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產權安排及董事會特征對企業風險規避行為具有重大影響，經營貨幣資本的商業銀行，由于其經營資產的特殊性，無論是站在國家宏觀金融安全角度還是站在個體運營安全角度，其風險規避能力都尤為重要。自伯利·米恩斯（1932）提出現代公司代理問題以來，眾多學者對產權結構與經營績效及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從理論演繹到實證計量都產生了豐富成果。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大量的實證研究集中在股權結構與財務績效關系探討上面，而對于企業產權結構、董事會特征與企業風險規避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相對較少。鑒于風險控制行為在銀行經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綜合分析商業銀行股權結構及董事會特征對銀行風險規避能力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與假設
（一）股權結構與代理問題
伯利·米恩斯明確提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會導致管理層利用自身信息優勢，損害所有者利益，產生所謂的第一類代理問題。為抑制內部人控制現象，股權結構不能過度分散化，應保持一定的集中度，以增強所有者對管理層的監控能力（詹森、麥克林，1976）。另外，如果股權過度分散，也會導致股東內部的搭便車現象，降低股東的監控意愿（Grossman，Hart，1980）。La Port（1997）提出，由于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的分離，導致控股股東利用控制權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產生所謂第二類委托代理問題（Demsetz，1985）。特別是現實中不少企業利用金字塔式等股權控制手段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證，降低了企業價值（Shleifer，Vishny，1997）。從中可以看出，股權結構比較集中會提高決策效率，加強對管理層的約束，能較為有效地抑制第一類委托代理問題，但會提高控股股東侵害中小股東的可能性，加劇第二類委托代理問題程度；反之，股權結構分散有利于解決第二類代理問題，但加劇了第一類代理問題的嚴重程度。這兩類代理問題都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風險規避能力。
由于兩類矛盾之間存在一個權衡關系，所以本文提出兩個對立性假設。H1：銀行股權集中度與不良貸款率正相關；H2：銀行股權集中度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二）董事會特征與風險規避
同任何組織一樣，作為一個約束管理層的內部組織，董事會規模過小會弱化其執行職能的能力，降低對管理層的制約程度，不利于抑制內部人控制現象。
Jensen（1993）認為董事會規模過大，會增加協調成本，強化董事會成員搭便車動機，從而降低管理決策水平，弱化對風險的管控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兩個對立性假設。H3：董事會規模與不良貸款率正相關；H4：董事會規模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在現代公司董事會內部設立獨立董事的初衷是增強董事會決策的獨立性，提高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
國外研究表明獨立董事有利于提高董事會管理的獨立性、專業性（Fama，Jensen，1983），因此本文提出 H5：獨立董事比例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高管薪酬一般包括現金薪酬、股票、期權價值。薪酬是員工努力工作的重要訴求目標之一，是其實現物質消費及精神追求的基本保障，并且高管的非固定收入有效地降低了管理層與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歧。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是影響企業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其很可能影響到銀行高管層對銀行風險的監控行為（潘敏、李義鵬，2009）。綜上所述，本文提出 H6：高管薪酬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三、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在滬深兩地上市的 11 家商業銀行2006—2013 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所使用數據來自 Wind、銳斯金融研究數據庫及中國金融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經手工整理而得。
（二）變量選擇與定義
1.被解釋變量
本文著力研究商業銀行風險規避行為的影響因素。
首先選取度量商業銀行風險規避行為的可行指標，現有研究一般以資本充足率或不良貸款率度量銀行的經營風險，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客觀性考慮，本文選取銀行不良貸款率作為度量銀行風險規避能力的指標。
2.解釋變量
如上所述，股權結構是影響商業銀行風險規避行為的重要因素，為較全面反映股權集中度的影響，本文選取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作為度量股權集中度的指標；選取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及董事薪酬作為反映董事會特征的指標；為剝離出銀行資產規模所產生的影響，選取銀行資產規模作為控制變量（如表 1）?！颈?】
（三）變量總體描述性統計
表 2 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表 2 可以看出，除了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比例的相對離差率較小外，其他變量的波動性都比較大，尤其是上市銀行高管的薪酬，其離差率更是超過 60%。所以通過進一步的計量分析，研究被解釋變量與各個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具有現實意義?！颈?】
（四）理論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用以度量銀行的風險控制水平。選取股權結構、公司董事會相關治理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同時為了顯示銀行規模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選取銀行資產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紤]到不良貸款率的滯后效應，在相關模型中加入了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以體現其影響。為了更好考察每個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和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逐步添加解釋變量的方式分別建立如下回歸模型：【1】
其中，琢代表截距項，茁代表回歸系數，著代表隨機干擾項。
（五）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通過對比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檢驗結果，最終選取固定效應處理方法。通過逐項遞加解釋變量的過程，有效揭示了解釋變量的解釋能力和相互間的關系，為最終選取合適函數提供了重要信息。篩選去除驗證過程中不合理的模型后，關鍵實證結果如表 3 所示?！颈?】
1.股權結構與風險控制關系分析
無論是單獨引入第一大股權比例，還是單獨引入前五大股東的股權比例，其系數都為負值，且其顯著性都在 5%水平上，證明了 H2，說明就目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而言，股權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不良貸款率，降低風險水平，股權集中度的提升有利于降低風險監控方面的搭便車現象。這意味著相對于股權分散，股權集中更能帶來監管效率的提高。造成這種結果的深層原因有可能是當銀行治理水平較低時，過于分散的股權結構反而會由于協調成本的增加和搭便車現象而弱化對風險的監控。當同時引入第一大股東和前五大股東股權比例時，雖然系數仍為負值，但顯著性都不理想，意味著兩變量之間存在著顯著共線性，所以在隨后檢驗模型中只引入第一大股東的股權比例作為股權結構的代表。
2.董事會治理與風險控制關系分析
通過在模型中引入董事會規模，雖然其回歸系數為負值，但顯著性檢驗不明顯，說明董事人數的增加并不能直接提升銀行風險控制能力，其原因很可能是在董事會內部治理水準不高的情況下，董事會人數的增加很容易迅速增加董事會協調成本，董事會規模的增加并沒起到明顯正效應。將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比例引入模型，可以看到其回歸系數為正，這同 H5 不符，說明目前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制度有效性仍沒有充分發揮，獨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并沒有有效提升風險控制水平，反而降低了其運轉效率。模型中引入高管薪酬作為解釋變量，其系數為 -0.132909，且在 5%水平上顯著，該結果充分驗證了 H6，說明高管薪酬水平是影響管理層效率的關鍵變量，而且效果顯著，關系確定。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選取 2006—2013 年在滬深兩市上市的14 家商業銀行的相關數據，經過模型設定和數據處理，對商業銀行風險控制水平與股權結構及董事會治理特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主要結論及建議如下：
第一，商業銀行股權結構是影響風險控制能力的重要因素。股權結構與銀行內部的委托代理問題高度相關。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矛盾仍是第一類委托代理問題，即股東和職業經理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應充分考慮到股權結構對風控的影響，避免因股權結構過度分散化而削弱商業銀行的風險監控能力。
第二，我國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仍沒有得到充分體現。隨著獨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并沒有明顯改善銀行風控能力，應從增強獨立董事履職能力和履職意愿兩方面著手。通過改善獨立董事獲取銀行內部信息的渠道及內容提升其履職能力，通過強化獨立董事薪酬與其工作質量之間的聯系提升其履職意愿。
第三，高管薪酬激勵水平仍是其工作質量高低的關鍵因素。應重視商業銀行董事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的建設，優化高管薪酬激勵機制，處理好激勵收益與激勵成本的關系，最大限度提升銀行的市場價值，最終實現相關者利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1］潘敏，李義鵬. 商業銀行董事會治理：特征與績效———基于美國銀行業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8（7）：133-143.
［2］楊德勇，曹永霞.中國上市銀行股權結構與績效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5）：87-97.
［3］李惠英.商業銀行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會計之友，2013（3 上）：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