是在外部環境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只能歸結為內因。一種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國當前潛在增速回落屬于后發國家追趕進程中的階段轉換而不是追趕周期的結束。我國的后發優勢并未終結，只是內容和結構發生變化，壓縮式增長的條件和潛力依然存在。當前的階段轉換是從數量擴張型高增長轉向質量提升型中高速增長（張軍擴，2014）。我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正在發生兩個關鍵變化：一方面，經濟增長從同時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轉向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導形式發生變化，由主要依靠資源要素從閑置狀態或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的轉移，逐步轉變為更多依靠行業內部企業之間或不同技術產能之間優勝劣汰。這樣的轉型對經濟增速帶來的沖擊，與以往相比，可能將會持續更長的時間。多數學者均認為，我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重回之前兩位數的高經濟增速時代。但如果能夠保持定力，通過適當的微刺激來堅守保增長的底線，同時大力推動改革，我國到2020年仍有希望順利實現既定的國民經濟增長目標。

（二）換擋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新特征

2014年是大改革與大調整拉開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國宏觀經濟沿“新常態”軌跡持續發展的一年（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2015）。GDP增速逐季回落而物價水平卻相對穩定，就業沒有出現惡化；貿易順差大幅回落，但非貿易品和服務業卻依然保持相對強勁的發展勢頭；經濟景氣下滑過程中，勞動力成本卻在“民工荒”中保持較高增速；微觀領域持續出現“融資難”“貸款難”和“融資期限錯配”等問題的同時，金融宏觀領域的流動性卻在持續攀升，金融機構的財務績效保持高位增長。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這幾大典型事實說明，中國經濟運行進入了與以往不同的新的軌跡（劉元春，2014）。

這種新軌跡首先表現在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結果的訴求點發生了切換，從盲目追求速度，轉向多維度的質量提升，如要素質量、過程的把控、環境質量等（朱方明，2014）。質量可視為經濟增長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它與速度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定范圍內不可兼得。有研究發現它們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越過一 定臨界點后再 追 求速度就 會偏離發展 的 根本目標（葉 初 升，2014）。1978-2010年，我國經濟結構失衡水平先降后升，產業結構、投資消費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國際收支結構不斷惡化，就說明了這一點（劉燕妮，2014）。

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于發展，霧霾等問題使人們對經濟增長的價值產生了懷疑，環境追求被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李曉西等（2014）借鑒人類發展指數構建了“人類綠色發展指數”,測算了包括中國在內123個國家的綠色發展指數。結果顯示，雖然中國已遠遠超過了聯合國指定的千年發展目標，但如何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仍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目前中國排名第86位，還處于淺綠色發展水平階段，可以說綠色發展任重而道遠。

簡而言之，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從過去的兩位數高速調為中高速，而經濟發展的質量成為新的關注點，短期速度與長期續航能力的取舍、總量與結構的均衡、人與環境的協調等等，為經濟增長與發展注入了新的內涵。這種轉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需要從戰略維度提供新的支撐，比如結構平衡與創新驅動戰略、區間調控與民生戰略（洪銀興，2014）。

2014年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追求的描述打上了深深的中國烙印，比如“中國夢”一次次被學術界頻頻引用。官方對于“中國夢”這一概念的認可始于2012年底，它已不僅僅是一個熱門詞匯，更是承載和表達了政黨和國家的愿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中國夢的三大維度，而國家能力尤其是經濟能力是實現包括這三大維度的中國夢的根本保證（王忠偉，2014）。理論界較多的解讀是“民族復興中國夢”,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將其置于馬克思“資本內在否定性”的發展坐標，對整個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做歷史的考察，就會發現，“人民幸?！辈攀侵袊鴫舻淖罱K目標（沈斐，2014）?！爸袊鴫簟鄙婕爸T多領域，但從根本上講，只有實現經濟的偉大復興，各種夢想才有可能實現（謝地，2014）。

當然，除了像“中國夢”這樣寄托了人們美好憧憬的經濟發展愿景外，也有不少學者對換擋期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后果表示擔憂，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這是多年來經濟結構演變與要素稟賦變化的累積結果（陸旸2014），要避免它，只能依靠創新驅動來重塑經濟增長模式，比如，通過工業制造2025規劃擺脫制造業對人的要素的粗放型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