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使得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諸多弊端暴露無遺， 國際上對于現行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一個重要的方向是實現國際貨幣多元化， 從而分散國際貨幣體系過分依賴美元而產生的系統性風險。 在這個背景下，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外匯儲備居全球之首， 隨著其綜合國力與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 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國內學者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研究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末。 早期的文獻大多基于貨幣國際化的一般規律， 對人民幣國際化所需條件、 實施的可行性、 必要性及其帶來的經濟效應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
21 世紀以來， 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高度重視， 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 可以將現有研究大致分為六個方面： （1） 以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和基本規律為基礎， 結合中國的經濟狀況， 探究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是否成熟； （2） 以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 分析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的影響； （3） 結合世界經濟格局同中國的實際國情， 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和路徑選擇； （4） 量化衡量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 （5） 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進行測算； （6）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是否成熟
現有研究認為， 一國貨幣國際化必須具備以下五個條件： （1） 強大的綜合國力或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 （2） 開放發達的金融市場； （3） 幣值相對穩定， 匯率制度合理； （4） 對貨幣發行國政治穩定的信心； （5） 貿易交易量占全球的較大比重。 基于以上條件， 許多學者認為， 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具備一定的現實基礎。 黃益平 （2009） 認為， 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 人民幣區域化范圍的擴大和程度的加深、 經濟體制和金融市場改革的持續深化、 人民幣的良好聲譽、 外匯管理體制的逐步健全及人民幣幣值的長期穩定都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條件，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變革的階段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時機。 劉艷靖 （2012） 對國際儲備貨幣構成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 通過將中國與國際貨幣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分析比較， 得出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國際化條件的結論。 劉輝和巴曙松 （2014） 通過分析中國的經濟現狀、 國際形勢和亞洲地區經貿合作趨勢， 認為中國啟動貨幣國際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然而， 也有學者認為現階段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時機尚未成熟， 政府應將我國金融改革作為首要任務， 在國內微觀基礎條件成熟的基礎上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何帆 （2009）、 郝宇彪和田春生（2011） 認為， 若沒有匯率制度改革， 人民幣國際化引起的資本流動將更頻繁的波動， 對國內金融穩定造成更大的沖擊， 因此， 在國內金融市場改革完成之前不應貿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張明和何帆（2012） 發現， 2009-2011 年香港離岸市場與內地在岸人民幣市場間的套匯與套利活動盛行， 造成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跛足化”, 阻礙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幣利率與匯率尚未完全市場化。 他們認為， 國內經濟結構性調整應優先于人民幣國際化。 Frankel （2012） 和 Gagnon （2014） 認為， 中國如果不完全放開國內金融市場和資本管制， 那么人民幣就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
上述爭論的焦點在于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匯率改革間的先后次序問題， 其本質為資本賬戶加快開放同人民幣匯率改革間的先后次序問題。 王信 （2011） 認為，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同步進行、 相互促進，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倒逼國內金融改革開放， 改進國內制度環境和政策， 若匯率市場化全面完成后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恐怕錯失良機。 張斌 （2011） 則提出不同意見，他指出， 國內外的匯率改革都不乏 “畢其功于一役” 的例子， 例如 1994 年的匯率并軌改革。 在人民幣匯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背景下， 過快放松資本管制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會招致更大的投機資本沖擊，威脅國內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 余永定 （2011b） 也認為， 人民幣國際化應在利率市場化和匯改完成后進行， 否則由價格扭曲帶來的國際投資頭寸的不對稱會導致人民幣國際化的結果與目標南轅北轍。
Prasad & Lei （2012） 指出， 若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場和靈活的匯率制度， 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會對國內金融穩定產生消極影響， 故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前應先改革匯率制度， 加強國內金融體系建設。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亟待改革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契機， 中國的經濟實力、 宏觀經濟穩定性和貿易規模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 在目前我國利率與匯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 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許多問題和風險。第二， 中國政府應盡快完成利率與匯率市場化改革， 注意調節資本賬戶開放同人民幣國際化間的平衡， 人民幣國際化不應以犧牲宏觀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性為代價。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和成本
（一） 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
人民幣國際化的逐步推進， 將使中國獲得長遠的經濟利益， 包括：
1.獲得鑄幣稅收益。 在人民幣幣值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并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設想下，鐘偉 （2002） 估算出我國至少能從中獲得 25 億美元的鑄幣稅收入。 高海紅和余永定 （2010） 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抵消一部分中國需向美國支付的鑄幣稅。
2.降低中國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 促進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使更多的外貿和金融交易將由人民幣計價和結算， 中國企業面臨更低的匯率風險。 同時， 為了滿足國際清算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 金融機構人民幣資產權重將會增加進而降低外匯風險沖擊。
3.提高中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 促進中國金融業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中國金融機構的融資效率， 從而大大提升其國際競爭力， 并推動中國金融服務行業的擴張。
4.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人民幣國際化賦予中國對一種世界貨幣發行和調節的權力。 隨著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中越來越重要， 我國在世界經濟、 政治等方面具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5.有助于國際金融體系的完善和穩定發展。 新的國際貨幣的出現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更加的多元化， 約束處于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發行國不負責任的行為， 減少國際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Jenkins & Zelenbaba, 2013; Eichengreen, 2014）。 Taylor （2013） 指出，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面臨儲備貨幣供求不對稱的危險， 這是由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儲備貨幣的需求遠遠超出發達經濟體所能提供的數量， 而人民幣的國際化可通過滿足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儲備貨幣供給的需求緩解這種危險， 從而有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 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穩定。
此外， 石巧榮 （2010） 對人民幣國際化收益的分析采用了不成熟債權國困境的視角。 她提出，現階段中國仍是不成熟的債權國， 面臨著經濟結構性失衡加劇、 貨幣沖銷難度增加和以國外資產形式累積的國民財富縮水等經濟困境， 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盡早用于國際借貸是擺脫這些困境的唯一出路。
（二） 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
1.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 削弱宏觀政策的自主性。 人民幣國際化后， 將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流通，這會增加央行控制國內貨幣量的難度， 影響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同時，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僅考慮國內因素， 還要考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這會降低宏觀政策自由度 （張青龍， 2011）。
2.維持國內金融市場穩定性的難度增加。 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聯系會因人民幣國際化而更加緊密， 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會產生比之前更大的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后， 跨境資金的流動將更加自由，利率和匯率預期的任何變化都會驅使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 進而導致國內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的波動。
3.加大金融監管的難度。 人民幣國際化讓央行面臨著更高難度的現金管理和監測。 人民幣國際化使得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加大， 可能會增加走私、 洗錢、 偽造人民幣等非法活動， 增加監管難度。
4.致使中國面臨 “特里芬難題”. 人民幣國際化會增加世界各國對于人民幣的相對需求， 使得人民幣在海外不斷沉淀， 形成長期的貿易逆差。 而保持長期貿易順差是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核心前提。 兩者相互矛盾， 致使中國面臨 “特里芬難題”.
5.貨幣逆轉風險。 如果不能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就可能引發信心跌落和悲觀預期， 夸大貨幣波動幅度， 導致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出現反復甚至被其他國際貨幣替代的風險。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還停留在定性方面， 只有少數學者對其進行了定量分析，但僅關注鑄幣稅收益， 忽視了人民幣國際化可能帶來的其他收益。 目前， 大多數學者認同從長遠看，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收益遠遠大于成本和風險， 在時機成熟時， 應當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