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崇臺教授是最早把西方發展經濟學引入中國的經濟學家。他致力于將現代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建構，他的這一探索對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譚崇臺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有發展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發展思想史、中國經濟增長與農業發展問題、發達國家發展初期歷史經驗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等。他的研究成果獲得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國家圖書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國家優秀教材一等獎等多項國家級學術大獎。

一、譚崇臺的論著.

1．《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 年出版。

2．《發展經濟學》，獨著，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

3．《發展經濟學》，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年出版。

5．《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年出版。

6．《發展經濟學》，主編，山西經濟出版社，2001年出版。

7．《發展經濟學》，主編，中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 年出版。

8．《譚崇臺文集》，獨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9．《發達國家發展初期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0．《經濟發展理論研究叢書》\\( 共 10 部\\) ，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 年出版。

二、譚崇臺的批判.

\\( 一\\) 提出了“發展經濟學的兩面觀”譚崇臺教授認為，發展經濟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新分支，它與其他分支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

譚崇臺教授提出了“發展經濟學的兩面觀”。

該理論主要內容如下: 一方面，發展經濟學有著內在的庸俗性質，帶著殖民經濟學的痕跡，推崇和諧無沖突的發展觀。比如，發展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思路認為市場—價格機制下的邊際微調可以合理地配置資源與和諧地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利益的普及，這種說法顯然與目前的國際經濟格局不相符。

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的有些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有啟發作用和借鑒意義，這門學科對我國具有適用性。

比如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思路強調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結構具有特殊性，主張以動態的觀點從互相聯系的因果關系中去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指出經濟發展過程具有失衡的特點，提出結構改革的主張。

而發展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思路對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作出細致的實證性分析，得出了既有一定理論價值又有一定實際意義的結論［1］。

譚崇臺教授認為，只有堅持“發展經濟學的兩面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推動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

\\( 二\\) 對發展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復興的一般評議.

首先，譚崇臺教授肯定了新古典主義復興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他指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使傳統經濟發展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片面強調工業化，轉而強調農業進步; 從片面強調物質資本積累，轉而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 從片面強調保護性的內向發展，轉而強調采取出口鼓勵措施。這些變化的中心就在于強調發展中國家必須從計劃管理模式的束縛下掙脫出來，發展市場經濟。

歷史經驗也證明，較早走上這條道路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快。然而，譚崇臺教授又批判地指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自由主義”靈魂———主張一國經濟無論對內對外都要一切放開的觀點———是有錯誤和存在缺陷的。他指出，1997 年的東亞經濟危機就折射出新古典主義復興的浪潮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危害。為了更為細致和客觀地評價新古典主義復興，譚崇臺教授結合東亞經濟危機，將新古典主義的消極方面作了如下總結: 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假設條件是市場存在著完全競爭和完全的信息，從而各個經濟主體都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但客觀上，一般市場并不存在著完全競爭和完全的信息，從而各個經濟主體并不都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境界，因此，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一般市場如此，金融市場更是如此，因為金融市場與生產、流通、傳播和信息的使用緊密相關”。譚崇臺教授認為，新古典主義過分強調出口鼓勵戰略所帶來的利益，但實際情況是，出口鼓勵并非完美無缺，不能盲目追求出口。出口鼓勵存在兩種類型: 一種是出口鼓勵與國內生產并舉。這一類型可以加快國內的工業化進程，促進經濟發展。還有一種是單純鼓勵出口。這一類型會使得一國經濟過分依賴外國的需求，導致該國經濟極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許多東亞國家的出口鼓勵就屬于第二種類型。

譚崇臺教授還指出，新古典主義也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放松了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健全的金融體系是保證一國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脆弱的金融體系使得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在國際投機者的包圍下不堪一擊［2］。

譚崇臺教授創造性地將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剖析、對東亞國家經濟奇跡的研究，以及對 1997 年經濟危機的考察結合起來，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新古典主義復興客觀而又全面的評價，以及冷靜、深邃而敏銳的思考。

\\( 三\\) 對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問題的深刻分析.

譚崇臺教授強調，既要重視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又要重視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要“兩手并舉”。對于國家干預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傳統觀點\\( 如“市場失靈”、“外在經濟效果”、“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等\\) 為基礎，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質，強調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他的主要觀點可以作以下歸納: 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具有多方面的不完全性，這必然導致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和缺乏有效率的競爭，因此極易出現行業的壟斷現象。市場的自由發展必然導致投機的出現，這會引起市場劇烈波動。市場機制很難滿足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在發展中國家開發新建設項目面臨高風險，這會使市場投資者望而卻步。發展中國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幼稚產業”的發展需要保護。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導致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容易引發“累積性因果循環”效應，固化地區性的二元經濟結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會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譚崇臺教授還指出，市場經濟從初生到成熟需要一個過程，國家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扶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必須適時而且適度。宏觀調控應當以經濟手段為主。強調宏觀調控絕不是要恢復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宏觀調控以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為目的。市場經濟越不發達，宏觀調控就越難奏效; 市場經濟越發達，宏觀調控的作用也就越容易發揮。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同政府的宏觀調控緊密聯系，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不同，它以維護社會的長遠利益為目的。除此之外，譚崇臺教授還提醒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時注意防止濫用權力的“尋租行為”。他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初生而法制不健全，更容易催生這種影響市場正常運作的索取“租金”的現象，阻礙經濟發展［3］。

三、譚崇臺的創新.

從 1948 年譚崇臺教授回國算起，他已經在武漢大學執教 60 多年了。不過準確地講，他的學術研究是從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譚崇臺教授煥發了學術青春。1980 年赴美訪問期間，譚崇臺教授開始接觸發展經濟學，并深切地感受到這門學科對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所具有的特別重大的意義，他產生了一種把發展經濟學介紹給自己祖國，并把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作為自己畢生學術追求的強烈愿望。

譚崇臺教授對于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是與中國的發展經濟學學科建設同時起步的。構建發展經濟學學科體系，尋求經濟發展思想淵源，通過跨期比較研究拓寬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通過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問題創新和發展發展經濟學理論，是他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四部曲。

其一，由譚崇臺教授主持編撰的發展經濟學教材覆蓋本科、碩士和博士三個層次，他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發展經濟學教材體系，這促進了發展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普及、發展。譚崇臺教授主持編撰的這套教材不僅為國內后來出版的同類教材和論著提供了參考，而且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贊譽。

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帕金斯\\( D． Perkins\\) 對譚崇臺教授主編的《發展經濟學》\\(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 的評價是: “此書的廣度和深度給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將成為流行于中國經濟學界的一本規范的教科書?！北本┐髮W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知名經濟學家曾說過，他們那一代人是通過閱讀譚崇臺教授編撰的教材和著作，來了解發展經濟學的。

其二，譚崇臺教授從經濟學說史中尋求發展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撰寫了《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譚崇臺教授就開始考慮撰寫經濟發展思想史。他認為，僅按照蘇聯教科書的模式，從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角度討論西方經濟學說史是不夠的，以經濟增長和發展為線索研究經濟學說史更符合經濟學的基本使命，也更能準確把握不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思想脈搏。經過 10 年的潛心研究，他于 1993 年正式出版了《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一書。學術界認為此項成果填補了經濟學說史研究的空白。

其三，將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延伸到發達國家早期經濟發展進程中，對發達國家早期經濟發展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進行跨期比較，使“不同時點”的經濟發展問題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中得到邏輯一致的分析。這種基于“雙重經驗事實”的理論探索，不僅拓寬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使其理論更為嚴謹，更具解釋力，而且也為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提供了更具體的歷史參照系、更豐富的經驗和更有力的理論支撐。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即使是在世界范圍內，也還沒有人進行過同類研究。譚崇臺教授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點研究課題“發達國家發展初期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研究”的研究工作，組織學術團隊集體攻關，該課題的研究成果被教育部評為優秀研究成果。2008 年，由譚崇臺等人編撰的《發達國家發展初期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一書作為“武漢大學學術叢書”的組成部分、國家“十一五”規劃重點圖書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在學術界引發強烈反響。該書入選了國家第 2 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

其四，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問題，推動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例如，譚崇臺教授對進入 21 世紀后我國所出現的“豐裕中貧困”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譚崇臺教授指出，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史上的新問題、新現象。這種貧困雖然在表象上與凱恩斯所說的“豐裕中貧困”相似，但在本質上卻是不同的。因為目前不僅存在需求不足和公開失業問題，而且還存在發展中國家特有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隱性失業問題和絕對貧困問題。

長期以來，發展經濟學致力于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經濟“短缺”中擺脫“貧困”，而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可能出現的“豐裕中貧困”則缺乏足夠的關注，理論研究也相對不足。因此，剖析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的“豐裕中貧困”現象，從理論方面對這種新現象進行闡述，研究消除“豐裕中貧困”的戰略，被學術界認為是發展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譚崇臺教授在我國經濟學界創造了多個“第一”: 1981 年，他發表了第一篇發展經濟學論文;1984 年，他第一個提出要從經濟發展思想的角度撰寫經濟學說史; 1985 年，他出版了國內第一本發展經濟學專著; 1987 年，他成為國內第一個招收發展經濟學方向學生的博士生導師; 1989 年，他出版了《發展經濟學》一書，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理論; 1993 年，他出版了《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發展思想作為脈絡的西方經濟學說史專著; 1999 年，他出版了《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 20 世紀 80 年代后發展經濟學的最新發展成果的專著; 2008 年，他出版了《發達國家發展初期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比較研究》，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發展經濟學理論框架下對發達國家早期發展與當今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進行跨期比較研究的學術著作。譚崇臺教授在學術研究中創造了如此之多的“第一”，他和他的研究成果在我國發展經濟學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譚崇臺． 發展經濟學的兩面觀［J］． 群言，1990\\( 11\\) ．

［2］譚崇臺． 對發展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復興的一般評議［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 4\\) ．

［3］譚崇臺． 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對應分析［J］． 經濟研究，198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