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通貨緊縮是困擾世界各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對通貨緊縮的定義，學界存在著諸多的爭議。經合組織（OECD）把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定義為通貨緊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通貨緊縮定義為持續兩年以上的物價下跌。① 如果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連續兩年下降視為通縮現象，在世界范圍內，20世紀80年代后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只有日本陷入了通縮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日本陷入了持續性的蕭條，產業空心化加劇，企業市場競爭力下降，經濟持續低迷。如何看待日本的持續通縮問題？以擺脫通縮為目標的安倍經濟學如何在認識通縮成因的基礎上實施宏觀經濟政策？本文擬就日本再通脹主義通縮治理的思路和政策，研究安倍經濟學通縮治理的手法及其啟示。

一、通縮成因的爭議和再通脹主義的學理邏輯

從1998年開始，日本扣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率出現負值，這種負增長狀態一直持續到2005年。

2006年到2008年，物價水平出現短暫的回升，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物價再次出現大幅下滑。對日本持續性通縮的形成，日本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對成因的分析概括大致分為四類：（1）通縮缺口論。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從1992年起出現供需缺口，之后一直處于需求不足狀態。通縮缺口論認為通縮主因在于需求方，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總需求不足，長期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從而形成持續性蕭條。通縮缺口存在的前提下，潛在增長率的提高無助于擺脫持續性的蕭條。形成通縮缺口的原因在于少子老齡化，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齡化的加劇等人口動態變化導致耐用品的有效需求萎縮，造成持續性通縮，此時貨幣政策已不能達到誘導通脹的目的。（2）通縮預期論。該觀點指出通縮預期是造成通縮惡性循環的重要原因，通縮預期導致企業和消費者規避風險的經濟行為固化了路徑依賴的慣性，形成惡性循環。企業和消費者基于對未來收入狀況的擔憂而采取了相對謹慎的投資和消費方式，控制支出的擴大，成為持續性通貨緊縮的助推因素。（3）政策失誤論。該觀點基于貨幣主義理論，認為泡沫經濟破滅初期，日本銀行過度的緊縮政策造成“資產通縮”,之后日本銀行雖然推行寬松貨幣政策，但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導致實際利率出現上升。尤其是2006年日本銀行在經濟尚未完全好轉的情況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被認為是對擺脫通貨緊縮、促進經濟復蘇起到扼殺的作用。政策失誤論延續20世紀90年代初“巖田-翁”傳統爭議，即認為央行未能主動調控基礎貨幣，量化寬松政策不徹底，對通縮固化負有責任。（4）結構優先論。主張結構論的觀點認為日本持續性通縮并非單純的貨幣現象，而是各個領域規制制約等結構性原因造成的，此時單純依靠流動性的增加無法提髙物價，只有結構改革、放松規制，充分發揮民間活力，才能提高企業活力，成為擺脫通縮的動力。①而且潛在增長率需要在放松管制、開放市場等競爭性政策的引導下得以提升，這種競爭性政策的主體是政府，政策目的在于提高供給能力。②針對這一系列爭議，日本再通脹主義主張從維護經濟支付體系流動性出發，利用擴張性的貨幣、財政政策等手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刺激需求，達到提高物價、反制通縮壓力的效果。其主張主要建立在理性預期學說的基礎上，借鑒日本20世紀30年代應對蕭條的經驗和啟示，形成新的通縮治理模式。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本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再通脹主義始終未能獲得主導權。只是過去十年日本通縮治理成效甚微，導致再通脹派這一作為方法論、政策手段水平上的聯合體不斷地得到壯大。

再通脹主義圍繞通縮治理主要致力于解決上述涉及的四個方面問題：（1）貨幣政策效果。盡管保羅·克魯格曼、根岸隆等均指出日本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但是濱田宏一、本田悅朗等指出若在實現通脹目標之前實施無限量貨幣寬松，流動性陷阱下日本仍可使貨幣從資本市場轉向實體市場?；谠偻浿髁x的邏輯，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改變資產負債表規模和結構，引導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對持有的各種不完全替代金融資產的進行投資組合調整，進而影響不同金融資產的相對收益率和價格。貨幣寬松政策壓低長期利率的同時，增加資本市場的投資機會，引起資產價格的上升?；诠娮杂X的資產結構調整，企業投資將進一步便利，投資渠道也將得到有效拓展。③ 資產配置效應的發揮將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相聯系，指明了貨幣從資本市場轉向實體經濟進行投資的路徑和實效，解決流動性陷阱下企業擴大投資的問題。（2）財政政策效果。日本國內以藤井聰為代表的公共投資推進派主張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在通縮狀態下的日本并不適用。盡管泡沫經濟破滅后以來，日本投資乘數呈下滑趨勢，實際政府支出乘數從1987年的1.16下降到2011年的1.01;名義政府支出乘數從1987年的1.35下降到2011年的1.20,單純依靠公共事業投資對產業集聚的波及效應已經弱化，但是公共事業投資在利用和維持潛在經濟資源的使用、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其中包括廢棄的基礎設施、閑置的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人才技術等方供給約束的緩解，維持潛在經濟增長率。（3）央行政策性失誤。再通脹派認為一國貨幣政策實現物價1-3%的增長是理所當然的，換而言之，央行是可以利用貨幣政策填補GDP缺口。④ 要擺脫通縮應設定長期的通脹目標，使公眾產生長期通脹的預期。巖田規久男等甚至稱要扭轉預期的貨幣政策應注重5-10年中長期內范圍內的實效性；針對先前日本銀行未能實現期待的物價水平，再通脹派稱“日本銀行有義務對不能實現政策目標的理由進行說明”.⑤ （4）結構改革定位。再通脹主義對再通脹政策和結構改革的順序進行重新定位。巖田規久男認為：實現經濟復興，再通脹政策和結構改革都不可或缺。結構改革具有長期性，很難在一到兩年內達到預期效果，但是如果不采取再通脹政策而單純在通縮狀況下推行結構改革，將會進一步加劇通縮，導致失業率的上升。① 例如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即便推動規制改革促進企業擴大設備投資，但仍然無法規避部分投資向海外的逃逸。因此，短期性的刺激政策主要發揮引起市場先期反應、扭轉市場預期、消除通縮缺口等作用。中長期需要依托市場預期形成后以規制放松、企業競爭力強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產業增長戰略的實施（見圖1）.

二、通縮治理思路及其政策成效分析

以再通脹學說為指導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是日本媒體和學界對2012年重新執政的自民黨安倍政府應對通縮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的統稱。作為醫治“失去的20年”痼疾的安倍經濟學，被保羅·克魯格曼、喬治斯蒂格勒等西方學者評價為解決經濟長期蕭條等共性問題的“經濟試驗”,為經濟不景氣的國家擺脫蕭條提供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谠偻浿髁x學理邏輯，安倍經濟學通縮治理的政策邏輯是：利用再通脹政策，提高市場流動性、擴大公共投資，形成通脹預期，改善企業的經營業績。業績改善的企業將重新調整經營戰略，如增加工資、擴大雇傭，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企業也基于資產配置再平衡效應擴大設備投資。

在企業和消費者行為轉變的雙重推動下實現經濟狀況的扭轉，經濟復蘇成果增加政府稅收收入，擴充政府財源，成為日后日本健全財政運營、維護市場信用的經濟基礎（見圖2）。為實現這一目標，安倍政府推出通縮治理的配套組合政策：日元貶值政策、質和量的貨幣寬松政策、以公共投資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以規制改革為核心的經濟產業增長政策。

（一）日元貶值政策

為了阻止日本制造業的進一步萎縮，安倍政府希望率先通過日元貶值，發揮價格效應和數量效應，達到推動制造業出口、改善企業經營業績的效果。根據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的估算，若從原先的80日元匯兌1美元調整到90日元匯兌1美元，將導致實際GDP提高0.3%;若從原先的80日元匯兌1美元調整到100日元匯兌1美元，將導致實際GDP提高0.6%.② 但事實上，日元貶值的經濟效果存在極限，過度貶值使進口零部件的采購價格上漲等因素逐漸開始反映到企業的成本價格上，抵消了貨幣貶值的部分效果。

從再通脹政策設定的的路徑來看，圖3反映了日元貶值和企業收益之間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迄今，日元貶值和日本企業經常性收益增加之間并不存在聯動關系，不同類型企業在日元貶值中呈現完全不同的“兩極化”境遇，③貶值帶來福利效應主要集中于大型制造類企業，尤其是加工型產業。如日本的電氣機械、運輸設備行業，由于產量的40%用于出口，因此即便受到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的影響，企業仍然可以通過出口價格轉嫁的方式獲利。但是若企業對外依存度較低，原材料價格上升部分若不能及時得以轉嫁，成本增量將被企業所消化，從而壓縮企業利潤，成為日元貶值的主要受害者，日元過度貶值加劇企業的兩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