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險預警體系是保證一個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國家經濟發展是否健康、金融活動是否有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風險預警體系是否完備。因此，探索并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對我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及金融風險預警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國際構建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實踐與探索
構建金融風險預警體系，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這幾個國家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發展得比較成熟，成為許多國家借鑒的主要對象。
（一）美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
美國是最早建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國家，早在 1864 年的《美國銀行法》中就有提及。1979 年由聯邦金融機構監管委員會協商建立的 CAMEL 評級制度是目前國際上最常用的分析單個金融機構穩定性的工具，它給出了影響金融機構體系穩定性的五個指標：資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資產質量\\(Asset Quality\\)、管理的穩健\\(Management\\)、收益狀況\\(Earnings\\)和流動性狀況\\(Liquidity\\)。1997 年，修改完善形成了新 CAMELS（駱駝）制度，重新調整了一些評價項目，突出了“管理的穩健”這一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新增了市場風險敏感性指標 S\\(Sensitivity to Market\\)，能有效地協助監管當局發現金融機構出現失常的苗頭。這一預警體系比較完備，成為許多西方國家借鑒的主要對象。此外，美國除了駱駝評級制度以外，還有 5 家聯邦監管機構分別建立的分支預警系統，分別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 EMS 制度、聯邦住宅貸款銀行理事會（FHLBB）的預警系統、國民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CUA）的預警系統、聯邦理事會（FRB）的預警系統和美國貨幣監理署（OCC）的預警系統。這 5 個預警系統自成體系又相互聯系，進一步補充了駱駝評級制度，使美國的金融預警體系更加完備。
（二）英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
英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在早期有著很大的隨意性，發現問題時基本上是通過“道義勸說”與“君子協定”的方式來糾正和解決的。直到 1984 年發生了一次引起國際轟動的約翰遜馬修銀行倒閉事件，極大沖擊了其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引起了管理當局對現有體系的思考。接著 1995 年巴林銀行因其新加坡子公司在經營期貨交易中巨額虧損而垮臺，這一事件嚴重暴露了英國金融風險預警體制存在的問題。從此，英國金融風險預警主體———英格蘭銀行開始重視對銀行業風險的全面業務監管和預警。英格蘭銀行以資本充足性、外匯持有風險及資產流動性的測定作為其預警指標。該預警指標側重于對資本充足性的考量，主要監視風險資產比率和杠桿比率。同時，采取類比法將某個金融機構的業績表現與資本、規模及性質相類似的金融機構進行比較、分析判斷?；趯@三個指標的具體考核和測定，為金融機構潛在的金融風險提供警示信息。
（三）德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
德國是 1976 年正式建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由專設的聯邦銀監局進行金融風險預警與監督管理工作，德國的中央銀行（德國聯邦銀行）與其密切配合。其金融風險預警指標主要涉及：1.在資本充足方面，規定貸款和資本參與總計不得超過自有資本加儲備的 18 倍；2.在資產流動性管制方面，規定一是銀行指定的長期資產運用不得超過長期資金來源的總數，二是銀行對其他非流動性資產應有適當的資本持有，這些資金與銀行負債中不同類別的各部分相對應；3.為分散銀行的貸款風險，德國實行單一貸款制，即任何銀行對單一客戶的貸款額度超過該行自有資本的 15%時，必須向有關監督當局報告；4.在外匯及貴金屬交易管制方面，規定任何一家銀行的外匯與貴金屬交易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自有資本的 30%，此外，為盡量降低風險，對于符合標準的外匯交易，進一步規定了數量限制，即所有一個月至半年到期的凈外匯成交量不得超過銀行資本的 40%。
（四）日本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
日本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主要由大藏省銀行局和日本銀行共同負責，證券局、國際金融局密切協助。金融預警分為事前預警和事后糾偏。其風險預警制度的主要預警指標有流動資產比率、存放比率、營業費用與營業收入比率、固定資產比率\\(包括標準比率、目標比率和邊際固定資產比率\\)、發放股息比率、凈值比率及法定準備額。在對資本金的充足性、盈利水平和各種風險的控制能力分別進行評級后按 50％、10％、40％的權數加總，得出評級結果。不符合財務與業務比率的金融機構，即為有問題的金融機構，大藏省銀行局和日本銀行將采取必要措施，敦促其化解金融風險，防止其進一步惡化。
綜合分析美、英、德、日四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即每個國家都有明確的金融風險預警主體，如美國由聯邦金融機構監管委員會負責這項工作，英國由英格蘭銀行負責，德國由專設的聯邦銀監局負責，日本則由大藏省銀行局和日本銀行共同負責這項工作。預警主體的明確和統一對金融風險的預警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統一將金融風險預警相關政策的制定和監督執行兩項職能歸屬于同一個機構，這就保證了金融風險預警政策的統一性和連貫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相關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增強了防范金融風險和應對突發金融事件的能力。這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重點。
進入后危機時代，國際主要經濟體圍繞金融風險預警體系改革，尤其是對風險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和實踐。
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后，財政部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公布了《現代化金融監管體制藍圖》，提出了短、中、長期等一系列改進現有金融監管體制的建議，以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促進消費者保護。布什政府在短期改革計劃中強調：要強化協調機制。中期改革計劃強調：提高監管效率。長期改革計劃首先是建立最優的金融監管體制———目標導向型監管體制。其次美聯儲將負責市場穩定性監管。奧巴馬政府在 2009 年 6 月 17日公布了一項被譽為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該方案涉及金融業的各個領域，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以及投資者和消費者等。具體改革措施有：一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二是加強金融市場全面監管；三是建立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機制；四是改善應對金融危機的手段。
俄羅斯針對近年來頻發的國際和區域金融危機，總統普京日前簽署法案，宣布組建隸屬于中央銀行的統一大金融市場監管機構。根據法案，中央銀行將取代聯邦金融市場局，對證券商、保險公司、小金融組織、交易所投資和養老基金等所有金融機構經營活動實行全權統一監管。俄羅斯建立統一大金融市場監管機構，目的在于提高金融市場運作的穩定性和監督效率，消除各類聯邦法律機構職能重復、政出多門的現象。
英國金融服務局針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及時提出了總體監管改進方案。一是加強對大型銀行的監管，二是推進組織結構改革，三是改革監管流程，最后是改進監管資源配置，進一步推進監管文化建設和強化監管人員的培訓與能力提升。通過加強國際合作，進一步提高監管部門風險評估水平。提高處理危機的效率，增強風險預警能力。
從以上對危機后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實踐探索中可以看出，各國在后危機時代針對危機后出現的新問題，紛紛對原有金融風險預警體系進行完善和改革，從短期、中期、長期出發，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監管和改革方案，強化審慎風險管理和業務分析職能，改革監管流程，并提倡加強國際合作，進一步提高風險評估水平、危機處理效率和風險預警能力。
二、國內對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理論研究及最新進展
我國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對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研究，較國外來說起步晚，研究成果少，研究進程滯后，基本處于探索和引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階段。目前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的選擇和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構建兩個方面。
在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指標選擇研究上，國內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陳守東（2006）。選擇三方面指標：
宏觀經濟指標、泡沫風險指標和金融系統指標。這三個指標系統之下涵蓋 10 個具體考量標準，其中宏觀經濟指標包括了通貨膨脹率、GDP 增長率、國家外匯儲備增長率、出口額增長率等；金融系統指標包括銀行儲備/銀行資產、貨幣額/儲備額、貸款利率/存款利率等；泡沫風險指標包括股票市盈率、證券化率和房價增長率。
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劃分，董小君（2004）主要從金融穩健指標、宏觀經濟平衡指標和金融市場指標三個層次建立了 33 個監測指標體系，包括了 GDP 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貨幣化程度、利率敏感性比率、股價指數等。龐浩、黎實、賈彥東（2009）在專著《金融安全的預警機制與風險控制研究》中把金融風險預警指標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并將這三個層次的指標細化為六個方面，即貨幣安全、銀行安全、對外債務安全、金融市場安全、系統性金融安全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安全。這六方面又通過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股市流動性、房價指數等具體指標進行考核。周才云（2006）在前者的理論基礎上加以改進的同時也構建了相應的區域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其指出了宏觀先行指標、微觀審慎指標的選取方法和權重的確定原則。提出了完備的風險預警體系必須同時包涵多個層次的審慎指標。這些層次包括若干個評價指標，不同種類的指標組成不同的評價子系統。并在結論中指出，進行區域金融的風險預警研究時應注意理論體系的完善，要做到金融風險的事中控制，以及當風險出現后的處理機制。
在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構建方面，仲彬、劉念和畢順榮（2002）系統構建了區域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框架，并初步解析了其構成要素和基本運作機制，確定了風險評定方法，構建了指標體系，并建立了相對應的統計模型，闡述了系統的用途。
進入后危機時代，國內學者對金融風險預警體系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新的進展。陳雨露（2013）指出在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的金融監管紛紛加強了宏觀審慎監管。從監管的目標對象來看，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的風險點不是特定金融機構的個體性和異質性風險，而是整個金融系統所面臨的共同風險暴露。在金融監管體制方面，本輪危機則進一步顯示出，過去未經整合的體制失敗關鍵在于忽視宏觀金融穩定。以前的多頭監管，分立監管致使金融監管主體往往只關注其管轄范圍之內的穩定，忽視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隱患。為避免這一問題，在新的宏觀審慎監管體制下，必須對監管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統一監管體制不僅與宏觀審慎的“全口徑監管”要求相匹配，而且在監管的有效性和對市場的敏感度方面也具有非常突出優勢。
王兆星（2013）認為在后危機時代，研究應側重于從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三個要素：一是宏觀審慎分析框架，用于識別和監測系統性風險；二是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箱，用于處置和化解系統性風險；三是相關組織機構安排和有關政策協調。他認為在目前各國監管實踐中，大部分國家與地區均成立了多個機構參與的專門委員會，負責承擔宏觀審慎監管的決策制定和監督執行職責，而具體不同領域的系統性風險監測和防范化解工作，則按參與機構的職責分工分別實施。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在后危機時代，我國在探索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實踐中，對“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構建更加細致，對金融風險的識別、監測、處置和化解手段更加完善。同時，國內學者對統一金融風險預警主體這一問題有了共識。
三、我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現狀
從以上兩部分內容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對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國外金融風險預警模式的引進和介紹上，但也對我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構建做了有益嘗試。
我國于 2003 年改革確立了“一行三會”的金融管理體制，為我國金融風險的預警及金融穩定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為此，國務院建立了金融旬會制度，國務院辦公廳負責組織，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發改委及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同時，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方通過簽訂《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法定金融穩定職能部門，在總行也成立了金融穩定局，分行和省級分支機構成立了金融穩定處，地市及縣級分支機構設置了金融穩定崗，專門負責履行具體的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相關工作。從幾年來所取得的成效來看，這些金融穩定工作主體的確立，對我國金融風險預警與金融穩定工作的落實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主體過多，權責不明確，跨市場金融監管的難度加大，導致在操作層面主體之間的協調較難，所取得的工作效果不理想。
在對金融風險預警指標的選擇上，我國目前主要采用了宏觀先行指標體系和微觀審慎指標體系，這兩大指標體系下涵蓋具體的二級指標。從這些指標構成上來看，我國目前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有廣度而無深度”。所選擇的指標比較寬泛，包括的種類繁多，涉及金融活動的方方面面，但從實際所取得的效果來看，這種指標體系操作性較差。如何將這些種類繁雜的指標高度濃縮到幾類概括性和代表性較強的指標上，是我們目前應努力的方向。
在對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構建方面，我國也發展了很多模型，如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基于案例推理 CBR模型等。但在實證檢驗上仍存在很多問題。近幾年我國不同地區不同時段所發生的金融風險對現有指標和預警機制的反應表現出了很大差異，至今我們也無法找出一個普適的反映金融體系脆弱性的模型。因此，我們應針對我國所發生的金融風險的特點及我國經濟金融大環境，整合現有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力爭構建一個像美國 CAMELS 制度一樣適應性和實踐性極強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
（二）我國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存在的問題
1、金融風險預警機制不完善。從我國對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研究成果（如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基于案例推理 CBR 模型）來看，成果比較豐富，卻沒有一個系統性極強可以自上而下統一遵循的預警體系，就像美國的 CAMELS 制度。我國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版本眾多，考量和監測標準不統一，甚至對同一金融風險都會有不同的預警機制，嚴重缺乏體系性。目前所構建的預警機制，大多只針對某一區域或某一領域而建立的，缺乏全局性和系統性，或許這一預警機制對某一區域的金融風險有很好的防范作用，但用到其他區域就未必能有同樣的效果。這種現狀不僅會增加預警機制執行難度，更重要的是會影響風險預警結果。因此，有一個普適的體系性強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對我國金融風險的預測和防范來說至關重要。
2、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選擇不統一。我國目前所采用的金融風險預警模型中所涉及到的指標體系，普遍存在預警指標不統一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學者周才云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出發，認為宏觀先行指標體系應包括 GDP 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公共債務、財政赤字率、財政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債務依存度、實際利率水平、凈出口額等。微觀審慎指標體系劃分為安全性指標、流動性指標和營利性指標三大方面 17 個小指標。學者仲彬、劉念、畢順榮也是從微觀審慎指標和宏觀先行指標兩方面出發，具體包括流動性指標、營利性指標、充足性指標、安全性指標、國家調控能力指標、債務清償能力指標等，這幾個大指標之下又包含 35個具體指標。學者姚星垣、郭福春則從經濟發達指標、外向型經濟指標、民間金融發達指標、民間資本充裕指標、突發事件沖擊指標五個大方面論述了其涵蓋 20 個具體指標的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從這些指標中我們不難發現，不同學者構建的指標體系中有很多相同指標，不同的只是指標的權重。并且大多數指標完全可以整合。這種各執一詞的指標體系操作起來難度大，對同一地區金融風險的預警也會因為指標及指標權重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預警結果。因此，這是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一個問題。
四、對我國構建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的啟示
（一）明確金融風險預警主體
長久以來，西方國家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之所以會成為其他國家效仿和借鑒的對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預警系統由獨立主體承擔，預警機制取得的效果明顯。如美國聯邦金融機構監管委員會、英國英格蘭銀行、德國聯邦銀行監督局、日本大藏省銀行局。因此，我國可以借鑒英美德日等國家的先進經驗，比如讓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作為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主體。不僅能使我國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效果得到進一步提升，更能使各金融監管部門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提高工作效率?？上驳氖?，我國已于今年進行了積極的實踐，2013 年在國務院的批準下，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建立了一行三會部際聯席監管協調機制，進行統一金融監管，這是我國金融監管所取得的又一項重大突破，有助于提升監管效率。
（二）整合現有金融風險預警機制
從學者們目前構建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思路來看，大多都是遵循樹形結構，逐級細化預警指標，不同的是各個學者對每一級預警機制的內容劃分存在差異。因此，我們可以遵循這一樹形結構的思路，統一劃分每一級的內容，以提高我國現有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系統性和普適性。比如可將風險預警機制中的一級指標確定為宏觀先行指標體系和微觀審慎指標體系，接著將宏觀和微觀體系中的指標進行劃分得出本體系的二級指標，如本文所探索的指標體系所述，從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三大方面出發，來對金融機構經營活動和行業整體發展的穩健狀況進行全方位評估，并對其確定統一的預警值。二級指標及預警值確定之后三級指標的確定，應給予不同預警主體不同的預警指標處置權。如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等均可以確定不同的考量指標和權重，這些指標和權重可以根據所監測領域的不同而不同。但其之上的二級指標及其預警值則是定值。這樣將所有的預警指標都劃歸到這樣一個樹形結構，逐級向上或向下考量。不僅會增強我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的體系性，更重要的是操作執行更規范更有效。
（三）統一金融風險預警指標
在金融風險預警指標的選擇上，我們也應該借鑒美英德日等發達國家的指標體系。這些國家的金融風險預警指標首先比較統一，在多年的實證應用過程中也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因此，首先我們應統一制定適合我國經濟形態和經濟發展態勢的核心預警指標體系，避免自成體系的指標體系帶來多頭監管和多頭指導的弊端。其次，在統一指標時應站在國家的高度而不是某一領域的范圍之內，在保證所選擇的預警指標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特點的同時與國際慣例接軌，比如遵循國際上通行的《巴塞爾協議》相關規定，按照其要求設定警戒值等。最后，要在實際應用中根據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來更新現有指標體系，以保證金融預警指標體系的構建與經濟發展能同步進行。為此，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出發，主要圍繞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三個層面 27 個具體指標，對金融風險預警的指標體系做了嘗試，以達到對金融行業整體發展及狀況進行監測和評估，具體構建的指標體系如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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