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現代市場經濟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支配地位確立以來，在如何認識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上，就始終存在著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之爭。在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亞當·斯密認為，在利己心的驅使下，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必然會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八非笞约旱睦?，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盵1]（P27）因此，斯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充分發揮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任由市場自發調節。

政府的作用只是充當好一個“守夜人”,維護國防和市場秩序及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斯密認為，“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荒唐地自認 為 有 資 格 行 使 的 人，是 再 危 險 也 沒 有了?！盵1]（P28）自斯密之后，李嘉圖、薩伊、穆勒、巴師夏、西尼爾、瓦爾拉斯、馬歇爾、哈耶克等，基本上都繼承了斯密的自由主義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不過，這一階段也不乏政府干預的倡導者。如西斯蒙第、馬爾薩斯、李斯特、凱里等，都基于他們本國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當然，總體來看，在這一階段，盡管存在著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的爭論，但市場自由主義一直占主流地位，并指導著西方國家的政策實踐。

20世紀30年代，鑒于占主流地位的市場自由主義對當時的經濟大蕭條無法進行合理闡釋并提出有效的應對舉措，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主張政府干預的需求管理理論，就逐漸取代了市場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并在二戰后的約20年的時間里，指導著西方國家的政策實踐。凱恩斯指出，西方市場經濟的“顯著缺點，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P321）市場是無法解決這類問題的，因此，如果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則會導致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進行政府干預，這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同時又是市場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凱恩斯的理論經過他的追隨者的詮釋和補充，發展成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發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著名學者有：漢森、?？怂?、克萊因、莫迪利亞尼、帕廷金、薩繆爾森和托賓等人。在此期間，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得到了各種形式的模型化，不過，各種不同形式的模型其核心論點是一致的：政府干預是必要且有效的。然而，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學派再次提出了反對政府過多干預和倡導市場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弗里德曼指出：“從根本上來看，結論只有一句話：不存在任何真正令人滿意的、對自由市場的全面利用的替代物?！盵3]（P38）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無法對西方普遍出現的滯脹現象作出解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了困境。于是，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各種主張無須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競相興起，并取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取得主流地位。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各國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也由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一狀況一直延續至今。但是，盡管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并失去了主流地位，凱恩斯主義并沒有被完全拋棄，仍然有部分學者一直在致力于對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和發展。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的經濟衰退為凱恩斯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極好的外部條件。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某些觀點和理論，對自己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加以改造，最終形成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面對導致經濟持久性衰退的巨大沖擊，由于市場的自發調整過程太慢，政府的干預是必要的。自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日益受到重視，并在西方國家的政策實踐中有所體現。

西方有關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的爭論及其政策實踐，對我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實踐產生了較大影響。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大論斷以后，有關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之爭也日趨激烈。

需要指出的是，在有關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的爭論中，無論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西方還是在當代中國，在認識和對待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上，基于不同立場的不同學者或學派的理論大多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更為強調二者之間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有意或無意地對二者之間相互依存和統一的一面視而不見。顯然，這是相當片面和不夠客觀的。那么，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源是什么？市場和政府及其相互關系本質上是微觀經濟層面的個體私人利益與宏觀經濟層面的社會公共利益及其相互關系，這一現象的產生，與宏微觀經濟分裂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

二、現代工業分工發展與市場經濟支配地位確立下的宏微觀經濟分裂

在傳統農業社會，既存在著單個生產單位的內部分工，也存在著諸如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手工業與農業的分工等單個生產單位外部的社會分工。所有這些分工，要么基于季節、地域等自然條件，要么基于年齡、性別等人體本身條件，沒有也不可能使每個人一生可以只從事某一種生產操作工序，從而沒有也不可能使得各生產單位（即家庭）之間的產品交換成為大量和日常的經濟活動。

“在這里，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盵4]（P390）在這種分工狀況下，生產處處從屬于作為其前提的消費，并且一個生產單位不可能裂變為許多相互依賴的新的生產單位，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狀況如何，幾乎對其他生產單位毫無影響，單個生產單位即使是在封閉的狀態下，也能夠從事正常的生產活動。

因而，在生產和消費高度合一的傳統農業社會中，商品貨幣關系只是處于社會經濟活動的邊緣，各生產單位在客觀上既不需要，在實踐中也從未通過貨幣形成一種普遍的“供求的網狀聯系”來維系他們的正常生產，從而它們也就從未結合成一個整體而形成宏觀經濟層面。也就是說，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只存在微觀經濟層面，而不存在宏觀經濟層面。

現代工業導致了經濟活動全面的專業化分工。這種專業化分工與傳統農業社會基于自然條件和人體本身條件所形成的分工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它是突破了自然條件和人體本身條件的限制，基于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而形成的分工。在現代工業社會的生產中，生產操作工序的分工幾乎不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而且，隨著創新的不斷推進，生產操作工序似乎可以無限制地細分。如果說在斯密所處的那個時代，扣針在生產中“分為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種工人擔任”,那么，在20世紀初，美國人亨利·福特制造汽車的一個單元的生產，就不是十八道操作工序可以完成的，而是分由七千八百八十二種操作工序完成。于是，單個生產單位內因分工而形成的某些經濟活動，就會從它的內部分離出來，而形成一個個新的相互依賴又相互獨立的生產單位的經濟活動。此外，隨著技術的發展，一些過去從未有過的新的生產單位又會不斷形成。不僅如此，現代工業還會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傳統農業和其他行業，從而把它們納入自己的分工體系。正如列寧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所指出的：“專業化過程，把產品的各種加工彼此分離開來，創立了愈來愈多的生產部門”.而且這種過程也出現在農業中，“建立了日益專業化的種種農業區域”.[5]（P161、165）這樣，隨著現代工業專業化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所有的生產單位之間形成了全面的依賴關系，從而使每個生產單位不再是為自己的直接消費而生產，而是為社會需要和為自己能從社會中獲得所需要的產品而生產。正是這種基于現代工業專業化分工而形成的全面依賴關系，使千百萬個生產單位組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致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狀況如何，不僅取決于其他一些生產單位的生產狀況，而且也決定著其他一些生產單位的生產狀況，從而在微觀經濟層面的基礎上產生了宏觀經濟層面，即現代工業的專業化分工使一國經濟活動形成了兩個層面：由一個個相互獨立的生產單位構成的微觀經濟層面和由全面的相互依賴關系將一個個生產單位連接為一個整體的宏觀經濟層面。

宏觀經濟層面與微觀經濟層面是存在著相互分裂的可能性的?，F代工業的專業化分工，并沒有改變產品的直接生產過程的個體化，即現代工業產品的直接生產過程仍然在單個生產單位內部進行，但是卻使現代工業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即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突破了單個生產單位的范圍，而必須在許多生產單位之間進行，從而使每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成為馬克思所講的“社會化的生產”.因此，即使是小小的一支鉛筆，它也可能是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人的生產活動的產物，而且“他們中間有的人可能從未見過鉛筆，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6]（P17）這種社會化的生產，是宏觀經濟層面賴以產生和存在的基礎。

但是，單個生產單位的產品直接生產過程的個體化，或者說每一個生產單位各自對其產品直接生產過程的控制，即使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都存在著其產品質量、數量和種類不符合社會需要的可能，從而使宏觀經濟層面與微觀經濟層面存在分裂的可能性。即各個生產單位產出量的算術和，有可能不等于社會所需要的總供給量，或者由每個生產單位的產品品種所組合成的那種產品種類結構，可能不符合社會在一定時期所需要的那種產品種類結構。而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則將這種可能性變為了現實?，F代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是與人類社會借助和發展商品貨幣關系來發展現代工業有限的生產能力密切相關的。盡管現代工業創造的財富遠遠大于維持人類生存的需要，但直到今天，即使是在最發達的工業國家，現代工業所創造的財富都沒有多到足以使每個人像自由地呼吸空氣一樣，自由地從其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和勞務。每個人都必須用自己的產品和勞務與其他人交換，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和勞務，這是自現代工業產生以來所難以改變的一個基本事實。因此，相對于人類不斷增長的需要來說，現代工業的生產能力仍然是非常有限的。為了發展現代工業有限的生產能力，人類社會借助和發展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商品貨幣關系。

與物物交換方式相比，商品貨幣交換方式不僅從純交換技術的方面解決了現代工業因專業化分工而形成的極其復雜的交換問題，同時也解決了現代工業所追求的剩余勞動的表現形式和積累方式問題。因此，商品貨幣關系也就成為唯一能夠適應工業社會的有限生產能力，并且是唯一能夠促進這種有限生產能力向無限的社會共同的生產能力發展的經濟關系，從而最終發展成為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的經濟關系。這樣，商品貨幣關系就從社會經濟活動的邊緣來到中心位置，成為現代工業中千百萬生產單位全面依賴關系的紐帶，并且現代工業越是普遍和發達，商品貨幣關系也隨之越是普遍和發達。

商品貨幣關系從社會經濟活動的邊緣來到中心位置，成為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活動的普遍的經濟關系，標志著現代市場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支配地位的確立。在占支配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中，靠著貨幣充當“網節點”,生產單位之間的全面依賴關系在現實中就變成為一個巨大的“供求網絡”.這樣，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每一個生產單位因專業化分工而形成的比例制約，在貨幣充當“網節點”的情況下，表現為貨幣對每一個生產單位的制約。具體來說，每個生產單位的產品只有通過“網節點”即變成貨幣以后，才能成為社會的產品，或者說才能構成社會總供給量的一個組成部分。否則，即使某一生產單位生產的產品完好無損，質量上乘，也會被“一起捉住，一起絞死”.

此外，每個生產單位對社會產品的需求，也不能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只能通過貨幣使這種需求變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能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否則，即使某個生產單位極其迫切地需要某種社會產品，也只能是一種難以實現的需求欲望?？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是現代工業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伴生物，現代工業利用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商品貨幣關系，并把它發展成為連接一切經濟活動的普遍存在的關系，從而促成了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支配地位的確立。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貨幣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只有通過貨幣才能在實際上將千百萬個相互依賴的生產單位連接成為一個整體，從而形成宏觀經濟層面；另一方面，貨幣切斷了每一個生產單位與宏觀經濟層面的直接聯系。這樣，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支配地位的確立，作為“網節點”的貨幣，就使宏觀經濟層面與微觀經濟層面的分裂從只是一種可能而最終變為現實。

三、宏微觀經濟分裂下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

宏微觀經濟分裂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即“個人從屬于像命運一樣存在于他們之外的社會生產；但是社會生產并不從屬于把這種生產當做共同財富來對待的個人”.[7]（P105）在現代工業社會，專業化分工使單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具有社會性，這種社會化的生產表現為在各個生產單位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產品數量和種類的比例制約。一個生產單位要能夠用自己的產品向其他一些生產單位換回自己需要的產品，首先必須使自己生產的產品在數量和種類上剛好是社會所需要的。然而，在宏微觀經濟分裂的背景下，直接制約每個生產單位的是成本-收益或純貨幣收入，而不是生產單位之間的比例關系。一個生產單位只有在它的成本-收益比率小于1的情況下，其生產活動才能得以正常進行下去。任何一個生產單位都不知道，也不必考慮生產單位之間的比例關系，但是它們都十分清楚成本-收益制約對自己具有生死存亡的意義。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這種成本-收益制約表現為“純貨幣收入”或利潤制約。

受“純貨幣收入”制約的生產單位如果只是為社會需要進行生產，從而以單純提供使用價值為生產的目的，那么就大多數的生產單位而言，不是會陷入低效率的困境，就是會面臨破產的危險。相反，如果生產單位的經濟活動是為了“純貨幣收入”,那么就大多數的生產單位而言，則是高效率的。

因此，在微觀經濟層面，每個生產單位只能根據由商品貨幣關系產生并反映著商品貨幣關系變動的一種“物的顯示器”即價格，來在相互競爭中被動地組織和協調其經濟活動，從而使整個社會生產過程置于價格的控制與支配之下。而包含了競爭關系和供求關系的所謂價格在這種組織和協調中所起的作用，實際上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調節。因為市場并不是一種超人的神秘力量---一只遠離人類的血肉之軀，“看不見”而又無處不在的“手”的力量，市場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物的力量，即由貨幣衍生的作為商品交換價值外在表現和反映價值規律的價格的力量，本質上是“與每個個人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相互之間的社會關系，在不受他們支配，卻反而支配他們時所形成的一種社會力量”.[8]（P225）市場自發調節在微觀經濟層面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能夠迅速和大量地提供生產和消費的各種信息，使每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只需從市場選擇與其有直接關系的極為有限的信息，而不必去掌握全部的信息，就能有效決定自己的消費或生產行為，并使微觀經濟活動具有活力和效率，進而有力支撐宏觀經濟的良性運行?？梢哉f，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像市場那樣，能如此強有力地持續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因此，如果僅從微觀經濟層面來看，由于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一種社會結構都無法取代市場來控制和支配整個社會生產過程，盡量排除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結構的人為干預，使市場在自發調節千百萬個生產單位的經濟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內在地成為確保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客觀要求。

然而，必須馬上補上一句的是，在迄今為止的人類經濟活動的歷史中，還沒有哪一種力量能像市場那樣，給人類造成如此巨大的“工業災難”,例如大規模的破產和失業、劇烈的經濟周期波動、惡性通貨膨脹以及嚴重的資源和環境破壞等。市場的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層面。市場能使微觀經濟活動具有活力和效率，往往是以宏觀經濟偏離均衡位置從而導致社會再生產中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難以順利實現為代價的。在宏微觀經濟分裂的背景下，在成本-收益制約下的每一個生產單位都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把成本-收益的比值限制在小于1的范圍內，從而不斷突破生產單位之間的比例制約而不是保持現存的比例，就成為獲得最大“純貨幣收入”的必要條件。只要在一定時期內不導致比例關系的嚴重失調，則屬于現代工業發展的一種正常狀態。然而，一旦較多生產單位突破現存比例關系達到嚴重失調的程度，以致超出宏觀經濟層面均衡制約下的非均衡區限，導致許多生產單位進行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無法順利實現，那么就意味著宏觀經濟賴以有序運行的微觀經濟基礎遭到了破壞，其結果必然是爆發經濟危機，引發巨大的“工業災難”.此外，市場還會使競爭走向壟斷，以及造成社會分配不均等，而這些也必然會瓦解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基礎，進而危及宏觀經濟的良性運行。而一旦宏觀經濟層面爆發經濟危機或無法良性運行，則必將嚴重制約微觀經濟層面經濟活動的活力和效率。正如馬克思所言：“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由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盵7]（P102）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從私人利益與實現私人利益的社會條件之間的關系上，揭示了宏觀經濟層面對微觀經濟層面的制約關系。

因此，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如果完全聽任市場對經濟進行自發調節，任由各個生產單位無視宏觀經濟層面比例制約而追逐各自的最大“純貨幣收入”,就必然會引發災難性的后果，從而破壞市場自發調節的前提和基礎。于是，借助市場之外的力量對各個生產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自覺調節，盡量將其納入有計劃按比例的軌道，就顯得極為必要。而由于政府在整個國家范圍內壟斷著龐大的政治、經濟和其他資源，其在自覺調節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恐怕是其他任何社會結構都無法取代的。

事實上，自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產生以來，政府干預就始終極其重要，必不可少。然而，如同市場調節一樣，政府干預也會產生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公平公正的經濟秩序和主動調節總供求，來促使各個生產單位進行有序競爭，引導各個生產單位在競爭中對其所生產的產品的數量和種類進行符合宏觀經濟層面比例制約的調整。另一方面，在宏微觀經濟分裂的背景下，政府在掌握市場經濟中諸多紛繁復雜的信息方面必然會遭受有限理性的制約，其所建立的經濟秩序有時并不能真正實現公平公正的目標，甚至往往有可能造成有損公平公正目標的反面效果。此外，政府對宏觀經濟層面總供求的調節，還有可能會在微觀經濟層面削弱成本-收益對各個生產單位的制約作用，從而妨礙和抑制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影響到微觀經濟的活力和效率。

可見，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本質上是微觀經濟層面的個體私人利益與宏觀經濟層面的社會公共利益及其相互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既相互矛盾和對立又相互依賴和統一的。如果片面夸大市場與政府的相互矛盾和對立，忽視甚至無視二者的相互依賴和統一，那么在理論認識上就必然不夠全面和客觀，在政策實踐中就必然會犯過于偏向市場自由主義或政府干預主義的錯誤。

因此，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應盡可能地實現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重要作用的有機結合，以最大限度地緩解其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擴大其相互依賴和統一的一面。然而，由于宏微觀經濟的分裂，二者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體現得更為直接和具體，其相互依賴和統一的一面體現得相對間接和抽象，從而導致人們在認識和處理二者及其相互關系時，大多是以二者存在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為前提和基礎的，而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忽視甚至無視二者相互依賴和統一的一面。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更為強調市場與政府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宏微觀經濟的分裂至少是其內在根源之一。

當然，由于“現實的市場經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受技術、經濟、法律、政治和歷史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9]一個普遍適用的抽象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的最優模式是不存在的?？v觀西方不同歷史階段有關市場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的爭論，不難發現，如果結合不同學者或學派的理論當時產生的具體歷史條件，大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因此，在把握一定社會具體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時，還必須結合一定社會具體的歷史條件來進行。

四、如何正確把握我國當前歷史條件下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

如果說，在之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宏微觀經濟是不曾分裂地直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每個生產單位的供求直接構成社會總供求的一部分，那么，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宏微觀經濟在相互依賴的同時也隨之分裂。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前面的分析，就需要將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政府的重要作用有機結合起來，以最大限度地緩解二者相互矛盾和對立的一面，擴大二者相互依賴和統一的一面。

然而，坦率地講，對于市場和政府及其相互關系，我們在理論認識上和政策實踐中把握的還不夠理想，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現為：在理論認識上片面強調市場和政府的矛盾和對立，從而導致實踐中無法正確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一方面，當某些領域的市場發育還不成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協調千百萬生產單位的經濟活動時，政府在沒有建立起有效管理秩序的情況下，卻過早地放棄了進行干預的政策措施，從而導致這些領域經濟活動嚴重失序，而沒有秩序的自發競爭只能導致混亂。當前存在的高房價、高藥價、亂漲價、低福利、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食藥品安全、立法執法不嚴、行賄受賄嚴重、勞資沖突頻發、教育和城鎮化的質量不高等民生領域的難題，大都與政府干預缺位而任由不夠成熟的市場自發調節有很大的關系。而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政府干預過度或不當從而妨礙市場決定性作用發揮的問題。近幾年來，由于產能嚴重過剩，我國政府調節的重點在擴大需求，而較少真正采取有力措施通過促使諸如人力資本、稀缺資源、高新技術等供給要素的增長或創新以提高生產能力，從而導致人力資本增長緩慢、初級產品不足和國家生物圈所能承受的工業化破壞相當嚴重，以及政府因調節經濟過度地占有和使用有限的資源（其典型的表現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基于不可持續的土地收入而高速運轉并大量舉債融資，且大多投資效率低下），使得一般勞動力、普通資源和高能耗生產設備等生產要素過剩的同時，高技術勞動力、初級產品和不可再生能源等生產要素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需求管理政策必然會引起供給不足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形成通貨膨脹壓力。而通貨膨脹壓力則加劇了供給不足生產要素對供給過剩生產要素的瓶頸效應，從而使某些過剩的生產要素的過剩情況更為惡化?？梢哉f，政府干預過度或不當是當前我國經濟遭遇類似于西方國家20世紀70年代滯脹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我國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要求，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理論觀點，力圖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這一重要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準確反映了宏微觀經濟相互分裂下市場與政府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必將對我國今后相當長時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然而，不同學派和利益群體由于所持的市場經濟觀不同甚至對立（主要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市場經濟觀和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市場經濟觀的不同甚至對立），對這一重要思想的詮釋卻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無疑，這不利于正確總結之前的經驗教訓，也不利于未來的改革與發展實踐。

因此，這里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本文以為，對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應基于宏微觀經濟分裂的背景，結合我國現實國情，大致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必然存在宏微觀經濟的分裂，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的中國與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并無差異。因此，在政策實踐中必須注重將市場的決定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有機結合起來。這就必然要求盡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規范市場環境和秩序，并使政府干預建立在規范和科學的基礎之上。所謂規范，是指政府干預要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消除隨意性。所謂科學，是指政府干預的具體政策或措施應具備充分的理論基礎、事實依據以及前瞻性，能夠有效抑制經濟波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二，宏微觀經濟分裂下的社會化生產是一種非直接的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既在普遍的經濟聯系中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又在普遍的經濟分裂中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從歷史進步論的觀點來看，在其內部必將產生否定這種生產方式的新的生產方式，即直接的社會生產，從而向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計劃經濟發展而去。因此，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具有歷史性，市場的決定作用自然也具有歷史性，即當市場經濟最終被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所取代時，市場的決定作用也將不復存在。

第三，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和主導地位，代表個體私人利益的市場與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政府相互依賴和統一的一面更為凸顯，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與私有企業和私有壟斷公司具有反國家調控的特點不同，公有制 企 業 一 般 是 愿 意 服 從 和 配 合 國 家 調 控的?！?/p>

因此，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不同，具備實現市場的決定作用與政府的重要作用真正有機結合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的根本特征。

正如張宇所言：“市場有效，黨政有為，根基牢固，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p>

第四，那些新自由主義理論影響下的觀點，如將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市場與政府及其相互關系美化為永恒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最優模式，認為既然實行市場經濟，就必須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全面實行私有化，國家越少干預越好等，既不符合生產社會化不斷提高的基本歷史趨勢，也不符合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傳統獨特、區域發展不平衡、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等現實國情，必須對其保持高度警惕，在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和主導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在讓市場起決定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視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

[2]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列 寧 選 集 [M].第1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1995.

[6]弗里德曼。自由選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方興起。市場經濟觀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

[9]張宇。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J].紅旗文稿，2014,（8）。

[10]程恩富，高建昆。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兼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雙重調節論[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4,（1）。