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的涓滴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益能夠自動擴散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階層。

根據這一理論，經濟增長會自動惠及窮人，只要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就能實現貧困的快速下降。但是 20 世紀80 年代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實踐表明，單純依靠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并不理想，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會隨著經濟增長而下降。

在這個背景下，人們重新審視經濟增長和減貧之間的關系，發現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還依賴收入分配的變動，只有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對窮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結合才能實現有效減貧，達到所謂的“益貧式增長”，即對窮人有利的經濟增長。由于益貧式增長研究經濟增長、貧困和不平等三者之間的關系，關注窮人在經濟增長中的福利變動，很快受到發展中國家政策制定者、國際機構和學者們的關注。2000 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益貧式增長的概念，并指出以此為依據制定世界銀行的減貧政策，用于指導各國的減貧實踐，益貧式增長開始盛行。

越南和孟加拉國分別屬于東南亞和南亞國家，這兩個國家體制不同，社會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差異巨大，但是 20 世紀 90 年代均在經濟增長和減貧方面表現突出，被認為是益貧式增長的典范。本文研究這兩個國家在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如何使窮人廣泛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并實現益貧式增長的經驗，為發展中國家實施益貧式增長戰略提供思路和視角。

一、越南和孟加拉國益貧式增長的成就

\\( 一\\) 越南

1． 越南的經濟增長、收入和貧困狀況

1976 年，越南實現了南北統一，從此全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南北方統一實行效仿蘇聯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模式，到1980 年，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業被沒收或合并，80% 左右的土地被強行集體化，約 1/3 的城市人口被趕到條件十分惡劣的“新經濟區”，這一過激政策導致南方經濟迅速衰退。1979 年中越戰爭爆發后，越南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負增長，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越南的援助開始減少，而當時越南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建立起來，1986 年通貨膨脹率達到了775%，經濟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最終在 80 年 代 中 期 發 生 了 嚴 重 的 社 會 經 濟 危機。

1986 年越共六大召開，越南正式開始革新開放，效果十分顯著。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越南1990 ～ 2006 年的 GDP 年均增長率達到了 7． 7% ，居世界前列水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越南經濟增長繼續放緩，2012 年經濟增長率僅為 5． 2%，是 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仍高于同期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 1985 年的202 美元\\( 2000 年不變價\\) 上升到 2012 年的 986 美元\\( 按 2000 年不變價\\) ，正在從貧窮的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變。

越南的革新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被公認為是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建設社會主義最為成功的國家。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 世紀90 年代，越南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同時，貧困發生率從 1993 年的 58． 1% 下降到 1998 年的 37． 4%，其中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21． 5 個百分位點，城市貧困發生率下降了將近 16 個百分位點，下降幅度很大。進入 2000 年以后，城鄉貧困發生率仍然持續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如 20 世紀90 年代。2012 年，越南貧困發生率為 17． 2% ，其中農村貧困發生率為 22%，城市僅為 5． 4%。

革新開放后，越南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其收入不平等也保持相對穩定。據世界銀行統計，1993 年以后，除了在 21 世紀初基尼系數有所上升，貧富差距略有擴大外，其他年份基尼系數均在 35% ～36% 之間波動，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貧富差距相對較低。由于越南不平等變動不大，這使得經濟增長的減貧彈性較高，越南貧困人口的變動對經濟增長越來越敏感，快速的經濟增長有效地降低了貧困，這無疑是越南改新開放最成功的方面。

2． 越南實現益貧式增長的實踐

越南在經濟增長和貧困減少方面的出色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益貧式增長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其經驗總結如下。

\\( 1\\) 土地改革。越南的貧困人口大多數集中在農村，且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越南土地分配改革是實現益貧式增長的重要內容。1988 年越南進行土地分配，把土地使用權賦予農戶，1993 年越南國會通過的《土地法》規定，在土地分配時把土地使用權證書發放給所有農戶，農民可以長期使用土地，期限長達 15 ～50 年，并容許繼承、轉讓、租賃、抵押土地所有權，到 2000 年為止，越南有 110 萬土地使用權證書被發放。

越南的土地分配比較公平，各省土地使用權在最大范圍內被有效分配，農村貧困群體的收入來源趨于多樣化，窮人從土地分配改革中得到了實惠。

\\( 2\\) 對農產品貿易自由化。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越南先后加入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簽訂了多種雙邊貿易協定，并于 2006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越南積極融入世界市場推動了稻米及其他農產品生產和出口的增加，對農村貧困減少有深遠的影響。

稻米是越南傳統的占主導地位的農作物，越南政府對稻米政策實施了重要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延長農民土地使用權，稻米出口自由化，放松稻米的內部貿易壁壘等使得越南國內稻米實際價格上升，農民的實際收入增加; 與此同時，國內對化肥進口管制放松，化肥價格下降，包括稻米在內的主要農產品產量和利潤率不斷提高，出口市場不斷擴大，刺激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 3\\) 私營經濟的發展。1991 年越南政府頒布了企業法，新企業穩定增加，2000 年政府對企業法修訂，新的企業法簡化了登記手續和發放許可證的程序，私營經濟迅速增加。據統計，私人公司增加率從1995 ～ 1999 年的 4% ～ 5% 迅速上升到 1999 ～ 2001年的 15% ～30%。私營經濟主要集中在工業和服務業，這兩大領域很快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和吸納就業的主要渠道。亞洲金融危機后，越南私人經濟繼續發展，工業和服務業領域非正式就業的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

\\( 4\\) 健康和教育的投入。20 世紀 80 年代末、90年代初，越南改革初期土地生產力的快速提高不僅使得適耕土地變得稀缺，而且導致了土地嚴重退化。

考慮到土地的相對稀缺性，越南加大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培訓，大力投資人力資本。20 世紀90 年代，越南貧困人口的教育取得的進步十分顯著，1993 ～ 2002 年，最貧困人口的初中入學率增加了4 倍，農村上升了2．5 倍，而少數民族從 6． 6% 上升到了 48% 。

\\( 5\\) 瞄準最貧困人口的減貧計劃。在減貧實踐過程中，越南政府意識到高速經濟增長仍然幫助不到最貧困的人口，很早就制定了惠及最貧困人口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投資計劃\\( PIP\\) 、消除饑餓和貧困的特殊國民計劃\\( HEPR\\) 、針對社區級投資的 135 計劃、少數民族特殊計劃等。這些計劃的實施極大地推動了越南的扶貧進程。

\\( 6\\) 宏觀經濟和制度改革。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和私有產權的實行，越南政府認識到革新開放的基礎是宏觀經濟的穩定。1989 年，越南實施了廣泛的經濟穩定政策，包括價格完全自由化、越南盾貶值、約束預算、稅收體制的重建以及金融部門改革等等。

改革效果十分顯著，同年通貨膨脹率下降了 35%，經濟增長率上升到 8%。在整個 90 年代越南通貨膨脹率年均增長率保持在 3． 7% 左右，越南恢復了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越南在 20 世紀 90 年代實現益貧式增長的成功經驗展示了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短短 20多年內脫離極端貧困，表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需要以經濟增長的下降和貧困的上升為代價。

\\( 二\\) 孟加拉國

1． 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長、收入和貧困狀況

孟加拉國人口密度高，經濟脆弱，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發。1971 年獨立后，這個國家就陷入了社會動亂、經濟秩序混亂和獨裁統治中，貧困發生率達到了 74%，普通民眾生活極端貧困。孟加拉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波動性大，主要是因為該國的經濟增長受自然災害以及其他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很大，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給減貧帶來了很大困難。20 世紀 80 年代，孟加拉年均 GDP 變動的系數達到了 29． 5%，20 世紀 90 年代，該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發展農業和非農業經濟等，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下降，年均 GDP 變動的系數下降為 8%，減貧速度加快。據世界銀行統計，孟加拉國人均收入增長率從 80 年代的 2． 2% 上升到90 年代的 3% ，同期年均貧困下降率從 0． 6% 上升到2． 4% ，與此同時不平等略有上升，城市基尼系數從1991 ～ 1992 年度的 0． 33 上升到 2000 年的 0． 44，同期農村從 0． 27 上升到 0． 36，但在亞洲國家仍屬于較低水平，這段時期被認為是孟加拉國的益貧式增長時期。

2． 孟加拉益貧式增長的實踐

20 世紀 80 年代，孟加拉國的減貧速度受到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財政赤字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而減緩。20 世紀90 年代，政府大力投入農村基礎設施，自然災害造成破壞得到控制，減貧速度加快。

這段時期其國內穩定的宏觀經濟和政治環境使得該國能夠利用財政公共支出進行益貧式增長改革，政府在計劃生育、基礎教育、產婦保健、兒童免疫接種等衛生保健服務等方面政策的可持續性進一步促進了該國經濟增長的益貧性。

20 世紀 90 年代，孟加拉國在宏觀經濟政策、農業政策、農村要素市場等方面的改革提高了窮人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據世界銀行統計，由于國家在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領域方面實施有利于窮人的公共投資政策，孟加拉國經濟增長率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3． 7% 上升到 90 年代的 4． 8% ，貧困加速下降。90 年代，孟加拉國通過公共轉移支付加強安全網建設以提高自然災害的預防能力，給最貧困人口提供食物補貼，鼓勵農民參與非農業生產以促進農民收入多元化，從而使貧困人口更好地應對外部沖擊。

可以說20 世紀 90 年代孟加拉國較好的減貧效果主要得益于對窮人有利的政策干預。但是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長策略偏重城市經濟發展，重點發展非農業部門，從國家層面上來看，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減貧的效果。

孟加拉國主要采取的以下政策組合實現了益貧式增長:

\\( 1\\) 宏觀經濟政策。20 世紀 90 年代，孟加拉國宏觀經濟穩定性、開放性及與貧困下降相關的財政支出政策促進了該國的益貧式增長。①宏觀經濟穩定性。20 世紀 90 年代，孟加拉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實現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穩定的匯率和較低的經常賬戶赤字。

通貨膨脹率從 80 年代的 10． 3% 下降到 90 年代的 5． 6%，80 年代末，財政、貨幣和匯率管理明顯改善，為 90 年代較高的增長率奠定了基礎。②經濟開放性。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孟加拉國有著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而國內貿易和匯率管制扭曲了產品和要素市場，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90年代，該國實施經濟開放政策，實現了貿易和外匯體制自由化，出口貿易年均增長 11%，從而刺激了經濟增長，并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③公共財政支出。

孟加拉國 20 世紀 80 年代財政赤字較高，到 80 年代末陷入財政危機，90 年代面對國外援助的減少和財政收入不足，該國實施合理而謹慎的財政政策，公共資源主要用于能夠減少貧困的部門和領域，如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④農村基礎設施發展。

20 世紀 70 年代，孟加拉國的政府政策主要關注洪水、灌溉和排水工程。80 年代，絕大部分的公共開支集中用于農業發展，而對農村基礎設施關注較少。90年代，對農村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橋梁等的建設是孟加拉農村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農村發展戰略促進了孟加拉國農業、非農業產出的增長。⑤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90 年代以來，孟加拉國的公共政策十分重視基礎教育的發展，教育支出比重從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的 8% 持續上升到 90 年代末的 16%，公共教育支出從初等教育逐漸轉移到中等教育，中等教育在教育預算支出中所占的份額從 36． 8% 上升到 48． 5%。

包括對公共資源的持續投入、在服務提供方面與非政府機構的良好合作關系，以及對教育提供補貼以支持貧困家庭和女童教育的三大公共政策推動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發展。

\\( 2\\) 農業經濟發展。孟加拉國在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①提高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孟加拉國自然災害頻發，洪水和干旱影響了農作物的收成，造成了糧食價格的異常波動和工作機會的減少。

1988 ～ 1998 年，孟加拉國采取措施應對自然災害，通過增加窮人在非正式經濟和非農業部門中的就業機會，增加洪水頻發地區干燥季節糧食生產，完善宏觀經濟層面上的災害處理機制等減緩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②綠色革命。獨立后孟加拉國政府應用農作物高產技術，改善灌溉設施，放松對農業投入\\( 如化肥等\\) 的管制，增加農作物多樣化種植。農業改革對孟加拉國農業部門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③改善市場條件和發展對窮人有利的農村經濟。20 世紀90 年代，孟加拉國的農業投入要素市場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先進灌溉技術的實施和農作物多品種化，耕地不斷增加，從而促進了農業部門的發展。90 年代早期由于政府對農業投入管制的放松，私人部門積極投資用于地下水灌溉的設施，水市場發展迅速，窮人和小農使用灌溉水更加方便和便宜。

與此同時，該國非農業經濟的發展吸引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提高了這部分群體的收入水平。

\\( 3\\) 制衣業的發展。制衣業是孟加拉國最重要的制造業，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始于 20世紀 80 年代早期的制衣業的快速發展對孟加拉國的就業、減貧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1984 年制造業出口大約僅有 4%，而 20 世紀 90年代則增加到 75%。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孟加拉國大中型制造業雇傭了 40% ～ 50% 的勞動力。由于制衣業集中了大量的貧困人口，他們的消費傾向于由非正式、非貿易部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制衣業的發展也間接促進了孟加拉國服務業和其他非貿易經濟的發展。

二、越南和孟加拉國益貧式增長給我們的啟示

越南和孟加拉國的案例表明，益貧式增長可以在不同背景下發生。孟加拉國發展初期貿易不發達，基礎設施落后、社會發展滯后，制度脆弱，實現益貧式增長的初始條件非常惡劣。該國通過實施傾向于窮人的社會經濟政策，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貧困下降。越南案例則表明，在良好的初始條件下，通過制定經濟政策、挖掘城鄉地區的經濟潛力，能夠有效脫離極端貧困。

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的越南革新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轉變，貧困下降迅速。越南益貧式增長的成功經驗主要在于創造了惠及城鄉低收入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國內私人企業的發展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改善，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比較關注慢性貧困等，使得越南國內貧困群體的就業渠道增多，極大地促進了該國的益貧式增長。

孟加拉國獨立之初發展前景十分暗淡，但是由于孟加拉國政府重視經濟增長的益貧性，積極投資農業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對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安全網建設的投入提高了該國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少了貧困群體因自然災害致貧的機會，90 年代非農業產品出口的快速發展進一步降低了貧困。

案例研究表明，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對窮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結合能夠實現有效減貧。從政策角度來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貧困家庭如何參與到經濟增長中? 主要渠道是什么? 什么樣的政策和初始條件對幫助極端貧困的家庭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更有效? 案例研究提供了以下幾個促進益貧式增長的政策經驗:

\\( 一\\) 增加貧困家庭參與經濟增長的機會

家庭主要從三個主要渠道參與到經濟增長中: 就業、轉移支付\\( 來自公共和私人的資源\\) ，投資回報，其中就業尤為重要，因為就業收入是家庭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貧困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就業收入。

當政府政策與良好的外部條件相結合，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給貧困家庭，就會實現益貧式增長。

\\( 二\\) 農業經濟發展

越南和孟加拉國的案例表明，農業對經濟增長和貧困下降有著重要影響。在越南和孟加拉國，農業出口和化肥進口貿易自由化促進了益貧式增長; 在孟加拉國，非農業經濟的發展雖然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通常以犧牲窮人的利益為代價。因此政府應通過旨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綠色革命實現農業經濟增長，同時對農村勞動密集型基礎設施大力投資，才能提高農民收入，實現有效減貧，否則即使是農業經濟增長了，但是貧困仍然沒有減少。

20 世紀 90 年代，在農業發展方面，這兩個國家中采取五項政策干預有助于提高貧困家庭的農業收入:

\\( 1\\) 通過大力投入農村基礎設施以改善市場準入，降低交易成本; \\( 2\\) 土地改革; \\( 3\\) 設計所有農民都受益的激勵框架; \\( 4\\) 提供給廣大小農生產者技術支持，提高貧困人口應對危機的能力。以上政策在不同層面上執行。當然由于不同的初始條件和其他影響因素，在提高貧困人口參與經濟增長能力方面，所有的政策效果并不一定相同。

\\( 三\\) 積極創造就業機會

在孟加拉國和越南，非農業部門的發展對減貧效果顯著。兩國的經驗表明，非農業部門的發展促進了城市工業和服務業經濟的快速增長，農村和城市貧困家庭參與非農業就業的機會增多。在越南，貿易自由化和出口促進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此同時，高速的農業經濟增長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人口，提高了城鄉貧困家庭的收入。

越南和孟加拉國案例說明有以下三個政策可以提高貧困家庭的非農業收入: \\( 1\\) 改善投資環境。改善投資環境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促進正規部門規模的擴大和就業機會的增加。越南通過貿易自由化以及對企業采取的一系列激勵政策等改善投資環境、極大地提高了制造業非熟練工人\\( 尤其是女性\\) 的就業機會。\\( 2\\) 擴大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擴大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對非農業經濟增長十分重要，也有利于貧困家庭參與非農業經濟增長。\\( 3\\)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基礎設施建設\\( 尤其是道路和電力\\) 使得農村地區、小城鎮及大城市聯系更加緊密，這有助于改善市場準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增加農村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從而實現益貧式增長。

\\( 四\\) 宏觀經濟穩定政策

在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下，金融危機和社會政治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會大大縮小。孟加拉國和越南的案例說明低通貨膨脹率和低財政赤字可以為實現益貧式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通過貿易自由化和貨幣貶值實現經濟開放以吸引外資和促進出口，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貧困下降。目前國際上對保持低財政赤字是否合理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孟加拉國的案例表明，高財政赤字對窮人尤其不利，制定政策將財政支出投資于窮人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則有利于益貧式增長。

\\( 五\\) 提高窮人應對危機的能力

雖然以上政策通過窮人賦權使貧困人口能夠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但是一些群體由于疾病、年齡、歧視、自然災害等原因無法參與其中，這就需要通過政府轉移支出和安全網給予支持。

轉移支付通過對增長紅利進行再分配使特定的貧困群體獲得收益，而安全網適用于因為自然災害等原因處于短期貧困的群體，主要渠道是通過資源或收入的再分配使窮人脫離貧困以及幫助貧困家庭提高應對危機的能力，而應對危機最有效的措施是建立窮人負擔得起的社會保障體系。

孟加拉國通過提高農民應對危機的能力促進了高產農業技術的推廣，而對洪水基礎設施和洪水季節安全網的投資以及灌溉水市場的改革減少了孟加拉國糧食產出和糧食價格的波動，促進了孟加拉國農民收入的增長和收入渠道的多樣化。

三、結語

這兩個國家的益貧式增長政策經驗說明，快速的經濟增長、較低的不平等以及對窮人有利的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相結合能夠實現快速減貧。實現益貧式增長并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初始發展條件、有效的政策干預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影響著經濟增長的減貧模式。對于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經濟增長時期，貧困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敏感性也各不相同，有必要根據本國國情采取相應政策以提高窮人參與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能力，這要求政府有意識地發展窮人賴以生存的經濟部門，制定有利于窮人的社會經濟政策，使窮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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