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扎爾德、湯普森等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資源依附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組織本身在市場框架下的自由度問題，基本假設是：沒有一個組織在市場中是完全自給而自由的，所有的組織都與環境進行交換，并由此獲得生存。在和環境的交換中，環境給組織提供關鍵性的資源，沒有這樣的資源，組織就不能運行，因此，對資源的需求構成了組織對外部的依賴。資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決定了組織對環境的依賴程度，從而也決定了組織在環境（市場）中的自由度。資源依附理論非常關注那些關鍵的供給者、購買者、規則制定者及競爭者等這些互為依賴的組織行動者之間的關系，這些組織行動者或者彼此競爭直接只剩最后一個、或長期合作者之間的關系，這些組織行動者或者彼此競爭直到只剩最后一個、或者長期合作、或策略性聯合、或合并，無論是那一種情況，對于視焦組織的行動自由都產生影響。資源依附理論分析的起點是確定視焦組織的需要和可以滿足需要的來源。方法是首先確定資源的關鍵性，特別是針對組織的稀缺性；接著尋求關鍵性資源的獲得途徑，比如建立多渠道的資源依附途徑。資源依附理論認為為組織與市場中其他組織實體的關系或互動可能是主動的，也可能是被動的，當其與其他組織實體主動互動時，組織通過參與，考察環境，進而發現機會和威脅，并由此趨利避害，同時組織是有能力與市場中的其他實體進行交換，并有能力做出各種反應的，這可以表現在管理人員對環境和組織的管理。資源依附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讓人么看到了組織在市場中的自由度：組織的自由是有限的，它的生存需要依靠采用各種戰略來改變自己、選擇環境和適應環境。資源依附理論也適用于對農民工人參加社會保險的研究，這主要體現在農民工人對經濟資源（物質資源、信息資源和人力資源）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的掌控情況。

一、物質資源（Material Resources）是實現農民工人社會保險愿望的基礎

物質資源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用以依托的客觀存在物，也就是能夠滿足個人的基本吃、喝、住、穿、行及醫等需要。在市場經濟中，按照現行的分配體制，農民工人的物質來源主要為作為勞動報酬的貨幣支付—工資，而在農村，農民具有直接的物質生產資料，所以基本生活能夠獲得保障。他們主要通過勞動報酬、親友幫助、過去儲蓄為主要的經濟來源。農民工人因特殊的用工形式，及各種原因收入微薄，收入來源渠道單一，以及收入的間斷性，不足以抵抗各種社會風險，而且拖欠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再加上城市的過高消費，很難保證在滿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下略有結余，用于精神消費。
馬克思指出，供給者之間的競爭和需求者之間的競爭構成購買者和出賣者之間斗爭的必然要素，而交換價值就是這個斗爭的產物。
外出務工是進城務工農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之一。2006 年國家統計局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的專項調查表明：農民工平均月收入 966 元，根據這項調查，目前農民工外出務工經商求職主要靠親朋好友介紹，比例占到約 55%；自薦到用工單位工作的占 10.51％；此外是通過廣告、包工頭和老板招募以及勞務市場實現自主就業。在城里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 8.93 小時。本次調查數據表明，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 966 元，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 800 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 500 元 ~800 元的占了被調查的農民工總數的 33.68%，只有一成的農民工的月收入超過了 1 500 元。
當年北京職工年平均工資 40 117 元，上海 41 188 元，廣州只有 36 770元。據 2009 年數據資料統計，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有 1 000 元左右。由此可見，農民工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涌入城市。城市人口以令人難以相信的速度增長起來，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階級。農民工是支撐中國制造的主力軍。
農民工流動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原國有企業職工失業和待崗，而農民工則處于無任何保障的弱勢狀態，雖然農民工人可以獲得微薄的收入，但是在很多私企或個體戶，由于“包干”等形式的出現，拖欠農民工人的工資已成為社會問題，這嚴重地損害和侵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應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
因此，農民工人較低的收入很難支付繳費標準較高的各種社會保險，同時，面對新的職業風險和社會風險，他們對參加社會保障的訴求也日益加強，因而，物質資源成為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最大障礙。

二、信息資源（Information Resources）是農民工人參加社會保險的前提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對各種勞動力市場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很不完備，信息的分布也不均勻，即存在供求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實的勞動力市場與假設的勞動力市場、與其他類型的市場間有著很大的差距，在勞動力市場上，有關工資、工作條件、工作機會等信息透明度較低，為獲得這些信息，求職者必須依時間序列走訪各單位，即進行有關工作的尋找過程。斯蒂格勒認為信息是一種稀缺商品，其獲得需要花費時間、努力和金錢。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的信息對于勞動力的匹配非常重要，而這些信息的獲得同樣需要成本。
因此理性的求職者在工作尋找過程中會遵循“適可而止”的工作尋找原則，尋求的是滿意或次優職業，而不是最優職業。信息資源與農民工群體參加社會保險主要表現在獲得信息資源的渠道、內容和已獲得信息資源的質量三方面：
首先，報紙、廣播和親戚、朋友及非正式組織等是農民工人獲得相關信息的主要渠道，報紙雖然成本低，但由于具有廣告和商業性質，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受工作性質限制，農民工人沒有更多的時間收聽廣播，同時，現代農民工人流動性很大，除了城鄉之間，更多的處于跨地域流動，這樣，與親戚、朋友之間見面機會很少，很難獲得及時有效地信息，通過非正式組織傳遞的信息具有模糊性，造成信息的滯后和失真，所以即使得到信息其產生的作用不是很大，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計算機成為傳播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農民工人綜合素質低，很多人不會使用電腦，即使會，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不可能為獲得好的報酬和待遇較高的職位而花費更高的成本。
其次，受獲得信息渠道的限制，農民工人得到相關信息的內容并不全面，如國家現行社會保障政策（如社會保險項目、保障對象、繳費及待遇標準等），就業政策（如聘用制度、勞動糾紛制度及就業培訓制度等）及相關法律（社會保險法）的出臺等，根據筆者之間的調查，如城市低保制度，很多農民工人并不知道或者只了解部分政策，從根本上限制了其對社會保險項目的選擇和對自我權益的保護。
最后，農民工人獲得信息的質量并不高，尤其從親戚朋友那里得到的大多數是篩選后的信息，缺乏有效性和及時性，并不能產生多大的作用，甚至為核對信息的真實性，農民工人可能花去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三、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是農民工人參加社會保險的條件

人力資源指在一定時期內組織中的人所擁有的能夠被企業所用，且對價值創造起貢獻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經驗和體力的總稱。其本質是人所具有的腦力和體力的總和，可以統稱為勞動能力，具有一定的時效性、能動性、兩重性等特點。對勞動者個人來說，個人所具備人力資源，如受教育的情況、綜合素質的高低、專業技能的熟練、工作經驗及身體素質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其是否能夠進入某些特殊行業，是否能夠獲得較高的收入，是否能夠獲得更完善的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是順利地實現跨地區、跨行業的流動，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2010 年 1 月 6 日，全球消除貧困聯盟（GCAP）在北京發布《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再就業及創業扶持政策調研報告》。
調研發現，接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農民工群體在中國已經出現且開始占據一定比例，這意味著農民工群體的整體素質有上升趨勢。2009 年下半年，全球消除貧困聯盟聯合中國 14 家合作伙伴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開展了中國農村外出務工者生存、就業、創業扶持政策等方面的調查。此次調查共有北京、廣西、安徽、四川、甘肅和湖北等地 2 600 多名農民工參加，其中男性占 51.3％，女性占 48.7％。受訪農民工當中，20~29 歲的占 30.4％，30~39 歲的占 32.2％，平均年齡 33.4歲。其中，初中文化的農民工占 49.1％，小學文化和高中文化的分別占 22％和 13.7％。值得關注的是，接受過中專（技校 /職高）和大專教育的已經分別占到 6.7％和 3.2％。男性有職業資格證書的平均收入約為 1 400 元左右，沒有職業資格證書的為近 1 200 元，女性有職業資格證書的為 1 000元左右，沒有職業資格證書的為 900 多元。報告認為雖然職業資格證書在收入上能夠幫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入，提高幅度卻不明顯。就拿農民工人所從事行業的性質來說，大多需要體力較好，專業技能較強的勞動力，但這些行業的風險也很大，獲得職業病和傷殘的概率較大，所以，參加社會保險就成為個人減少后顧之憂的最佳選擇，而對于企業來講，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采取相應的勞動保護措施和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做好工傷事故預防，同時，在發生風險時，借助社會力量分散，降低企業賠償負擔，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企業成本支出，在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提高了其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
雖然隨著國民生產總值的不斷增加、工資調節機制的建立以及社會資源的整合，更多的居民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但是城市農民工人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是有限的，無論從種類還是數量上來說都不足以支持其在所從事的崗位獲得與城鎮居民享有同樣的保障或福利待遇。因此，我們應該豐富農民工人的物質資源，開拓更多的信息資源和渠道，進行更過的人力資本投資，來加強農民工人對經濟資源的掌控和配置，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增加幸福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