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爆發的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其巨大的破壞性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沖擊。這期間，各國雖然采取了許多應對措施，但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時間較長，不僅重創了全球金融體系，造成全球金融市場信心喪失、金融秩序遭受破壞，而且重挫實體經濟，使不少經濟體出現了持續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形成全球經濟由繁榮走向衰退的大拐點。當前，拖累經濟復蘇的因素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其不確定因素在不斷增加，如歐債危機仍然沒有完全消退、美國等國家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正經受著如何“退出”的實踐考驗問題。因此，全球經濟復蘇依然困難與緩慢，復蘇已經注定是一個長期、緩慢而痛苦的過程。西方學者據此普遍認為，自 2009 年以來，全球經濟狀況沒有完全好轉，且開始進入“非常態”時期的后危機時代。
作為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一員，中國也無法在金融危機的漩渦中獨善其身。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在日益開放的國民經濟體系中，金融風險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威脅也越來越大。雖然，我們較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機的深度沖擊、保持了經濟相對穩定增長，但仍然不足以說明國內各金融市場是穩健運行的，因為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所特有的政策搭配方式、金融體系特質以及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能力使我國金融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效應存在獨特的規律。因此，深入考察國內各金融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規律，探討金融市場風險傳導的異質性，對于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保持經濟、金融的健康穩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回顧與述評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的推進，金融危機的爆發變得更加頻繁，危害也是一次比一次大。金融危機過程中，由于金融資源在各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流動性，使得金融風險在各金融市場之間存在一定的傳導效應。因而，危機的出現是一個全局性的系統性問題，而不是某一金融市場或者某一國金融市場的問題。由此，人們逐漸認識到深入研究金融市場之間金融風險傳導效應的重要性，相關研究也由此展開并逐漸成為理論界的熱點話題。
國內外對金融風險傳導問題的研究在20 世紀90 年代便已開始。從研究范疇上看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 一是國內外之間的風險傳導方面，即外部傳導; 二是一國內部各金融市場的傳導方面，即內部傳導。
\\( 一\\) 金融風險的國際傳導
King 和 Wadhwani 較早對金融風險的國際傳導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他們以 1987 年美國股票市場的崩盤為研究樣本，通過比較危機前后美歐股票市場的聯系，認為該次危機后美歐之間金融風險的傳導得到加強。Longin 和 Solnik 則以 1958—1990 年的大樣本數據論證了國際股票市場之間存在不斷增強的風險傳導特征的結論。Andrew 和 Stulz 從市場結構的角度，認為市場結構對金融風險傳導的格局具有重要的影響，市場結構越相似的國家，市場之間的相關性越強，其金融市場風險的傳導效應也越明顯。這一結論與 Janakiraman 的研究結論一致。Janakiraman 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考察樣本，研究表明: 發達國家之間具有明顯的風險傳導效應，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具有顯著的風險傳導效應，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風險傳導效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1997 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造成了較大的沖擊。Jang 和 Sul 的研究顯示，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新興市場國家，如泰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之間形成了較為緊密的雙向因果關系，金融風險傳導效應顯著。以此相反，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則在亞洲市場中相對獨立。此外，Hogan 以 2008 年次貸危機為樣本，研究結果顯示: 發達國家市場如法國、日本及英國在次貸危機中同美國市場高度相關，金融風險在各市場間存在雙向傳導。
國內學者對金融風險的跨國傳導問題也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王永巧、劉詩文利用時變模型，以股票市場為考察對象，研究在開放市場中大陸股票市場與國際主要股票市場間的金融風險傳導問題，其研究結果表明: 大陸股票市場與國外股票市場的聯動性較弱，而與香港股票市場的相依程度則隨著大陸開放水平的提高而顯著上升。吳吉林、張二華的研究結論則與上述觀點不盡相同?；谕瑯拥难芯糠椒?，他們認為不管是危機前還是危機后，外部股票市場，包括美、日股票市場和香港股票市場對內地股市均存在風險傳導效應。丁志國等則以世界上12 個主要股票市場指數為研究對象，采取分階段考察的思路，將樣本期間分為危機發生前、危機過程中與危機后三個階段，對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協同效應進行測度，實證結論顯示: 危機進程與風險協同效用完全負相關，進而認為，金融危機已經嚴重改變了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的進程。
\\( 二\\) 金融風險的國內傳導
一國內部金融系統是由各金融子市場所組成的有機系統，各子市場由于資源、信息等的高度流動性，使得彼此間存在內在的關聯性，任一子市場的風險變化會影響其他子市場，同時也必然會受到其他子市場的影響。Flemingetal 基于分析工具，對美國股票市場、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聯動關系進行考察，其結論表明，三個市場間具有較強的波動傳導效應，且波動程度與傳導效應強度成正比。然而，Cyril 和 Daminique運用函數對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的風險傳導機制進行的研究卻表明，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的風險傳導存在單向性，即非對稱性，股票市場對債券市場的風險傳導強度大，而債券市場對股票市場的風險影響力則很弱，他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特定時期各市場的地位差異所造成的。國內學者袁晨、傅強基于模型，對我國2003—2010 年間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特征進行研究，認為國內金融市場間具有明顯的風險傳導效應。在此結論基礎上，蔡則祥等運用模型進一步對風險傳導的具體特征進行了探討，其結論指出，我國各金融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具有非對稱性、集聚性和持續性的特征。
從上述國內外的研究文獻看，已有的關于金融風險傳導的研究，一方面考察了國際資本市場間的風險傳導，利用不同時期金融危機的樣本數據對國際資本市場的風險傳導效應進行測度\\(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且研究結論較為一致\\) ; 另一方面則以一國金融子市場為對象，對各子市場之間的聯動關系和風險傳導效應進行考察。從目前來看，后一方面的研究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研究對象的選擇大多數只集中在兩個子市場，三個及以上子市場之間動態關系的研究還較少，這與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分工細化的現狀是有較大差距的; 二是研究結論的可信度有待提高。金融波動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有偏、厚尾和尖峰的特征，而傳統的模型估計方法，如類模型、正態模型等都無法準確地刻畫金融時間序列的尖峰厚尾性。市場波動中的杠桿效應也無法考察。本文在吸收現有文獻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客觀現實，以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及貨幣市場等四個子市場為研究對象，探討金融風險在四個子市場之間的傳導效應。在方法選擇上，本文結合金融波動的具體特征，采用更符合實際的偏模型來檢驗各子市場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以使研究結論更加可靠。
二、計量模型的構建
\\( 一\\) VaR 的構造
金融市場上投資者投資某項金融資產的風險在于其價格的下跌。本文為了使該金融風險能夠被量化，通過計算金融資產回報的來測度下跌風險:
VaR =^m =^m + zp，ν，ξ^σt其中，^m、^σt為估計方程的條件均值和條件方差。zpK，ν，ξ表示風險水平為 p、自由度為 ν、偏度系數為ξ 的偏 t 分位數。若 ξ ＞ 1，即 lnξ ＞ 0，則表明新息量 zt為右偏，多方面臨的下跌風險較小，所估計的VaR較小; 而 0 ＜ ξ ＜ 1，即 lnξ ＜ 0，則表明新息量 zt為左偏，此時，多方面臨較大的資產價格下跌風險，所估計的 VaR 也較大; ξ = 1，lnξ = 0，則表明資產價格保持穩定?！?】
\\( 二\\) 偏 t 分布
APARCH\\( k，q\\) 模型設定估測金融資產回報 VaR 的傳統方法是建立 GARCH 模型或 APARCH 模型。雖然在形式上 GARCH模型或 APARCH 模型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兩者之間存在很強的內在關聯性。GARCH 模型假定條件方差是滯后殘差平方的函數，因而它對殘差的正負并不敏感，由此也就無法刻畫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的不對稱現象。APARCH 模型對GARCH 模型進行了適當的拓展，在更一般意義上刻畫 VAR 的基本特征。
特別地，當參數分別設定為 2 及 0 時，APARCH 模型就退化為 GARCH 模型。在國內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回報率均存在有偏、厚尾和尖峰特征的情形下，危機時期金融資產回報率的波動不僅沒有穩定下來，反而呈現出集聚和不對稱的特性，因此，在此情形下，用傳統的模型估計方法，如GARCH類模型、正態APARCH模型、甚至t － APARCH均無法真實、準確地刻畫和估計VaR，而偏t － APARCH 在這時具有非常好的擬合能力，能夠更好地捕捉這一特征。不僅如此，隨著國內各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彼此之間的風險傳導效應比以往更加突出，風險防范與管理顯得更加有必要。偏 t －APARCH 將金融監管者、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市場參與者進行有效風險管理的重要技術工具。據此，本文構造國內相關金融市場有偏分布的 APARCH\\( k，q\\) 模型如下:【2】
變量 k 表示自回歸階數，變量 q 為平滑階數。新息量 zt獨立同分布并同時服從有偏 t\\( 0，1，ν，g\\) 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數可以描述為:【3】
這里，g\\( * | ν\\) 為標準的對稱t分布概率密度函數; ν為該概率密度函數的自由度，其在圖形上表現為厚尾和尖峰特征的明顯程度; ξ 為偏度參數; m、s2分別表示該非標準化有偏 t 分布的均值和方差。
在模型中:【4】
其中，歐拉第二積分函數，也即 Gamma 函數表示式為: 【5】
新息量 zt的尾部分位數對最終VaR 值具有重要的影響。為描述該尾部分位函數，Lambert 和Laurent 的研究均表明，標準偏t 尾部分位函數具有一致的表達式:【6】
據此，本文采用以上有偏 t 分布 APARCH 模型對金融資產收益波動的風險進行計量，并在此基礎上刻畫相應金融市場波動的集聚與非對稱效應，考察各國內各金融子市場間的風險傳導機制。
三、數據
\\( 一\\) 數據說明及處理
為了更全面地反映國內金融市場間的風險傳導關系，本文選取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作為考察對象。在數據的選取上，由于國債指數是以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固定利率債券為樣本，并且以各自債券量為權重而得，因此國債指數能較好地反映債券市場的整體變化，可以作為債券市場波動的代理變量\\( 以 NDM 表示\\) 。為更綜合反映國內股票市場整體運行情況，本文以滬深 300指數作為股票市場波動的代理變量，以 SM 表示。在外匯市場，由于美元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支配地位，本文即以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作為外匯市場的變量指標，以 FEM 表示。中國貨幣市場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特別是 2007 年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 正式運行后，作為中國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同業拆放利率已經成為中國貨幣市場的“晴雨表”。據此，本文將 SHIBOR 隔夜拆放利率作為貨幣市場的代理變量，以 MM 表示。由于 SHIBOR 在 2007 年 1 月 1 日開始上線運行，故本文的樣本數據期間為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28 日。剔除無效數據后，觀測值樣本量各指標數量均為 1615 個。數據來源為 Wind 數據庫，本文采用 Eviews5． 0 進行分析。
NDM、SM、FEM 及 MM 四變量均為時間序列，但由于量綱彼此不同而無法直接運用。為了更好地體現各市場運行中的波動特征，本文采取一定方法提取原始數據中的波動性，即波動率指標。在實際研究中，HP 濾波法能比較方便地從時間序列變量中分離出基本趨勢與隨機波動。該隨機波動部分則為本文中需要獲取的波動率部分，因此本文中時間序列波動率指標的提取采取 HP 濾波法。
NDM、SM、FEM 及 MM 四變量經過 HP 濾波之后，剩下的即是消除了趨勢項后的波動率部分，其波動率，也即對應的金融風險分別以 NF、SF、FF 及 MF 代表，其波動率的趨勢如圖 1 至圖 4 所示。我們可以直觀地看出，四圖中的波動值具有顯著的時變性和集聚性特征?！緢D1-4】
\\( 二\\) 國內金融市場收益的統計描述
為更準確直觀地考察樣本時間序列的基本特征，表 1 表示的是四個市場波動率的統計描述結果。從均值指標看，除貨幣市場外，其余三個市場的均值為正值且相差不大。標準差指標則表明，四個市場中，股票市場的標準差最大，因此這一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最多，價格波動風險最大。其次為外匯市場，標準差值為 1． 319，為股票市場波動程度的 1/45。債券市場表現最為穩定，標準差值只有 0． 086。與風險高度集中、波動劇烈的股票市場相比，貨幣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顯示出很好的穩定性。雖然我國證券市場自 2006 年以來不斷得到優化，但其結構性的問題仍然非常突出，這其中既有市場投資產品結構單一導致投資行為同質化的問題，也有投資者結構不合理、機構投資者比重偏低問題。這些問題使得我國證券市場的波動性要遠遠高于成熟市場和其他部分新興市場，其穩定性仍然有待進一步提高?！颈?】
偏度是數據非對稱的偏態方向程度，用于衡量分布的不對稱程度，而峰度則是用于衡量分布的集中程度或分布曲線尖峭程度的指標。因此，偏度和峰度指標對金融市場收益率的分布特征具有很好的描述力。從偏度指標看，四個市場的偏度指標值均非零，因而收益率的波動是不對稱的，NF、MF 偏度值為正，說明落在右尾部的觀測值要比左尾部的多。相反，SF、FF 偏度值為負，表明落在左尾部的觀測值要比右尾部的多。而從峰度指標看，四個市場的統計值都遠大于正態分布值，經驗分布的肥尾和尖峰特征顯著。相應指標表明四個市場的收益分布具有顯著的有偏、厚尾和尖峰特征。此外，JB 檢驗均拒絕接受四指標收益率及其標準化殘差服從正態分布的原假設。所以，在非正態分布下，用傳統的模型估計方法將無法準確地刻畫 VaR 的特征，需要采用相關模型的偏 t 分布進行 VaR 的估計。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 一\\) 國內金融市場波動模型估計
針對各金融市場服從有偏分布的特征，本文對模型進行相應的參數估計，參數估計輸出結果見表2。從偏度系數 lnβ 可以看出，債券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偏度系數均為正值，表明兩個市場收益率指標在分布上顯著右偏，而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的偏度系數則為負值，說明這兩個市場的收益率分布存在左偏。這一實證檢驗的結果與表1 中無條件偏度結論一致。從峰度系數可以看出是否存在尖峰分布的特征。四個市場的峰度系數值均超過正態分布的數值，所以各市場上資產收益率指標均呈現“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APARCH 模型比其他 VaR 更具有價值還在于對杠桿系數 β1的考察上。四個市場的杠桿系數均大于零，說明市場波動存在不對稱性，價格下跌所造成的市場波動要比價格上漲所造成的市場波動要大?！颈?】
\\( 二\\) 國內金融市場 VaR 的后驗檢驗
任何金融市場的波動都是雙向的。為了考察各金融市場在上漲和下跌兩個方向進行 VaR 計算的有效性，本文針對每個市場波動的峰度、均值及有偏 t 分布 APARCH 的尾部分位數等指標，在計算出雙向波動的 VaR 值之后，運用 Kupiec 失敗率檢驗與動態分位數檢驗兩種方法對 VaR 計算模型的有效性進行考察。共同檢驗的結果見表3，其中LQ為Kupiec失敗率檢驗結果，DQ為動態分位數檢驗結果?！颈?】
表 3 表明，在 90%、95%和 99%的置信水平下，各檢驗量的 P 值大于各自的風險水平，這說明無論在收益率上漲一側，還是在收益率下跌一側，各市場的 VaR 計算模型都是有效和可信的。
\\( 三\\) 國內金融市場的風險傳導效應
為了考察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學者們一般采用 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法。本文利用前述模型估計的結果，對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是否存在雙向的風險關系，即風險傳導關系進行 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 4?！颈?】
雙向風險傳導的檢驗結果表明，各市場上漲風險傳導效應與下跌風險傳導效應之間既有共性特征也有個性特征。其一，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與貨幣市場三者之間，不管在上漲階段還是在下跌階段，在任何風險水平下均能夠拒絕不存在因果關系的原假設，即彼此之間均存在強烈的雙向風險傳導關系，彼此可以成為對方的 Granger 原因。在國內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形下，內部任一市場風險形成之后，會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向外擴散、傳播，從而形成市場間的風險傳染; 其二，外匯市場在上漲階段與下跌階段的風險傳導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在上漲階段，除了在 10%的風險水平上債券市場與外匯市場之間存在弱的上漲風險傳導效應之外，在 5%、1% 風險水平上均無法體現出外匯市場與其他市場在上漲階段的雙向風險傳導關系。因此，從總體上看，在上漲階段，外匯市場與其他市場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風險傳導效應。與此相反，在下跌階段，外匯市場及其他市場均是彼此的 Granger原因，在 10%、5%、1% 的風險水平上存在顯著的風險傳導效應。當前，我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當外匯市場下跌時，投資者為規避外匯風險和市場風險，會立即撤走熱錢，從而造成證券市場和貨幣市場等劇烈波動，風險也會迅速傳導到各個市場。相反，當外匯市場上漲時，由于外匯管制的存在，外部資金進入的速度和規模在短期內難于迅速擴大，因而對其他市場的影響相對有限。其三，我國金融市場在下跌階段的風險傳導效應要明顯強于上漲階段的風險傳導效應。由于各金融市場之間的聯動效應，在下跌階段所有金融市場的風險傳導性非常強烈，彼此之間的風險傳導將非常容易引起整體市場的加速下跌。其重要原因是，與上漲階段相比，金融市場的異常下跌非常容易點燃市場參與者的風險厭惡情緒，惡化市場交易環境，從而導致金融市場恐慌的“典型性”爆發，引起各個金融市場的全線下跌，因而體現出非常強的風險傳導性。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金融風險是金融資源合理配置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客觀現象。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金融風險在各市場間進行傳導的因素在不斷增加，各市場之間的風險傳導關系也必然將發生一定的變化。
本文基于金融市場波動存在有偏、尖峰、厚尾特征，利用有偏分布模型和因果關系檢驗，對我國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風險傳導問題進行考察，得出如下主要結論，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1． 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在金融危機時期具有特殊的波動特征。與傳統的市場演變不同，金融市場的特定運行機制，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時期，導致其波動具有有偏、尖峰、厚尾的特征。我國的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等四個市場自 2007 年 1 月 4 日至 2013 年 8 月 28 日的樣本數據表明其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正態分布。本文采用有偏分布的模型較為準確地刻畫了金融時間序列的尖峰厚尾性以及市場波動中的杠桿效應。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實務部門應密切關注金融市場的發展實際，跟蹤金融理論研究前沿，與時俱進，創新金融研究方法，研究新問題，而不能墨守成規，抱住僵化過時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變化了的情況和問題。由于我國的金融市場處于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之中，再加上“金融危機”新因素，因此監管者必須采用“非傳統”、“非常規”方法進行研究，才能準確解釋金融市場的變動，并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調控。
2． 不同類型金融市場的風險傳導能力具有個體差異性。金融風險對各類金融市場都有傳導效應，但由于不同市場具有各自特殊性，風險傳導能力的大小也有差異。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貨幣市場具有非常強烈的風險傳導能力，尤其是股票市場，風險傳導能力最強。而外匯市場在價格上漲階段對其他市場不具有顯著的風險傳導能力，只是在下跌階段，才對所有市場均具有一定的風險傳導能力。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表明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還不夠健全，各子市場之間的關系還不夠緊密、金融市場一體化還沒有完善。我國在大力推進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進程中，要優化金融市場結構，完善金融市場體系; 要遵循“先貨幣市場后資本市場”、“先債券市場后股票市場”、“先國內市場后國際市場\\( 外匯市場\\) ”的發展路徑，積極推進我國金融市場建設; 要加大力氣推進股票市場的改革與完善，加強股票市場的監管、上市公司的培育以及對各類投資者的投資規范和風險意識教育。金融證券監管機構要根據不同市場的特點，采取不同的風險防范措施，提高金融監管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 金融市場波動在價格上漲和價格下跌階段具有非對稱性。金融市場行情的上漲與下跌是其波動的兩種常態，但在價格上漲和下跌階段，各類金融市場的風險傳導強度不同，價格波動幅度有別，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貨幣市場在價格下跌階段所造成的市場波動都要比價格上漲階段所造成的市場波動幅度大。外匯市場在價格上漲階段對其他市場造成的波動幾乎沒有，在下跌階段才有一定影響。金融市場過度下跌\\( “下跌跑得快”\\) 與緩慢上漲\\( “上漲走得慢”\\) 的不對稱波動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這就需要提高對我國金融市場風險傳導波動規律性和金融市場風險傳導波動特殊性的認識，增強投資者對金融市場特別是對股票市場的信心。應該說金融市場風險傳染在價格上漲階段與下跌階段引起的波動幅度有差異是正常的，大多表現為“下跌”強度大于“上漲”強度，但是，我國的金融市場風險傳導波動非對稱性尤為明顯。特別是股票市場的行情長期“背離”經濟形勢，“股票市場干了二十年，如今仍在 2000 點”，一有風吹草動，“黑嘴”大肆唱空，股市立馬“抱頭鼠竄”。對此，證券監管部門一定要嚴厲打擊“黑嘴”，完善做空機制，改革股票發行、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培育股民信心; 在金融危機時期，更要采取有力措施，適當“托市、救市”，以減輕下跌程度，保護中小股民利益; 在經濟發展繁榮時期，要引導股市健康發展，而不要“打壓”，應建立長效機制，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4． 我國外匯市場具有較強抵御外部金融風險的抗干擾性。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中，都體現出我國在抵御外部金融風險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外部金融風險對我國的傳導一般通過金融和外貿兩條基本渠道。由于我國外匯市場對其他內部金融市場的風險傳導能力相對有限，因此在外部金融市場大起大落、風險高度集聚的時候，外匯市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風險緩沖的作用，有利于保持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當然，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則說明我國金融市場還不夠開放、國際化水平不夠高，外匯市場還不夠成熟。相關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我國“抵御外部金融風險傳導優勢”的兩面性，積極推進外匯體制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高我國外匯市場的國際化水平; 要加強外匯市場與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聯動研究，推進金融市場一體化發展，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整體實力和抗風險能力。
隨著我國金融改革開放的發展，金融業的內部分工日益細化，金融功能也在不斷強化，金融市場之間所存在的金融風險傳導效用將對保持金融業的穩定構成一定的挑戰。特別是我國抵御風險能力仍然較弱的情形下，相關管理人員一定要采取各種措施保持我國金融業的相對穩定，這不僅對金融業本身，甚至對我國整體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