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系統造成重創，商業銀行的親周期性被認為是導致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Wezel等，2012;FernándezdeLis等，2010）。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由于復雜交易的存在具有緊密的關聯性，銀行危機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Bernanke,1999），通過信貸緊縮、財富侵蝕、信用下降等途徑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負溢出效應（Concetta Chiuri等，2001;Fillat等，2010），造成流動性與可得信貸的大幅收縮，只能由財政注入資本與流動性來緩解，造成公共部門利益受損。商業銀行是儲蓄者與投資者之間聯系的主要中介，穩健的銀行系統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根基（BCBS,2010）。金融危機之后，各國學界與監管部門對解決銀行的親周期性問題高度關注，希望藉由逆周期監管政策的實施加強銀行的穩健性，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

本文首先對商業銀行親周期的內部規則制度與外部環境進行分析，從信貸制度、撥備行為、監管政策等方面對實證研究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的成果進行了整理 ;之后分析了實施逆周期監管政策的必要性，總結了各國逆周期監管政策的實施情況，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將學界對于實施逆周期監管的政策建議進行了歸納，以期為中國的銀行監管者、政策制定者、銀行管理人員提供參考。

二、商業銀行的親周期性

親周期性是指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一種正向的反饋機制，在該機制下金融系統的信貸活動促進了經濟周期的形成并擴張了其振蕩幅度（BCBS,2010）。造成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的原因主要分為內部規則制度與外部環境兩個方面。

（一）商業銀行親周期的內生原因。
1、 信 貸 制 度 的 親 周 期 性?！?金 融 不 穩 定 ”（Kindleberger 等，1978 ;Minsky,1982）假說認為金融系統普遍具有“短視性”,傾向于根據當前的經濟環境而不是未來的經濟發展形勢做決策?！爸贫刃杂洃浖僭O”（Berger 等，2004）認為隨著前一次危機發生時間的過去，有經驗的管理者退休，貸款發放標準放松 ;商業銀行為了贏得競爭優勢對客戶采取的“交叉補貼”（Lepetit 等，2008）行為助推了繁榮時期信貸盲目擴張。信貸擴張導致的貸款損失風險于之后的幾年逐漸顯現（Hunter 等，2003;Jiménez等，2006），侵蝕了銀行的利潤，使銀行貸款意愿降低（Marcucci 等，2008）；并且經濟疲軟時期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Mér? 等，2002），商業銀行出于貸款可回收性的考慮，傾向于緊縮信貸規模，這使企業的可得信貸變少，削弱了企業的經營與投資能力，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2、貸款損失撥備規則的親周期性。由于信貸質量的變化滯后于信貸增長，根據當期貸款損失水平確定的貸款損失撥備計提規則無法匹配貸款的真實風險（Hunter等，2003）?！盀碾y近視”（Guttentag等，1984）理論認為商業銀行傾向于低估小概率負面事件，經濟環境良好時撥備提取不足，經濟增長率下降時貸款質量惡化，信貸風險與隨之的貸款損失撥備陡升（Cavallo等，2001; Bikker等，2005）；利用撥備進行的“資本操縱”行為（Kim等，1998;Ahmed等，1999）進一步增加了經濟下行時期的撥備，信貸危機發生的概率也相應增加。

3、技術手段的親周期性。造成商業銀行技術手段親周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銀行使用的風險評估手段與交易手段具有同質性（Jesus 等，2005;Taylor 等，2006;周小川，2009）?！敖鹑诠こ袒睂е裸y行過分依賴于復雜的數理模型，金融工程模型內在理論的一致性引起其產生結果的相似 ;且銀行出于成本 - 收益角度的考慮往往將內控系統外包，于是各銀行對于風險的判斷相似、在資本市場交易時間與方向一致，加劇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4、管理者行為的親周期性?，F代銀行尤其是上市銀行由于規模龐大往往存在大量投資者，出于壓縮信息傳遞成本與決策成本的考慮不得不雇請專業的管理人員維持銀行的日常經營活動，銀行管理者與股東利益的不一致造成了“委托代理問題”（Williamson,1963）。管理者激勵來自于自身報酬的提高或社會地位、非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傾向于擴張銀行的規模，導致過度借貸。

（二）商業銀行親周期的外生原因。
1、銀行監管要求的親周期性。Fillat 等（2010）認為基于風險的資本監管要求內在的親周期性是導致銀行體系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經濟疲軟時期銀行貸款風險暴露增加，資本要求相應增加，而此時資本變得更加昂貴，特別是對于那些有麻煩的金融機構來說，資本幾乎是不可得的，迫使銀行的貸款發放決定隨著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變化（Burroni 等，2009）。

2、會計規則的親周期性。會計處理中使用的“公允價值計量”法則會造成繁榮時期“資產價格上升-入賬價值增加-利潤增加-借貸和投資擴大-資產價格進一步上升”蕭條時期“資產價格下跌-資產減記-恐慌性拋售-借貸及投資收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Jesus等，2006;Taylor等，2006;周小川，2009）；全球大多數國家對貸款損失撥備采取的“已發生損失模型” 導致撥備明顯滯后于貸款損失（Borio等，2001;Balla等，2009;徐明東等，2012），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3、借款者資產凈值的親周期性。借款者的資產凈值取決于經濟周期，擔保資產價值及借款者財富效應的周期性變化對不同時期的可得貸款產生了實質影響（Kiyotaki 等，1997）。信貸繁榮通常相伴資產市場繁榮，擔保資產價值與借款者財富增加，實體經濟可得貸款進一步增加 ;而信貸緊縮導致的資產市場蕭條將減少擔保資產價值與借款者財富，使貸款進一步收縮（Fernández de Lis 等，2010）。

4、評級結果的親周期性。商業銀行的貸款發放決策受評級結果影響很大，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相關性非常高，本身便具有親周期的特征，且不受法律和監管約束（Lown 等，2006;周小川，2009）。繁榮時期高風險的借款人能獲得較高的信用評級，由此獲得與其風險不相稱的低利率貸款，促進了信貸與經濟規模的擴張 ;蕭條時期高質量的借款者卻因為評級較低而無法獲得貸款，信貸緊縮導致了經濟繼續惡化（Marcucci 等，2008）。商業銀行模仿其他存款性金融機構貸款決策行為的“羊群效應”（Devenow 等，1996）加劇了經濟波動。

（三）對商業銀行親周期的實證檢驗。
1、對信貸制度親周期性的檢驗。Asea（1998）證實了銀行在經濟周期中系統性地改變發放貸款的標準，使繁榮時期貸款擴張更加容易；Borio 等（2001）證實了信貸增長速度與隨后的不良資產率正相關，且信貸高峰與不良資產率高峰之間存在約 3-4 年的時滯（Hunter 等，2003;Jiménez 等，2006），繁榮時期的信貸擴張成為了蕭條時期問題貸款的來源。

2、對貸款損失撥備親周期性的檢驗。Laeven 等（2003）、Bikker 等（2005）、Bouvatier 等（2008）、Fernández de Lis（2010）及 Fillat 等（2010）分別采取不同地區及國家商業銀行的數據證實了貸款損失撥備率與 GDP 增長率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Dermine 等（2008）發現了商業銀行利用貸款損失撥備進行資本操縱的經驗證據。

3、對銀行監管要求親周期性的檢驗。Angelini等（2010）使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實證了《巴塞爾協議Ⅱ》導致了商業銀行親周期。Cavallo 等（2001）、Concetta Chiuri 等（2002）、Lindquis（t2004）及 Bouvatier（2008）證明蕭條時期最低資本監管要求限制了實體經濟的可得信貸，加重了一些宏觀經濟部門的危機。

三、逆周期的銀行監管

金融危機使各國監管當局對現行的監管體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檢討，發現之前所強調的微觀審慎監管只重視單個銀行的安全性而忽視了整個銀行體系的安全穩定，造成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出現“囚徒困境”,形成“合成謬誤”（蔣海等，2012）。宏觀審慎監管是指金融監管當局從金融體系整體出發，強調風險的內生性，關注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與同質性產生的共同風險敞口和金融體系內在順周期兩個維度的問題（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會計財務處課題組，2011）。只有將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克服監管的順周期性，才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確保金融系統穩定（李文泓，2009 ;蔣海等，2012）。

（一）逆周期的銀行監管政策。
監管當局在危機過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逆周期監管政策。二十國集團（G20）華盛頓峰會（2008）、倫敦峰會（2009）就降低金融體系會計準則復雜性、改進貸款損失撥備方法、實施逆周期的資本緩沖等進行商討，呼吁加強會計準則制定者與監管部門合作；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2009）發布了關于公允價值計量、資產減值方法等征求意見稿，提出以預期損失模型為前提的前瞻性撥備方案；美國財政部（2009）、英國金融服務局（FSA,2009）、金融穩定論壇（FSF,2009）都提議引進前瞻性的動態撥備規則。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于2010年9月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增強銀行體系穩健性的全球監管框架》與《巴塞爾協議Ⅲ：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與監測的國際框架》兩個文件，是全球銀行監管者就逆周期的銀行監管達成的共識。

從逆周期監管政策在各國的實踐情況來看，目前主要有 :中國對主要商業銀行規定了信貸增長的上限并輔以中央銀行“口頭指導”,克羅地亞在繁榮時期規定了較低的信貸上限 ;中國引入了類似巴塞爾協議Ⅲ的逆周期資本監管政策，巴西對極端波動條件下對預期風險專設了資本要求，秘魯對于資本要求對應于GDP 增長 ;西班牙、烏拉圭、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墨西哥、智利先后實施了動態撥備政策，印度對撥備做出了逆周期調整，保加利亞對超出平均值的信貸增長要求額外的邊際準備，荷蘭允許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撥備制度的存在，并且眾多監管機構和學者都號召建立前瞻性的撥備體系（Crockett,2000 ;Poveda,2000 ;Trichet,2000 ;Wezel 等，2012）。

（二）實施逆周期銀行監管的政策建議。
逆周期監管政策的實施存在著許多阻礙，各管理部門目標沖突、監管政策與監管指標不協調、會計制度不兼容、對預期損失的估計存在技術難度等現實問題困擾著商業銀行。為了保證逆周期監管政策的有效性，學者們分析了現行制度與實踐中存在的沖突，并對逆周期監管的實際操作提出了多項政策建議，比如在繁榮時期對利息收入開征利息稅（De Meza 等，1987）、對實施逆周期政策的商業銀行給與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孫天琦等，2005）、加強對會計政策制定者及銀行會計人員經濟金融知識的培訓（洪金明等，2012）等。胡利琴等（2012）引入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工具變量，用動態面板模型證實了我國目前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不完全協調，無論從監管當局還是從銀行本身來說都要做出相應的調整與改進。

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來說，比較適用的主要有以下幾條 :

1、完善監管手段。逆周期的銀行監管政策必須完善各項監管指標，將前瞻性的貸款損失撥備、逆周期的資本緩沖、杠桿比率限制等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巴曙松等，2012）。BCBS（2010）強調動態撥備與逆周期的資本緩沖是互為補充的，對貸款損失撥備的監管必須結合資本監管，而任何關于資本的監管要求都必須包含穩健的撥備政策（Cavallo 等，2002 ;Laeven 等，2003）。巴曙松等（2012）進一步指出實施多指標監管時還應注意不同監管指標之間的協調性。

2、協調監管部門。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行為和會計處理受銀監會、財政部、稅務總局多部門管理。銀監會的目標是確保銀行經營穩健，財政部的目標是保障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稅務總局的目標為保持銀行財務報告透明以保證稅收實現，各部門目標的差異導致管理政策不一致，商業銀行將選擇最寬松的限制條款進行監管套利。實施有效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需要協調各部門的監管活動，規范各項規章制度，杜絕監管套利的發生（孫天琦等，2005）。

3、調整會計政策。會計政策需要作出逆周期的調整來適應監管體制的改革，比如改進減值準備的會計處理、規范公允價值的使用等，并保持會計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同時需要加強會計信息的披露，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國際可比性（巴曙松等，2012 ;洪金明等，2012 ;徐明東等，2012）。

4、共享信貸信息。許有傳（2011）指出銀行貸款周期普遍短于經濟周期跨度，根據跨周期的風險評估將扭曲真實風險，推薦使用內部模型進行風險評估和撥備計提管理，以確保預期的精確性。已存在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大型銀行已積累了足夠的內部數據進行內部風險參數的設定，但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等中小型銀行的內部數據無論從時間跨度還是覆蓋面廣度來說都是不足的。因此，徐明東等（2012）鼓勵借鑒歐洲國家的經驗，構建信貸信息數據庫，實現中小銀行的數據共享。

5、差別化監管。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狀況千差萬別 ;并且極大程度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與本地中小型金融機構的風險抵御能力也存在顯著差異。因此，監管當局需根據不同銀行的規模、資本、貸款風險等綜合考慮，進行差別化監管，以保障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性（孫天琦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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