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近年來， 影子銀行體系快速發展， 而我國影子銀行的類型和運作模式與美國完全不同， 美國的影子銀行是以金融市場為基礎， 我國的影子銀行則更多地依附于傳統的銀行體系， 形成所謂的 “銀行的影子”， 近年則以銀行同業業務為主要的發展方向。 銀行同業業務是商業銀行之間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融通業務。 2008 年， 為減少國內經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 我國政府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商業銀行出現超常規信貸投放， 導致信貸風險集聚。 2010 年后， 宏觀政策急速轉向，監管機構開始采取信貸額度管理、 資本金約束、 存貸比例管控等加強對銀行信貸風險的管理。 在這一背景下， 同業業務成為銀行削減貸款規模， 規避監管政策和尋求套利的主要工具， 同時也支撐了銀行資產規模的快速擴張， 成為銀行業新的利潤增長點。
2013 年 6 月和 12 月， 我國銀行業出現兩次 “錢荒” 事件， 充分暴露了同業業務存在的風險隱患， 提醒監管當局必須正視我國影子銀行擴張的嚴重性。 本文主要研究我國銀行同業業務可能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帶來的影響， 論文的結構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分析我國銀行同業業務的發展現狀； 第二部分研究同業業務發展可能對我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帶來的影響； 第三部分為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我國銀行同業業務的發展現狀
（一） 銀行同業業務的現有形式
銀行同業業務最初限于商業銀行之間的拆借， 以解決短期流動性， 這是 “同業” 概念的溯源。
2010 年以來， 我國銀行同業業務快速發展， 創新出各種類型的同業業務。 目前， 銀行同業業務泛指商業銀行之間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融通業務， 同業業務中涉及的交易對手方主要包括： 銀行、 信托、 證券、 基金、 租賃等金融機構。 我國銀行同業資產包括存放同業、 拆出資金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同業負債包括同業存放、 拆入資金和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見表 1）。
（二） 同業業務發展現有特征分析
目前我國銀行同業業務發展總體呈現以下三個特征：
1. 同業業務規?？焖僭鲩L， 占比顯著提升
從總量角度看， 商業銀行同業業務規?？焖贁U張。 如圖 1 和圖 2 所示， 雖然從 2012 年下半年開始， 同業資產和同業負債增速有所放緩， 但是同業資產和同業負債規?？傮w保持上升趨勢。 2009年末至 2013 年 6 月， 我國銀行業同業資產規模平均同比增長為 32.74%， 分別為總資產增速的 2.0倍和貸款增速的 2.1 倍。 同業負債規模平均同比增長 24.1%， 分別為總負債增速和各項存款增速的1.5 倍和 1.8 倍。 隨著規?？焖贁U張， 同業業務在銀行業資產負債表中的占比逐年上升。 截至 2013年 6 月， 銀行業同業資產在總資產的占比和同業負債在總負債的占比為 11.7%和 13.8%， 分別比2009 年末上升了 37.5%和 14.5%。
2. 同業業務結構以買入返售和同業存放為主， 呈現差異化特征
從業務結構看， 同業資產以買入返售為主， 負債業務以同業存放為主。 如圖 3 所示， 16 家上市銀行買入返售、 存放同業和拆出資金分別占同業資產的比例從 2009 年 12 月的 60.4%、 27.5%和 12.2%發展到 2013 年 6 月的 48.3%、 31.5%和 20.1%。 買入返售資產始終占據著同業資產的重要地位。 如圖 4 所示， 16 家上市銀行賣出回購、 同業存放和拆入資金分別占同業負債的比例從 2009 年 12 月的8.1%、 84.8%和 7.1%發展到 2013 年 6 月的 11.7%、 74.5%和 13.9%， 同業存放始終是同業負債的重要來源。
在橫向比較和變化趨勢上存在著較明顯的差異化特征。 從橫向比較來看， 同業存放始終大于當期存放同業， 這說明這 16 家上市銀行是資金凈流入方。 買入返售始終大于當期賣出回購， 說明銀行通過買入返售業務向同業市場投放資金。 從變化趨勢來看， 同業資產結構變化比較明顯， 有平均化趨勢， 特別是存放同業與買入返售資產比例日益接近， 而同業負債結構則變化不大， 始終以同業存放為主。
3. 資金流動方向上， 中小型商業銀行是同業資金的主要凈流入方
中小型銀行的同業往來資金凈流入高于大型銀行的同業往來資金凈流入， 這說明中小型商業銀行正逐步取代大型銀行成為同業往來資金的主要流入方。 而且， 大型銀行的同業往來資金凈流入額與中小型銀行的同業往來資金凈流入額的差距持續擴大。 截至 2013 年 12 月，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同業往來資金凈流入分別為-12853.41 億元和 48699.46 億元， 相差61552.87 億元， 差距非常顯著 （見圖 5）。
二、銀行同業業務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影響分析
（一） 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同業業務繞開貸款額度、 存貸比、 資本充足率要求等監管約束的限制， 降低了現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并容易導致社會信用擴張， 影響宏觀調控的效力。
1. 同業業務導致貨幣政策有效性下降
（1） 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仍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 銀行通過同業業務創新， 將資金在存款賬戶和不納入貨幣供應量統計的表外資金池賬戶之間騰挪， 會對貨幣供應量的總量和結構產生較大影響， 造成在一定時期內貨幣供應量出現季節性波動性， 加劇貨幣信貸監測和調控的難度。 一方面，加劇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性。 由于同業業務易受季節性因素影響， 波動較大， 導致存款波動較大， 進而 M2的穩定性受到影響。 從圖 6 可以發現， 存款存在 “沖時點” 現象。 存款在季末即 3 月、 6 月、9 月和 12 月沖高， 季初即 1 月、 4 月、 7 月和 10 月回落， 即典型的 “14710” 行情， 導致存款波動性增大。 由于 M2等于現金加上所有銀行存款， 因此銀行存款增量的變動也會導致 M2的變動。 換言之， 同業業務會對貨幣供應量的總量產生影響， 從而影響了 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導致貨幣流動性比例下降， 貨幣供應量結構發生變化。 2011 年同業業務快速發展， 規模迅速擴張， 貨幣流動性比例 M1/M2從 2011 年開始急劇下降 （見圖 7）， 說明更多的貨幣由 M1轉化為M2， 以 “準貨幣” 的形式存在。
（2） 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
同業業務會降低貨幣政策工具有效性， 導致宏觀調控難度加大。 一方面， 同業業務削弱了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同業負債在資金來源中的占比上升， 降低了準備金繳存基數， 銀行可以通過同業業務靈活調整存款規模， 縮小法定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 削弱央行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同業業務的資金融通使得金融機構對央行資金融通的依賴程度減弱， 降低再貸款與再貼現政策的有效性。
（3） 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
目前，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渠道， 同業業務的信貸作用機制處于央行監管外， 導致央行對于信貸渠道調控的作用力度有所下降。 在經濟繁榮時， 資金需求旺盛， 同業業務利用其“額外的信用創造” 功能， 向市場投放央行監管系統之外的可貸資金， 導致信用過度擴張。 而當同業業務信用鏈的某個環節出現危機時， 商業銀行為防范交易對手風險， 囤積資金， 導致信貸過度收縮， 引發 “錢荒”。 以上兩種情況都會導致貨幣供應量偏離央行預期， 從而影響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2. 同業業務具有信用創造功能， 導致社會信用擴張， 削弱宏觀調控有效性
同業業務是目前我國影子銀行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 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使得信用創造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關于影子銀行的信用創造功能， 周莉萍 （2011）、 李波和伍戈 （2011） 等認為影子銀行一定程度替代了商業銀行信用中介功能， 增加了信貸供給。 銀行同業業務可以借助信托、 證券或基金等各種 “通道”， 繞過監管指標， 發放不占信貸規模的表外融資， 創造 “額外的” 信用， 導致社會總體信用擴大， 影響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中國人民銀行 （2013） 研究指出， 近兩年同業渠道在貨幣創造中的占比上升， 2013 年以來， 通過同業渠道創造的 M2一度僅低于人民幣貸款， 高于外匯占款和證券投資。 商業銀行通過同業業務創造貨幣的 “同業渠道” 是指商業銀行實際上向非金融企業提供了類似于貸款的融資， 但是通過一定的會計操作， 將這些業務在資產方記錄為同業資金運用科目 （不計入貸款）， 在負債方記錄 （派生） 為非金融企業在商業銀行的存款， 從而增加了全社會貨幣供給。
本文以目前同業業務中占比較大的 “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業務” 為例， 說明通過同業業務如何創造出 “額外的” 信用。 假設銀行貸款規模已達上限，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 10%， 每筆同業業務為100億元， 資金最終投向企業， 不考慮銀行資本變動， 表 2、 表 3 為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動情況。 保本理財產品對接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時， 個人購買理財產品使得個人存款減少 100 億元， 轉化為企業得到融資而增加 100 億元的企業存款， 同時與保本理財產品相對應的結構性存款增加了 100 億元， 銀行的同業資產 “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 增加了 100 億元， 最終導致了 100 億元 “額外的” 信用。
由于銀行通過同業業務給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短期融資造成信用擴張， 同時非銀行金融機構也通過同業業務將資金回流銀行體系從而減少了信用投放， 因此， 銀行對非金融機構實際創造的信用為其債權與負債之差， 計算我國銀行部門對同業的凈資產就可以大體估算 “銀行的影子” 究竟有多大規模 （殷劍峰， 2013）。 本文采用此方法對我國銀行同業業務信用創造規模進行估算， 我國銀行同業業務信用創造規模自 2009 年初的 1.8萬億元飆升至 2013 年 12 月的 14.7 萬億元 （見圖8）。 同業業務創造出了近 15 萬億元 “額外的” 信用創造規模。
（二） 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同業業務的快速發展削弱了現有監管的效力， 增加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系統關聯性， 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
1. 同業業務弱化了現有的監管效力
目前， 對于銀行信貸增長的監管主要是通過存貸比、 信貸額度、 貸款投向以及資本充足率等指標實現。 銀行同業業務是一種金融創新， 可以調整表內資產負債結構、 優化各項監管指標， 但實際風險仍然較大。 例如， 目前央行為防止銀行過度擴張， 規定商業銀行最高存貸比為 75％， 同時 《商業銀行法》 第 39 條也規定， “對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與銀行資本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 10％”， 但銀行同業業務不受該項規定約束。 同時， 銀行同業業務無需繳納存款準備金， 沒有撥備覆蓋率指標， 并且銀行對其他銀行債權的風險權重僅為 25％， 遠低于銀行對一般企業債權 100％的風險權重。
因此， 銀行可以借助同業 “通道” 騰挪信貸資產， 對有融資需求的客戶發放貸款， 這樣既不占信貸額度， 又能規避存貸比的約束， 導致監管套利， 影響現有監管的效力。 另外， 在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中， 銀行對實體經濟的信用投放也能通過包裝成理財產品同時銀行同業非標資產投資買回，將直接放貸帶來的 100％資本占用變為銀行信用下的 25％的資本占用， 變相提高了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 不利于宏觀當局對商業銀行杠桿率的控制。
2. 同業業務自身存在嚴重的期限錯配問題， 增大流動性風險
同業業務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是期限錯配， 以短套長獲取利潤。 同業資產中的存放同業、 拆出資金和買入返售的期限普遍偏長。 以興業銀行為例， 其買入返售票據余期一般在 3 個月左右， 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余期一般在 9 個月。 而同業負債的期限相對同業資產短得多， 以民生銀行為例， 2012 年末， 同業負債剩余期限在一個月內的短期資金占比已接近 50% （華寶證券， 2013）， 同業拆入一般期限較短， 主要有 1 天期、 7 天期、 3 月期、 6 月期及 1 年期， 而又多集中在 1 天期和 7 天期。
期限錯配是所有金融機構的特征， 商業銀行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將短期負債轉變為長期資產。 如果商業銀行能夠不斷通過同業市場獲取拆借資金， 那么這種期限錯配就不是問題。 在銀行間整體流動性寬松時， 通過期限錯配可以獲得較高的收益， 各家銀行也能 “相安無事”。 然而， 在貨幣政策收緊時， 則易引發流動性風險。 嚴重的期限錯配導致銀行體系高度依賴同業資金和中央銀行流動性支持， 內部流動性管理流于形式。 2013 年我國銀行間市場出現的兩次 “錢荒” 事件就是近年來同業業務大規模擴張導致流動性風險集聚的重要體現。
3. 同業業務的發展增強金融機構之間的系統關聯性， 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開放， 資本市場不斷壯大， 我國同業合作從形式到內容都得到發展， 形成了以銀銀合作為主導， 銀信、 銀證、 銀基、 銀保、 銀租、 銀期、 銀財等多種合作方式并存的局面。 同業業務的發展使得商業銀行之間， 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 打破分業經營局面， 風險可以在不同機構間、 市場間快速傳染， 導致金融風險關聯度大幅提高， 風險傳染性增強， 金融系統脆弱性上升， 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 一旦某家商業銀行發生流動性風險，通過同業業務鏈條傳染到整個銀行間市場， 甚至可能擴展到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 因此， 同業業務快速發展一定程度加劇了宏觀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容易出現系統性的流動性危機。
例如， 2013 年 6 月 “錢荒” 事件。 6 月 6 日， 傳聞興業銀行存放在光大銀行的一筆 60 億元資金到期后， 光大銀行因資金頭寸不足， 沒按期歸還。 這一傳聞直接導致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飆升， 各銀行紛紛囤積現金， 導致了資金緊缺嚴重。 2013 年 6 月 20 日， 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大漲 578.4 個基點至 13.44%， 創下自 2006 年運行以來的歷史紀錄。 6 月 23 日， 工商銀行在公告的系統網絡升級時間之后， 遲遲無法正常使用， 這讓市場充滿了猜測。 滬深股市全線下跌， 投資者開始紛紛減持手中資產， 股市資金流出明顯增加， 債市也陷入了 “錢荒” 的困境， 債券收益率上升， 國債與企業債利率大幅上升到 2 倍以上。 可見， 由于光大銀行等部分銀行出現流動性風險， 通過銀行間市場的系統關聯性傳遞給其他銀行， 導致銀行間市場出現 “錢荒”， 進而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
4. 同業業務具有順周期特征， 容易放大系統性風險
同業業務的順周期特征是指當宏觀經濟處于繁榮階段時， 市場預期風險較低， 商業銀行有通過同業業務增加信貸供給的沖動， 進而導致經濟過熱； 當經濟處于衰退階段時， 市場預期風險較高，商業銀行會減少同業業務信貸供給， 信貸規模的減少對經濟沖擊很大， 導致進一步衰退。
當市場預期繁榮時， 信貸順周期擴張， 投機性融資增多， 投機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導致資產價格上漲， 引起經濟泡沫化， 加大了銀行信貸風險暴露程度， 埋下金融危機的隱患。 當經濟蕭條時期， 信貸順周期緊縮， 導致 “債務-通貨緊縮” 和 “金融加速器” 效應， 加快了資產價格下跌和宏觀經濟 “硬著陸”。 可見， 同業業務的順周期特征放大了系統性風險。
5. 同業業務的發展加劇經濟泡沫化
近幾年我國經濟出現脫實向虛趨勢， 同業業務的發展加劇了經濟泡沫化。 首先， 同業業務使得資金投放鏈拉長， 同業業務借道其他商業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向企業發放貸款， 要經過若干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 這必然會帶來金融資產若干倍膨脹， 造成金融資產 “泡沫化”。 其次， 同業業務將資金投向房地產或政府平臺公司， 可能導致虛擬經濟的過熱發展。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 實體企業利潤率大都在 3％-5％， 超過 10％的項目不多， 而影子銀行的利率最高至 182.5％， 最低也有14％ （賀建清， 2013）， 并且由于實體經濟產能過剩， 盈利能力下降， 銷售不暢等原因， 銀行向制造類企業提供信貸支持的意愿下降。 制造類企業由于得不到銀行資金的支持而陷入窘困境地， 鋼鐵、 水泥、 汽車、 家電、 機械、 重化工、 造船等主要制造業之開工率不足 70％ （向松祚， 2013）。
資金沒有通過銀行信貸進入實體經濟， 而是在一系列加杠桿的金融運作后， 變成 “錢生錢” 的虛擬游戲， 在銀行業內空轉， 加劇經濟泡沫化。
從 2013 年的經濟金融數據來看， 金融體系繁榮與實體經濟形成鮮明對比。 一方面， 工業增加值增速回落到接近 2009 年水平， 經濟景氣指數中的 PMI 指數也在 “枯榮線” 50％上下徘徊（周凱等， 2013）。 從各種指標來看， 實體經濟處于低迷期。 另一方面， 社會融資規模最高達到 25446.34億元， 同比增速最高達 161％， M2高達 1070166.64 億元， 同比增速高達 14％。過剩的貨幣并未進入實體經濟創造價值， 經濟泡沫化程度加劇。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表明： （1） 同業業務的發展順應了利率市場化改革方向， 是在銀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收緊背景下的一種金融創新， 它有利于金融機構之間資金的相互調劑， 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 有利于金融機構避開金融監管獲得較高收益， 因此， 其發展本身具有合理性。（2） 同業業務的發展改變了商業銀行傳統的經營模式和盈利方式， 同業業務具有期限嚴重錯配、 依賴批發市場融資和高杠桿等特征， 同業業務的創新增強了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也導致我國影子銀行規模迅速擴大， 存在較大的系統性風險隱患。 （3） 作為金融管理部門， 必須在微觀效率和宏觀穩定之間取得平衡， 同業業務的發展給宏觀金融調控帶來沖擊， 會降低宏觀調控的有效性， 引起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監管當局必須重視同業業務所產生的系統關聯性， 加強對銀行同業業務的宏觀審慎管理， 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2013 年我國銀行業出現兩次 “錢荒” 事件， 監管當局也深刻認識到銀行同業業務快速發展帶來的風險隱患， 開始規范同業業務及影子銀行的發展。 2013 年 3 月銀監會發布了 《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8 號文）， 對于商業銀行的理財業務， 尤其是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 的理財業務進行規范化管理。 12 月， 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 《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 （107 號文） 進一步界定了影子銀行的范圍， 規范影子銀行的活動， 明確各監管機構的責任和監管制度。 近期銀監會即將公布 《商業銀行同業融資管理辦法》， 將進一步加強銀行同業業務和理財非標業務的規范。 對于同業業務， 監管當局的管理宜疏不宜堵， 因為新的 “同業業務” 仍可以金融創新的方式不斷產生。 因此， 需要構建一個有效的、 激勵相容的宏觀審慎管理體系， 同時還需要加快推進金融體系的配套改革。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 規范引導銀行同業業務發展， 加強同業業務的風險管理
1. 完善同業業務管理制度。 實行同業業務專營部門制， 分支機構不得開展同業業務， 統一上收總行。 加強金融同業業務日常監測與統計分析， 對單純以逐利和規模擴大為動機， 資金體內循環、虛假膨脹的同業業務應及時叫停。 將標準化、 透明度作為規范和加強同業業務管理的重點、 規范同業業務會計科目使用與核算， 因為同業業務科目使用的不規范， 為商業銀行在同業業務上的資金騰挪提供了可能。
2. 設定同業資產規模上限， 加強風險管理。 類似存貸比的監管指標， 通過設定同業資產規模，以限制同業業務派生金融機構資產規模的作用。 調整同業資產的期限結構， 增加期限較短、 流動性較好的債券、 股票等標準化產品的資產配置， 減少非標準化信貸資產的比例， 降低期限錯配程度，加強同業業務的風險管理。
（二） 建立完善宏觀審慎管理體系
同業業務的快速發展增加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系統關聯性， 可能引發潛在的系統性流動性風險，因此， 需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宏觀審慎管理體系。
1. 建立基于 “金融穩定” 的貨幣政策框架
（1） 完善貨幣政策目標和工具。 同業業務降低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效力。 需要根據現代金融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框架。 首先， 改進貨幣政策中介指標。 同業業務的發展影響到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我國已在 2011 年 9 月適時調整了 M2的統計口徑， 將同業存款計入M2。 以 2011 年開始對外公布更能反映社會總體可貸資金的 “社會融資規?！?統計數據作為補充。
在現階段，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可以 M2和社會融資規模并重。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加快， 可以考慮將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其次， 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需要由原來的幣值穩定轉向幣值穩定與金融穩定雙重目標； 再次， 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工具。 同業業務的發展削弱了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 因此考慮更多地使用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來調節。
（2） 加強總體流動性管理。 同業業務的發展增強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其信用創造功能增加社會可貸資金總量， 貨幣當局應考慮把更多信用創造活動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考慮將我國影子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納入流動性管理的范疇， 防止金融部門出現過度加杠桿和順周期波動。 另外， 市場流動性和風險偏好狀況、 貨幣環境、 金融市場變化、 金融創新等都是影響社會總體流動性的重要因素。 在未來的流動性調控中， 中央銀行必須對貨幣政策實施的金融環境變化進行全盤考慮， 建立預警金融失衡的指標體系， 如信貸/GDP 比率、 銀行信貸增長率及房地產價格指數等。
2. 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
（1） 重視同業業務可能導致的系統關聯性風險， 應基于宏觀審慎的視角加強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管理。 有必要對金融同業的大額風險敞口進行監測， 防止金融風險在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之間交叉傳染， 如要求每家商業銀行將 “同業資產/總資產” 以及 “同業負債/總負債” 控制在 10％以內； 頒布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的指導性限額， 如最低流動性資產、 期限錯配的限制、 對特定資金來源依賴性的限制等； 增加系統的流動性風險測度指標， 對于表外業務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現金流動要給予關注。
（2） 改進現有監管工具， 提高監管效力。 現有的流動性監管指標如存貸比已難以全面反映銀行整體流動性狀況， 也無法約束銀行資產的擴張程度， 建議逐步調整該指標的政策工具定位， 將其從監管指標逐步弱化為監測指標； 改進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 目前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測的指標多為時點指標。 商業銀行可以通過業務運作在關鍵時點進行結構調整來滿足監管要求，不利于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把握。 建議改進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 將時點指標改進為日均指標； 修訂金融監管要求中與同業業務相關的細節， 如同業存款的法定準備金政策、 資本充足率中的同業資產風險權重等； 完善杠桿率監管， 有效地約束銀行業務規模過度擴張。
（3） 由機構型監管向功能型監管轉變。 同業業務的發展模糊了各金融子行業間的界線， 同業機構的綜合經營、 交叉經營在擴大， 現有的機構型監管無法適應現有混業經營的局面， 建議在條件成熟時設立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來對金融業實施整體監管。 現有情況下， 可以考慮實行人民銀行、銀監會、 證監會和保監會等部門的聯合準入制度， 鑒于人民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地位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中的重要作用， 由人民銀行為牽頭部門， 加強各監管部門的信息溝通和聯合監管， 防范金融產品創新中的系統性風險。
（4） 完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 資本稀缺與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剛性增長之間的矛盾是同業業務不斷膨脹的另一重要原因。 2013 年新版 《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 實施后， 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完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有利于緩解其在業務創新中監管資本套利的導向。 監管部門應引導銀行拓展資金補充渠道， 比如內部融資、 海外融資、 可轉換債券等方式， 探索和創新補充資本工具， 完善資本管理。
（三） 加快配套金融改革
如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給予金融機構完全市場化的定價與競爭， 引導金融機構完善利率定價機制， 增強風險定價能力； 加快推進資產證券化試點， 引導部分同業業務由非標準化向標準化轉變， 為金融機構主動調節資產結構創造條件， 同時也可以增加同業資產流轉的透明度， 降低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銀行體系的整體風險； 加快推出存款保險制度， 促進同業業務長期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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