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產業投資基金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及特點
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經 20 余年的發展，大體經歷了起步期、培育期和成長期三個階段。 上世紀 90 年代初的 5 年間為起步期。 該時期主要以境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為主，如黑石、華登國際、漢鼎亞太、美商中經等開始涌入中國，此類海外投資基金大都與轉軌期間的央企合作。 1995-2005 年為培育期。 為鼓勵國外風險公司來華投資，我國于 1995 年頒布了《設立境外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推動凱雷、紅杉等國外風投機構進入中國，形成中瑞合作基金、中國-東盟中小企業投資基金等。 此間境外產業投資基金更多地參與國內的并購重組，也引領了中國本土產業投資基金的發育興起。 2006 年至今為成長期。 由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以及國內資本市場和相關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產業投資基金在我國迅速升溫，民營資本介入量大增，如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等諸多優秀的本土投資基金紛紛崛起，期間外資基金募集呈退出趨勢。 據清科研究集團統計，2012 年新募集基金 369 支，募集金額 253.12 億美元，較 2006 年的募集數量和金額分別增長了 8.92 倍和 78.3%.
另據清科數據顯示，當前我國產業投資基金主要有三方面的特點：一是人民幣基金總支數較大而單支募資較小。2012 年，我國共募集到位 354 支人民幣基金，外幣基金只有 15 支，其中披露金額的 344 支人民幣基金共募資 181.35 億美元，外幣基金為 71.78 億美元，平均單支外幣基金的募資規模約為單支人民幣基金的 9.08 倍。 二是投資交易完成較多而多數投資規模較小。 2012 年我國產業投資基金共完成投資交易 680起，披露金額的 606 起投資涉及金額 197.85 億美元，其中 35 起投資分別超過 1 億美元，占總投資的 52.3%.
三是國內產業投資基金多表現為政府引導型。 除了少數基金在境外組建募資，后以 FDI 形式投資國內企業外，政府引導型基金已成主流，尤其 2006 年以來成立的基金基本如此。
二、西北地區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的類型和模式選擇
（一）基金類型選擇--政府引導型。 西北地區不乏處于起步階段的科技型、創新型企業，這類企業的起步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而以盈利性為目的的商業投資機構處于對投資的安全性和增值性考量，一般較難介入，這就需要政府發揮示范引導作用，以消除投資顧慮，降低投資風險。 因此，西北地區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的首選應是政府引導型基金。 政府引導的產業投資基金首先由政府先行提供部分資金設立一個專門基金提供信用支持，然后將該基金作為墊底資金或是參股資金，并發揮在財政、稅收等宏觀管理方面的優勢，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放大資金帶動系數。 在基金運行過程中，一般按照先政府出資、然后到政府投資和商業性投資相結合的過渡、最后形成以商業性產業投資基金為主的成熟階段的路徑，此時，產業投資基金應完全按照市場的原則進行配置，政府資金從已投資的項目中退出，轉向建立新的產業投資基金。 不論哪個階段，政府的角色始終是引導、扶持和服務，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產品研發和生產經營等活動。
（二）政府引導型基金的出資運作模式選擇。 政府引導的產業投資基金的首要條件是政府有一定比例的出資，主要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股權投資+補償基金。 政府每年投入一定比例的引導基金，吸引社會資金共同投資或組建創業投資公司，并留有部分資金作為創業投資的補償基金。 該模式以政府信用增強創投公司的融資能力，基金啟動較快，引導作用明顯，但政府投資的風險較大，如果被投資企業出現問題，引導基金較難在長期投資中實現保值增值，可能出現資產損失。
第二種模式：引導基金+擔保機構。 政府出資的引導基金不再對創業投資公司進行投資，而是引入擔保機構，將政府出資作為擔保公司的補償基金，通過補償基金擴大擔保公司對創業投資公司擔保的貸款規模，并引導創業投資公司的貸款投向。 該模式對政府投資的風險設立了防火墻，補償基金的杠桿作用放大，擔保公司的擔保能力增強，從而大大增加了創投企業的融資能力，減少了政府的初期投資，也避免了政府對創業投資公司的直接介入，強化了創業投資公司的市場化運作。
第三種模式：母基金+社會投資。 由政府出資組建母基金（即“基金的基金”），用于參與發起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以此吸引大量的社會資金投入，共同組建創業投資子基金。該模式的市場化運作程度較高，是政府介入程度最低的一種模式， 在基金成立時就設計了政府退出的渠道---逐漸把政府投資的股權隨著社會資本的進入出售給社會投資者，并最終退出母基金，能夠很好地發揮政府資金的倍增效應，提高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創投企業的獨立發展，模式設計上保證了引導基金的保值增值。
因西北地區產業投資基金起步較晚，相關制度還不盡完善，在實際操作中可采用第一種模式較快啟動，較小規模地引導社會資本投入創投領域，待創投企業有一定實力且能夠進行資本運營時，將其打造成投融資平臺，再轉向第二種模式，這是當前較為現實的選擇。 如果以第一、二種模式運作投資公司較為成功的話，待條件成熟后可組建母基金，發展第三種模式。
（三）政府引導型基金的配套扶持政策選擇。政府引導型產業投資基金在具體實踐中，政府往往給予創投企業或創投管理企業多種優惠政策。 比較典型的有實行獎勵和返還所得稅及營業稅、降低稅率的“稅收優惠政策”;對注冊資本達到不同檔次的給予不同標準獎勵，檔次越高、獎勵金額也越大的“一次性注冊落戶獎勵政策”;對股權投資企業新購建自用辦公房產免征契稅、房產稅，或按購房房價、租賃自用辦公用房租金撥給補貼的“辦公用房補貼政策”;對高管給予個人所得稅優惠或者補貼，對高管購買商品房、汽車、參加專業培訓以及享受人才引進、人才獎勵、配偶就業、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實行優惠的“高管個人補貼政策”;對投資于本地的股權投資企業或創投機構按實際投資額的一定比例， 或按所獲收益形成地方財力的一定標準實施獎勵的“本地投資獎勵政策”等。
三、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幾個問題
（一）風險防范問題。近年來，個別地區出現多頭、盲目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現象，或將投向創新項目的無償性補助資金與引導基金混用，使財政資金難以形成有效引導社會資金的合力，埋下一定的運作風險。
另外，私募方式可能加大投資者的風險，如個別產業投資基金通過銀行理財產品進行融資，投資基金遭受沖擊時可能會波及公眾投資者，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對股權投資機構大量投資，也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潛在風險。 西北地區因對資金有迫切需求，政府出資行為更要準確定位、把握角色，切實發揮示范、引導作用并適時退出，不可替代社會資金成為創業投資資金的主力。應健全和發展專業的創投機構、基金管理機構，在基金發起前進行完備的可行性論證， 在基金運行中強化對基金市場的監管和對被投資企業及行業的監測分析。
（二）監管體系問題。 宏觀上看，國家對股權投資企業的管理中，發改委負責牽頭協調對備案的股權投資企業實施稅收和引導資金優惠，但界定稅收優惠資格由稅務部門負責，引導資金優惠需要財政部門把控，發改委的管理實效并不能充分發揮。由于產業投資基金涉及投資主體多、資金廣、部門多，當前尚無規章明確人民銀行、證監會等部門的管理職能，監管體系有一定的缺陷。 微觀上看，政府引導型產業投資基金的管理者、職業經理人一般都由政府任命或直接委派，使基金受管制或業績報酬的影響，存在營運績效不高、道德風險加大等問題。為此，首先在國家層面應明確相關各部門的管理職能，形成統一協調的監管體系。對西北地區而言，應健全風險防控機制和應急預案，規范操作程序，加強信息披露；建立引導基金運行的評估體系和獎罰制度，提升基金運營績效；建立行業信息互通平臺和投資基金管理機構及高管聲譽榜，切實防范道德風險。
（三）退出通道問題。 政府引導型產業投資基金退出渠道單一，過分依賴于 IPO. IPO 退出方式對企業的經營業績和財務信息要求高，適合于經營業績好、規模較大的企業。 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條件對中小企業較為苛刻，退出渠道狹窄。 如中小企業板上市條件規定最近 3 個會計年度凈利潤均為正且累計超過人民幣 3000 萬元，創業板要求企業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最近兩年凈利潤累計不少于 1000 萬元且持續增長等。 另外，我國場外市場的建設還不成熟，交易成本的確定和法律支持還需進一步規范。 為促進西北地區產投基金的發展，國家應適度降低西北地區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并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加快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積極規范產權交易市場，完善柜臺交易、并購市場、股份報價系統等，通過不同定位、多樣化的退出通道滿足不同規模和不同階段的企業發展需求。
（四）配套機制問題。 目前，西北地區還缺乏完善的產業引導基金發展的法規制度和財稅政策，對基金運作各方的利益難以保障；產業投資基金專業人才的結構性矛盾突出，集專業技術、管理才能和金融知識為一體的復合型基金管理人才缺乏；產業投資基金發展中很多增值服務沒有及時跟進，資本回報率也需要進一步提高。 鑒于此，西北地區應著力健全支持產業投資基金發展的法規和財稅優惠政策，鼓勵和吸引優質投融資主體參與；健全精通產業投資基金運作與管理的專業人才培育機制，積極引進和培養優秀的基金管理人和投資人；努力建設和完善標準認證、咨詢評估、知識產權鑒定等服務產業投資基金的中介機構，加快配套機制建設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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