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引起的“氣候危機”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2009 年 12 月 7 日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商討了《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的后續方案，即 2012—2020 年的全球減排協議，對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作出了安排。在過去的 25年中，中國經濟飛速增長，金融深化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與此同時，也伴隨著能源的消耗與污染排放。中國還未完全改變“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和“能源效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的局面，甚至成為發達國家轉移污染產業的“污染天堂”。這不僅給環境帶來了消極的影響，更是制約了國內經濟長期的發展。根據統計，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第一大國，與此相關的能源消費也急劇增長，并顯現出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010 年中國低碳發展報告》提出，2015 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 100 億噸，相當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二氧化碳的減排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技術問題，更是國際談判中的政治議題，但是從根本上講這是經濟發展產生的問題。
鑒于全球變暖的嚴重性已受到各界人士認同，而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的五分之一，進一步探究中國溫室效應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十分必要。本文將探索金融深化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節能減排的有效途徑，為節能減排以及發展低碳經濟增加內在動力。這對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構建兩型社會，實現低碳經濟的戰略構想與可持續發展的均衡經濟增長提供決策參考，同時這也有利于中國履行全球節能減排的任務，應對國際上苛刻和復雜的環境訴求。
二、相關文獻綜述
關于影響環境質量的因素，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并且取得了顯著成果。已有大量文獻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
一是針對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關系。研究集中于實證檢驗庫茲涅茨曲線（EKC 曲線）。由于學者采用了不同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結論出現了異質性與多樣性，學界對庫茲涅茨曲線的研究并未得出統一的結論，而爭議的焦點主要在正負性、量值和拐點等方面。二是另一部分學者通過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各種因素。Wu基于 LMD 方法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研究了中國 1980—2002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他們認為 1996 年以前主要是能源需求方的經濟發展規模、能源結構以及能源強度推動了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能源需求方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效率提高發揮的作用很??；1996—2000 年能源終端利用和轉化部門能源效率的提高是中國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主要原因。Wang（2005）利用 LMDI 方法研究了中國 1957—200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變化，研究結果表明：理論上 1957—2000 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減少了 2 466 百萬噸碳，其中 95%是由于能源強度下降引起的，僅 1.6%和 3.2%是由于化石能源結構調整及可再生能源利用導致的。
但是，很少學者將“金融深化”納入研究框架之內，而已有學者的研究表明，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和環境變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Frankel 和 Rome（r1999）指出一國金融深化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和研究與開發活動（R&D），二者將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環境的改善。同樣，Birdsall 和Wheele（r1993）認為通過金融深化，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新型的環境友好型技術。近期的研究證實了金融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內在聯系。例如 Ang（2008）指出馬來西亞的金融深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Tamazian 和 Rao（2010）認為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和研究與開發活動（R&D）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Jensen（1995）指出金融深化在促進工業活動的同時產生了工業污染。Tamazian（2009）通過建立金融深化和環境質量之間的聯系，發現繁榮的金融行業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水平的融資。這條規則同樣適合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環境項目的投資。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Tamazian 和 Rao（2010）發現獲得融資的能力對于地方、州和國家政府來說格外重要。因此，金融中介實現和提高了環保相關項目投資中資源的流動性，推廣了最優的生產技術。此外，在運行良好的金融體系下，金融中介加快了技術創新的速度。對于處于工業化轉型階段的國家，如中國，技術創新與環境質量兩者息息相關。例如，Tadesse（2005）提出金融深化促進了技術創新。Kumbaroglu（2008）發現當一個國家擁有良好的金融系統時，能源供應結構上的技術改進可以顯著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他認為科技投入、財政支持和政策保障是能源行業可持續轉型的必要前提。
Claessens 和 Feijen（2007）研究了金融深化—環境質量的運行機制：碳交易是節能減排的激勵機制，而它的功能完善依賴于金融體制的運行良好。Dasgupta（2001）提出發展中國家環保部門可能參與投資與金融市場直接相關的項目，并且定期公開企業環保方面的信息。Lanoie（1998）進一步闡述了以上過程，環保部門制定了向金融市場和大眾公開企業污染控制情況的監督機制。另外，Lanoie（1998）指出金融體系下的資本市場可以對環保信息作出有效反應。例如，Dasgupta（2001，2004）以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菲律賓和韓國等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資本市場對良好的環保信息作出了積極的反應。Dasgupta（2004）發現違背國家環保法律規章的企業承受了一定程度資本價值的損失。
然而，部分學者對資本市場的功能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資本市場只是金融市場的一部分，金融市場還包括了銀行業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在發展中國家，由于股票交易中的資金流量相對較少，資本市場的功能并不突出（Rojas-Suarez和 Weisbrd，1996）。因此，資本市場的功能相當有限，它更接近于“賭場”的角色并且可能減緩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Singh，1997）。大部分的資源流動是通過其他的金融中介實現的，如銀行業。此后，大量學者將研究對象轉向微觀主體———私有企業，他們發現私有企業需要更多的融資來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實證結果證實了這個論斷。
總之，金融行業的發展確實會影響環境質量。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定性分析，僅有少量的學者定量研究了金融深化和環境質量的關系?；诖?，本文利用中國 1960—2010 年間的時序數據，通過構建考察影響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方程，在充分的時期內以自回歸分布滯后方法（ARDL）分析金融深化對中國碳排放的長期均衡與短期波動，從實證角度驗證金融行業的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
三、金融深化對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
計量模型構建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金融深化對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借鑒 Tamazian（2009）、Talukdar 和 Meisne（r2001）的研究，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控制變量（經濟增長、能源消費）、以及重點考察因素（金融深化）的環境質量模型。由于中國為貿易大國，本文還將貿易開放度這一因素納入模型之中，以此避免計量估計中的遺漏變量誤差，同時本文的模型也從封閉經濟體模型轉化為開放經濟體模型，由此本文構建的多元一次線性模型為：
ct=β0+β1et+β2yt+β3fdt+β4Ot+εt（1）其中，ct代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et代表人均能源消耗，yt代表人均實際收入，fdt為金融深化的測量指標，Ot為貿易開放度（測量對外貿易程度），εt為隨機誤差項。方程（1）的變量均為對數形式，所以字母均為小寫。
為了驗證當模型包含了“金融深化”這一因素時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構建模型（2）：ct=β0+β1et+β2yt+β3yt2+β4fdt+β5Ot+εt（2）Tamazian（2009）提出若回歸模型中包括了控制變量（如能源消費 et），那么控制變量將會解釋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了解決此問題，文本構建了未包含能源消費這一因素的模型（3）：ct=β0+β1yt+β2fdt+β3Ot+εt（3）同樣，構建庫茲涅茨曲線模型如下：ct=β0+β1yt+β2yt2+β3fdt+β4Ot+εt（4）
四、數據來源及計量處理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變量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耗、人均GDP、流動負債率（lly）和外貿依存度。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提供了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據，其他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金融深化指標方面，學者通常以資本市場指數作為金融部門的指標。但是本文未遵循前人的思路，未以資本市場作為研究對象。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慮：首先，在發展中國家，以股票交易形式的資金流動相當少 （Rojas-Suarez 和Weisbrod，1996），因此資本市場的功能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資本市場并非完全開放，不能全面反映中國金融行業的整體實力。再次，無法得到 1995 年之前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因此，本文將借鑒 Stiglitz（2000）的研究，將金融行業中的銀行業作為重點考察對象。學者采用了不同的指標測量金融深化的程度。King 和 Levine（1993）使用廣義貨幣（M2）和名義GDP 衡量金融深化。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廣義貨幣包括了大量的現金，M2 的提高意味著貨幣化而非金融深化。相比之下，存款負債與名義 GDP 的比率（dy）是更相關的指標。它包括了中央銀行、儲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測量了整個金融中介機構的容量。
人均 GDP 方面，參考學界的慣常做法，本文采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形式 y 測量經濟增長。實際人均 GDP 等于實際 GDP與人口總數之比，其中實際GDP以1960年的可比價格計算。
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化方面，本文按照前期大多數學者的研究，也采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衡量溫室效應的指標。所有數據來自二氧化碳分析中心，包含石油燃燒、水泥生產、天然氣燃燒等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能源消耗和貿易開放度方面，能源消耗以人均能源消耗（e）測量，為實際能源消費量除以當年全國人口數；貿易開放度（o）等于進出口額與名義 GDP 的比值。本文預期貿易開放度和能源消耗均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正相關。
（二）計量處理
本文計量方法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方法（ARDL）。該方法由 Charemza 和 Deadman 最早提出，后經 Pesaran 和 Shin等人逐步完善。對比傳統的 EG 兩步法和 Johansen 協整檢驗法，ARDL 方法的主要優點是放松了其他協整方法要求序列是同階單整的條件，且更具穩健性，更適合小樣本的估計，只要變量的單整階數不超過 1，都可以使用該方法。
構造如式（5）的估計方程：【5】
五、實證檢驗與回歸分析
（一）ADF 檢驗
如上所述，不論變量是同階單整還是一階單整，ADRL 模型均可使用。然而，根據 Ouattara（2004）的研究，當變量為二階單整時，F 檢驗將會失效。這要求變量的單整階數不能超過1。本文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如表 1 顯示，c、e、y、y2、dy 和 O 為水平和趨勢非平穩時間序列，但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 （I1）。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金融深化和環境質量可能互為因果，因此在模型估計之前，需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驗證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兩者關系的方向性。由表 2、表 3 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兩變量之間有明顯的因果關系，且經濟增長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反之并不成立。
從計量結果看出，金融深化與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呈負相關，具體來看，估計系數為-0.356 意味著金融深化增長 1%將會降低 0.356%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與 Tamazian（2009）的檢驗結果一致。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符號符合理論預期，系數為 0.313，這說明人均能源消費每增長 1%，長期來看將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 0.313%。人均 GDP 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系數為3.210，這說明人均收入每增長 1%，將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3.210%。
模型（2）中采用了變量 y2 以檢驗 EKC 曲線。y2 的系數在 1%的水平上顯著，且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負向抑制作用。此結果支持了 EKC 假說，說明發展中國家較少考慮關注環境問題。Tamazian（2009）曾提出了回歸方程中的變量“能源消耗”（e）可以解釋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
但是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結果顯示，即使在回歸方程中將變量 e 去除，亦不會影響回歸結果。四個模型均顯示，在長期中，變量“能源消耗”e 顯著，此結果與 Liu（2005）和 Ang（2007）的研究結果相符。此外，與已有研究相吻合，實證結果說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主要是由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所決定的。貿易開放度在模型（1）（2）（3）（4）中均顯著，且對二氧化碳排放有正向促進作用。實證結果顯示，貿易開放度對二氧化碳的排放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表明貿易開放度的負面環境效應大于正面效應。根據前面的理論，貿易開放對溫室效應有雙向作用。一方面，貿易擴大了生產規模，加速能源消耗，增加了溫室效應；另一方面，貿易帶來的物化技術溢出效應可以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能源利用率，降低溫室效應。貿易開發度對溫室效應的最終影響取決于雙向作用的綜合效應。中國現階段處于高速發展時期，一直以來對環境問題的不重視導致發達國家轉移污染產業，使中國成為“污染天堂”，這種負面效應已經顯現出來。這證實了Grossmen 和 Kruege（r1995）的研究結果：通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有大量污染排放的污染行業。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檢驗了金融深化、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金融深化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成負相關，說明中國金融深化并沒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金融深化反而降低了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長期，中國的碳排放主要由收入、能源消耗和貿易開放度決定。本文結果驗證了中國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性。
根據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由于金融深化的系數為負，金融深化可能有利于環保設施的資本投資，例如污水處理設施。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大力推進金融深化。但是金融市場仍然面臨諸多障礙，如中央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據統計，中國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constraint）和地方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權化導致了高達 2 億元的不良貸款。降低不良貸款是促進中國金融深化的當務之急。此外，中國應該深化銀行和金融行業的改革，提高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市場化程度。
由于中國面臨著能源消耗過快和空氣污染嚴重等諸多問題，中國應推進環境立法和執法。從 1989 年中國環境保護法正式生效后的 20 年里，污染監控系統，環境規劃，先進的技術系統管理和研究與開發活動（R&D）在環境保護領域得到廣泛運用。但是迄今為止，以上措施的實施并非完全有效。因此，中國應頒布相關政策以保障有效的監督和完善配套措施，增強企業的環保意識。
本文分析發現：長期來看，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由收入、能源消耗和貿易開放度決定。其中，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向相關。Andrews-Speed（2006）發現近年來，中國的原油需求在不斷增加，體現出中國經濟對原油的依賴性。此外，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以高碳能源為主，意味著改善能源結構，降低能源強度可有效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
中國成功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在此過程中，經濟和國際貿易快速增長。本文發現對外貿易顯著地正向影響了二氧化碳排放量，這說明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并未改善中國環境。但是，根據前人的研究，國際貿易可以成為技術外溢的渠道，有利于一國吸收先進的環保技術。本文的實證結果說明，中國至今沒有從國際貿易的技術外溢中受益。中國應該重視國際貿易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修訂長期和短期的對外貿易政策，避免成為發達國家轉移高污染產業的“污染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