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塞爾協議Ⅱ》實施以來，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受到越來越多的爭議，人們普遍認為監管當局順周期的監管政策加劇了經濟波動。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直接促使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重新修訂監管框架，由此催生了《巴塞爾協議Ⅲ》的出臺?！栋腿麪枀f議Ⅲ》明確提出了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它要求銀行在經濟擴張和收縮階段分別增加和減少資本緩沖。其隱含的邏輯是：在經濟擴張時期，銀行對風險的估計比較樂觀，傾向于過度發放信貸，因此這時銀行應該主動計提更多的資本緩沖、控制信貸增長速度以防范潛在的風險；在經濟收縮時期，銀行減少資本緩沖，增加信貸供給，抵御經濟下滑。所以提出逆周期資本緩沖的目的是為了增加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熨平經濟波動。
在《巴塞爾協議Ⅲ》出臺之后，中國銀監會推出了《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這被業界稱為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以期改變資本監管的順周期弊端。
然而目前國內對這類問題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并且大部分文章僅是解釋我國銀行資本緩沖的周期性特征，鮮有對資本緩沖、風險、經濟周期和收入多元化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的。因此，本文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長期以來，利息收入一直是我國商業銀行主要的收入來源，但隨著我國不斷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銀行逐步調整收入結構，向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并重的收入多元化結構轉變。本文考察了不斷增長的非利息收入是否對資本緩沖和風險有影響，及收入多元化是否降低了銀行的風險和資本緩沖要求。這對于監管者來說很重要，這關系到他們在評估銀行資產風險和資本緩沖要求時是否應將收入多元化納入考慮范疇。其次，銀行計提資本緩沖時會考慮資產的風險狀況。以往的文獻表明，銀行資產風險將會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改變。更重要的是，資本緩沖和風險暴露同時由經濟周期決定。與以往文獻只關注資本緩沖的周期特征不同，本文把資本緩沖、風險調整和經濟周期一起納入實證模型。
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經濟周期與資本緩沖關系的研究較多。Ayuso et al（。2004）研究發現西班牙銀行業資本緩沖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認為這是銀行業的短視行為所致。
Stolz 和Wedow（2005）發現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德國的銀行業資本緩沖具有順周期性。Jokipii 和 Milne（2007）利用歐盟15國的銀行面板數據做了實證檢驗，發現在2004年之前加入歐盟的國家的銀行業資本緩沖行為是順周期的，而丹麥、瑞典和英國則相反。蔣海、羅貴君和朱滔（2012）利用中國16 家上市銀行1998 至2011的數據研究表明，中國的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具有逆周期性，逆周期貨幣政策和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強化了這種逆周期特征。
研究經濟周期和銀行信貸風險相互關系的文獻大多基于宏觀審慎的視角，試圖將宏觀經濟狀況對銀行資產質量的影響進行量化。例如，Pesola（2001）認為經濟增長低于預期導致了北歐國家的銀行業危機，而Salas和Saurina（2002）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的沖擊直接影響了西班牙銀行業投資組合風險。類似的，M e y e r 和Yeager（2001）認為一些宏觀經濟變量很好地預測了美國銀行不良貸款的狀況。
Marcucci 和Quagliariello（2008）發現經濟衰退時期，西班牙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迅速上升。同樣地，Hoggarth et al.（2005）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經濟周期直接影響英國銀行業的沖銷。
收入多元化與銀行風險之間關系的研究的樣本大多數來自美國銀行業，Gallo、Apilado和Kolari（1996）認為收入多元化對美國銀行業有潛在的好處。K w a s t（1989）、Santomero 和Chung（1992）、Templeton 和Severiens（1992）也持有相同的觀點。然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收入多元化增加了銀行的風險。例如，Stiroh和Rumble（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銀行業的收入多元化與收入波動正相關。
De Young 和Roland（2001）也認為由于非利息收入波動較大、缺乏監管等因素，收入多元化未必能降低風險。
模型設定和變量定義
（一）模型設定
基于Jokipii 和 Milne（2011）的研究，我們采用一個局部調整模型。利用這個模型檢驗銀行在經濟衰退時是否通過減少風險貸款來保持資本緩沖水平以及銀行的冒險行為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系?；鶞誓Ｐ腿缦拢骸?-2】
其中ΔBUFi,t和ΔRISKi,t分別代表資本緩沖和風險的兩個時期之差。BUFi,t（RISKi,t）和BUFi,t*（RISKi,t*）分別指銀行i在t時期實際的資本緩沖（風險）水平和最優的資本緩沖（風險）水平。系數Φ和φ代表調整成本。εi,t和ηi,t代表殘差項。如果沒有調整成本，銀行將不會持有超過監管要求的資本。實際上調整資本是有代價的，并且市場可能缺乏流動性。因此，由于存在調整成本銀行可能無法立即調整資本水平。最優資本水平由持有資本的成本和持有資本避免風險的收益共同決定。方程1 和方程2表明在t時期觀測到的資本緩沖和風險變化是最優資本緩沖和風險水平、滯后的資本緩沖和風險水平和外部沖擊的函數。然而，最優資本緩沖和風險水平是不易觀測的。通過以往的研究，它取決于和超額信貸增長的經濟周期和銀行的自身特征。因此包含經濟周期和銀行自身特征的實證模型可設定如下：【3-4】
（二）變量定義
如表1 所示：【表1】
資本緩沖（BUF）：銀行資本緩沖是實際資本充足率與最低資本要求之差。銀行持有額外的資本是為了應對可能產生的風險。監管機構設定最低資本要求是為了保護存款人和債權人的利益、保證銀行正常運營和發展。而銀行持有超過監管要求的額外資本是為了在困難時期應對風險。
風險（RISK）：利用不良貸款率來衡量銀行的風險。選擇不良貸款率作為風險的代理變量是因為有證據表明銀行倒閉的前兆就是不良貸款率迅速上升。Reinhart 和Rogoff （2011）認為銀行業的問題是由長期的資產惡化導致的，而不良貸款的迅速增加是銀行危機開始的標志。
經濟周期（GDP）：GDP 增長率是一個經濟體最自然經濟周期指標，我們把它作為經濟周期的代理變量。如果銀行在經濟上升期時增加資本緩沖，那么資本緩沖與經濟周期正相關。如果銀行在經濟衰退時通過減少風險加權資產來增加資本緩沖，那么資本緩沖與經濟周期負相關。我們認為經濟衰退時投資組合風險較高，然而Crockett （2001）認為在經濟擴張時期投資組合風險較高。因此，經濟周期和投資組合風險的關系不確定。
收入多元化（DIV）：銀行的營業收入由凈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組成。所以我們衡量收入多元化利用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比例（IN）和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比例兩個指標（NONIN）。計算公式設為：【5】
DIV 值越大，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
盈利能力（ROE）：我們利用凈資產收益率作為銀行盈利能力的代理變量。因為從市場獲取資金代價昂貴，銀行傾向于動用自有資金來提高資本緩沖。因此當收益提高時，增加資本緩沖也就相對容易。預計凈資產收益率與資本緩沖呈正相關。
非利息收入占比（NONIN）：是指非利息收入所占營業收入的比例。非利息收入系數的符號不確定，如果非利息收入比利息收入更不穩定，非利息收入比例的提高將會導致更高風險和資本需求。另一方面，如果銀行通過擴大服務分散風險，那么非利息收入與資本緩沖和風險呈負相關。
流動性（LIQ）：采用流動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作為流動性的代理變量。銀行擁有流動資產的比例越高，變現能力越強，同時為了保持高流動率其也不愿意從事高風險貸款活動。因此，估計流動性與資本緩沖呈正向關系，與風險呈反向關系。
貸款損失準備（RESER）：是指貸款損失準備與總貸款之比。銀行持有貸款損失準備為了應付可能的不良貸款，所以貸款損失水平反映了銀行貸款資產的質量，因此，估計貸款損失準備與資本緩沖正相關。Aggarwal 和 Jacques （1998）認為資產質量的惡化將阻止銀行從事風險活動，因此估計貸款損失準備與風險呈負向關系。
銀行規模（SIZE）：用銀行總資產的對數來衡量。由于“太大不能倒”原則和道德風險，大銀行傾向于持有更少的資本緩沖并從事高風險活動。因此，估計銀行規模與資本緩沖呈正向關系，與風險呈負向關系。
銀 行 股 東 性 質（STATE）：這是一個虛擬變量，國有銀行的STATE 值為1,非國有銀行為0.
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
本文選取了我國 16 家上市銀行2002-2012 的非平衡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自銀行年報。表2給出了各 變 量 描 述 性 統計。 從表2 看出16家上市銀行的資本緩沖介于 - 5 . 8 7 %和 22.14% 之間，平均為3.72%;不良貸款率的均值為1.83%;GDP 增長率在 7.8%和14.2% 之間波動；收入多元化的最大值為0.4856,最小值為0.524,平均為0.2524;非利息收入占比的平均為15.64%;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的state值設為1,其余11家銀行的值為0.【表2】
（二）計量方法
模型含有資本緩沖（B U F ）和風險（RISK）的滯后項，屬于動態面板模型。本文將選擇單步系統GMM估計對方程（3）和（4）進行回歸，原因是：廣義矩估計（GMM）能夠克服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如果存在與解釋變量相關的遺漏變量，利用最小二乘估計結果是有偏的，而廣義矩估計（G M M）利用差分轉換數據可以克服這個問題；由于只有16 家銀行2002 至2013年間的數據，樣本數量較少，利用兩步系統廣義矩估計可能會得出向下偏誤的估計量，單步系統 GMM 估計的結果更加可靠。
（三）實證結果
經濟周期、收入多元化對資本緩沖的影響。首先考察經濟周期、收入多元化對資本緩沖的影響，表 3 給出了相關回歸結果。其中，BUF 與 GDP 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具有逆周期性特征。DIV 和 NONIN 與 BUF 顯著負相關，說明收入多元化和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銀行資本緩沖要求。RISK與BUF顯著負相關，這說明銀行通過降低風險來提高資本緩沖。SIZE 和 STATE 與 BUF 的相關系數為負，但不顯著。ROE 與 BUF 顯著負相關，這說明盈利能力強的銀行對自身狀況較為樂觀，因此傾向于減少資本緩沖。L I Q 和RESER 與 BUF 的顯著正相關，與之前的假設一致。經濟周期、收入多元化對銀行風險的影響。表4給出了相關估計結果。其中，GDP 和RISK 顯著負相關，這說明宏觀經濟惡化會導致銀行風險上升。D I V 和NONIN 與RISK 顯著負相關，表明收入多元化和非利息收入的增加降低了銀行的風險。SIZE和STATE與RISK顯著正相關，表明資產規模越大風險越高，國有銀行比非國 有 上 市 銀 行 風 險 高 .RESER 與RISK 顯著正相關，可能銀行增加不良貸款儲備是因為預計到資產狀況會惡化。ROE 和LIQ 與RISK之間的關系不顯著?！颈?-4】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對主要結論進行驗證，我們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運用H-P 濾波技術分解測算出產出缺口 GDPGAP,并用它代替GDP.檢驗結果表明相關變量的顯著性幾乎不變。另外，我們還分別利用混合最小二乘和固定效應對模型（3）和模型（4）進行了估計，回歸結果與本文主要結論基本一致。但為了節省篇幅，未在這里列出相關結果。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了以下結論：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具有顯著的逆周期性；收入多元化有效降低了銀行的資本緩沖要求；經濟周期與銀行風險顯著負相關；收入多元化降低了銀行風險。根據以上結論，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議：在經濟擴張階段，銀行很容易積累更多資本，而在經濟收縮期間，減少資本緩沖計提可以為經濟體注入更多流動性，從而抵御經濟衰退。因此建議借鑒《巴塞爾協議Ⅲ》中的逆資本緩沖機制來完善我國銀行資本監管措施，真正實現銀行資本緩沖的逆周期監管。加強金融創新，調整業務結構，積極實施經營與收入的多元化戰略。我國銀行業正處在資本約束和利率市場化的雙重壓力下，只有大力推進資本節約的非傳統銀行業務，實現收入來源多元化，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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