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農業風險管理的一項重要政策工具，農業保險不會扭曲市場價格，是WTO規則所允許的重要“綠箱政策”之一。相較于災害救濟措施，農業保險可以減少政府直接財政支出負擔，故為各國政府所廣泛采用，是世界農業支持政策的重要走向。同時，由于農業保險在減少收入波動方面具有優越性，也成為很多國家農業生產者主要采用的風險規避手段[1],及進行農業生產決策時所考慮的因素之一。我國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個體農業保險比其他任何一種保險或巨災救助手段更能減少農民收益波動風險[2].因而，農業保險政策的微觀反應和效果日益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要內容。
國外學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考察農業保險政策的微觀反應：第一，對農戶生產經營行為的影響，主要從投入產出角度進行經濟分析；第二，考察農業保險對農戶化學品投入及其對環境的影響。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這兩方面的內容，但研究成果都非常欠缺。
本文試圖通過對國內外文獻進行系統地梳理和總結，找出國內對農戶生產決策與農業保險政策反應方面繼續深化研究的方向和空間，以及可借鑒的研究方法和經驗，并提出研究展望。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現有研究農戶行為決策的理論和方法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農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假設前提，運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類是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來研究農戶決策的行為過程。在應用經濟學方法的研究中，針對新古典經濟理論決策模型的不足，也即沒有考慮不確定性或風險以及決策者的風險偏好對決策行為的影響，不能準確地描述和預測決策者行為，經濟學家開始關注不確定性情況下的決策問題。這項工作應當追溯到1944年Neuman等在《博弈理論和經濟行為》中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論[3].期望效用并非決策者真正的效用，它包含不確定性環境的考慮，比通常的效用有更多的主觀因素。經過Luce等、Arrow以及Pratt的完善和發展，期望效用理論已經形成一系列成熟的理論和方法[4-6].雖然存有爭議，但在帶有不確定性的經濟學問題的研究中，承認諾依曼-摩爾根斯坦效用函數的還是主流[7].期望效用理論成為分析風險條件下生產者決策行為的主要理論基礎，先是被廣泛應用于金融、保險等領域，后來也逐漸被心理學、社會學甚至人類學的研究者所采用。農業經濟學中對于風險決策問題的研究方法，實際來源于金融領域。研究農戶生產決策的方法通常有計量經濟學方法和規劃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類是二次規劃模型及其線性替代模型。
Hardaker等區分了嵌入式風險和非嵌入風險的分析方法，稱前者為隨機規劃模型，后者為風險規劃模型[8].這些方法本質上都是尋求既定收益水平下的風險最小，或者既定風險水平下的收益最大。主要的差異表現為：①風險水平的量化指標不同，可以采用方差、總絕對偏差或標準差來計算；②目標函數不同，或是預期收入最大化，或是絕對偏差最小化；③根據不同的目標函數，約束條件有所差別；④模型的假定也不完全相同。這類方法國內已經有一些學者采用，最早是楊慕義運用二階隨機優勢分布和目標值-平均絕對偏差法以及期望值-基尼均差為集合空間的隨機優勢風險決策模型，實證研究市場波動對西北黃土高原地區農戶養兔及種草行為和有關政策的影響[9-10],之后李杏園、陸文聰等、朱寧等運用總絕對偏差最小化（MOTAD）模型模擬分析補貼、生產合約及農業保險等政策因素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11-13].上述模型對農戶生產決策行為的分析，物質費用的考察是基于價值量，而不是基于物質形態。也即，按照價值量標準，盡管物質投入水平相同，但很可能是不同形態的物質投入。同時，田間管理也因農戶而異。由于農戶異質性的存在，如果要更準確地描述農戶的生產決策行為，應該將每個農戶生產的技術系數（一般用投入產出比例來表示，需要精確測定各投入產出要素的數量）納入模型進行分析。
國際學術界也發展了此類模型---生物-經濟模型，一些學者用來分析農場的資源配置和優化以及政策反應等問題。通過將技術系數納入農戶模型，可以分析農業政策變化對土地利用、其他生產資源配置、資源可持續管理及農民福利的潛在影響。但技術系數的確定需要精確掌握農業生產各項投入和產出的數量，例如要準確測量和記錄肥料投入與作物殘渣重量。另外，該模型還要求一些技術資料如育種和播種時間等。這些數據的獲取難度相當大，也非常耗時。即使是在發達國家，受到數據資料的限制，這類模型的應用也不是非常廣泛。當然，該模型方法提供了更為準確描述農戶生產決策的分析工具，也為國內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方向和思路。值得指出的是，國內已經有學者基于農戶-生態經濟模型，考察農戶經濟行為的生態效應[14].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將社會資本納入決策分析。例如基于農戶預期效用最大化理論，構建了包含消費、教育支出和社會（網絡）聯系的商品生產、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資本投資決策的理論模型，可以用來模擬分析農戶資源配置決策。
二、參保是否會導致道德風險
通常認為，農業保險市場是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市場。一些學者基于預期效用理論和方法的分析表明，農業保險在弱化農場（戶）風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會產生道德風險，從而會導致保險市場的逆向淘汰[15-17].例如投保人投保之后的行為會改變，如更加粗心，放松注意力，會改變種植作物品種提高生產風險[18].而道德風險的程度依賴于農民對作物產量及其變動的預期，若保險費率僅僅是基于預期作物產量來考量，則會導致逆向選擇，當不同農場之間的產量方差波動較大的時候，更是如此。另有學者基于美國肯塔基州農民數據資料的研究表明，當農業保險覆蓋率為50%時，農業保險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不大，在達到75%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只有在65%的時候最有效率[15].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保險市場存在逆向選擇問題。
Just等用美國全國層面的數據資料對作物保險的分析顯示，參加作物保險項目的農民傾向于有高的預期賠款，因此存在逆向選擇問題[16].Wu基于美國農業部數據資料的研究也發現，地處高土壤侵蝕率地區的農民更傾向于購買作物保險[18].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使得保險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會向不善管理的種植者傾斜，面臨風險最大的生產者總是最有動力買保險的人[19],因而導致私人作物保險產品缺失并進而提高保險成本[20].
但也有學者認為由于缺乏合適的單個農場數據資料，很難找到道德風險的實證支持，因而作物保險是否會引發道德風險存有爭議。我國學者鐘甫寧等基于新疆瑪納斯河流域棉農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在目前我國農業保險條款下道德風險并不是一個大問題，農戶購買保險主要是為了防備大災之年的嚴重損 失，而 非 因 化 學 要 素 增 施 引 起 更 大 的 產 量波動[21].
三、參保對農戶（場）投入產出的經濟影響
國外學者非常關注農業保險及補貼政策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所帶來的福利效應，國內學者更多的是關注農戶的投保意愿。相對而言，國外關于農業保險對生產行為影響的研究比較缺乏，國內的研究更加有限。就農業保險政策的微觀反應方面，作物保險通過改變收入的概率分布而影響農戶投入決策。一些學者關注了發展中國家農業保險政策的微觀反應。
如對印度農民的研究發現，降水保險使得農民轉向回報更高但風險性也更高的經濟作物；基于中國信用合作社2000-2008年的數據資料，研究氣象指數保險條款對對煙草種植戶生產的影響，結果表明，保險政策的引入導致保險作物面積大大增加而生產的多樣性降低[19].邢鸝等選取17種作物，設置6種方案，運用省級數據模擬政策性農業保險及補貼對農戶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補貼率高低顯著影響農戶收入，但過高的補貼會刺激農戶生產行為，造成農產品供給量增加過多從而 對農 民 收 入 產 生 負 面影響[22].還有少數學者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西愛琴基于預期效用理論和方法模擬分析了不同保險情景下農戶的生產項目、規模、要素投入及風險與收益的互動關系，結果表明，與簽訂合約相比，種植業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作用更大，保險費率影響農業收入水平，單純以種植業為主，尤其是大田作物生產為主的農戶，對保險費率的反應更加敏感[23];徐龍軍以煙草保險為例，對保險產品影響農戶勞動力配置及其收入的模擬分析表明，費率更低而保障水平更高的農業保險對農戶資源配置影響更大，農業保險會促使農戶將更多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投入農業，加速大戶的形成[24].
除了種植業，也有少數學者關注畜牧養殖業保險及補貼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湯穎梅等基于蘇北地區生豬調出大縣養殖戶的實證分析表明，參保后，50%的農戶擴大了養殖規模，而只有8%的養豬戶縮小了規模，其余農戶保持規模不變；而82%的養殖戶在得到母豬補貼后擴大了養殖規模[25].
宗國富等提出農業風險可能誘發農戶生產行為的轉變分為3個方面：①參加保險會導致非保險項目品種、面積或數量減少，而保險項目品種、面積或數量則會增加，使得種植業和養殖業結構發生改變，從而影響農戶的收入結構；②由于農業保險額度的不同，農戶生產由低收入保險項目轉向高收入保險項目，如由大田作物生產轉向經濟類作物；③農戶生產經營行為可能會由種植業轉向養殖業和務工，從而農戶家庭的收入結構發生改變[26].
四、參保農戶（場）生產決策的環境影響效應
隨著農業保險的開展，農業保險的環境效應日益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國外很多學者關注農業保險政策對農民化學品投入、生產方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環境效應，國內相關的研究非常不足，但也有學者進行嘗試。
1.對化學品投入的影響
國內外很多學者關注作物保險對于化學品等可變要素投入的影響，但結論不盡相同。
Ashan等基于單輸入單產出模型，首次探討農業保險對投入要素使用量的影響[27].Quiggin等的研究發現，保險的保障水平與農民施用氮肥的數量呈反向關系[28];Horowitz等的研究表明作物保險會使玉米生產者使用更多的化肥和殺蟲劑[29],而Smith等對小麥生產者的研究卻認為與非參保戶相比，參保戶傾向于施用更少的化學投入品[30].根據對產量或收入概率分布的影響，投入要素分為風險提高性、風險中性和風險降低性要素。通常認為化肥、農膜是風險提高性要素而殺蟲劑、農藥是風險降低性要素。
Ra-maswami將作物保險對要素投入的影響分解為風險降低效應和道德風險效應，研究結果認為，如果是風險降低性要素，則作物保險會使該種要素的投入水平降低，而對于風險增加性要素的投入不能確定[31].而Horowitz等的研究表明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氮肥、農藥、除草劑和殺蟲劑的施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32].也有學者的研究表明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傾向于減少化肥的使用。上述研究之所以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結論的主要原因，在于所研究的地區生產環境、作物品種以及對農業生產者風險規避的假定不同。還有一些學者認為購買農業保險使得農民的風險偏好發生了變化，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28],進而影響化學要素投入行為。
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化肥施用量最高的國家之一，化肥施用強度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倍以上。國內一些學者關注農戶施肥行為，但考察農業保險對農戶化學品投入影響的文獻相當缺乏，僅少數學者關注。鐘甫寧等對新疆那瑪斯河流棉農的研究表明，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將施用較少的農藥，而施用較多的化肥與農膜，并證實了農藥是風險降低性投入要素，而化肥和農膜是風險增加性要素[21].
而邢鸝通過對新疆投保農戶與未投保農戶的化學品投入量的分析則表明，投保戶與未投保戶在化肥、農膜投入量上沒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差異，但在農藥的噴施上，投保農戶比未投保戶的施用量明顯要多，并認為農戶購買農業保險與農藥施用行為之間是一種同時做出的決策，兩者是互補的關系[33].
2.對生產方式的影響
在生產方式方面，生產者會根據保險合約來變更農作物的生產方式及其所耕種的土地類型。Wu的研究發現加入作物保險計劃會促使生產者轉向經濟價值更高的作物生產[18].另一些學者的分析表明作物保險補貼會導致邊際土地的使用和粗放型增長[34-35];農作物保險計劃讓農戶傾向于擴大種植規模，特別是在風險較大的地區，從而造成生產效率的低下和農業公共政策的失效。農業保險鼓勵了農戶粗放型增長模式，保險在降低經濟邊際收益的同時也降低了環境邊際收益，環境質量下降，而補貼卻又加劇了環境質量下降。
我國學者方伶俐等的研究也發現，農業保險制度導致邊際質量低劣的土地投入了生產，農業保險補貼會進一步刺激農業生產在惡劣土地上的粗放邊際擴張并可能導致環境退化[36].但張躍華等基于上海農戶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業保險會引起農戶采用更先進的生產方式，但農戶生產方式的改變取決于農產品特性。例如在水稻生產方面，投保之后農民的生產方式沒有改變，而其他作物及蔬菜等方面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37].
3.農戶（場）生產行為的環境影響效應
國際上一些學者研究認為農業保險通過影響農戶化學要素施用決策[30,38],或通過改變土地耕作數量、作物結構和種植模式而引起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18].也有學者認為作物保險補貼使得不宜耕土地也被耕種而導致環境惡化[35].
農業保險制度對生態環境的質量影響可劃分為3個階段：①農業保險制度影響農場農作物產品種類的選擇、耕作方式、邊際土地的使用以及農用化學要素投入量等生產行為方式；②農場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農業生產資源利用變化；③農場生產行為對土壤、水資源質量以及生物環境等產生影響。Wu基于美國農業部數據資料的研究表明，地塊處于高土壤侵蝕率地區的農民更傾向于購買作物保險，顯示出逆向選擇，購買作物保險的農民會改變種植作物品種，顯示出道德風險，這些行為都會加速土壤侵蝕和增加化學品施用量，導致農業上的非點源污染[18].一些國內學者關注了農戶生產經營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如何浩然等認為種植業通過化肥、農藥、除草劑、地膜和焚燒秸稈，而畜牧業通過廝糞、飼料添加劑等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39].但關注農業保險政策微觀反應的研究還相當缺乏。
五、總結與評述
通過對現有文獻研究的梳理和歸納，可以看出，農業保險對于農戶生產決策行為的影響分為兩條路徑，如圖1所示。第一條路徑，如圖1中虛線部分所示，考察農業保險的環境影響效應。購買農業保險會導致農戶生產管理方式尤其是物質資本要素投入的物質形態如化肥、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施用量的變化，從而對環境產生一定影響，進而影響農戶的福利水平。長期積累就會影響農業生產的風險環境。如前文所述，這部分國外研究成果豐富，國內研究缺乏，僅鐘甫寧及其少數幾個博士生關注過。第二條路徑，如圖1中實線部分所示，對農戶投入產出的影響進行經濟學分析。購買農業保險和政府對農戶投保的保費補貼會引起農戶物質要素投入的價值量和生產經營項目規模的變化，從而影響農戶農業收益水平和福利水平。關于這部分，國內研究也非常不足。
今后的研究展望：一是國內關于兩條影響路徑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強。對環境影響需要綜合經濟學和環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進行綜合考察；對要素投入產出的經濟學分析，國內研究不論在內容上還是方法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二是不同保險產品對農戶生產決策的影響及對農戶兩條路徑方面影響的研究有待加強。三是農戶的生產決策是一個復雜的行為，綜合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進行跨學科研究應當是一個更能準確描述和預測農戶生產決策行為的更好方法和途徑。四是關于預期的形成以及如何影響預期，已經超越了農業經濟學甚至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然而預期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重要性已經促使很多學者，包括經濟學領域和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者都投入進行研究。期待更多關于預期的研究成果，以便能更深入了解和考察人們的決策行為以及政策的影響效應。
參考文獻
[1]HARWOOD J,HEIFNER R R,PERRY J,et al.Farmers sharpentools to confront business risks[R].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ERS），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99.
[2]周縣華。農業保險和巨災救濟的比較研究---來自吉林省494戶農民的調查證據[J].保險研究，2009（10）：89-95.
[3]NEUMAN J,MORGENSTERN O.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4]LUCE R D,RAIFFA H.Games and decisions:introduction andcritical survey[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89.
[5]ARROW K 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M].Chica-go:Markham Publishing,1971.
[6]PRATT JW.Risk aversion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J].Econometrica,1964（32）：122-136.
[7]史樹中。數學與經濟[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57.
[8]HARDAKER J B,HUIRRE R M B,ANDERSON J R,et al.Coping with risk in agriculture[M].Cambridge:CBAI Publish-ing,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