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過后， 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兩駕馬車---投資和出口拉動力明顯下降。 中央 “十二五” 規劃中提到了擴大內需戰略， 消費拉動 GDP增長要比投資的生產推動機制更加可靠。 因此，培育消費力、 發展消費經濟就成為擴大內需的切入點。 而我國普遍存在的貧富差距、 儲蓄率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一系列因素說明， 發展消費經濟、 提高消費力， 需要一定的金融保障和政策支持， 消費金融正是這一領域的新興課題。 學者們意識到， 發展消費金融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之一 （王勇， 2012）。 所謂消費金融， 可以廣泛地理解為與消費相關的所有金融活動， 但如何明確的界定消費金融的內容和范疇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的任務 （王江， 2010）。

國外關于消費金融的研究起步較早， 這和西方國家信用體系相對健全、 數據資源尤其是微觀數據較為豐富、 以及西方人的消費觀念有較大關系 . 國 際 學 術 界 對 于 該 領 域 的 相 關 概 念 有Consumer Finance （ 消 費 者 金 融 ） , PersonalFinance （個人理財）， Household Finance （家庭金融） , Consumer Credit （消費信貸）。 相比較而言，國內該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 同國家擴大內需戰略相一致， 消費金融領域近幾年獲得了廣泛關注。

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2010 年開始已連續舉辦三屆中國消費金融研討會， 遴選參會論文于《經濟研究》 ?？d， 報道領域研究最新成果。

首屆中國消費金融研討會上， 錢穎一教授認為應該稱之為消費者金融或者是居民金融， 認為是一個資產配置問題； 陳學彬教授建議采用消費者金融一詞； 廖理認為消費金融需涵蓋消費者個人和家庭； 裴長洪認為更多的研究還應著眼于家庭層面。 可以看出， 國內稱之為的消費金融， 對國際學術界的消費者金融、 家庭金融、 消費信貸都有涉及。 但是制約消費金融深入研究的最大因素還是微觀數據的匱乏， 缺少連續的微觀家庭的抽樣考察。 為彌補數據的不足， 促進相關研究的順利開展， 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已開展了三次消費金融調查， 其他相關調查還有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 （CHNS）、 北大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項目 （CFPS）、 北大國家發 展 研 究 院 的 中 國 健 康 與 養 老 追 蹤 調 查（CHARLS）， 以及中國家庭金融調查 （CHFS）， 這是由西南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2010 年合作成立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 究中心， 在 2012 年 5 月發布的。

鑒于研究和學習的需要， 本文對國內已有的消費金融領域 2010 年以來較權威的文獻進行一個簡單的綜述。 以充分研究消費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關于消費金融的研究， 國內研究多集中于其中某一視角， 整體性研究較少， 理論性研究較少， 因此綜述主要從以下幾點著手（見圖1）?！?】

一、 消費金融公司

消費金融公司作為專業為消費者提供消費信貸的金融公司， 在國外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

2009 年 7 月， 中國銀監會頒布 《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 專業化的消費金融公司漸漸走進居民的視野， 2010 年 3 月銀監會先后在經濟發達地區批準了四家試點消費金融公司運營， 國內對于專業化消費金融公司的研究也悄然起步。

李瑞紅 （2010） 歸納總結了國外發展消費金融公司成功經驗， 分析了我國消費金融公司發展前景及面臨的挑戰、 不確定性和風險， 提出了規范發展我國消費金融公司的建議如規范授信管理、強化公司監管等。 袁象 （2010） 分析了消費金融公司的成立對于提高居民負債率、 拉動消費杠桿的重要推動作用， 以及由于我國信用體系不健全而造成的難以控制風險的問題， 對如何制定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如何制定有效的消費金融公司操作細則， 提出一些可行的辦法。 翟帥、 朱瑪（2010） 認為， 由于法律限制和管理缺失， 消費金融公司在市場競爭中仍然存在許多困境需要克服。

汪濤、 郭寧 （2010） 認為要發展消費金融公司，應選擇合理的運營模式， 金融機構體系的改革必須跟進， 在客戶群與服務范圍等方面要進行綜合考慮和設計， 加強監督。

還有學者就消費金融公司與商業銀行的競爭關系做了細致分析。 王應貴、 唐湘瓊 （2010） 分析認為兩者間存在業務領域、 業務操作及資金方面的競爭， 消費金融公司提供的個人耐用消費品貸款和一般用途個人消費貸款會對我國商業銀行個人信貸業務造成一定沖擊。 消費金融公司運行后在信貸資產運營、 境內機構借款、 發行金融債券等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來自這些方面的資金競爭將會擠壓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

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的成立可以滿足不同群體消費者的不同層次需求， 對于拓寬居民的消費貸款融資渠道， 完善我國金融組織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但學術界對于這個領域的研究流于表面， 缺乏較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

二、 家庭財富與消費

在經濟生活中， 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 因此，以家庭為分析視角有其合理性。 美國金融學會會長 Campbell （2006） 指出， 家庭金融正逐漸成為金融學的一個重要領域和分支。 國內相關研究限于家庭微觀層面上的數據缺乏， 分析有限的幾個年份， 或一個年度內橫截面數據， 缺乏長期的趨勢性分析。 家庭層面的研究從家庭資產狀況描述分析開始， 拓展到家庭資產的財富效應。

甘犁等 （2013） 利用 2012 年 5 月 CHFS 發布的數據， 對中國家庭資產狀況及住房需求做了分析， 采用類似 SCF 對家庭資產的分類方式， 家庭總資產包括非金融資產和金融資產兩大部分。 家庭非金融資產包括農業、 工商業等生產經營資產、房產與土地資產、 車輛、 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資產。

家庭金融資產包括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股票、債券、 基金、 衍生品、 金融理財產品、 非人民幣資產、 黃金、 借出款等資產。 表 1 中均值與中位數的差異表明 “十二五” 期間家庭資產分布的不均?！?】

陳斌開、 李濤 （2011） 利用 2009 年 7~8 月國家統計局開展的 “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 項目的數據， 細致考察了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的現狀與成因， 發現家庭資產隨戶主年齡、 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負債則相反。

相關實證檢驗則主要依據 LC-PIH 模型進行不同角度擴展， 進而得出當期消費的計量方程， 以此為依據利用不同的數據來源進行實證分析。 所應用的數據不同、 分類不同， 得出的結果也截然不同。 田青 （ 2011） 在估算我國 2001 年以來居民金融資產與實物資產的基礎上， 分析了它們對消費的影響效應， 發現擁有資產對居民消費有積極促進作用， 其中實物資產的刺激作用較強， 金融資產對當期消費有擠出效應， 保險債券等對消費不存在顯著影響。 陳訓波， 周偉 （2013） 利用CFPS 項目 2008 年的數據， 以城鎮為樣本， 分析了家庭財富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 結果表明居民財富對消費有顯著影響。 且金融財富的影響大于房地產財富的影響， 非自住房地產財富影響高于自住房地產財富， 年輕家庭高于年老家庭。

因此他們建議穩定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 并征收遺產稅。 其分析僅選取北京、 上海、 廣州三個國內一線城市作為分析樣本， 因此樣本代表性有待商榷。

張大永、 曹紅 （2012） 基于 CHFS 的數據，將消費分為耐用品和非耐用品， 將家庭資產分為無風險金融資產、 風險金融資產、 自有住房資產和其他實物資產。 研究發現房地產總財富效應大于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 住房價值對家庭非耐用品消費的影響大于耐用品， 無風險資產對非耐用品消費的影響較大， 風險資產對耐用品的消費影響較大， 年輕的低收入家庭所表現出來的財富效應較大。 該文利用的僅僅是一年內的橫截面數據，因此也存在眾多限制， 對房價變化的財富效應研究依賴于后續跟蹤調查數據的完善。 同樣應用橫截 面 數 據 進 行 分 析 得 出 相 似 結 論 的 還 有 解 堊（ 2012） , 他 利 用 中 國 健 康 與 養 老 追 蹤 調 查（CHARLS） 數據 , 將資產分為房產和金融資產 ,將消費分為總消費和非耐用品消費， 分城鄉、 分年齡分析了借貸約束下資產的消費作用問題， 結果表明房產的消費彈性大于金融資產， 年輕家庭消費彈性大于年老家庭， 城市家庭消費彈性大于農村。 當然， 橫截面數據分析的結論也只能在特定時間段內成立。

也有學者小范圍開展區域性的家庭金融調查。

如杜莉等 （2013） 2011 年在上海開展了一項家庭金融調查， 隨機抽取 15 個行政區， 每個行政區隨機抽取 1~5 個街道辦事處， 每個街道辦隨機抽取1 個居委 會 , 在其管轄范圍內隨機抽取 20 個家庭， 得到有效問卷 635 份， 在此基礎上進行實證研究， 發現近年來上海的房價上升總體上提高了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 財富效應提高了自有住房家庭的平均消費傾向， 替代效應提高了無自有住房家庭的平均消費傾向。 因此他們認為抑制房價的政策有可能拖累居民消費， 從而發展質量優良的公共租賃住房更有意義。

實證結果的差異源自于數據的差異， 目前我國還沒有類似于英國 FES、 美國 SCF 的能夠全面深入反應家庭人口統計特征以及資產配置細節的、長期的、 較為系統、 權威的家庭金融調查項目，學者們所應用的數據也都是非消費金融目的調查項目的邊緣涉及數據， 且不同的分類和不同的統計口徑會給研究帶來很大困擾， 這樣就不可避免出現實證結果的兩極化差異。 至于家庭資產對消費的影響到底是替代效應還是財富效應， 國內研究結果同樣迥異。

三、 商業銀行消費信貸

1999 年 2 月，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 《關于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 正式要求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開始面向城市居民開展消費信貸業務， 消費信貸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比重由1999 年的 1.5%,升至 2011 年的 15.26%（見表 2）?！?】

雖然個人信貸有了長足發展， 但目前我國居民消費信貸總體發展深度較低， 截止到 2011 年底， 消費信貸占 GDP 比重僅為 18.83%, 消費信貸規模依然較小， 美國 GDP 總量是中國的兩倍多一些， 但其不包括住房貸款在內的個人消費信貸余額是我國的 40 倍左右 （楊海紅， 2013）。

與消費性貸款大幅增長不同， 居民的消費傾向并沒有出現提升， 反而出現下滑。 鞏師恩、 范從來 （2012） 發現 1988~2009 年間信貸供給與消費波動呈現負相關關系， 從微觀視角分析了信貸供給情形下收入不平等對于消費波動的影響機制，提出應向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

李燕橋、 臧旭恒 （2013） 在流動性約束與預防性儲蓄的消費模型框架下， 總結了消費信貸影響我國城鎮居民行為的三個渠道， 并利用 2004~2009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檢驗， 結果表明消費信貸促進當期消費也只是基于緩解了居民當期流動性約束， 促進了耐用品消費的增長， 但其發展并沒有降低我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壓力， 消費保險功能也沒有得到有效發揮， 認為過高的大額剛性支出成本和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是導致拉動效果弱的主要因素。

除了消費信貸與消費支出的作用機制方面的研究外， 還有學者對于消費信貸產品本身進行研究， 以及對宏觀信貸政策的微觀效果開展的研究。

錢爭鳴等 （2010） 利用非參數隨機森林法進行異常點度量和特征變量選取， 全面研究了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違約風險的主要影響因素， 與違約風險正相關的有： 貸款利率和每期還款額， 負相關的有： 個人貸款總額、 教育背景、 還款能力等。

葉光亮等 （2011） 利用成都市房地產交易的微觀數據， 實證檢驗了我國房地產信貸政策的變化對微觀個體住房貸款決策行為的影響效果， 發現長、 短期利率均對購房者決策存在著顯著且程度相近的影響， 當長期貸款利率升幅高 0.1 個百分點時， 貸款者選擇短期貸款的概率增加 8.4 個百分點。

四、 其他消費金融產品與消費者保護

除消費信貸外， 其他消費金融產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費金融產品 （主要是信用卡） 的定價、風險管理、 產品特征及使用特征， 新品種的開發等方面， 這些方面和金融消費者的利益與資金安全息息相關，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 這些問題勢必會牽引出對于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問題。 黃卉、沈紅波 （2010） 采用商業銀行信用卡中心的微觀數據， 分析了我國信用卡使用頻率的影響因素，表明我國持卡人消費具有顯著的生命周期效應，婚姻狀況、 子女情況、 身份地位、 消費者態度、收入、 職業、 地域差異等都有一定影響。 方匡南等 （2010） 通過構建基于非參數隨機森林法的信用卡違約風險模型， 發現信息不對稱下， 信用卡持有者的職業、 年齡、 家庭人口數、 每月刷卡額、學歷、 家庭月收入對信用風險有顯著影響， 而性別、 婚姻狀況等對信用風險影響不顯著。

關于新品種開發的研究較少， 宋軍等 （2011）研究了期權加油卡這一消費金融產品的新品種。

由石油零售商發行的期權加油卡可為消費者提供成品油價格風險管理的工具， 也可為石油零售商提供一種新的鎖定客戶的營銷手段， 亦可推進成品油的市場化改革。 作者對該新產品的設計、 定價、 套期保值與相關實際操作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討論。

趙煊 （2011） 根據我國零售金融產品市場供求雙方的互動特征及消費者的認知偏誤， 分析了現有交易模式下， 可能對金融消費者權益造成損害的潛在原因， 為金融消費者保護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 彭濤、 魏建 （2011） 針對我國基金零售業的現實， 通過對基金產品市場中各參與主體構建模型， 分析各主體的行為選擇， 從而得出該市場中進行消費者保護的最優法律制度安排。

消費金融的發展一方面來源于消費金融政策的完善， 另一個重要方面即來自于消費金融新品種的開發與消費者金融保護措施的完善， 前者提供宏觀保障， 后者提供微觀的激勵。 薩伊說過：

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 只有多開發適合消費者、適合市場的消費金融產品， 同時完善消費者保護措施， 解決消費者的后顧之憂， 才能從多角度調動起消費者的消費積極性。 當然， 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新產品的開發， 即需要大量的行業經驗，也需要一定高度的理論水平， 對研究者的要求較高， 因此比較合適走 “產學研” 結合的道路。

五、 社會保障制度與消費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良好的社會保障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 能夠縮小貧富差距， 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 預防性儲蓄理論也認為有效的社會保障會使居民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 進而增加當期消費需求。 但流動性約束理論認為， 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后， 居民需按期繳納社會保障費用，而這種支出的增加將會減少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即如果存在流動性約束， 那么居民就會降低當期消費。 可見， 社會保障對儲蓄和消費是否存在影響都沒有理論上的定論。 我國學者對于這方面的分析也出現了不同的結論。

甘犁等 （2010） 認為目前基本醫療保險在我國已得到普及 （見圖 2）。 截止到 2009 年底， 我國約 92.36%的居民參加了醫療保險。 具體的， 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 2 119 億，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 1 182 億， 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8 133 億， 被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群約 12.33 億。 并證明了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主要內容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有助于增加居民當期消費。 陳夢真 （2010）采用 2005 年我國 31 個地區的橫截面數據， 以擴展的生命周期模型做回歸分析， 得出結論： 養老金財富變量與居民消費呈正相關關系， 養老金支出的增加可以促進居民消費。

顧海兵、 張實桐 （2010） 通過對社會保障與消費的關系進行案例式邏輯分析得出結論： 社會保障水平與消費水平不相關。 認為社會保障的主要功能是把高收入者或中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低收入者， 而對整個社會的消費和儲蓄不會產生影響。

徐舒、 趙紹陽 （2013） 考慮了公務員與企業職工不同的收入增速， 收入風險以及異質性偏好后， 發現養老金 “雙軌制” 引起的替代率差異能解釋公務員與企業職工生命周期中 24.3%的消費差距。

除了社會保障直接作用于消費的研究， 還有學者研究了社會保障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吳衛星等 （2011） 研究了參加醫療保險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實證研究證明參加醫療保險不影響家庭股票投資比重和風險投資比重。

有關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商業保險與住房公積金相關研究， 趙進文等 （2010） 分區域、 分種類研究了壽險與非壽險消費之間存在的差異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 結果表明當期保險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區域壽險和非壽險消費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具有雙重門限效應。

蒲成毅、 潘小軍 （2012） 從微觀機理視角來探討保險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多因子協同作用機理， 發現保險要么以企業生產消費形式進入生產領域，要么以家庭個人和政府機構的服務消費形式進入消費領域， 能起到激勵員工、 彌補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作用。 肖作平、 尹林輝 （2010） 選取了國內 34 個大中城市 2005~2009 年的數據， 逐步驗證了影響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的因素， 與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正相關的有： 房價、 住房投資、 職工工資水平、 個人儲蓄、 人均住房使用面積、 政府與市場關系、 非國有經濟發展、 要素市場發育程度； 負相關的有： 人均 GDP、 財政收入、 城市人口數量。

農村的收入中除用于消費、 儲蓄外， 還要用于生產， 故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的消費影響機制應當有別于城鎮， 但目前還缺乏針對農村的特殊性而開展的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

六、 農村消費金融體系建設

2009 年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 達 15.7%,超過城鎮增速 0.2 個百分點， 提醒社會將擴大消費的目光轉向農村這個廣闊市場。 長期以來農村消費啟而不動， 金融供給約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正規金融機構萎縮 （見圖 3）、 小額信貸不成熟、 金融供求結構失衡、 農業金融服務不足等限制了農村消費市場的開拓， 因而擴大農村消費必須具備完善的金融支持。龔曉菊、 劉奇山 （2010） 認為應積極完善小額信貸制度， 大力發展微小金融機構， 發揮合作金融功能與農村金融環境建設。 劉廣明 （2011）提出金融對農村消費市場的開拓主要通過以下兩個途徑實現： 一是通過生活性消費貸款給予提高農民的即期消費能力， 解決農民消費所面臨的“流動性約束”, 二是通過生產性貸款的給予為農業、 農村非農產業提供資金支持， 提高收入。 因此大力培育農村金融市場環境、 發揮土地的財產功能、 實現農村金融主體結構的多元化。 國家也應積極完善政府宏觀調控， 調動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 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

七、 結束語

綜合來講， 消費金融這一領域在國內的研究剛剛起步， 沒有權威的理論分析及模型擴展， 分析者多側重某一角度， 因此政策也只能是針對某一角度， 而由于分析數據與分析方法的異同導致的結論不同， 使得政策建議分歧也較大， 因此也很難形成關于整個消費金融的系統的政策建議。

關于未來研究方向方面， 結合金融市場的發展，除上文中提到的之外， 筆者認為中國市場上還有以下問題值得去研究：

1. 消費金融發展中政府的監管作用==整個金融市場的架構和內容， 都離不開其所處的法律和監管環境。 而后者的建立和管理正是政府的職責。 以美國為例， 其證券法、 投資法、 保險法， 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機后推出的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等， 都包含了針對消費者所面臨的金 融 市 場 、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相 關 法 律 （ 王 江 ,2010）， 而我國只有一些低層次的行業規范如 《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 《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 缺乏法律約束力， 失信違約成本低。

2. 稅收政策==稅收政策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消費者的金融決策， 如信貸利息稅收對家庭借貸選擇的作用機制問題， 譬如在美國， 購買自住房的利息享有稅負上的優惠。 這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為了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政策的一部分。 2013 年初 “國五條” 的出臺與各地 3 月份二手房成交量出現井噴的現象，也在提醒我們稅收政策與家庭住房選擇的密切關系。 2013 年 6 月初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也表示，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等部門正在緊鑼密鼓地調研實施電子商務征稅的具體措施， 并預計年內正式對網店開證 5%稅收。 這些消息都給學術界提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課題。

3. 新型支付手段的出現及消費者支付選擇的問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網上支付的范圍越來越廣，包括我們熟悉的支付寶、 財付通、 銀聯手機支付（手機錢包）、 以及多家商戶聯盟的諸如一卡通等的預存支付卡。 一些第三方支付平臺以低成本、高效率和廣覆蓋的優勢使得用戶數量不斷擴大，交易額急劇攀升， 可以提供包括信用卡還款、 充值付款、 公共事業繳費等過重金融服務， 因為存在著便利、 成本的差異而涉及到消費者支付選擇的問題。 另外， 新型的支付手段多屬于雙邊市場，那么我們可否在雙邊市場的框架下來分析圍繞消費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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